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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二节 他究竟是不是自己人?



有人向缪勒报告说,施蒂尔里茨正沿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走廊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缪勒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他确信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抓住施蒂尔里茨。他无法向自己解释这是为什么,但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成功的预感。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回想起自己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霍尔托夫时的表现。施蒂尔里茨当然对这一切十分清楚,所以缪勒认为他会畏罪潜逃。想不到施蒂尔里茨又出现在帝国保安局的大楼里,不慌不忙地在走廊上走着,不时地向熟人们点头打招呼,这个消息使缪勒感到慌乱,使他动摇了对成功所抱定的信心。

  施蒂尔里茨的用意非常简单:搅乱敌人的思想,就意味着取得一半胜利。他深知同缪勒的交锋将会十分复杂,因为霍尔托夫在对物理学家们采取的行动中总是在一些最敏感的关键问题上绕弯子。但是霍尔托夫要控告他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准备,他要指控的每一个问题,与其说有足够的证据,不如说仅仅凭直感,所以都可以推翻,或者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施蒂尔里茨回想起在为元首祝寿的节日晚会上他同施伦堡进行的那番谈话。在希姆莱的演说之后,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大家走进宴会大厅。宴席上已摆好酒菜。希姆莱根据他的老习惯,喝了一杯塞尔查矿泉水,他的部属们却在狂饮白兰地。就在这时,施蒂尔里茨对施伦堡说,缪勒的人对两三个月前逮捕的那个物理学家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至少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到物理数学系去看了看,”他说,“我不喜欢回顾往事,因为一想起那里的情况我就感到萎靡不振,然而那却是事实。再说,这个隆格有一些交往,因为他曾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这项工作由我们来做会有利一些,我敢担保。”

  他向施伦堡谈了这个想法之后,又给他讲了几件可笑的事,施伦堡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他们走到窗户跟前,开始讨论施伦堡委托他的行动小组(其中包括施蒂尔里茨)实施的那次行动。那是他们制造的一项重要的虚假情报,其目的是在于离间盟国之间的关系。还在那时施蒂尔里茨就已注意到,施伦堡努力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离间西方同盟国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上,不过他的做法十分自然,处处谨慎小心,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而且一般说来,他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比如说,施伦堡曾向驻扎在大西洋的德国海军部队供应英国制造的自动武器。这些武器是德国人通过中立国买来的,途经法国运往德国时;并没有遵守运输此类物品应该遵守的保密规则。当然,这一点要做得巧妙而又熟练。在共产党的游击队从德国仓库里抢走一些英国自动枪之后,他们又发布命令威胁说,看管武器仓库的人玩忽职守,要以枪毙惩处。这份命令印数很多。施伦堡派出捕索游击队的特务们设法让这份命令落入游击队之手。根据这份秘密情报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盟国并不打算在法国或者荷兰登陆,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武器卖给敌人呢?施伦堡十分赞赏施蒂尔里茨的工作,因为正是他担任了组织方面的工作。那时,谍报机关的首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发雷霆,等待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破产。施蒂尔里茨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建议受到施伦堡的完全赞许。然而,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施蒂尔里茨把他所知道的这次行动的内情通知了莫斯科。这个行动一开始实施,他就预先通知说,伦敦从来不曾向纳粹德国出售武器,这个臆测是一个经过周密安排的别有用心的假情报。

  在向元首祝寿的节日晚会上,施蒂尔里茨在谈话中故意回避了物理学家隆格的案件,而集中精力讨论同克里姆林宫斗智遭到完全失败的原因。他知道,施伦堡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侦察员,精通谍报业务,他可能会忘记一些细节,但他无论同谁谈话,甚至是同自己的花匠,他都从不放过谈话中主要的关键因素。施伦堡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战略问题上要回避他非常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施蒂尔里茨常常留心注意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施伦堡对自己部属的重要建议开始似乎不予注意,往往把谈话转向别的话题。可是过了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他又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对这个建议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此时这个想法已变成他自己的想法,是他呕心沥血、苦思冥索得来的想法,他已经打算把它付诸实施。而且这个粗略的建议一经他提出便显得非常出色;由于他十分巧妙地把建议的主旨同帝国所面临的总体问题结合起来,所以谁也不敢怀疑他剽窃他人的思想。

  施蒂尔里茨的估计是准确的。

  “联队长,”过了两个星期,施伦堡对他说,“看来技术优势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问题,特别是在学者们识破原子核的秘密之后。我想,学者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我们在十九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所熟悉的政治家的概念而言,我们将成为政治家的职业衰落的见证人。未来的科学将操纵政治。理解那些已达到未来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们的永恒的动机,看清谁在鼓舞这些人进行探索,——这不是今天的任务;确切地说,与其说这是今天的任务,倒不如说是遥远的未来的任务。因此,您应该去同那个被拘押的物理学家合作。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施蒂尔里茨明白,这是对他的考察。施伦堡想弄清楚老牌谍报员施蒂尔里茨是否知道他这段话出自何处,是谁向他提示的这个念头。施蒂尔里茨默不作答,愁眉苦脸地打量着自己的手指。他经受了并非造作的停顿之后,迷惑不解地望了支队长一眼。于是,由他出面审理隆格案件。就这样他挫败了德国人的实际可能性:假如隆格的观点获胜的话,德国人在1944年底就集中力量着手制造原子弹了。

  然而,他同隆格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确认命运本身在妨碍德国制造新式武器。因为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之后,希特勒声称,如果学者们在三个月之内(最多不超过四个月)不给他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他就拒绝给国防领域的科研项目提供经费。

  虽然希姆莱对原子武器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筹建了“军事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会”,但是负责帝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戈林要求希姆莱把苦心经营的成果转到他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德国的天才物理学家们被置于领导集团的视野之外,况且,德国的领袖们除施佩尔和沙赫特以外,居然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

  现在,施蒂尔里茨必须赢得交锋的下一个阶段:他需要证实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仔细考虑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他的地位是很有利的。他必须战胜缪勒,并且一定能够战胜他。

  他没有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缪勒的接待室里,他对朔尔茨说:“朋友,请问问您的上司:他有什么指示?他是马上接见我,还是让我睡半个小时再来?”

  “我去问问,”朔尔茨回答一句,便掩上门走了。他出去了约莫两分钟,然后走进来对他说,“您自己看着办吧,首长同意现在接待您,但也可以将谈话改到晚上进行。”

  “一个更加复杂的方案,”施蒂尔里茨明白了,“缪勒想要弄清楚我现在去什么地方。不应该拖延时间,反正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决定胜负。即便从舒曼研究所邀请鉴定专家来这里,顶多只需要两个小时。”

  “您觉得怎么方便,我就怎么办吧,”施蒂尔里茨说,“我怕他晚上会到首长们那里去,那样我就得等他到明天早晨。这合乎情理吗?”

  “合乎情理。”朔尔茨附和说。

  “那就现在吧?”

  朔尔茨敞开办公室的门,说道:“请进来吧,联队长。”

  缪勒的办公室里光线很暗。高级总队长缪勒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的圈椅里,正在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BBC广播电台正播放反对德国的宣传节目。缪勒的膝盖上放着一个公文夹,他在全神贯注地审阅文件,时而调整一下收音机飘逸的波段。看样子缪勒很疲倦,黑色弗伦奇式军上衣的领子敞开着。办公室里飘浮着雪茄烟雾,宛如狭谷中的云彩。

  “早上好,”缪勒说,“老实说,我没有料到这么早能见到您。”

  “我还担心迟到了挨骂呢。”

  “您总是担心挨缪勒老头儿的骂……其实我究竟骂过谁呢?我是个老好人,可是人们散布了不少关于我的流言。您那位美男子上司比我凶狠一千倍。只不过他在大学里学会了微笑和讲法语。而我至今还不知道应该把苹果切开来吃呢,还是像我家里人那样整个地吃。”

  缪勒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扣上弗伦奇式军上衣的钮扣,说道:“走吧!”

  他察觉到施蒂尔里茨迷惑不解的目光,不由得轻轻笑了笑:“我准备了一个您意想不到的礼物。”

  他们走出办公室。缪勒顺便对朔尔茨说;“我们也许还回来……”

  “可我还没有叫汽车呢。”

  “我们哪儿也不去。”

  缪勒咚咚地踏着陡峭的楼梯来到地下室。这里设立了一些关押特级罪犯的牢房。地下室入口处站着三名党卫队的士兵。

  缪勒从背后的裤袋里掏出自己的瓦尔特式手枪,递给了警卫人员。

  施蒂尔里茨用询问的目光望了望缪勒,缪勒轻轻地点了点头。

  施蒂尔里茨把自己的巴拉贝伦自动手枪递过去,卫兵把它塞进自己口袋里。

  缪勒拿起放在警卫人员小桌上的一只苹果,说道:“不带礼物到这里来不好意思 虽然我们两人都是自由恋爱的崇拜者,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看望老朋友也应该带点礼物。”

  施蒂尔里茨强迫自己笑起来。他明白了缪勒为什么这说。

  有一次,他的部属们试图胁迫一名南美国家的外交官为他们工作。他们给此人看了几张照片。照片是在这个外交官同一个金发女郎睡觉的时候拍摄的。这个女人是缪勒的部属们介绍他认识的。

  “要么我们把这些照片寄给你的妻子,”他们对这个外交官说,“要么您帮我们的忙。”

  外交官久久地察看着这些照片,然后问道:“我能不能再同她睡一次?我和妻子都非常喜欢春宫照片。”

  这件事发生在希姆莱发布了要特别注意德国侦察员的家庭生活的命令之后不久。

  当时施蒂尔里茨抱怨说:“应该信仰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恋爱,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在干蠢事的时候被人捉住了。”

  后来有人向施蒂尔里茨谈到这个外交官的事件,他只吹了一声口哨,说:“请替我找一个喜欢春宫照片的女人吧,我立刻求她做我的妻子不过,依我看来,你们上了那个秘鲁人的当了:他怕老婆怕得要死,可是却不露声色,表演得像个演员。你们却相信他了。你怕自己的老婆吗?当然怕!可你却抓不住我,因为我只怕我自己,因为我对谁都不负有任何责任。唯一糟糕的是没有人往监狱里给我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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