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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二节 1945年2月27日15时0分



缪勒把两份报告收进文件夹里,拿起电话话筒。

  “我是缪勒,”他回答说。“您是哪位呀?”

  “施伦堡‘同志’向缪勒‘同志’问好,”政治侦察处处长开玩笑说。“也许您觉得用‘先生’这个称呼更合适?”

  “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缪勒’。”盖世太保头子说,“既明确又谦虚,而且还很有风味。老朋友,有什么您就说吧。”

  施伦堡用手掌捂住话筒,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说:“好,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不然他又要耍滑头,溜掉了,他真像只狐狸…”

  “老朋友,”施伦堡说,“施蒂尔里茨到我这儿来了,您大概还记得他……对吧?那就更好了。他有点心神不定:有人在盯他的悄,或许是些歹徒,知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树林里;也许是您的人在监视他。您能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

  “他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您的车是什么牌子?”施伦堡又捂住话筒,问道。

  “‘霍里赫’牌。”

  “您不要捂话筒了,”缪勒说,“让施蒂尔里茨自己说好了。”

  “您怎么,是千里眼吗?”施伦堡问。

  施蒂尔里茨接过话筒,说:“希特勒万岁!”

  “您好哇,朋友,”缨勒答道,“您的汽车牌号是BKP-821吗?”

  “就是这个车号,高级总队长…”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跟上您的?是在库尔费尔斯汀达姆街吗?”

  “不是。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您是不是在老兵街甩掉他们的?”

  “正是。”

  缪勒笑了起来,说:“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什么工作呀!施蒂尔里茨,您放心好了,跟踪您的不是歹徒。您就安安稳稳地在树林里住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监视的是一个南美人的‘霍里赫’。车子与您那辆很相似…现在您就和从前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万一我的人再把您和南美人搞混,而且向我报告说您常去库达姆街上的‘茨果依凯列尔’,那我可就不再包庇您了…”

  “茨果依凯列尔”意思是“吉卜赛地下酒家”,这是一家小酒馆,军人和国社党员是不准去的。

  “但是,如果因工作需要我必须到那儿去呢?”施蒂尔里茨问。

  “那也一样,”缪勒冷笑了一下。“如果您愿意指定一些低俗污秽的地方和自己人会面的话,最好到‘墨西哥’酒家去。”

  这是缪勒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家酒馆,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从施伦堡那里知道的,施伦堡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墨西哥酒家”,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盖世太保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墨西哥’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希特勒万岁!”

  施蒂尔里茨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缪勒说的是真话,因为缪勒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经勒。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 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地铁‘中央广场’站。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维尔伯

  缪勒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缪勒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交给希姆莱私人飞行员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飞行员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沃尔夫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帝国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沃尔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希姆莱之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希姆莱拆开了这封来信。

  帝国党卫队司令!

  回意大利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①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拉芒什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 ①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1930年至1964年法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译者往。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欧根·多尔曼,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意大利人,她在亲德、但反纳粹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多尔曼夫人身上的亲德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欧根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多尔曼就开始通过意大利的渠道向杜勒斯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意大利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多尔曼进行以下的活动:据盖世太保的情报说,党卫队坦克军的一名尉官吉多·齐米尔和一些意大利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多尔曼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多尔曼醉醺醺地对齐米尔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后的第二天,齐米尔在与路易治·帕里利男爵谈话的时候说,如果多尔曼谈到战争可憎,那就是说,卡尔·沃尔夫也是这样想的,而整个意大利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德军的命运都掌握在沃尔夫的手里。路易治·帕里利过去曾是美国‘凯尔维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尽管他一直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黎巴嫩的大银行家。齐米尔与帕里利的谈话使多尔曼掌握了足够的把柄。于是他把吉多·齐米尔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得到的低毁齐米尔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他对齐米尔说,“你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德国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齐米尔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齐米尔遇到帕里利男爵,对他说,只有在意大利的党卫队首领沃尔夫可以拯救北意大利,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里利男爵在都灵、热那亚和米兰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十分关心地把齐米尔的话听完,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齐米尔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这样一来,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元首和帝国的利益,在党卫队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

  2月21日帕里利男爵飞抵苏黎世。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可斯·休斯曼。通过休斯曼的帮助,他和瑞士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威别尔搭上了关系。威别尔同意帮助在党卫队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说,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热那亚主要是几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意大利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别尔是在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帕里利男爵谈话时威别尔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瑞士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帕里利向威别尔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威别尔说,和帕里利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维尔尼茨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杜勒斯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威别尔的两位朋友。

  帕里利和格维尔尼茨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格维尔尼茨并不是埃冈·格维尔尼茨的儿子,而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哈德·冯·舒尔茨/格维尔尼茨的儿子。他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我在想,威别尔和格维尔尼茨会不会在德国就已经有所接触,因为他们俩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艾伦·杜勒斯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队联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交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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