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1946年10月)
“您很紧张,”美国人说, “无济于事……别害怕。”
“我只怕讨厌的监视”施季里茹说。
美国人笑了起来:“您真相信?别陷入神秘论。”
“您打算在哪家餐馆请客?”
“在菜做得好的那家,饱饱地吃一顿,各种各样的……我看得出您十分紧张,对不对?您没有任何危险,请您相信。”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相信?这也是按规矩办吗?”
“总地来说不是,但我们例外。”
“现在我没有证件怎么生活?”施季里获问,他明白,那个警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在车里等着他们。有人十分需要他的证件,证明布鲁思博士身份和在西斑牙享受六个月居住权的证件。
“生活很难,”美国人表示同意,“但终归可以存在。”
“我耽误了时间,”施季里茨心里说,“而这是唯一无法弥补的。当我一动不动躺着时,我耽误了时间,因为在这几个月里白宫向右转了,俄国人重新成了“人类的威胁,”美国的共产党入被称为“强大的外国的间谍,”他们的行动被宣布为敌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