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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九章



1945年2月18日12点17分

  艾斯曼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施蒂尔里茨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艾斯曼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上帝,”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艾斯曼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艾斯曼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基督教新教神甫弗里茨·施拉格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44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巴尔巴拉/克莱因,另一个叫罗伯特·尼采。这两个人都是施拉格教堂的教民,他们在告密信中说,施拉格传道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牧师曾与现在

  侨居瑞士的前首相布吕宁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德国和瑞士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朗牧师与侨居他国的首相有什么联系。

  艾斯曼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施拉格牧师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盖世太保去呢?为什么施伦堡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牧师施拉格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艾斯曼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施蒂尔里茨。可是施蒂尔里茨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艾斯曼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施蒂尔里茨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艾斯曼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44年9月29日联队长施蒂尔里茨审讯施拉格牧师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教堂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德国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德国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元首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靠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牧师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德国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第一个问题,撤销第一项建议;就是说不要您在报刊及电台上公开反对您那些与我们制度对立的教友。我只请您先了解了解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真理。然后,如果您认为可以接受这个真理的话,再请您根据您对我们真理相信的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帮助。”

  “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么请先试试,能否使我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给予人们的东西比其他别的主义所能给予的多。”

  “我愿意一试。但是您要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元首的伟大思想所指导的国家,而你们这些信教的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并没提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东西。你们仅仅提出道德完善。”

  “完全正确。”

  “但是,一个人活着是不能只靠道德完善,虽说他也不能只靠面包活着。这就是说,我们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引导我们民族进一步道德完善路途上的第一步吧。”

  “好,那么现在我请问您一个问题:那些集中营以及类似对待我这个神职人员的那种审讯,都是你们这个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吗?”

  “是天疑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避开人民的愤怒,倘若人民知道你们反对元首,反对我们的思想,他们一定会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

  “但是,哪儿是起因,哪儿是后果呢?因为什么人民发怒?它是不是你们宣扬的那个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特点?如果是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愤怒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积极因素?这不是愤怒,这是对恶的反应。如果愤怒是你们的根据,如果愤怒是你们的理由,而其他一切都是后果,一句话,如果你们使恶成为理由,那么你们为什么却想使我相信恶就是幸福呢?”

  “不,‘恶’字是您说的,我说的是‘人民的愤恨’。我们的人民多年蒙受了凡尔赛和约的耻辱,只是在打倒以色列大银行家和小店铺主的强霸势力之后才有可谁安居乐业。所以当有人,哪怕是神职人员,企图对伟大元首领导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加以怀疑时,人民就要愤怒。”

  “很好…不过,安居乐业和兴兵打仗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空间。”

  “那么,四分之一的黎民百姓被关在集中营里,难道这就是幸福,或者说这就是我应当为之捐躯的那种和谐的生活?”

  “您弄错了。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们的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杀人的工具,显而易见,您所用的是来自敌人方面的资料,——在我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的绝对不是全国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次,每个集中营的大门上都写着:‘劳动能使你变为自由人’。我们是在集中营里教育那些失足者,至于那些并不是误人歧途而是有意与我们为敌的人,杀掉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么说,你们可以决定谁有罪,谁没有罪了?”

  “那当然。”

  “这么说,你们事先就知道某个人想干什么,他错在什么地方,对在何处了?”

  “我们知道人民想做什么。”

  “人民?人民是由谁组成的?”

  “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想做什么,那你们又怎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呢?说得确切些,你们事先知道人民想做什么,是因为你们强迫他们接受你们的意志,向他们发号施令。这简直是梦 空想。”

  “您说得不对。人民想要吃好喝好…”

  “为了吃好喝好还要进行战争?”

  “您别着急。人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小汽车,有家庭的欢乐,还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进行的战争!是的,人民希望战争!”

  “人民还希望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关进集中营去?如果幸福和战争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么在你们的幸福里就包含着不正确的东西,因为用这种方法得来的幸福,在我看来,不可能是纯洁的。很可能,我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大概从您的观点来看,目的正确,方法也必然是正确的。耶稣会教徒们也曾宣扬过这种观点。”

  “您,作为一个牧师,想必是不会修改基督教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基督教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宗教裁判所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裁判所。不过,据我看,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最初宗教裁判所是作为纯洁信仰的一种手段而设立的,但是它逐渐变成目的本身了。就是说,纯洁、火刑,以及最初本是为了纯洁信仰而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逐渐把恶当成自己的目的了。”

  “我明白。请问: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处死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几次真正是为了让其他教民生活得更好呢?”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异教徒。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据的离经叛道。基督教里的异端邪说都宣扬不平等的思想,而耶稣却宣扬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邪说都是绝筑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之上:即‘穷富不平等,穷人应当杀死富人或者自己成为富人,登上富者的宝座’;而耶稣的思想却是;原则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区别

  的,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耶稣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耶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教会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教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十一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十一年内我们使全体德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教民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教民来找您,他对您说;‘神父,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神职人员为人处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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