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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马德里,1946年10月)

  “如果愿意,您可以去德式餐馆,大概您经常去那里,布鲁恩博士?莫洛将军……”

  “对,我在那里喝过一次咖啡。”

  “不,您在那里吃饭。我可以说出您吃的什么。”

  “您早就盯着我了?”

  “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的。布鲁恩是您的新姓吗?”

  “您既然这样问,看来您知道我的真姓,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伊克斯先生吗?”

  “不,您可以叫我约翰逊。”

  “很高兴,约翰逊先生。若是不吃德国饭,我是很高兴的。”

  “是吗?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平庸的爱国主义,那我们去犹太人那儿吧,他们会给干干净净

  的母鸡。您对这有何感想?”

  “我认为西斑牙菜更好些,我很喜欢烤乳猪。”

  约翰逊笑了一下:“啊哈,看看下嘴唇。喔,您的下嘴唇不难看。您的真姓叫博尔律吧?”

  “两个姓我都习惯了。”

  “漂亮的回答,”约翰逊轻轻碰了一下施季里茨的肘部, “往右边看,那是我的汽车。”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很大的“雪弗兰”牌轿车,车子按着马德里市的牌照: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

  “上车吧,博尔津先生,”约翰逊说道,“您先上。”

  施季里茨回忆起威利和奥根在1945年4月把他从林茨带回柏林。那一天朱可夫的部队开始突击柏林。当时他也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以前他从没有过这样不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并没有被捕,他和他们一样穿着黑制服,但是发生了他们十分清楚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一言不发,阴沉着脸。这个情况使盖世太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就好像此刻一样,他们几乎从两测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像被包住一样,想想等待你的是什么。

  “喜欢开快车吗?”约翰逊问。

  “不大喜欢。”

  “可我们美国人崇拜速度。我们到山里去,那里每客饭量很大,而且价钱比城里便宜一半。”

  “太好了,”施季里茨说, “那样就可以缩短用餐时间,我的胃口不错,重要的是有规有矩……”

  “身体怎样?您没有感到伤口疼?”

  “这是不能单纯回答的问题,”施季里茨想,“要回答得十分准确;这次谈话可能是返回祖国途中的第一步。可你为什么认为会有谈话呢?为什么不能认为,这不是什么约翰逊,而是奥根、威利和库特的朋友呢?在马德里他们有上千人,许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办缪勒未完成的事情?喏,好吧,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最好不要想这些。1的眯之后,每一年都是定向地狱的阶梯,衰老的来临是十分明显的,我强烈地感到负伤所带来的后果。他问起这件事不是无缘无故的;人们是不会和患病的人合作的,但是,假如这个人支真是约翰逊,而不是假冒的话,那么他叫我出城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能偷偷把什么人搞出西班牙,他们不想与佛朗哥争吵。可官阶比我高的纳粹要人党而皇之地住在这里,不要任何警戒;党卫队将军冯·柳皮奇买了一套公寓房,离美国大使馆只隔两幢楼,他带着自己的狗,沿着使馆的围墙通道溜达。”

  “天气变化时有感觉,骨头疼。”

  “也许是盐的反应?为什么您把骨头疼与负伤联系在—起?”

  “因为我—动不动躺了8个月。可我从前打网球,每星期打三次。生活悲剧把这样强烈的打击反映到了骨路上。总之,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肌肉恢复起来并不这样困难,可要使骨胳康复,重新煅炼全部关节,就不是5个月的事,起码要一年时间。”

  “一星期他们给您多少钱,傅尔津先生?”

  “那么您呢?” ‘

  大家都笑了,施季里茨明白,所有人都紧张地听着他的每一个字,约翰逊说:“您不仅英文说得好,而且像我们一样思维。不会去干与我们作对的事吧?”

  “与你们作对,不,为你们工作——可以。”

  “我们没有掌握这种情报,奇怪。”

  “政治就如同做生意,威信非同小可。在你们与希姆荣的朋友谈判时,约翰逊先生,我在考虑你们的威信。历史是不会饶恕可卑的同盟。”

  开车的人转过身,他的表情坦诚,很有感染力,他很年轻,额头上有一道伤疤,显然是弹片划伤的。

  “博尔津先生,您认为,如果我们让整个欧洲归属俄国人,历史会饶恕我们吗?”

  约翰逊微微一笑:“哈尔维,不要提理论问题,还不到时候。博尔津先生,请问,您最后一次见到瓦尔特.舒伦堡和克劳斯.巴比是在什么时候?”

  “谁?”施季里茨这样问是为了争取时间,“现在他们要开始交叉讯问了。”他明白,

  “我的每个回答都要有根据,要不断创造随机应变的机会。他们有所准备,他们从不同方面考察我,显而易见的事情。

  “舒伦堡。”约翰逊重复了一遍。

  “是在1945年4月。”

  那么克劳斯·巴比呢?他在舒伦堡手下干过,后来被派到法国,主管里昂的盖世大保。”

  “我好像见过他两次,不会再多了。”施季里茨答道, “我在政治情报处,完全是不同的部门。”

  “但是您同意把巴比说成野兽和魔鬼吗?”那个头上带伤疤的开车入头也不回地说。

  “你们掌握盖世大保的档案吗?”施季里茨问, “把谁看作野兽,把谁看作履行自己义务的士兵,牌在你们手里。”

  他仍出了城,路经阿尔科奔达斯、圣·塞巴斯蒂安、德·洛斯·列伊斯,然后去卡巴尼尔亚斯、德·拉·西耶拉,进山,那是不易居住的地区,没有提供奶油烤乳猪的小餐馆,吃得太棒了,每个手指都要舔干净。不过,看来不会有什么烤乳猪了,这些人另有任务。

  “您最后一次见到巴比是在哪一年?”约翰逊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我想是在1943年。”

  “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阿尔贝希待亲王大街的保安总局。”

  “那座大楼中有谁保护他?”

  “我不知道,未必会有。”

  “为什么说‘未必’?”开着“雪拂兰”车的人还是头也不回地说。

  “我这样觉得。”

  “这不是回答。”约翰逊说, “我觉得您是逻辑型的人,‘觉得’这个词对我们不合适。”

  “我是个有感情的语文学家,”施季里茨答道,“比如,我认为我对烤乳猪的想法就不合你们的口味。总之,我就是这个看法。我通过逻辑反复验证情感,继续走吧,一宣到西耶尔。没有一家有烤乳猪的小餐馆,但是,我们未必会去西耶尔,因为你们油箱里的汽油只够四分之一的路程。”

  “行李箱里还有三桶,”开车入喊道,“上帝保佑,这里有人给汽油,不象你们可恶的德国那样实行配给。”

  “您这样说一个你们必须与之保持关系的国家也毫无用处。”

  “怎么说呢?”约翰逊叫了起来,”一切都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您这样的德国人,您要行动起来。”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刚刚入学的孩子们“行动”起来吗?这话对人民不适合。”

  “适合于被战胜的人,”约翰逊说,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现在我们要让您下车,一辆蓝色‘福特’汽车会接您,这是在4分钟之后,请记住,对被战胜的人什么都适合。这对您有好处,博尔津博士。”

  汽车猛地拐上一条铺着碎石的乡间土路,走了一百米后,车子停了下来。约翰逊下了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姻,点上一支,吐出一口白烟,然后叹了口气,接着说:“下来吧,别尔津。”

  “谢谢,约翰逊。”

  施季里茨慢慢下了车,他感到腰部疼痛,他挺直身子,发出一阵咯喀响声。没有恐惧,没有懊恼、好像事情的过错在他身上一样,

  “究竟出了什么事?”施季里茨心中在问,如果他们想收拾我,完全可以在车里干,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搞这些把戏呢?他们害怕西班牙警察,为什么呢?他们可以干的。”

  约翰逊一个箭步窜上汽车后座,头上带伤疤、专横的年轻人猛地离开原地,汽车吱吱叫着掉过头。冲上公路。

  “……10分钟过去了,奇怪的事情”施季里茨在想,公共汽车每天一班,总会有人能到城里,这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由于这些精神负担使腰伤像从前一样复发就槽了。去试试吧,忍着这样的疼痛爬过比利牛斯山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爬过比利牛斯山,没有别的出路。这个佐梅尔真是个畜牲,只给一个星期的费用,连坐公共汽车去莱里达也要攒3个月的钱,你又像‘俄国人’一样想到‘3个月’。那么该怎么想,”他在反驳自己,“一个选上乌克兰女人的俄国人;德国人知道要攒两个月零二十九天。更确切地说:要攒90天,只有我让自己随便说出‘3个月’来,任性的人,混乱也是秩序之母……不,要攒下去,坐火车过法国边境;如果我没有被当作无证件者而被捕——不能出示梵蒂冈的假玩意儿,他们会没收的——最少需要30美无,否则我到不了巴黎。其他任何城市对我都不合适,只有在巴黎有我们的使馆。他们为什么对巴比感兴趣?我的确只见过他几面;一个丧尽天良的刽于手,‘我仇恨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不是因为元首教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仇恨他们’是的,他正是这样对赫道夫说的,而赫道夫又告诉了施季里茨,当时缪勒尚未开始怀疑他。好像是在1944年11月,对,正是这样。”

  施季里茨走上公路,一个人也没有。 “我可不喜欢这一切。”他想,

  “奇怪的游戏;他们查出了破绽怎么的?不然他们可以抢走证件,为什么要演这样一场多余的戏呢?”

  一辆涂得花花绿绿的老式“巴卡特”车从施季里茨身边掠过,车身贴着各种标签,一根长得过份的天线,开车的大约是个西班牙人,只有他们才这样装饰自己的车。美国入对待汽车就像一个好骑手对待马一样加最好的汽油,经常更换机油,而且一个月送出去清洗一次;他们很少刷车,关键是速度和可靠比而不是颜色。女人最重要的是漂亮。西班牙人对马达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只能告诉他们——这不用喂粮食。而他们崇拜得提出各种假设,交换各种猜想。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灾难,失去信息的社会的死亡。

  第二辆开过的车上挤满了乘客,施李里茨连手都没有扬。

  第三辆车的门上用很大的字母写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车子刹住,司机用十分整脚的西班牙语问:“您去哪里?”

  “马德里,”施军里茨答道。

  “上车吧,我送您。”

  从他讲话的样子施季里茨明白,司机是德国人。

  “您出生在柏林吧?”施季里茨用极清晰的标准德语问道。

  “真见鬼。”司机笑了起来,“但我在1939年就离开了…不,不,我不是移民,只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派我到这里的分公司。您也是德国人?”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那还用说?”

  “到西班牙很久了吗?”

  “该怎么对您说……”

  “如果不愿意您可以不说。”

  “我常到这里来,从三十年代始”

  “您是什么职业?”

  “一言难尽……我学过很多东西,我是语文学家吧。”

  “这是干什么的?翻译?”

  “可以这样说。怎么,国际电报电话公司需要翻译吗?”

  “也需要。但我们首先需要德国人,出色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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