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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七章



一九四一年冬,阿纳托利·瓦利茨基从列宁格勒回到卡累利阿地峡时,果然不出他所料,没有碰到他那一营人。

  阿纳托利到列宁格勒警卫司令部汇报情况时他自然交验了休假证明,那上面有华斯涅佐夫的潦草的斜写的批示。要是在其他场合,警卫司令部的值班员一分钟也不用考虑就可以把掉队的战士安排个去处——在列宁格勒,部队有的是,工程兵部队也有的是。但这次他没有立即作出决定,因为列兵瓦利茨基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华斯涅佐夫有着某种关系,这一情况使他谨慎起来。

  值班员开始逐渐了解他们的关系。阿纳托利的答话总是三言两语,他竭力想表明,自己并不因为有这种阔气的关系而感到骄傲。不过他还是讲出了他父亲是个著名的建筑师,华斯涅佐夫和他父亲是老朋友。但是他马上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利用这层关系,他认为,当他的故乡列宁格勒正在经受围困的苦难的时候,窃取任何特权都是可耻的行为。

  阿纳托利的申述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上尉对他的真诚没有发生一点儿怀疑。他对阿纳托利产生了好感,因此,建议他在司令部工作。但阿纳托利坚决而有礼貌地谢绝了。

  阿纳托利确实并不想留在列宁格勒。这不是因为城里笼罩着饥饿和寒冷,虽然城里毕竟要比在部队里安全些。原因在于另外一方面:现在阿纳托利害怕列宁格勒。每次来到这座对他已经变得陌生的城市,遇到的只有烦恼和不幸。有时,烦恼虽然微不足道,但使人感到屈辱,那一回他被人怀疑是奸细,就象背上挨了一脚似的。这种事情可以忘掉,但他忘不了和薇拉的决裂,和父亲的决裂。

  对于父亲,阿纳托利当他是个老糊涂——不感到愤恨,却感到厌烦。至于薇拉,此刻他是恨她的。

  阿纳托利下意识地感到,薇拉觉察了他性格中的弱点。而这弱点,他自己是不愿意承认的,即使当他一人独自沉思时也是如此。对阿纳托利来说,承认有这一弱点,也就等于承认了其他的许多东西:承认自己即使没有克拉夫佐夫的命令,也会向他开枪的,为了保命,反正是会开枪的;承认自己把薇拉撇在德国人那里,还是为了保命。

  ……他被派往列宁格勒东南郊的工程建筑部队。他是个能干的建筑人员。有一次,他利用空余时间为部队指挥员设计了一个相当舒适的掩蔽部,立即赢得了少校的好感,结果他很快就在这儿取得了无形的优越地位,就象在卡累利阿地峡时一样。

  不过,说句公道话,除了阿纳托利做事殷勤又有建筑才能之外,还有一件事起了作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少校把阿纳托利叫去,问他与瓦利茨基院士有没有什么关系。到今天为止,这一亲属关系给阿纳托利带来的都是好处。但他清楚,在军队里是不喜欢有什么人“出风头”的。因此他谦逊地,象是很不乐意地回答说,院士是他的亲戚。至于亲到什么程度,他没讲明。

  “你的那位亲戚最近还做过讲话呢!”少校一面非常敬佩地说,一面朝黑色的扬声器点点头。“他好象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阿纳托利佯装不懂少校的话意,其实,他早就一清二楚,因为他已亲耳听到了父亲的广播讲话。幸亏阿纳托利运气好,广播时警卫排的掩蔽部里除他之外没有别的人。要不然早就问开了。这院士是他的什么人?是亲戚,或者只是同姓?

  起初,当播音员报出瓦利茨基这个姓时,阿纳托利沾沾自喜——无论如何,他也是姓这个姓的呗!紧接着,他不禁怀疑起来:这个虚弱的、走动都困难的老糊涂能讲出什么道道来?“谁叫他去广播的?”阿纳托利困惑不解。在他的想象中,他父亲从来不是电台和报纸要去找的人。

  阿纳托利断定,这篇讲话,要么是哭泣呜咽的伤感的,要么是相反用人起草,他照本宣读,夸夸其谈,空空洞洞。然而刚听完开头几句,他就明白了,父亲不是照着别人代写的讲稿在念。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阿纳托利甚至颤抖了一下。

  “……谁要是对你们说,谎言可能胜利,哪怕是暂时可能胜利,你们不要相信他!把这个人赶走!不管过去他和你们是多么亲近……”

  阿纳托利仿佛觉得父亲的手正指着他,他害怕地望望四周。警卫排的掩蔽部里依旧没有别的人,谁也没有妨碍他听完广播讲话……

  “……这个院士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少校问。

  “父亲,”阿纳托利淡淡地回答说。

  “原来如此!”少校不无高兴地说,又关怀地补充道:“和父亲好久没见面了吧?我可以给你一天假期。”

  阿纳托利差点儿叫起来:“不,不,不用!”不过他及时克制住了,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当成千上万的战士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认为他不能利用这次准假的机会。当他完全恢复常态以后,就高谈阔论起来,说他父亲要是见到了他,大概不但不会高兴,反而因为儿子这种对同志的不高尚的态度而感到失望。

  “你父亲是好样的,给你的教育不错,”少校下结论说。

  在准备乌斯特—托斯诺战役的时候,阿纳托利不得不出力大干一番。他和部队里的其他战士一起挖堑壕和交通壕。只是别人并不责怪自己的命运不好,他则逢人便抱怨说,他没有机会参加在这些阵地上发起的进攻……

  一九四二年十月,出乎阿纳托利的意外,他被编入了新组建的第六十七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诚然,他不过是在师部的警卫排而已……

  在离涅瓦河十公里的林间小道上与兹维亚金采夫相遇的时候,阿纳托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但他装作没有认出来。他一面将手举到帽边敬礼,一面有意加快了步伐。

  他们擦肩而过以后,阿纳托利松了口气。他和兹维亚金采夫一样,见面时不知不觉地颤抖了一下,

  不过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这次相遇使阿纳托利想起了他很想忘掉的那些往事,最好是永远忘掉!他在克列皮基村遇到了德国人,从那儿回来的路上,第一个碰见的苏联指挥员就是兹维亚金采夫。

  “没事啦!”阿纳托利想道。他最终认定兹维亚金采夫这次没有认出他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指挥员严厉的呼唤:“战士同志!”

  阿纳托利放慢了脚步,绞尽脑汁地考虑着他该怎么办。装作没有听见吗?这明明是喊他的。不,不行。

  他回过身,再次向站在几米以外的中校敬了个礼。

  “是瓦利茨基吗?”兹维亚金采夫用又象是询问,又象是肯定的语气问道。

  “是我,中校同志,”阿纳托利故意大声回答。最后一刹那,他才想好对策:严格按照规章办事,不说多余话,不提任何往事,只说“对的”,“不是”,“是”和“遵命”……

  “我们是熟人啊!”兹维亚金采夫说,对阿纳托利疏远的样子感到有点惊讶。“我姓兹维亚金采夫。”

  “我知道,中校同志……”

  此刻倒是兹维亚金采夫自己慌乱起来了:他不知道和这个小伙子说些什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住他。

  阿纳托利也觉察出兹维亚金采夫的慌乱。他不知道兹维亚金采夫有没有见到过薇拉,薇拉有没有向兹维亚金采夫讲起他俩在冬天发生的事。然而他决定,要利用对方慌乱的机会,尽快结束这次令人不愉快的会面,赶紧走开。而走开时要不露声色,以免引起任何怀疑。

  然而兹维亚金采夫的心底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希望:“也许这个人知道薇拉的什么情况?”不过他问的却是另一回事:“您为什么--拿着斧头呢?”

  “同志们要我来砍些木柴,生炉子用,”阿纳托利精神饱满地回答。

  “您在哪一部分?”兹维亚金采夫又问,一面却暗暗恼恨自己尽提些不必要的问题。

  “在师部,”瓦利茨基答道。他脸上又露出冷淡的、不愿讲话的神情。他分明是要让对方知道,当他还不了解叫住他的指挥员担任什么职务的时候,他没有必要、也无权把情况讲得明确些……

  “是这样……”兹维亚金采夫犹豫地继续说,他眼睛不看阿纳托利。“我想问您--您--好久没有见到科罗廖娃了吗?”

  “很久了,中校同志,”阿纳托利回答道,踏实在注意对方游移不定的视线。接着他以明显的挑衅口气补充说:“战争嘛,现在还能顾上这些?……从去年冬天以来我连亲生父亲也没见过!”

  “您的父亲已过世了,饿死了!”兹维亚金采夫差点儿喊出来,可是他没有作声,他对这个人更加反感了。薇拉从前曾经爱过他,但他全不关心她的命运,同样,他对自己父亲的命运,看来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这一切除了使兹维亚金采夫感到厌恶和气愤外,再没有其它可言。

  他尽量把这种感情抑制住。他想,也许对待阿纳托利不够公平。现在成千上万的战士都不知道自己亲友的命运啊!

  “请原谅,”兹维亚金采夫完全不用军人的口吻说。“我原来只不过想……”

  他没有来得及说明,原来究竟想的是什么。这时听到了马林尼科夫的声音。

  “我还在汽车那儿找你呢……妈的,到军用商店去,别想买到表,你瞧我买了这条白衬领。也给你捎了一条……”

  阿纳托利不放过这一机会:“请允许我离开,中校同志!”他口齿清楚地对兹维亚金采夫说。

  “好的,好的,您走吧,对兹维亚金采夫回答说。

  阿纳托利做了个准确的向后转动作,便轻轻地摆动着斧子,很快在树林里消失了。

  “什么人?”马林尼科夫望着他的背影问。

  “是个……熟人。”

  “在一起工作过的吗?”

  “没有,”兹维亚金采夫摇了摇头。“没有在一起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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