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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二节 1945年3月12日2时41分



“为什么不能开灯?您害怕谁?”施蒂尔里茨问。

  “不是怕您。”霍尔托夫答道。

  “好,那就摸黑吧。”

  “在您的房子里我已经习惯了。这儿又舒服又安静。”

  “特别是在轰炸的时候,”他说着哼了一声,“我的腰疼得要死,不知在哪儿受了风。我到洗澡间去一趟,拿阿斯匹林。您坐下,把手给我,沙发椅在这儿。”

  施蒂尔里茨走进洗澡间,打开药箱。

  “黑咕隆吟,我会吃错药,可别吃的是泻药,”他回到房间后说,“把窗帘放下,我的窗帘很厚实,然后再烧壁炉。”

  “我试了试,窗帘放不下来,您装了机关吧。”

  “根本没有,只不过环套在木棍上了。我这就弄好。出什么事了,老伙计?您这么害怕,怕谁啊?”

  “缪勒。”

  施蒂尔里茨用窗帘把窗子遮好,便去开灯。

  霍尔托夫听到开关响了一声后说道: “我把保险闸上的塞子拧下来了。很有可能在您这儿安装了窃听器。”

  “谁?”

  “我们。”

  “用意何在?”

  “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先点您的炉子,然后坐下谈。我们的时间很少,可是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很多。”

  施蒂尔里茨点着了干劈柴。壁炉发出低沉的呜呜声。这种壁炉相当古怪:先是呜呜作响,只有等到炉子烧热后,这响声才消失。

  “怎么回事?”施蒂尔里茨坐到离火较近的沙发椅上,问道,“老朋友,您怎么啦?”

  “我?我没什么。倒是要问问,您将要干什么?”

  “指原则上吗?”

  “包括原则上……”

  “原则上我打算洗个澡,然后躺下睡大觉。我冷得直打哆嗦,累得要命。”

  “施蒂尔里茨,我是作为一个朋友到您这儿来的。”

  “得了吧,”施蒂尔里茨皱了皱眉,“您怎么,像三岁孩子一样想哄骗人?想喝点酒吗?”

  “想。”

  施蒂尔里茨拿来白兰地,给霍尔托夫和自己各斟一杯。他们默默地一饮而尽。

  “好酒。”

  “再来一杯?”施蒂尔里茨问道。

  “太好了。”

  他们又喝了一杯。霍尔托夫掰了掰手指,发出咯咯的响声,然后说:“施蒂尔里茨,我这个星期在调查您的情况。”

  “我不懂您的意思。”

  “缪勒指派我秘密调查您和物理学家们有关的证据。”

  “听我说,霍尔托夫,您跟我说话简直像在打哑谜!被捕的物理学家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您要秘密调查我的事,缪勒找我罪证的意图何在?”

  “我无法对您解释,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我只知道,您受到怀疑和监视。”

  “我?”施蒂尔里茨显得十分惊愕,“这简直是胡闹!要不然是我们的领导被当前的混乱局面弄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了!”

  “施蒂尔里茨,您自己不是曾教我遇事要分析和冷静嘛。”

  “遇到这样的事您还要我冷静?在您对我说的这一番话以后我能冷静吗?是的,我很不平静,我感到气愤。我现在就去找缪勒……”

  “他在睡觉。也不必急于去找他。先听我说完。我要告诉您的是在涉及物理学家案子中所发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我还没有向缪勒汇报。我在等您。”

  施蒂尔里茨需要短暂的时间,以便集中思想,重新检查自己是否留下了即使最不易为人觉察但却会暴露自己的任何材料——如提问、回答的记录、对细节表现出过多的兴趣等等。

  “霍尔托夫究竟要干什么呢?”施蒂尔里茨在思忖。“要是我告发他,他泄露盖世太保在对我进行秘密调查——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是个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他怎么会这样干呢?他是受缪勒指派来试探我?这也未必。这里没有他们的人,他们理应知道,经过这番谈话以后对我更有利的是潜逃。如今已不是一九四三年,前线近在咫尺。莫非他是自己主动来的?……虽说他是个极其狡猾的人,他还没那么聪明,敢于自己玩弄这种把戏。我不十分理解这种天真幼稚的诡计,但正是这样的诡计可能胜过逻辑和理智。”

  施蒂尔里茨拨了拨熊熊燃烧的劈柴,说:“好,快说吧。”

  “我所说的一切都非常重要。”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重要?”

  “我从舒曼所属的部门请来了三位鉴定专家。”

  舒曼是德国法西斯军队新式武器顾问,他领导一些人员在研究原子分裂问题。

  “你们关押隆格后,我也曾请过他们那儿的鉴定专家。”

  “对。隆格是我们盖世大保关押的。但为什么你们情报部门要搞他的问题?”

  “您难道不理解吗?”

  “是的,不理解。”

  “隆格曾在法国和美国学习过。他在那里的各种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不是明摆着的吗?在看问题方面缺乏勇敢果断的精神正是我们所有人的致命弱点。我们不敢大胆想象,循规蹈矩,害怕越过雷池一步,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错误。”

  “是这样,”霍尔托夫表示同意,“您说得对。有关勇敢大胆的问题我不想争论。可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有不同看法。隆格坚决认为应该继续研究从放射性强的物质中提取环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他受到科学界论敌的指责。就是这些人告了他的密,经过我做工作,他们都承认这一点。”

  “这我不怀疑。”

  “可现在我们在伦敦的人报告说,隆格是正确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按他的方法在继续研究!而隆格却曾关押在咱们的盖世太保监狱里!

  “在你们的盖世太保,”施蒂尔里茨纠正说,“在你们那儿,霍尔托夫。不是我们抓过他,是你们。不是我们立的案,而是你们立的——缪勒和卡尔登勃鲁纳。不是我和您的老婆,也不是舒曼的老婆是犹太人,而是他的老婆是犹太人,并且他还隐瞒了这件事……”

  “就算他的祖父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霍尔托夫火冒三丈,“要是他效忠于我们,而且是尽心竭力地为我们效劳,那他的祖父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你们却轻信了一群坏蛋!”

  “坏蛋?”难道这些运动的元老,久经考验的阿利安人,元首亲自授奖的物理学家是坏蛋?”

  “好吧,好吧,算了……您说得都对。算您说得对。再倒一杯白兰地。”

  “塞子您扔掉没有?”

  “瓶塞在您的左手,施蒂尔里茨。”

  “我问的是保险闸上的塞子。”

  “没有扔掉。放在镜子旁边的小桌子里。”

  霍尔托夫脖子一仰,一口把酒喝干了。

  “我现在酒喝得很多。”他说。

  “我倒想知道,现在谁喝酒喝得少?”

  “没有钱的穷人,”霍尔托夫开玩笑说,“不幸的人。”

  “有人曾说过,金钱万能。”

  “是这样,”霍尔托夫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是我把调查的结果向卡尔登勃鲁纳报告的话,他会作出什么决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首先您应该向缪勒汇报自己调查的结果。是他下令逮捕隆格的。”

  “可是审问这个隆格的是您。”

  “不错,我是审问过,是按上司指示执行的。”

  “如果当时您放了他,那半年前在制造‘报复武器’方面我们就会遥遥领先了。”

  “您能证实这一点吗?”

  “我已经证实了。”

  “其他所有物理学家也同意您的意见吗?”

  “大部分。我请来谈话的大部分物理学家是同意我的。而您将会怎么办呢?”

  “没什么,”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我毫不在乎。科学研究的结果要用实践证明。这些证明在哪里?”

  “我有,在我口袋里。”

  “居然如此?”

  “正是如此。我从伦敦收到了一些情报。最新情报。这是对您的死刑判决书。”

  “霍尔托夫,您想达到什么目的?您的用意何在,想干什么,……”

  “我可以重复一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您,正是您破坏了制造‘报复武器’的工作。不管您是否有意,您,正是您应该询问一百位物理学家的意见,而您却只询问了十位物理学家,并以他们提供的证词为依据——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孤立隆格——从而促使人们认为隆格的方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是毫无前途的。”

  “这么说,您要求我不信任元首的真正士兵,怀疑凯特尔和戈林所信赖的人,去维护一个在研究原子方面走上美国道路的人?!您是要求我这样做吗?您要求我信任盖世太保逮捕的隆格——盖世太保是不会无辜逮捕任何一个人的——而不信任那些帮助揭露他的人吗?!”

  “施蒂尔里茨,一切看来都合乎逻辑。我一直羡慕您善于按明确严密的逻辑行事:您谴责缪勒,因为他命令逮捕隆格,指责我庇护第三代的犹太人,把自己的信心牢固地建立在我们的尸骨上。好,施蒂尔里茨,我为您鼓掌。可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您关心隆格是相当有远见的。虽然他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但住在党卫队营地的单独住所,有可能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施蒂尔里茨,现在我要对您说的是最主要的: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要是我把调查的结果汇报给缪勒,他会意识到,您掌握了反对他的武器。对,您说得对,正是他下令逮捕隆格的。要是我告诉他,调查的结果对您不利,这也将使他遭到间接的打击。而我呢,不管这是多么荒唐可笑,会受到两面夹击。我既会遭到缪勒,也会遭到您的打击。他呢,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检验我的论据,而您呢……基本上会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来整我。我这个盖世太保的军官该如何是好呢?间谍机关的军官,请您说说。”

  “他的用意原来如此,”施蒂尔里茨心里明白了,“这是不是考验我?如果他要考验我,那我心中有数,应该如何对付。但如果这是拉拢我呢?他们犹如船沉前的老鼠,为了免遭灭顶之灾,想立即逃离船只。他谈到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好吧,心中有数了。回答他还为时过早。”

  “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说,“有什么区别?我们虽然有磨擦,可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在工作。”

  “是为了共同的事业,”霍尔托夫承认说,“只不过我们是以刽子手和暴徒而闻名于世,而你们是制作珠宝首饰的精工巧匠,是买卖化妆品的商人,你们是政治间谍。任何制度、任何国家都需要你们,而我们只属于帝国,我们与帝国同命运共存亡。”

  “您问我该怎么办?”

  “对。”

  “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先听听您的高见。”

  “根据您拧下保险闸塞子和要求我放下窗帘来看…”

  “窗帘是您建议放下的。”

  “是吗?见鬼,我觉得好像这是您建议的…算了,这不是实质问题。您想洗手不干了?”

  “您在边界上有‘越境窗口’吗?”

  “就假设有吧。”

  “要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中立国去怎么样?”

  “三个人?”

  “对。就是三个人:隆格、您和我。我们将为世界拯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在这儿救他,而您组织偷越国境。行吗?您要考虑到:受怀疑监视的是您,而不是我。受缪勒的怀疑监视意味着什么,这您是一清二楚的。怎么样?我在等您的回答。”

  “还要白兰地吗?”

  “要。”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霍尔托夫面前,把酒杯递给他,就在这一瞬间,施蒂尔里茨抡起带棱的沉重酒瓶用力朝霍尔托夫的头部砸去。酒瓶的碎玻璃四处飞溅,深颜色的白兰地酒流到霍尔托夫的脸上。

  “我这样做是对的,”施蒂尔里茨脑子里在琢磨,脚踩着“霍里赫”的加速踏板。“我别无选择。即使他是真心实意来找我,我这么做也是对的。在局部问题上我有所失,可我赢得的却是缪勒的彻底信任——相比之下这更为重要。”

  他身旁霍尔托夫半坐半卧靠在蒙着红色皮子的车门上。他处于昏迷状态。

  霍尔托夫说缪勒正在睡觉这并不确切。他没有睡。他刚接到破译中心的报告:俄国女谍报员的密码和从伯尔尼收到的密码相同。因此,缪勒推测,俄国的间谍头目在寻找新的联络——他或者认为他的报务人员在空袭中丧生,或者已觉察到他们出了问题。但缪勒一直不愿去考虑俄国电台以及与鲍曼直线联系的电话筒上那些令人伤脑筋的指纹。但他越是不愿想,这些伤脑筋的指纹就越妨碍他对问题的思考。在二十年来的警察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性:他首先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直觉,然后才对事实进行分析,检验自己的直觉。他很少失误: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供职期间镇压纳粹游行的时候,还是他反戈倒向纳粹,关押魏玛共和国领袖的时侯。他在执行希姆莱的所有任务和后来倾向于卡尔登勃鲁纳时,他的感觉也从未使他上当受骗过。他知道,卡尔登勃鲁纳未必会忘记与施蒂尔里茨有关的任务。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是在上层。但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缪勒却不得而知。所以他指派霍尔托夫到施蒂尔里茨那儿去演出一场假戏。如果第二天施蒂尔里茨来找他,并向他报告霍尔托夫的言行,他可以放心地结束调查,把材料锁进保险柜,束之高阁。假如施蒂尔里茨同意霍尔托夫的建议,他便可以公开摊牌,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根据自己手下人员的调查材料,向他报告案情。

  “这样…”他继续思考着,“好吧,等到霍尔托夫回来,便可见分晓了。现在该考虑一下俄国‘女钢琴师’的一事。看来,在她的上级领导开始通过瑞士寻找联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女人,而不是施蒂尔里茨那种劝人为善的谈话方式。她不可能只是她领导手中的工具。她应该知道某些内情。实际上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了。伯尔尼发来的密码索引可能也记在她的脑子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还没有完全考虑好,门便开了,进来的是施蒂尔里茨。他架着血流满面的霍尔托夫——后者双手反剪,手腕上锁着一副镀铬的手铐。

  缪勒注意到自己的助手朔尔茨惊慌失色地站在门口,便说:“施蒂尔里茨,您疯啦?”

  “我没有疯,”施蒂尔里茨答道,嫌恶地把霍尔托夫往沙发上一扔。“或许是他疯了。要不然他就是个叛徒。”

  “水,”霍尔托夫勉强张开嘴唇,“给点水!”

  “给他水,”缪勒说道,“出了什么事?给我解释清楚。”

  “让他先给您把一切解释清楚,” 施蒂尔里茨说,“我好用书面形式把所有情况写清楚。”

  他给霍尔托夫喝了水,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托盘上的长颈玻璃瓶旁边。

  “您回去把您认为该写的都写下来,”缪勒吩咐道。 “您什么时候能写好?”

  “写得简短——十分钟就够。要详细的话——明天写好。”

  “为什么明天?”

  “因为今天我有急事必须办完。再说,早了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过来。可以走了吗?”

  “好,请便。”缪勒答道。

  施蒂尔里茨走后,缪勒打开霍尔托夫手腕上的手铐,若有所思地走到放着玻璃杯的小桌旁。他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拿起杯子,对着亮光看了看.上面明显地留下了施蒂尔里茨的指纹。他是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的指纹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怀疑施蒂尔里茨,不如说是按自己的习惯,查它个水落石出。缪勒把朔尔茨叫来,吩咐说:

  “取下这杯子上的指纹。要是我睡了,不要叫醒我。我想,这事并不十分着急……”

  指纹鉴定材料使缪勒大吃一惊。施蒂尔里茨在杯子上留下的指纹和电话筒上的指纹相同,而且最可怕的是,和俄国电台上发现的指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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