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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三章



“现在宣布;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开始,”戈沃罗夫说道,把自己的那本练习簿移到身边来。

  日丹诺夫坐在他的右边,在桌子的顶端。

  华斯涅佐夫,特里布茨,什格科夫,波普科夫和古谢夫,各自坐在这张桌子两边各人坐惯的老位子上。除了他们之外,参加这次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还有侦察处处长叶甫斯季格涅耶夭,方面军炮兵司令员奥金佐夫和工程兵主任贝切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柯西金没有出席。柯西金自从一九四二年一月来到列宁格勒,当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一定参加军事委员会们省委常委会的所有会议的。可是,他现在动身到夏西造船厂的工地去了。补充供应拉多加湖分舰队以新的船舰,全靠这项建筑工程来决定。

  自从新司令员(由于惯性之故,大家还是这样称呼戈沃罗夫,虽然事实上他是新合并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副司令员)来到列宁格勒,已经有好几天过去了。在这个时期内,他同日丹诺夫只有一次短促的会见——就是在将军刚刚从莫斯科飞来的那一天晚上。

  有人向日丹诺夫汇报:司令员同各兵种的首长、司令部的各处、各部门的首长进行谈话。谈话的时间很长,但却没有喧哗声。他好几次乘车到部队里去——到南方和涅瓦河去。可是,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却一拖再拖。

  到了第四天,日丹诺夫忍耐不住了,亲自打电话给戈沃罗夫,问他有没有愿望要谈一谈。得到的回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还没有准备好,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还需要一昼夜时间。让我们明天在军事委员会上谈一谈所有的问题吧。”

  这使日丹诺夫觉得有点不痛快起来:他们应该在召开会议之前商量一下的。可是在戈沃罗夫表示拒绝会见的那种平静而又实事求是的声调里,又毫无专横任性的痕迹。

  到了晚上,日丹诺夫问华斯涅佐夫,他对新司令员有些什么想法。对方意思含糊地耸了耸肩膀:“我还没有跟他见过面呢。不过,我在司令部里听到人说,他这个人再精细没有啦,什么事都要问个一清二楚。人家去见他,就象赴考场受考试一样。”

  “我们可不需要什么主考人;我们都已经超过小学生的年龄了!”当时,日丹诺夫曾经脱口而出地这样说……

  ……按照传统习惯,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在司令员的办公室里进行。这次会议规定在早晨九点钟召开。日丹诺夫比预定的时间早十分钟就到了。

  在这间非常熟悉的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变得美观起来了。他不能一下子就感觉出究竟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只是过了一会儿以后,他才注意到一排敞开的窗户,通过窗孔,明丽的阳光从外面流泻了进来。

  在被围困(寒冷,轰炸和炮击)的悠久月份中,斯莫尔尼宫里的人已经如此习惯于把窗幔遮得密密的、窗户关闭得紧紧的,习惯于点半明不暗的台灯,所以在这儿,春天阳光的照耀在最初一瞬间倒使人大吃一惊起来。

  所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日丹诺夫匆匆忙忙地同每一个人握手问好,然后跟司令员并排坐了下来。

  他刚在圈手椅上坐下,戈沃罗夫就站起来宣布会议开始了。现在他需要做的事,不是询问别人,而是自己来发言。

  他的发言的开端并不以清晰明了见长。

  “我建议,”他低声地说,“要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更好、更快地完成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最高统帅的指示归结为如下几点:要压倒轰击城市的敌军炮兵的炮火,加强我们的防御,积聚力量以备即将进行的突破包围的战斗。我们先从炮兵谈起。据我知道,远射程重炮一昼夜的炮弹供应定额,到现在为止,数量是很微小的——一平均每门炮只有三、四发炮弹。再加上轰击城市的德国大炮的射程达二十四至三十公里,更准确点说,是二十九又十分之六公里,如果估计到他们那种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铁道炮的话。可是我们的大炮和榴弹炮呢,实际火力的射程不超过十九又十分之七公里。只有一种型号的大炮是例外,就是一百五十二毫米口径的大炮:它能够打到二十七公里。”

  “对不起,司令员同志,可是您忘记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大炮啦,”特里布茨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说。

  “决不会忘记,我记得,”戈沃罗夫答道,没有把头转到海军上将这边来。“您的一百八十毫米口径的海军大炮能够打到三十七又十分之八公里。”

  “对,”特里布茨证实说。

  “总的说起来,”戈沃罗夫继续往下说,“方面军的炮兵虽然在最近期间,在压倒敌人的炮兵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可是火力的射程还是比不上他们。原来的情况便是这样。”

  日丹诺夫的眼光盯着铺在桌上的绿呢。他觉得,好象是一个会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工厂的厂长借戈沃罗夫之口在那里做报告。只讲数宇,不讲别的!枯燥地、冷淡地列举着公里和毫米,就差没有算盘珠的笃的笃拨来拨去啦。

  “奥金佐夫上校,”这时戈沃罗夫说,“可能会反驳说现在形势有点改变了。是的,您可以得到从外边来的重炮炮弹的供应,这种炮弹列宁格勒是不生产的。我也知道,最高统帅部拨给列宁格勒两个大队的炮兵校正机,这将有助于增加炮击的准确性。可是,原有的情报资料基本上还是从前的资料:敌人的大炮射程比我们远。因而,我们没有力量压倒威胁着我们城市的敌人的大炮。有人会提出问题:怎样才能改变原有的资料,使它变得有利于我们呢?或者——依旧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火力上对敌人占优势呢?…”

  日丹诺夫稍微抬起头来。他不由得想到,这倒有点意思啦,现在发言人大概外表上也有点改变了吧。

  可是没有改变,戈沃罗夫仍旧还是原来的那种样子。他站着,双手紧贴着身躯。一张冷淡的、微微浮肿的脸。他那双灰色的、挺不亲热的眼睛注视着门框上边的什么地方。

  “第一,”他的声音照旧还是低沉地在一片寂静中响着,“我认为把重炮阵地尽量向前移是适宜的。至于向前移到什么地方和怎样移,我回头跟炮兵首长再研究得明确些。我现在只讲主要的东西。”说着,司令员离开桌子,往挂着列宁格勒方面军地图的墙边走去,用指头指着图上的某一个点。“喏,应该把我们一部分重炮调到这儿来。”

  他没有转过身来,也没有清什么人到地图跟前去。可是,所有的人,包括日丹诺夫在内,都纷纷从桌子两旁站了起来,围拢在他背后,把目光望着司令员的指头所指的那一个点上。

  有一会儿,大家都不作声。然后,响起了华斯涅佐夫惊异的声音:“调到奥拉尼恩包姆?”

  “正是这样,”戈沃罗夫证实说。

  “在奥拉尼嗯包姆基地设置重炮!”华斯涅佐夫更加困惑地大声喊叫着。

  “可是,为什么您军事委员同志,认为这里面有些什么地方是不可思议的呢?”戈沃罗夫反问道。“基地至少有七十公里的地方处在前沿地带。纵深有十五至三十公里。在这个广阔的地方,毫无疑问可以找到设置重炮的地方。”

  “滨海的基地是特殊的地区呀。”华斯涅佐夫不肯罢休地说,“这是一块跟我们隔断的土地!要经过芬兰湾,连运送粮食也有很大困难!而且德同人已经不止一次试图从我们手里夺去这块基地。”

  戈沃罗夫慢慢地向华斯涅佐夫转过身来,他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师级政委同志……第一,滨海的基地有我们的军队在守卫,一点也不比列宁格勒方面军任何一个地段差一些。第二,灰马、红丘炮台的整个咯琅施塔特要塞的炮火都在掩护着它。第三,……这一点是主要的……把重炮调到那儿去,所得到的好处,可以抵偿一切与此相关的困难和危险。因为我们把重炮调到基地去,不仅可以大大增加我们炮火的射程,而目。还可以对准敌人炮兵集群的侧翼和后方射击。您如果有别的问题,我过两天可以作出答复。明天我要乘飞机到基地去。”

  说完这些话,戈沃罗夫就回到桌子前面来了。大家又跟着他走回来。只有华斯涅佐夫出在地图旁边,继续仔细研究地图。

  “对我们的炮兵还有一个非做到不可的要求。”将军强调突出“非做到不可”这几个字。“必须经常对敌人的指挥所进行密集的轰击。我们有了校正机,这样轰击也应该会带来很显著的效果的。我认为,经过这样的轰击;我们会使敌人把自己重炮的炮火从城市的街区移到我们的炮兵阵地上来的。这一点也有待于证明。”

  戈沃罗夫坐下了。

  华斯涅佐夫终于回到桌子前面,也坐了下来,无意地对日丹诺夫瞧了一眼。日丹诺夫同情地、虽然也带着几分讽刺地对他笑了一笑。

  日丹诺夫懂得,对于华斯涅佐夫来说,——不过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还是朱可夫象个司令员的样子。华斯涅佐夫呢,当然要把现在的军事委员会会议跟朱可夫初次主持的那次会议作一比较。

  在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议上,朱可夫一下子就显出他是一个专门为克服严酷障碍而生的人物。他的果断和坚决,使人相信只有他才知道通向胜利的钥匙在哪儿,并且怎样去使用这把钥匙。

  戈沃罗夫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他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缺乏热情、过于孤僻、过分忧郁的人。再加上新司令员是一个非党人士,这仿佛是他性格上的特点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件事颇为令人费解:斯大林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这个事实是不是表明:莫斯科认为留在列宁格勒的军队已经不可能自己突破包围,要消除对城市的围困,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从外面去突破吗?

  日丹诺夫说不出,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印象在他心里渐渐动摇了起来。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从戈沃罗夫身上看出了某种招人喜欢的东西,并且欣赏他考虑问题很具体,富有逻辑性——这位“教授”很熟悉他的业务。而华斯涅佐夫呢,看来还是处于最初的情绪支配之下,他为此而吃苦头也是活该。

  “关于炮兵,有人想提出其他建议吗?”戈沃罗夫问道,他等待什么似地沉默了一下,对日丹诺夫瞧了一眼。“没有吗?……那么,我们再来研究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工兵对于防御列宁格勒的保障。我跟贝切夫斯基上校谈过话,三次到部队去过,调查的结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重点应该放在往纵深方面发展现有的防御体系。我只把防御的概念作为立论的基础。谈到这一点时,照我看来,我们的防御工事的工程现在是……”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严厉得出人意料地结束他的这句话:“处于一种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要完成这些工事,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去接近敌人。这是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这可以减轻我们将来进攻行动的困难。谁想发表意见?”

  “可以允许我发表点意见吗?”传来了贝切夫斯基的声音。

  戈沃罗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个儿、形容消瘦、象根细竹竿似的工程兵部队首长开始激动地说起来:

  “司令员同志认为列宁格勒防御工事的工程是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估价恐怕未必是正确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依靠这些工事,没有让德国人进人到城里来。春季给咱们的工程增添了麻烦事。防御阵地的前沿成了被水淹没的低洼地了。秋天和冬天敷设的地雷场也都被水淹没掉啦……”

  “请您解释一下吧,”戈沃罗夫打断他的话头,“您是支持我的基本建议呢,还是反对它?”

  这个平心静气提出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使上校更加激动。

  “我主张正确地看形势!”贝切夫斯基提高了声音。“司令员同志显然没有设想过,我们经受过一些什么!他没有在这儿看见过用死尸筑起来的胸墙。活着的人们必须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当他们还有力气还有子弹的时候,从这些胸墙后面开火,或者是凿开冻硬的土地埋葬同志们。当然宁愿选择前一种办法。随着春天的到来,不得不把这些掩体逐渐废除。您会说:必须及时建造新的掩体吧?可是您知道不知道,许多战士已经没有力气把沉重的圆木头扛起来啦?…”

  一阵沉默。这间办公室里在场的人们心里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他们下意识地对贝切夫斯基表示同情,同时也觉得,对司令员进行解释时用这种口气说话是不容许的。

  日丹诺夫急呼呼地喘着气,准备要纠正下属并拦阻住司令员,可是这时,波普科夫出人意外地叫了一声:“同志们!快听呀!……”

  大家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好象听见一声号令似的,都把身子转向放在写字桌上的那只扩音器。节拍器的平稳而有节奏的嘟嘟声隐隐地响着。

  “不是叫你们听那儿,同志们!请听这一边呀!……”

  波普科夫整个身子俯在敞开的窗口上。通过窗子,从远处什么地方,一阵阵若断若续的电车铃声飞进办公室里来。任何一种别的声音,都不能象这一阵阵平淡无奇的电车铃声更使聚集在这儿的人们激动起来。大家都急忙奔向敞开着的窗子跟前去。

  “今天基罗奇纳耶街通车啦!”波普科夫扬扬得意地宣布说。

  日丹诺夫首先发觉,戈沃罗夫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走动——他仍旧照老样子坐着,不过使劲儿搓着手,仿佛他的一双手冻僵了似的。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日丹诺夫想到司令员的心里很不平静。

  “同志们!”日丹诺夫故意严厉地对其余的人喊道。“我们继续开会。司令员等着呢。”

  当大家重新在桌子旁原来的位子上坐好,戈沃罗夫说道:“我不想,更准确点说,我现在不能够深入研究造成工事的工程现状的原因。可是,我在这儿发表了一些具体建议,我很想听一听你们对这些建议的意见。”

  “我有一个问题,”华斯涅佐夫朝司令员那边稍微向桌子俯了一下身子,发言道。“您说必须改善我们的防线,把防线向前推移。对吗?”

  “对,但这还不是一切,”戈沃罗夫答道。“我们还必须在城市里面修建新的防御工事。几千处防御工事!并且这个数字不是一种譬喻式的说法。我们在城市内部防御工事的修建方面必须进行认真的纠正。这些市内防御工事过去是按照扇形的原则修建的,我认为,这个原则还应该保留。不过,必须抛弃幻想。过去,这些扇形工事是由工人志愿队和民兵兵团来守卫的。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一旦敌人冲进城来时,就进行战斗。可是,你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部分工人已经跟着工厂一起疏散了。另外一些人经不住饥饿的冬天而死亡了。再说,每个扇形工事里的支撑点,由于轰炸、炮击,还有气候变化的结果,一部分变得不能用了。我们必须把它们恢复,并且——我还要重复说一遍———还要修建几千个新的支撑点。”

  “谁来做这件事呢?”华斯涅佐夫又提出了问题。“我们能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呢?”

  戈沃罗夫微微耸了耸肩膀,答道:“列宁格勒人有修建防御工事的经验。”

  “再一次动员居民吗?”波普科夫问道。

  “是的,”戈沃罗夫坚定地答道。

  波普科夫绝望地挥了挥手。

  “人们被一再动员弄得疲惫不堪了。去年夏天,我们动员了五十万人修建防御工事。秋天,动员人们去 伐木材和开采泥炭。冬天,几千列宁格勒人组成了一条活的传送带,从涅瓦河直达面包厂,把一桶桶水传到那儿。他们不为这些事抱怨诉苦,不向我们要求什么,可是我们应该给他们哪怕是一个月的休息啊。一个月,别再进行新的动员啦!”

  “这是不可能的,”戈沃罗夫叹了口气。

  “为什么?”

  “因为敌人照旧还虎视眈眈地站在离城六公里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会放过利用我们防御方面的弱点的可能性。在‘涅瓦河的小地’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还会发生……这个滩头阵地,主要就是因为不够牢固才失掉的。因此,现在,整个涅瓦河左岸直到施利色堡,都落在敌人的手里了。”

  提到这一小块洒满苏军战士鲜血的土地,听起来带有强烈的责备的意味。戈沃罗夫大概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同志们!”他带着不合乎他本来性格的一种打动人心的音调讲起来。“我们必须正视真实。敌人可不管我们受到的损失,也不管我们经受的考验。他们是敌人啊。我们必须只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任务还不仅仅限于修建新的防御工事。我们要做的事,是把留在城里的工人们组成一些新的营,可是现在要按照军队的编制组织了。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变成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堡垒。在南方和西南方,奥拉尼恩包姆基地、喀琅施塔特和普尔科沃高地要发挥炮台的作用。在北方,由卡累利阿防御工事区的钢骨水泥地带来负担。在东方,由涅瓦河防御工事阵地来负担,可是这个阵地还需要建筑起来呢。城市本身就要变成仿佛是堡垒中的一个主要的装甲堡垒。更进一步,请用清醒的眼光来瞧一瞧城市防御地区里的现有的扇形防御工事吧。在不久前,谁在那儿占据着永久火力点?基干机炮营。这些营在纸面上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而事实上,早就消失在第一梯队各个师的野战阵地上了。我根据战前当炮兵防御地区的负责人的经验知道,机炮营在原则上对敌人的步兵和坦克都可以进行独立的火力战斗……每一个机炮营,按照编制来说,所拥有的反坦克武器都决不少于一个步兵团。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恢复这些强有力的分队,把它们重新编入防御工事区的体系中去。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依次把一些步兵团,然后是一些步兵师,调到后备队中去,以便准备进行积极的进攻行动。我想请你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日丹诺夫的眼睛一直看着戈沃罗夫。现在他已经彻底认识到,他最初对这个人的评价是错误的了。最容易把戈沃罗夫当作仅仅是一个学究气的精明的专家。更简单的是嘲笑一下他对数字的记忆力。是的,他是有一种数学气质的头脑,数学逻辑的思维。可是,这有什么不好呢?日丹诺夫试图找出戈沃罗夫理论中一些破绽的地方,可是找不到。不,这个人不能算是脱离生活的理论家。很可能,他不能充分理解那些经历过许多个月包围的人的感情。然而事实他是知道的!他的一切建议都正是根据事实来的……

  日丹诺夫的这种思路以及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进程,被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的一个助手打断了。他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挺身直立,望着戈沃罗夫,为自己突然闯进屋里来默默地请求原谅。然后,同样不声不响地,踮起脚尖,走到侦察处长跟前,俯身凑近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交给他一只蓝色文件夹。

  戈沃罗夫几乎觉察不出来地耸了耸肩膀。

  ‘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司令员同志!”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对他说道。“送来给我的是一个被俘的德国大尉的审讯记录。在这个俘虏的供词中有一些东西值得军事委员会加以注意。前几天——确切的日期那俘虏记不起来了,——德国武装力量的参谋长凯特尔元帅跑到普希金和加特契纳来啦。那个大尉亲自看见凯特尔在观察所上仔细地进行观察,从那儿可以看到大部分列宁格勒。”

  叶甫斯季格混耶夫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坐下了。

  “好吧,”戈沃罗夫作出总结说,“我认为这个事实与冯·莱布的撤职一样有蛛丝马迹可寻。敌人在作准备。我们也要准备……”

  华斯涅佐夫带着心烦意乱的心情离开军事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他的心本来就被经历过的一切事情搞得痛苦不堪了。

  无比的痛苦和艰辛落在每一个列宁格勒人的身上。可是,那些为城市的命运担负着责任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痛苦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因为不能制止那  徘徊在列宁格勒街头、钻入到工厂车间、穿入居民住屋的死亡而感到痛苦。

  华斯涅佐夫的心渴望着把创伤治好。这种渴望与日俱增地加强起来,随着春天的来临,太阳露出睑来,令人眼花缘乱地照耀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人行道和马路上,非常想念暖和天气的人们终于从身上脱掉了令人厌烦的皮大衣、毡靴和围巾,列宁格勒人变得和战前一样了。

  党的工作者的清醒的理智一直在提醒华斯涅佐夫:围困还存在着,敌人照旧待在列宁格勒的城墙下,总而言之,战争的结束目前还看不到一点影踪。可是,他那颗痛苦的心充满了本能的信心,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列宁格勒人等到了机会,可以休息一下,镇静下来,养精蓄锐……

  可是,忽然听到了戈沃罗夫的这一番话以及叶甫斯季格涅耶夫所报告的消息,和这一番话密切相呼应。这又使华斯涅佐夫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

  “当然,”华斯涅佐夫思考着,“凯特尔跑到列宁格勒城下来不是偶然的。德国人可没有时间来作一次闲情逸致的集体游览。他们没有忘记在莫斯科城下所遭到的歼灭。现在,当他们离开莫斯科不是几十公里而是几百公里的时候;希特勒未必会想到要再次进攻苏联首都。可是,敌人在列宁格勒城下还是待在去年九月他们达到的那些阵地上。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戈沃罗夫是对的。

  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列宁格勒人又得拿起铁铲和丁字镐,又要去搅和混凝土砌砖头,在敌人的炮轰下修建新的永久火力点,设置防坦克的阻塞栅,装置崖壁。

  在会客室里,有一个陌生人在等候华斯涅佐夫。华斯涅佐夫想着自己的心事,一时记不起今天一清早有某个管理局的代表死乞白顾地要求对他予以接见的事儿了。

  近来,各个人民委员部和各不同部门的代表们越来越频繁地跑来访问列宁格勒了。这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在列宁格勒,有属于各单位的许多企业。在秋冬两季被围困的那几个严酷的月份里。事实上只有斯莫尔尼宫和外面的大陆还保持着联系,所有的工厂、工场和机关都仅仅向党的省委和市委提出自己的需要。可是,拉多加湖的冰上运输线越是畅通无阻,空中交通线的定期班机越是正常,各个企业和人民委员部之间的联系也就越是顺利地建立起来。这些联系的调整,以及按照集中化的制度的要求检查解决问题,是柯西金的职责之一。华斯涅佐夫本想打发这个今天早晨打电话来的人去见柯西金,可是后来想起国防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到夏西船厂的工地去了,所以就问意在开完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之后接见这位莫斯科人。

  现在,这个人来了。

  “我听您说,’华斯涅佐夫说,在写字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并且对来客指了指摆在桌子前面的皮圈手椅。“您有什么事赐教吗?”

  “我要控诉,华斯涅佐夫同志,”对方很快地答道。

  华斯涅佐夫的眼光在翻开的一张案头日历上扫视了一下,那上面记着这个个儿不高、年纪相当轻——不超出四十岁——的人的姓名和父称。

  “您有什么控诉,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华斯涅佐夫问道。“您说您是来控诉的。当然,这是开玩笑吧?”

  “开玩笑不开玩笑,这得看我从您这儿得到什么东西回去来决定。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我是从水泥托拉斯总公司来的。我们需要列宁格勒的帮助。”

  “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华斯涅佐夫耸了耸肩膀。

  “事情很简单——国家需要水泥。可是,在你们基洛夫区,有一家挺大的水泥厂。当然,是暂时停工的水泥厂。我们请求把这个厂的一部分设备拨给我们。”

  “您为什么为这件事来找我呢?”华斯涅佐夫说道,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尽管用意志来控制,仍不免流露着不满。

  “不经过斯莫尔尼宫,在列宁格勒是寸步难行的呀!”斯克沃尔佐夫双手一摊。“波普科夫坚持要……”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华斯涅佐夫依旧用不满的声调继续说下青“您要懂得,列宁格勒在围困中!千百幢房子和楼板都给摧毁啦。我们自己也非常急迫地需要水泥和设备呢……”

  “我只听见喊:‘围困,围困’!”斯克沃尔佐夫生起气来。“刚刚准备出发上列宁格勒来的时候,人家就吓唬我,说什么:那儿冷呀,饿呀,满街全是死人呀!……当然,我知道,这一切都曾经有过。可是,现在呢!……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它在哪儿哪,这个围困?”

  “什么……在哪儿?!”华斯涅佐夫激动地大声说。“难道您不知道……“

  “知道,我一切都知道!”斯克沃尔佐夫又打断他的话头。“德国人离基洛夫工厂六公里……这我也知道。可是在城市里,什么围困也感觉不到呀!街道比莫斯科的街道还要干净。据我所看到的来说,供应相当的好……”

  华斯涅佐夫默不出声了。他心里想:这个人要嘛是开玩笑,要嘛干脆是想奉承几句.可是,开玩笑不是地方,而任何吹捧奉承简直是侮辱人……或者,从大陆来的客人真的想象不到列宁格勒的真实情况?

  “难道连炮轰也不能使您感觉到列宁格勒还没有摆脱围困吗?”华斯涅佐夫问道。

  “炮轰?……这当然是有的。不过,炮轰并没有妨碍你们基洛夫工厂新建成的机械车间轰隆轰隆地开工呀。那边的钢铁翻砂车间和新翻砂车间也在开工啦。熔炉很正常。您会问——我怎么知道的?您会说——这是军事秘密吧?不过,华斯涅佐夫同志,对我是什么秘密都隐瞒不住的。我总归知道,你们在制造炮弹,还有地雷,还有大炮。你们在修理坦克!你们装什么穷呢!”

  华斯涅佐夫甚至被来客的这股倔强劲儿弄得稍微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不错,在二月到三月期间,在基洛夫工厂建造了新的机械车间。翻砂车间也都恢复了。在其他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中,也制造出一些东西——仅仅在这一个月中,它们就向前线提供了一百门大炮,差不多八百挺机枪,二十万颗炮弹,以及同样数量的地雷。造船工人们也没有停过手……修好了二百二十七艘船舰和三百六十艘快艇,为拉多加湖分舰队新造了一些单桅帆船,焊制铁的平底船。不错,这一切都做成了。可是,围困仍旧是围困呀。怎么,这个叽叽呱呱的人,他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吗?

  华斯涅佐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坐在他前面的这个人的眼睛,努力要从脸部表情上去洞察他的真实思想。

  “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谢尔盖·阿凡纳西耶维奇?”斯克沃尔佐夫又笑了笑。“据我知道,帮助别人,这是列宁格勒的老传统!您同意吗?”

  ”是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您的意见,”华斯涅佐夫说,从桌子边走出来,换到斯克沃尔佐夫对过的一把圈手椅里坐下,把两只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听我说,安东·格利戈里耶维奇,您是……党员吗?”

  “这还用说吗,”对方继续微笑着。“从一九三二年起就是党员。要不要把党证出示?”

  “不,不,不需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华斯涅佐夫断断续续地说起来。“我愿意您开诚布公地…象党员与党员之间应该那样地……您真的以为列宁格勒是……那种样子吗?”

  “什么样子?啊,啊,我明白啦!”斯克沃尔佐夫忽然想起来。“您把我看成火星上来的人啦!这可不对呀,我,谢尔盖·阿凡纳西耶维奇,可不是火星上来的人。如果您自己要求我开诚布公地说话,那么,您可不要为我说话冒昧而生气啊。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你们这儿的生产单位总是以围困作为挡箭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我可是旁观者清呀。当然,饥饿,寒冷,好几万人的死亡,这一切都曾经有过。可是,现在那边音乐厅挂出了广告牌:大修竣工,音乐厅重新开放!在涅瓦大街上,水兵们追逐着姑娘。商店里有货物。当然,不多。可是,您以为莫斯科货物多吗?……”

  华斯涅佐夫的惊奇的眼光一直盯着这个不寻常的对谈者。这个从大陆上来的人讲到列宁格勒,竟象讲到一个顶普通的城市一样,他仅仅凭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列宁格勒遭受过的痛苦,可是他竟象随口说说似的对这些痛苦大放厥辞,这一点使华斯涅佐夫觉得讨厌而又愤慨。华斯涅佐夫整个处在被围困中的心理对这一点提出抗议,要求使斯克沃尔佐夫知道自量。可是同时,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充满了华斯涅佐夫的心头—一他很高兴这个莫斯科人迫使他自己用另外一种新的、不习惯的眼光来看一看周围发生的事情。

  华斯涅佐夫可以对斯克沃尔佐夫讲许多话。可以解释给他听,城市还没有把饥饿的后遗症克服,由于劳动力和建筑材料——一其中也包括水泥--不够,修筑居民房屋进行缓慢,所以暂时停工的水泥厂将在最近几星期内开工生产;交流一下恢复下水道和水管的事--水只够供应三千户人家左右,—一然后再提一下,由于四周围困的德国炮兵的火力,每天都要死掉几十个列宁格约人。

  可是,他立刻就想起,不多久以前他在戈沃罗夫办公室里听到的一番话。

  “什么房子?什么水管?”华斯涅佐夫想道。“明天或者后天,又得动员城内居民建筑防御工事啦。”

  他皱起了眉头,问斯克沃尔佐夫道:“您具体要求我们些什么?”

  对方匆匆忙忙伸手到上衣的衬里口袋里去摸出一张纸来,把纸打开,交给华斯涅佐夫。

  “这是订货的规格说明。”

  华斯涅佐夫略略对那张纸瞧了一眼,把它放在桌上,站了起来说:“把这张纸留下吧。我跟人商量商量。我们来看看能够做些什么。”

  斯克沃尔佐夫也匆匆忙忙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谢谢,华斯涅佐夫同志。您允许我明天再打电话来……”

  房间里剩下华斯涅佐夫独自一人之后,他就回到了桌子前面来。

  “不呀,不呀!”他对自己说。“不应该相信他。敌人就在旁边,一切恢复了的东西又会重新被摧毁,人们还远远不能高枕而卧呢。应该只想到即将面临的战斗。可别看到列宁格勒人一张张兴高采烈的、光洁的脸而被迷惑了啊!新的考验还前头呐!…”

  他望了望窗户,忽然问起自己来:“那么,我为什么不把窗子打开,象刚才戈沃罗夫做过的那样?”

  华斯涅佐夫走到窗子跟前,试图把它打开。可是,窗子是用纸糊住的,冻结了整整一冬,一到春天又膨胀起来,窗框箍得紧紧的,窗子打不开。

  他把值班的秘书叫来,问他:“您有凿子吗?”

  “什么?”秘书觉得大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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