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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活下去》

第七章 未来报复的基础



黎明时分,鲍曼离开了柏林。

  他驱车前往波茨坦。在那里的森林中有一座建筑,四周是高高的围坡,由五名纳粹党老战士和绍勒派来的三名党卫队军官负责警卫。门格尔博士在这里建立了“AE—2”特别实验室,它的编制是野战医院。这是鲍曼的超级机密,连元首也不知道。

  深夜,遮住车窗的汽车把候选的人送到这里。他们那是按鲍曼的吩咐挑选出来的最忠于他的人。

  门格尔在这里实施整形外科手术,第一个接受手术的是党卫队突击大队长格罗斯。他是“老战士”的儿子,父亲是鲍曼的朋友,在二十年代的那次审判中保护过鲍曼。他私下暗不过律师们,认定鲍曼进行谋杀是同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斗争小的自卫行为。二十二年后的今天,鲍曼帮助小格罗斯了解今后在美国犹太人中的工作。小格罗斯说得一口流利英语,他曾在艾希曼手下干过,帮助过瓦尔吉鲁·劳福试验杀人汽车,这种车用来杀害犹太儿童。

  门格尔改变了格罗斯鼻子的轮廓,把鼻梁变低了,并刺上“1597842”的冲锋队号码: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被害之前都被刻上这类号码。

  鲁道夫·维特洛夫第二个被送进“AE—2”实验室。他在俄国受过教育,父亲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销售部门厂作。他从小在俄国学校上学,俄语说得很好,曾在缪勒主管的“红色乐队”案件小组实习。门格尔在维特洛夫的额头搞了一道伤疤,刺上斯大林像和“死亡属于德国占领者”的字。

  今天门格尔要进行的第三例手术是克劳斯.诺伊曼,他准备打入阿拉伯反君主主义极端分子之中。

  鲍曼要分别同这三个人谈话。根据秘密活动原则,这三个人彼此不能见面。

  鲍曼的汽车人疮痍满目的城市中行驶着。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做出决定,在同三个人谈话时,是否把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他在犹豫:是仅仅让日己的人深入敌后隐蔽起来呢?还是应当说出人人都已清楚的话——我们失败了,假如不出现奇迹,今后几个月内战争就要结束,你们最最重要的任务是献身于复兴纳粹的是业。我们的运动的魔力在于:我们公开地一心一意地向雅利安人的优秀代表宣扬争取强者地位斗争的可行性。是的,看来我们在某些地方犯了错误,过份强调了一些日尔曼人的绝对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应当在全球一切可能首先燃起希望之火的地方,点燃国家社会主义独特的火焰。是的,今后我们将清算这种错误,而你们,正是你们将成为保存火种的人。当全球燃起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之火时,德同人将成为统治者。没有任何阶级,这是带有犹太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任和将来都不会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处处游说的国际主义友谊。每个人只考虑自己,没有任何社会矛盾,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组成的社会,那么血缘的纯正就是雅利安人社会幸福生活的保证。

  鲍曼明白,倘若此刻他不对他派遣的人讲实话,那么他这位真正的、尽管尚未宣布的元首继承人的事业将蒙受一定的损失,但他考虑到,为他挑选的这些人受到的完全是盲目疯狂祟拜希特勒的教育,如果坦白地说帝国的末日近了,那么要预见这些人对此有何反应是不可能的。他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些人中会有人写信给元首,指控鲍曼叛变,散布耸入听闻的消息,并且要求对他进行审判。已有过一些儿子告发父亲的案例:“他竟敢说是元首输掉了这场战争。”帝国法庭庭长弗莱斯列尔让鲍曼看了这些信,激动得泪水满面:“有这些孩子一样的爱国者,我们能战胜任何敌人!”

  鲍曼不再去想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是个有毅力的人,不仅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善于驾驭自己的思维。但是三月初他到奥地利的林茨去了两天,处理有关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安置和保存问题的纳粹党事务。这些从俄国、波兰、法国掠来的珍品价值九亿七千万美元。他看到了后撤的帝国外交部所在的大楼和保加利亚、赫尔瓦迪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的大楼。此时他感到一种对昔日的威风的惋惜。他完全清楚——一切都结束了。一种无力的感觉让他心灰意冷,这不是由于战场上的溃败,也不是由于缪勒的盖世太保关于全面破坏的工作报告和纳粹党各地方组织有关饥饿和疾病状况的报告。眼下他呆在暗堡里,追随元首左右。日程表日复一日,严格重复:通讯联络畅通,希特勒自如地使用地图和各部门的报告——他,鲍曼感到平静。在帝国的地下办公室听不到炸弹的巨响。他有一间很好的办公室。党卫队军官象以往一样衣着整洁,将军们不时赶来报告情况,强大的幻觉尚未打破,帝国仍然占领着丹麦、意大利北部、荷兰和挪威。党卫军的部队驻扎在奥地利,继续守卫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部的局势令人忧虑,然而民族必须殊死奋战,谁愿意自杀?

  红军会杀掉所有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德国人将保卫每一幢楼房,每一条街巷,每一块田野,每一座板棚——说到民族的肉体的存在,占优势的是血液中神秘的因子……

  就在离开林茨的时候,鲍曼第一次考虑业已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不等元首下令,独自做出决定。也就在这里,他的头脑中开始艰难而胆怯地考虑自己的救生计划。起初,他不敢承认这个计划在他心中已经成熟。他把这个念头抛到脑后,他很会这样做。然而,在朱可夫元帅开始准备进攻柏林时,在罗森堡给他读完《红星报》和《真理报》译文专辑之后,鲍曼明白,犹豫不定的时期结束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

  戈培尔多少也帮了些忙,他现在已经加入了联盟,这样就彻底排除了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

  四月份戈培尔来找鲍曼,他拿来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发表在《红星报》上的文章译文,题目是“爱伦堡同志看得太简单了”。

  “俄国人在请德国人跳华尔兹。”戈培尔欣喜地说。

  鲍曼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内容是说德国人是不同的,不仅仅有敌儿现在是在注定的胜利之后决定两国之间将是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了。

  戈培尔接着大谈斯大林的天真,德国人永远是野蛮的亚细亚人的敌人.而鲍曼被一种意外的想法搞得浑身发凉——如果莫斯科真的向他伸出手呢?

  为什么这篇文章中就不包含这层意思呢?

  在三月底,鲍曼已经拟定了自己的救生计划,以自己的派遣行动为基础。

  他决定从现在起绝不再妨碍希姆莱或者舒伦堡同西方建立联系。同时,缪勒也将在这种联系中给予帮助,尽量不动谈判者一根毫毛。不过需要让有关谈判的情报经常不断地送到莫斯科,送到斯大林手上。让他等着吧,让他去认为,希姆莱和杜勒斯就要在某一良辰订立城下之盟。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应当让希姆莱在谈判中真的搞出些实质性结果,让他去干好啦。应当劝元首把所有的作战部队从西线调往东线。还要向总参谋部施加压力,赶走古德里安,把克莱勃斯安排在这个位置。克莱勃斯会讲俄语,曾在莫斯科担任驻苏武官。一旦西线敞开,美军长驱直入柏林,就应当向斯大林提出和平建议。是的,一方面用希姆莱来威胁,另一方面用帝国武装力量和古德里安、凯塞林、盖伦这样的高层指挥宫的失控来恫吓,向斯大林提供一些文件,证明雅尔塔协定是一纸空文。要让斯大林认

  为,克里姆林宫可以做出有选择的决定:要么是美国人占领柏林,并以此占领欧洲;要么是鲍曼的新德国,是的,正是他的德国,这个国家准备赶走美国财阀的军队,一旦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立即同俄国媾和。

  “时间不多了,”鲍曼心中说,“时间少得可怜,而我要过的关卡太多。紧迫时无法循序渐进,不过,倘若我最终能把握住节奏,那我就有机会去考虑继续我毕生的事业,而不是逃命。”

  ……正是这时他想到了施季里茨。

  就在他返回柏林之后,他打电话叫来缪勒,吩咐准备古德里安和盖伦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鲍曼向缪勒询问,谁能将希姆莱和他的班子进行的秘密接触告诉克里姆林宫。

  恰恰是这个原因,才使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后没有立即被捕。他是鲍曼开始进行的阴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帝国的官员在官场上被安排在严格明确的位置上,一旦明确了权力和职责之后,便成为一部机器上的某些零件,他们在保证这部机器协调运转。现在,在帝国崩溃前夕,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如何从行将倾覆的车厢中跳出去,如何躲藏起来。

  既然那些丧失社会意识的人有良心上的矛盾,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丧失原则、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出卖失意的朋友、压制健全的理性和逻辑,已经在他们为元首效劳时所获得的利益中得到补偿,那么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局势则更使这些官员为了自身肉体的得救而停止了内部倾轧。从“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开始,每个人都准备把受到崇拜的元首抛在一边,哪怕只是得到他自己活命的徒有虚名的保证。

  ……听完鲍曼的话,缪勒立即明白绝不能告诉他施季里茨同俄国秘密机构的接触。

  缪勒有自己的救生计划,然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与鲍曼不谋而合,于是他说;“假如您有时间见到施李里茨,帝国部长,假如他决定返回德国,给您打电话并顺利到达您指定的地点,那么我请求您,在帮助他理解未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您现在的主要任务与已经完成的任务绝对不同;您的任务是保护舒伦堡和他的人,您必须绝对保守他们谈判的秘密,不仅是避免元首失望,而且.是为了不让这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目前还不清楚谁在真正利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的谈判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让莫斯科知道进行这些谈判的事实,这是顶顶重要的。”

  当时鲍曼用特殊的——审慎而估量——目光望着缪勒,不过他没有提问题,他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喜欢遵守儿童游戏的规则:不说“是”与“否”,不指明“黑”与‘白”。如果缪勒认为有必要谈谈他所想要知道的关于施季里茨的情况的话,他会这样做的。让缪勒去管吧,他知道这个计谋是如何安排的。难道他会让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参与这一讨论吗?当然不会。可如果他这样做了呢?那又会怎样呢?他是行家,会考虑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他去吧。应当学会抛开多余的东西,在头脑中只保留重要思想的轮廓,具体细节由行家们负责。我,政治家马丁.鲍曼提出构想,我的助手的任务是把它变成现实。显然,他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精神。我与欧洲息息相关,让秘密警察去考虑怎样在我的事业中帮助我。执行者要为细节负责,否则唯他们是问。思想是不受管辖的。

  一到“AE—2”实验室,鲍曼立即找到了同候选人谈话的第三种方式,这也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愉快、友好的方式,去进行一次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光辉理想而斗争的同志式的坦率谈话。

  接头暗语、银行帐号,一句话,所有细节他的人都已经知道。联络方式已经商定,只剩下话别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不过,格罗斯没什么说的了。在自己的工作方面,他是了不远的专家——艾希曼比罗森堡更在行。实践者总是比理论家更懂行,维特洛夫非常了解俄国,缪勒和卡尔登布龙纳对他的业务素质评价很高。诺伊曼在亚历山德里亚长大成人,他的父亲与鲁道夫•赫斯一家交情甚好。同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应当这样进行,以便使他们注意在世界各地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复苏的征兆。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十分准确、没有任何幻想地加以说明,仅仅是对现实的冷静分析,而不是别的什么。

  ……在大门口迎接鲍曼的门格尔说:“您今天情绪真好,帝国部长!”

  “是这样。”鲍曼回答,拍了拍门格尔的脖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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