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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活下去》

第五章 包围圈中的窒息感



“您为什么不对准自己的额头射进一粒子弹呢?旗队长。”舒伦堡把他那柔软而纤弱的手搭在施季里茨的肩上问道。“我保证为您举行盛大的葬礼。”

  “我是个逻辑学家,”施季里茨答道,“象我这号人害怕过分加快事件的进程: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活着的人还需要你哩……”

  “可是,您死了对我来说恰恰更有利。”

  “那么,就有人承担沃尔夫与杜勒斯谈判失败的责任了?”

  舒伦堡叹了一口气:“当然喽……好啦,坦白地说,您和缪勒谈了些什么?”

  “在瑞士的活动情况。”

  “说老实话,他用什么办法制服了您?”

  “用知识。他比我知道的还多,他什么都知道。”

  “假如他全都知道,您可就要被吊死在拷问架上了,我也就要同卡纳里斯关在一起了。他只不过只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罢了。现在我又需要您的牧师了……还有一个人,通过他能把假话报送给您的新靠山——缪勒。您感兴趣的是,尽管您招彩情办糟了,为什么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和您谈话吧?”

  “不是我办糟的。”

  “那么是谁呢?”

  “我们,我们大伙。首先是沃尔夫。”

  “您想过您说的话吗?”

  “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常常在想……那您又是为什么不顾我把事情搞坏还仍然对我这么坦率呢?”

  “因为您已经洁楚:把自己和缪勒牢牢地缚在—起是不理智的。我们谍报人员将来可以脱身。他是秘密警察,注定要溺死……你真的去过他那里吗?”

  “是的。”

  “他叫您去的吗?还要背着我?”

  “这一切您本来就很清楚,队长……我认为在巴塞尔附近我送什拉格牧师过境处我们那个‘窗口’的边防军官已被缪勒收买了,无论怎么说,这个‘窗口’是您私人的,没有在秘密警察的材料中备过案……缪勒通过这个军官发现了牧师。他们在老头的背后安上了‘尾巴’。因为目前巴伐利亚人在瑞士的阵地仍然很强大,根据我和您的计划,牧师猎取的目标是杜勒斯。他让牧师与沃尔夫接上了头;年青的国家刚刚开始搞谍报工作,还缺乏经验——所以暴露了。因为牧师是我名下的人,所缪勒把我退得无路可走了。他告诉我的事情还不到他知道的百分之一,可是他什么都知道,我必须把我们的谈话向他报告……我们买卖弱肉强食的法则是可恶的,但买卖毕竟不是我开的……”

  “也不是我开的……关于我们的谈话,您要告诉他们些什么呢?”

  “您所许可的部分……”

  “缪勒在为帝国部长鲍曼工作,这您很清楚。”

  “这一阶段没有出现鲍曼的影子,旅队长。”

  “由于他对周围人的鄙视,可怜的鲍曼他的心都碎了,施季里茨,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继续生活。”

  “这是为了进行某种阴谋在摆布我。”施季里茨心里说,“他们都了解这件事,而我却无法弄个水落石出。他们在戏弄我,倘若我不明白每一步棋的份量,那我的死期显然快到了。缪勒也好,舒伦堡也好,为什么都在耍弄着自己的把戏呢?他们交换了看法?看来是这样,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谈吐上太相同了,没有丝毫两样。不过,这对我还是有利的。一种狂热的力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各自明确了自己的作用,他们的谈吐必然结结巴巴、相互重复。”

  “哪里,”施季里茨终于又开口了,“如果肝、肾、大脑机能正常,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也能对付着活一阵子。如果一个人由于傲慢的鄙视而心碎的话,他头脑中有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他就能生存。”

  “恩!聪明!您是个聪明人,所以我原谅您,若是别人,无论是谁我也不会原谅的。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向您隐瞒什么。如果我证实了您的叛逆,您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们不是学生啦,在打架前还要用些空话彼此恫吓。就是这样,如果您知道我和您的上司希姆莱在想什么,元首的继承人戈林元帅在想什么,古德里安、蒂佩尔斯基希和盖伦在办公室里谈论什么的话,那么无论是我还是您都无法了解鲍曼的心思。他在十分具体地考虑着不久的将来所进行的事情,您没有发现?”

  “我想您搞错了,他同元首不可分离。”

  “施季里茨,不需要。他和元首的助手施特劳塞形影不离,然而却出卖了他。他同纳粹的偶像冲锋队首脑罗姆关系密切,却参与了处死他的行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坦率地和您谈话吗?要知道我们从未这样清楚地披露问题的实质,明白吗?”

  “不明白。”

  “朱可夫马上要进攻柏林,施季里茨,这就是结局,尽管我们可以在塞洛夫高地延缓他们坦克的行动。昨天晚上盖伦向元首报告,俄国人的兵力超出我们四停。就是这样。我亲耳听到的。您打算死在帝国大厦的废墟下吗?我是不想,所以我向您伸出了手,您要是抓住它并起誓,您只为我的事业效力,那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也许是我们三人……”

  “谁是第三者?”

  舒伦堡迟迟没有出声:“如果是缪勒呢?”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已建立了良好关系?”

  “和他不会有什么良好关系,但可以有工作关系。他的事业就是他的性命,所以他准备为此豁出性命。”

  “可您不觉得缪勒是使您陷于灭顶之灾的法码吗?”

  “是使我们,”舒伦堡在纠正他的话,“我们,施季里茨,不应该独往独来,不应当。缪勒有的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情报。他处理俄国人的‘红色乐队’案件,我只是参加了国外行动。他单独在柏林进行调查,他留了一手,他绝不会拆掉所有的桥。我深信,他留下了某个支撑点,等着莫斯科来的新客人。”

  “也许打入韦丁和波茨坦的报务员也在等客人?”施季里茨心里想,“为什么不是?头一个客人就是我。”

  舒伦堡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认真地看着涂蜡火柴燃尽,然后右手象乐队指挥似的一场,把火柴梗扔在烟灰缸内。他接着说,“他同俄国谍报机构的秘密小组打过交道,1940年底我去过,您大概记得这项工作——”

  “记得。”施季里茨回答。

  (怎么会记不得呢——该小组的失败几乎要了他的脑袋,一个地下工作者经不住拷打变节了,提供了证词,幸亏施季里茨从未和他接过头,他的接头人从检查员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去了。)

  “他主管舒尔茨——博依森和哈尔纳克一案,他知道这个小组中行人留下潜伏起来。他负责安东·基夫科夫案件——我就不提七月二十日阴谋的参加者了,他们许多人的情况缪勒都知道。西方有人想窥探俄国谍报机关在帝国的秘密,他们对上述情况不大感兴趣,此人是杜勒斯,但是将来这种兴趣会变得贪婪而不可遏止。”

  “杜勒斯现在关心的是与将军阴谋有关的一切,旅队长,”施季里茨指出,“他需要一个神话,他对此案很有兴趣,消您相信。您是正确的,现在杜勒斯满脑子想的都是帝国内的俄国情报网。您认为,假如缪勒把我们的案卷随身带走,就不会被绞死吗?”

  “如果在失败后他马上被擒,那他们可能匆匆忙忙把他绞死。但要知道,在我们任务的条件中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要被捕,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以后就不那么可伯了,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情绪稳定后就需要做事情了,做正经的事。”

  “您认为,缪勒也知道怎样逃走?”

  “毫无疑问。他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

  “有事实吗?”

  “有事实。我知道这些家史,施季里茨,而且我已经暗示过他。他在估价各种力量,他已对我的力量进行了估价。他对俄国问题的了解使我们的联盟尤为宝贵,我们将成为某种咨询事务所——‘项目完成之后用现金支付,款子汇入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我们保证质量。为了使我的没想逐步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两个人,其小一人必须有犹太血统,当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四分之一的血统,假如是八分之一的就更好啦。艾希曼有一套出色的卡片。他必须搞这些卡片。在此之前,派他去参加一次行动。”

  “究竟是什么行动?”

  “您派他去瑞士。他在里干什么,我以后再说,我会给他提供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什么目的?我想拯救那些注定要在集中营里被消灭的犹太宗教狂。”

  “首先,我眼下不知道我和谁打交道,旅队长;其次,我无法想象我准备让此人干什么,我们假没艾希曼是一个有用的人物。”

  舒伦堡又点上一支烟,似乎没有听到施季里茨提的问题,接着自己的话头往下说:“第一个人叫塔格玛·弗莱塔尔,”舒伦堡把桌上一个案卷推到施季里茨面前,“您在日己办公室里看一下,完了要还给我。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首先她很美,其次她很能干。她的母亲是瑞典人!您必须在二三天内让她学会联络方法,并派住斯德哥尔摩,不能迟于这个期限。在那边,她化装为文学博士、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文化的专家。她要做的主要是去找贝纳尔多特伯爵,而不是呆在图书馆钻研日尔曼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共同性。明白吗?我这一轮华尔兹舞要从伯爵开始,施季里茨。缪勒暗示,鲍曼已知道您的名字,您与我们驻伯尔尼使馆负责党务的参赞见过面,不是这样吗?鲍曼显然对您产生了兴趣,所以您受到了保护——在一段时间内,避开了来自卡尔登布龙纳或者缪勒方面的各种意外事情。不过,要是鲍曼对贝纳尔多特的了解危害到我的事业,我就要亲自处死您,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被挤进了死角,旅队长。我认为,我的每一步都将受到监视,我觉得有人在我说的每句话里寻找不实之词。怎么,这甚至比生存更有意思?不过处死我,而且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是不合适的,这会使您遭到难以补救的可怕回击。我可以走了吗?”

  舒他堡两眼发直,日光中流露出病态的神情,用讥讽但宽厚的口吻问:“您疯啦?”

  “我和大家一样肯定要死的,但千万别是由于神经错乱。”

  “请问,您对我的恐吓指的是什么?”

  “不,我不会告诉您。”

  “您怎么敢,施季……”

  “我敢!”施季里茨打断舒伦堡的话,站起身,“一切都结束了,旅队长,一切。没有长官,没有下属。有聪明人也有傻瓜,有博学多识的人也有愚昧无知的人。随着失败,社会在分裂,美好与野蛮暴露出来,没有什么宽恕,惟有真理。肩膀上长着脑袋,能够认识和记忆的人都会活下去。因此,现在您对我的兴趣决不逊于我对您的兴趣。倘若不是,愿上帝保佑您。我不怕死。因为我暗中祈祷至高无上的神,尽管元首禁止这样做。”

  舒伦堡从桌旁站起,有气无力地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尔后他站在密的、玻璃上用纸条贴成“米”字,防止玻璃被爆炸气浪冲破,碎片四处飞溅。他叹了口气,痛苦地说:“我更喜欢您了,施季里茨。好一个坏蛋!总而言之,一切的确如此,我们,上层人把国家输掉了。您衬权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行自己的权力。走吧,在艾希曼那里为我找出一个聪明、不幸并且已经绝望的犹太人。他必须在蒙特勒同瑞士的犹太教牧师接头,并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同瑞土前总统穆吉接触。在您向我报告‘他准备行动,如果他出卖我们,我就自杀’之后,我将告诉您,他要去做一笔什么交易,开的是什么价钱。绕这么个弯子您有什么想法?”

  施季里茨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嗨,希特勒!”

  ……缪勒迟钝地盯着施季里茨,满面愠色。

  “是的,”他终于说话了,“您正确地看出了我的每一步棋。我的确已开始行动。是的,我的确同舒伦堡就协调某些步骤达成了协议。是的,我的确准备好可以在近期内同杜勒斯的人做交易的案卷。是的,我的汉斯的确要向我报告您的一举一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您去做舒伦堡吩咐的事情时不要被舒伦堡收拾了。所以您别着急,施季里茨,不要着急!而且不要想在鲍曼面前暴露自己,象在我面前一样。咳,我和舒伦堡必须去判断别人的想法。鲍曼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发号施令很容易,执行命令却很难。”

  缪勒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拧开厚厚的柜门,取出一部卷宗,放在施季里茨面前。

  “这是卡纳里斯将军的案卷。别去管方法上的混乱。这个不幸的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但这里所收集的东西将说明我希望得救的原因。我指的是美国人同俄国人的厮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继续存在。看看吧,我相信您就象相信我自己,看看吧,对此您应当有所了解。”

  “接近白宫的情报来源通知我,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罗斯福总统就下令组建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收集政治情报、进行反宣传的组织。

  “该机构由五十八岁的比尔•约瑟夫.杜诺万自责。按照罗斯福最初的设想,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杜诺万最终使战略情报局从军队中分离了出来。

  这件事的主持者是胡佛总统系统被人称作“蛮子”的共和党人,即“铁腕”人物的崇拜者五十八岁的杜诺万;他是执政的罗斯福民主党的公开反对者,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其性格来说是一个否认任何权威,当然不包括自己的权威在内的叛逆者。他是一位百万富翁,一位为华尔街无冕之王们效劳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被任命为战略局局长后,“蛮子比尔”立即和罗斯福的一位亲信——戏剧家罗伯特•舍尔武德发生了冲突,此人是总统的所有讲活重点的起草者,所以也是被派往“局”里的第一个人。

  任何主张都是在负责日常事务者的影咱下在实际中得以贯彻的,往往修改甚至是最好计划的人并不是提出设想的人,而恰恰是那些负责把设想变为事实的人。

  根据罗斯福最初的没想,战略局应隶属陆、海.空三军联合参谋部,但作为曾获美国三次最高奖赏、参加过第—次世界大战的元老杜诺万,竟然能使战略局与陆海军脱离了关系。

  杜诺万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他擅于玩弄手碗,他把许多出身于西点军校即被认为量陆军系统的干部军人搜罗到战略局——这种做法稳住了将军们;然后“蛮子比尔”又把战略局的大门向“文职人员”打开——这些人是代表行会和银行利益的。因为美国早有这么一种惯例,即学校的财政资助通常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行会,而学校则须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偿还这笔资助,因而各最有名望学府的名教授和工业、财政界的领袖都参加了战略局。

  当杜诺万把忠于自己的人组成的参谋团集中到自己的周围后——最初其中有名的人物有“美国钢铁公司”的代表路易斯·里姆、夏威夷的资本巨头千万富翁闽毙勿阿捷尔顿·理查尔茨、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弗顿·罗杰斯、纽约银行家詹姆斯·瓦尔布格,——战略局局长说:

  “朋友们,要着手做任何一件工作,都应该弄明白,我们想看到一个什么结局。如果看着国务院官僚们的眼色行事,我们将寸步不前。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罗马,曼谷和柏林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为美国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德国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杜诺万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我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眼看就要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杜诺万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斯大林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希特勒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西点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谢尔曼·肯特和埃弗区·基尔克帕特里克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杜诺万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犹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从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弗朗哥元帅和帝国元帅戈林的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杜诺万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德国共产党人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尔库泽那样能就帝过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左翼分子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纳粹分子并在欧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欧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杜诺万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詹姆士.迈尔菲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左翼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罢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杜诺万作证词的那几天,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阿尔图尔·什列辛泽尔,列奥纳尔德·米克尔和莱伊.克拉因等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杜诺万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杜诺万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欧洲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思想左倾人士,因为思想右倾的人在内心总是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的),杜诺万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左倾哲学家格尔别尔特.马尔库泽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朱尼乌斯•摩根或他的亲兄弟亨利,或亿万富翁凡杰尔比利特、或亿万富翁杜耶,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右倾和坚决反俄而著名。

  波斯顿银行副总裁控制着与希腊和南斯拉夫地下活动的一切联系。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瓦尔特·汤普森·爱德威尔泰辛格•爱德任西——提名自己的人担任战略局计划处处长;杜诺万把驻伦敦精神作战处,战略局开罗组和卡萨布兰卡‘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标准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西班牙和瑞士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布加勒斯特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罗马尼亚石油产地监视网。

  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泥拉蒙影片公刁——则要求得到战略局驻瑞典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可以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哥德曼——萨契斯公司”为战略局投资两分万美元,帮助杜诺万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梅隆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卢森堡、马德里和日内瓦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交给梅隆家族。保罗·梅隆的妹抹阿丽萨,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勃柳斯,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纳粹倾向”的产儿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帝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蛮子比尔”在战略局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俄国小组。”

  胡佛因为不知道美国右翼力量领导人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平静的;当一九四二年元月战略局的两个年轻工作人员收买了西班牙使馆的警卫人员,潜入最神圣的外交使团密码译电员名为“被保护”的房间内,正要对密码簿拍照时,胡佛的秘书喊醒了胡佛——杜诺万插手联邦调查局事务的“背信弃义”的消息事关重大;胡佛给其副手通了一个电活说:

  “对‘蛮于比尔’采取一次行动,他干得太过分了,真是忘乎所以!”

  事过数月,杜诺万的属员又一次潜入弗朗哥的使馆,联邦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比利牛斯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杜社诺万来到白宫。

  胡沸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比尔,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是战略局的伙伴们在那里执行任务!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您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胡佛给忘掉了……”

  数月后,杜诺万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敌人”才重归于好。杜诺万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弗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帝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弗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弗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独裁者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弗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但帝国的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马德里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佛朗哥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杜诺万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佛朗哥采取有利于盟国的行动方针。

  杜诺万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马德里,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斯季尔,他立刻在马德里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格列戈里·托马斯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比利牛斯山那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弗朗哥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多乌恩斯在伦敦会见了西班牙共和目前总统涅格林,多乌恩斯说,如果弗朗哥追随轴心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西班牙外长召见了美国大使哈伊耶斯:“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正在我国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马德里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佛朗哥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西班牙的大门。”

  弗朗哥由于害怕游击斗争,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帝国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向弗朗哥保证,派遣“共产党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共和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多乌恩斯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杜诺万及其下属的哈伊耶斯大使同“蛮子比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7”缪勒问,“卡纳里斯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施季里茨把卷宗还给缪勒,“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四二年吗?”

  缪勒哼一声:“施季里茨,我是那种收集情报至死方休的人。”

  舒伦堡也好,缪勒也好,或者纳粹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杜诺万的地位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欧洲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福所特·杜勒斯出任托马斯·杜威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红色威胁”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杜诺万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库普金斯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施季里茨返回德国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池,局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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