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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第四节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早上,当埃尔温应当接收情报中心的回电时,施蒂尔里茨正开着汽车慢慢地朝他家驶去。汽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台又重又大的电唱机。根据假履历埃尔温的身份是一家电唱机小公司的老板,这样他就有可能装作为顾客服务到全国各地去了。

  在一条街上交通堵塞了,前边正在清除路面上的堆积物。原来敌人夜间空袭时一幢六层的楼房坍了一堵墙,修路队的工人和警察正在一起迅速而麻利地指挥着车辆的通行。

  施蒂尔里茨回身一看,他的车后边已经停了三十几辆汽车,至少不会小于这个数目。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卡车司机,对施蒂尔里茨喊道:

  “要是这会儿来了敌机,那可就要乱套了,躲也没处躲。”

  “不会来的,”施蒂尔里茨望了望天空,回答说。云很低,边缘是灰黑色的,看样子是雪云。

  “夜里天气很暖和,”施蒂尔里茨思索着,“现在又惊起来了,显然,是要下雪了。”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不久前见到的那个天文学家所说的话:“……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大家也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地球与太阳相关联,太阳又与银河相关联。”想到这里,施蒂尔里茨冷笑了一下,他想,“真像是盖世太保的间谍网…”

  这时站在前边的一个警察急促地挥了挥手,喉音很重的喊道:“开车吧!”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警察,”施蒂尔里茨心里想,“都不像我们这里的警察这么喜欢发号施令,挥动着警棍,做出各种手势,指指划划的。”他突然发现他已经把德国人和德国当作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来想问题了。“我是非这样不可呀。如果我把自己分成两半,那肯定早就完蛋了。看来,是有些反常;我竟然喜欢这个民族,而且还喜欢这个国家。不过,也许希特勒分子真的是世上的匆匆过客?”

  再往前走,道路就畅通了,于是施蒂尔里茨开足了马力。他明知道急转弯会严重磨损车胎橡胶,也知道现在汽车轮胎是脱销货,但是他仍然喜欢急转弯,让轮胎在地上磨得像唱歌似的发出吱吱的响声,这时汽车急剧倾斜,就像小船遇上了大风暴一样。

  到埃尔温和凯特住宅去的转弯处又有警察封锁了道路。

  “那边出什么事了?”施蒂尔里茨问。

  “一条街被炸毁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警察回答说,“敌机投下了一枚大鱼雷。”

  施蒂尔里茨觉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他们的房子也一定炸坏了。”他心里寻思着。

  “九号住房怎么样?”他问道,“也被炸了?”

  “是的,全都炸坏了。”

  施蒂尔里茨把车子停在人行道旁边,下车沿一条横巷朝右走去。还是刚才那个面带病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对他说:“禁止通行。”

  施蒂尔里茨撩开上衣的翻领,露出了党卫队的证章。警察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工兵们担心这片地方有定时炸弹……”

  “那就是说,我们都要被炸上天去喽。”施蒂尔里茨说着就朝九号住房的废墟堆走去。

  他感到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但是他知道,走起路来一定要和平时一样:步子要矫健有力。他现在正是这样脚步矫健地走着,脸上还露出平时那种对一切都不以为然的得意扬扬的微笑。但是他眼前却浮现出凯特的身影:她挺着圆溜溜的大肚子。有一次凯特曾对他说:“准是个女孩。肚子要是凸出来像个瓜似的,那才是要生男孩,我准是生个姑娘。”

  “人都死了吗?”施蒂尔里茨问一个正在监督消防人员工作的警察。

  “很难说。轰炸的时候正是凌晨,来了很多救护车……”

  “保存下来的东西多不多?”

  “不太多…您瞧,乱七八糟的…”

  施蒂尔里茨帮一位哭哭啼啼,推着小孩的妇女把童车拖下了人行道,然后才回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1945年2月17日10点05分

  “妈呀!”凯特叫喊着,“天哪!妈妈……救命呀!”

  她是在受了严重震伤的情况下被送进产院的,头部撞破了两处。这时她正躺在手术台上,还喊叫着,用俄语说了一些不连贯的语句。

  给这个嗓门很大,声音沙哑的大胖小子接生的大夫对助产士说:

  “是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可真够大的……”

  “她不是波兰人。”助产士说。

  “那是哪国人?俄国人?要不就是捷克人?”

  “身份证上写的是德国人,”助产上回答说,“她大衣里的身份证上写的名字是德国女公民凯特琳·金。”

  “或许大衣不是她的?”

  “也有可能,”助产士表示同意,“您瞧,多漂亮的胖娃娃呀。至少也得有四公斤重。真是个俊孩子…是您打电话通知盖世太保,还是过一会儿我打?”

  “您打吧,”大夫说,“不过,要过一会儿再打。”

  “完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简直成了孤家寡人了…”施蒂尔里茨无精打采地,有点置身局外似地寻思着。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反锁上门,坐了很久,几次电话铃响他也不去接。他机械地数了一下,先后共有九个人给他打电话。其中有两个打的时间很长,看样子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他,也许是他的下级,他们总是这样打不通就不放话筒,一打就打半天;剩下的几次铃响时间很短,不是领导就是朋友们打电话找他。

  最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纸,写道:

  帝国党卫队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亲启(绝密函件)

  司令先生!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有责任给您写这封信。我根据可靠的材料获悉:党卫队保安处某些人正在背着您与敌人接触,试探与敌人勾结的可能性。我虽然还拿不出确凿的凭据来证实这些材料,但还是想请求您的接见,向您就这个我认为极其重要而又刻不容缓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请求您允许我利用我自己的谍报联系向您提供更为详尽的情报,并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因为我认为有人通敌的这种说法,十分遗憾,似乎确有其事。

  万岁,希特勒!

  党卫队联队长 冯·施蒂尔里茨

  一位与瑞典人关系密切的葡萄牙新闻影片摄制人员路易士·瓦塞尔曼三天前在空袭时被炸死了。所以在与希姆莱谈话时怎样回答消息来自何人的问题,施蒂尔里茨已经胸有成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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