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1946年10月)
“您很紧张，”美国人说， “无济于事……别害怕。”
“我只怕讨厌的监视”施季里茹说。
美国人笑了起来：“您真相信？别陷入神秘论。”
“您打算在哪家餐馆请客？”
“在菜做得好的那家，饱饱地吃一顿，各种各样的……我看得出您十分紧张，对不对？您没有任何危险，请您相信。”
施季里茨冷冷一笑：“相信？这也是按规矩办吗？”
“总地来说不是，但我们例外。”
“现在我没有证件怎么生活？”施季里获问，他明白，那个警察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在车里等着他们。有人十分需要他的证件，证明布鲁思博士身份和在西斑牙享受六个月居住权的证件。
“生活很难，”美国人表示同意，“但终归可以存在。”
“我耽误了时间，”施季里茨心里说，“而这是唯一无法弥补的。当我一动不动躺着时，我耽误了时间，因为在这几个月里白宫向右转了，俄国人重新成了“人类的威胁，”美国的共产党入被称为“强大的外国的间谍，”他们的行动被宣布为敌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