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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四节



牢门突然敞开了。齐格弗里德站在门口。

  “不许坐下!”他喊了一声,“在这里转圈子!”

  在关上牢门以前,他悄悄把一张小纸条丢在地板上。施蒂尔里茨捡起纸条。

  “如果您不说出我爸爸给您的玫瑰花培过土、剪过枝,俄保证在拷打您时手下留情,可以让您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请把纸条吃掉。”

  施蒂尔里茨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他人的愚蠢行为总使他感到开心。他又看了看表。缪勒走了两个多小时了。

  “那位姑娘在沉默,”施蒂尔里茨心里明白,“也许他们会把她带去见普莱施涅尔?这并不可怕,因为他们两人根本互不了解。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联系上。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现在是暂时休息。”

  他不慌不忙地在牢房里踱着,逐次回忆着与那个手提箱有关的一切。是的,在森林里他的确提过它。当时埃尔温脚下滑了一下,差点跌倒。这是在轰炸前的那天夜里。我就提过这么一次。

  “等一下!”施蒂尔里茨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在轰炸前…可能轰炸以后,我曾在那辆汽车旁边站过……那里停着许多汽车……消防人员救火的时候,阻塞了交通。我为什么到那里去呢?噢,通往库达姆大街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我要求把警察从包围圈中叫出来,那天早晨他们在那里值勤。看来我之所以到那里去。是因为警察让我向那个方向转弯。案卷里有一张轰炸后保存下来的手提箱的照片,我同那个警察谈过话,我记得他的面孔,而他也应该记得我的证章。我帮他提过手提箱。让他去反驳这一点吧。他不会反驳的,我可以要求当面对质。我就说,我帮一个啼哭的女人拿过小孩坐的童车,她也可以证实记得这一点。”

  施蒂尔里茨挥起拳头在牢门上敲打起来。牢门打开了,可是门口增派了两名卫兵。齐格弗里德押着一个提马桶的人从施蒂尔里茨的牢房门口走过。那人的面容被毁坏了,但是施蒂尔里茨认出他是鲍曼的私人司机。此人不是盖世太保的侦探。施蒂尔里茨同纳粹党办公厅主任谈话的时候,就是他开的车。

  “立刻给高级总队长缪勒打个紧急电话。告诉他,我回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请他马上到我这里来!”

  “普莱施涅尔还没有押到!第一、审问凯特遭到失败。我只有一个逃脱的机会,那就是争取时间。时间和鲍曼。如果我迟一步,他就会取胜。”

  “好吧,”卫兵说,“我马上报告。”

  ……孤儿院里走出一个士兵,匆匆穿过街道,走进一幢被炸毁的房屋的地下室,凯特正坐在一个破箱子上给婴儿喂奶。

  “怎么样?”她问。

  “不好,”赫尔穆特回答说,“需要等半个小时。现在正在喂孩子,全都忙着呢。”

  “我们等一会儿,”凯特安慰他说,“我们等一会儿,他们哪儿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一般说来是这样,不过我们得尽快出城,否则他们会找到我们的。我知道,他们很有搜捕经验。要不您先走吧?如果可能的话,我去追您。怎么样?让我们约定好,我在什么地方等您……”

  “不,”凯特摇了摇头,“不行。我等您吧……反正我在这个城市里无处可去…”

  朔尔茨往设有无线电台的住宅打了电话,他向缪勒报告说:“高级总队长,施蒂尔里茨要求转告您,他全部回忆起来了。”

  “真的?”缪勒活跃起来,向密探们打了一个手势,叫他们不要高声说笑。“什么时候?”

  “刚才。”

  “好吧。告诉他,我马上就到。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重要情况。”

  “那个卫兵的情况一点也没搞到?”

  “没有。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到底是些什么事?”缪勒不由自主地问道(多半是出于习惯),一面从邻近的椅子上把自己的大衣拉过来。

  “关于他妻子、孩子和亲属的情况。”

  “这些小事挺好嘛!”缪勒生气地说,“这不是小事。在这样的案件中,这些情况完全不是小事,亲爱的朔尔茨。我马上就到,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些小事…他把孩子送到妻子那里去了?”

  “妻子两个月前抛弃了他。当时他受内伤住了医院,她离开了他。她跟一个商人到慕尼黑去了。”

  “孩子呢?”

  “等一下,”朔尔茨翻了翻卷宗,回答说,“等我看看他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啊哈,找到了…他有一个三个月的孩子。妻子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了。”

  “那个俄国女人有一个吃奶的孩子!”缪勒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需要一个奶妈!罗尔夫大概对那个孩子做得过火了!”

  “孤儿院叫什么名字?”

  “那里没有名字。孤儿院座落在潘科沃。莫扎特大街7号。是这样…现在是关于他母亲的情况…”

  缪勒不再听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他扔掉电话筒,那种慢条斯理的神气消失了。他急匆匆地穿上大衣,说道:“弟兄们,现在可能发生激烈的枪战,因此请准备好布尔道克①。谁知道潘科沃区孤儿院的位置?”

  ◆ ①一种大口径的短筒子枪。——译者注。

  “是莫扎特大街8号吗?”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问道。

  “你又弄错了,”缪勒走出设有无线电台的住宅,回答说,“你总是把单号和双号弄混。是7号。”

  “一条普普通通的大街,”白头发老头儿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在那里可以痛痛快快地干一场。那里非常安静,没有人干扰。我的确爱把事情记混。从小如此。在学校学习奇数和偶数的时候,我生病了。”

  他说罢笑起来,其余的人也都跟着他笑起来。现在他们像一群包围了一只鹿的猎人。

  不,赫尔穆特·卡利德尔没有同施蒂尔里茨联系过。他们的活动路线也不曾有过交叉。从1940年起他就在老老实实地作战。他知道,他在为自己的祖国、为母亲、为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作战。他相信,他在为德国的未来作战;他反对有缺陷的斯拉夫人,因为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自己又不会耕种;他反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卖身投靠大洋彼岸的金融寡头。他反对犹太人,因为他们压榨普通劳动人民,利用别人的不幸进行投机。他认为,元首的天才将永世生辉。

  这还是1941年秋天以前的事。那时候,他们唱着歌去讨饭,令人陶醉的胜利空气使他和他在党卫队坦克部队中的同伴们变成快活而和善的放荡之徒。但是莫斯科城下会战之后,开始同游击队作战,并且发布了枪毙人质的命今,这时赫尔穆特有点惊慌失措。

  当他所在的排第一次奉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枪毙四十个人质(那里有一列军用列车被颠覆)的时候,赫尔穆特开始酗酒了: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质是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妇女们把孩子紧紧搂在自己胸前,用手捂着他们的眼睛,要求尽快打死他们。

  那时他真正狂饮起来;他的许多同事们也在默默地喝伏特加酒。谁也不再讲逗人的笑话,也没有人再拉手风琴。后来他们又去参加战斗;和俄国人的激烈交锋在他头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不再回忆那一场噩梦。

  有一次,他回家做短期休假。他家的一位女邻居带着女儿来看他。女儿叫露易莎,长得很漂亮,娇生惯养,举止优雅。赫尔穆特每天夜里都梦见她。他比她大十岁。因此他心里总对她怀着一种柔情。他幻想她会成为一位贤妻良母。赫尔穆特爱幻想,总希望他家的存衣室里摆着许多双童鞋,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他怎能不喜欢孩子呢,他在为他们的幸福而战啊!

  下一次休假期间,露易莎成了他的妻子。他又回前线去了。翼易莎忧伤了两个月。当她察觉自已经怀孕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寂寞、害怕。后来她便到城里去了。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这时赫尔穆特受了严重的内伤,住在医院里。出院后他回家探亲;家里人告诉他,露易莎跟一个男人出走了。这脱不禁回想起那些俄罗斯妇女。有一次,一个三十岁的俄国女教师为了五盒罐头同他的一个朋友睡了一夜,因为她有一个女儿,但没有东西喂养她。第二天早晨,这个俄国女教师把女儿托给邻居,把她父亲的照片和这五盒罐头放在襁褓上,她自己上吊自杀了。然而露易莎是希特勒青年队的队员,真正的阿利安女人,而不是野蛮的斯拉夫人,可她却象最无耻的荡妇一样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

  赫尔穆特每周去孤儿院一次,他很少有机会抱着女儿走一走。他逗着她玩,给她唱歌,对女儿的爱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他看见那个俄国女报务员爱抚地摇晃着自己的小男孩,让他入睡,于是他第一次明确地问自己:“我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用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热爱自己的孩子,同样准备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当他看见罗尔夫残酷地折磨那个孩子的时候,他便做出了决定;当然,这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受感情的驱使。他从罗尔夫和巴尔巴拉(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准备把孩子整死)身上看见了对他来说已成为背叛象征的面易莎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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