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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活下去》

第二章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施季里茨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回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突击队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党卫队的凶猛反击……”

  施季里茨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柏林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柏林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施季里茨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萨申卡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施季里茨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施季里茨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元首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德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陛下,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伯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伊萨耶夫,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柏林打出“必须同打入共和西班牙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瓜达拉哈拉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格里沙·瑟罗耶什金——1921年捷尔任斯基派伊萨耶夫去塔林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格里沙同他和爱沙尼亚的契卡领导人小舍列赫斯联系。

  ……瑟罗耶什金将他带到瓦伦亚里近郊一处小私宅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米哈依尔·科利佐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马姆苏罗夫、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和罗曼.卡尔缅等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马克西姆·伊萨耶夫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那时安东诺夫常到捷尔任斯基那里去;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就住在曾把伊萨耶夫送到海参崴的那位瓦西里·布柳赫尔处。他那时和现任共和国空军团问的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的行迹遍及中国,当时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中国人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巴维尔·波斯蒂舍夫、雅科夫·彼得斯、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米哈依尔·克德罗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克雷连科、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然后,伊萨耶夫从那里搬出来,同安东诺夫——奥弗先科共住一个小房间——他是驻西班牙负责一切事务的总领事。

  “马克西姆,”安东诺夫——奥弗先科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祖国,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法西斯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伊萨耶夫,然后吁了口气,具明其炒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

  “我明白,”伊萨耶夫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安东诺夫——奥弗先科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马克西姆,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施季里茨重复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国家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纳粹党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施季里茨怎样统尽脑汁思索元首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希特勒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德国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钢盔党”和“德国民族党”。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希特勒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民族高人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老爷人种——日尔曼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人种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希特勒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哥德、瓦格纳、黑格尔、海涅、贝多芬和巴赫的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国内没有面包和人造奶油的罪过都推到犹太人、茨岗人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希特勒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元首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施季里茨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施季里茨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柏林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帝国的首都,因为英美空军的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施季里茨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巴塞尔,然后越过边境,在第一家旅馆里躺下睡上一觉。这家旅馆距德国约两百米,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似乎叫马拉霍夫卡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操,喝一点浓咖啡,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施季里茨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绿色而又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巴维尔斯贝格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德卡武什卡”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元首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帝国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施季里茨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普列伊什涅尔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牧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督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伯尔尼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舒伦堡和缪勒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卡尔登布鲁纳和鲍曼是怎么知道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帝国边境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缪勒现在正在研究卡佳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在波茨坦或韦丁交给我的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施季里茨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舒伦堡是会向找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沃尔夫的那些日子里在瑞士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牧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伯尔尼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伊萨耶夫,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在普列伊什涅尔下榻的维尔吉尼亚膳宿旅馆。第二,缪勒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勃柳缅大街的那个人面质……普列伊什涅尔——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很简单:舒伦堡会提问牧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瑞士可以通过什拉格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舒伦堡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帝国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事……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缪勒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施季里茨!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缪勒,还是对舒伦堡,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鲍曼。把牧师弄到的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罗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鲍曼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缪勒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施季里茨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粗野的戈特利布”家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戈特利布本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局报告。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襟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

  “日开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施季里茨在地铁“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电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施蒂尔利庆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鲍曼,立刻就会得罪缪勒。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绍利茨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鲍曼打电话……好样的,施季里茨,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帝国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瑞土虽然读的是我们俄国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帝国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这么一回事?

  ……同鲍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季里茨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莫斯科方面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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