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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一章



我醒过来,心里想着他,想着阿廖沙·兹维亚金采夫。

  我很晚才躺下睡觉:因为半夜光景又运来了一批新伤员,终究还是把我叫进手术室去了。其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级烫伤。这是现在很少有的情况——他不是被炮弹炸伤,也不是大火烧伤,而是由于生产事故。在他们“电力厂”的车间里,锅炉房的供水突然中断了。他们试图用消防唧筒来帮助供水,却发现水龙带里的水冻住了,于是决定打开锅炉上的进水孔,用人力把水倒进锅炉。这个小伙子倒了第一桶水进去,一股滚烫的蒸汽直扑到他的脸上。

  我们对他处理了一个半小时。烫伤极其严重。能活下来吗?

  我在两点多钟才回到自己房间里,没脱衣服就躺下了。早晨我起身,在床头小柜上的一面镜子前面梳了头(这面镜子是我进入营房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唯一的一件东西),然后下楼,走进盥洗室,洗了洗脸。在食堂里吃了一杯没放糖的茶,还有一块结了冰的面包干—一这块面包干在带点黄色的热水里泡了很长时间才泡软。后来我走进护士室,查问一下那个烫伤的小伙子的病情,然后走到外科主任面前,目光望着别处,开口请求说,从两点到三点,希望有个人顶我的班。

  然后,生活就按常规进行。一个护士推着一张有轮子的小桌子,桌上放着金属的消毒器,一堆药水瓶、药片和药粉,还有那本记载医生嘱咐的练习本。我在这个护士的陪同下。从一间病房走向另一间病房,成百次成千次地问:“情况怎么样?自我感觉怎么样?这一夜过得怎么样?……”但是,今天做这一切却很机械,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很快,很快就要看到阿廖沙了。我不时地看表,发觉自己竟想把时针向前拨,使时间快点过去。

  我们走到谢尔古辛床边。

  “您觉得怎么样7”我询问道。

  “政委在哪儿?我需要他……很需要,”谢尔古辛轻声说。

  “我今天还没看见过他。看见了,我一定转告,叫他来一下。”

  我看了看练习本。在谢尔古辛的名字下面,并没有记载任何的医生嘱咐。

  “医生给您检查过啦?”

  “检查过了,”谢尔古辛微微皱皱眉头,回答道,“他说,一切都很好。”

  他的脸色照旧是苍白的,但不象以前那样的灰色了,他的嘴唇也不那样发青了。

  我按了按他的脉搏。脉搏虽然跳动得很慢……一分钟才五十二跳,但是跳得很有力、很有节奏。

  “好啊,谢尔古辛,”我说,“情况在好转。您睡得好吗?”

  “我做了个梦,”他回答道,脸上露出了笑容,“好象,这么长时间以来还是第一次做梦。好象战争已经结束了。以前我做梦,老是梦到战争。坦克向我开过来,可我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手榴弹,又没有燃烧瓶……或者梦见德国人朝我高高举起刺刀,我却躺在地上,好象有重东西把我压在地上似的……我看得见刺刀,看得见那张野兽般的鬼脸,可是人却一动也不能动。或者梦见我站在甲板上,突然间‘轰隆’一声,水雷……”

  “为什么在甲板上?难道您是水兵吗?”

  “过去是水兵。后来成了类似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兵士。在哥格兰德岛——您听说过吗?在芬兰湾。我们在那地方防守。可以说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到冬天来了,我们才撤出来。剩下的公民和战士都撤出来了。”

  “您就是在那儿受的伤吗?”

  “不是,”谢尔古辛否定地摇摇头。“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我参加了滑雪部队。海上通道您知道吗?我们在那儿发现了新砸的冰窟窿。还有雪橇留下的通向彼得果夫的痕迹。您明白啦,不明白?这是德国鬼子放了水雷,想炸沉我们的舰艇。我们的破冰船就在那条海道上航行,破冰船后面是舰艇。嗯,我们就开始监视德国鬼子。我们埋伏着,等他们来放水雷。于是就投入战斗。这时我挨了一下…”

  “为什么不把您送进海军医院呢?”

  “谁知道,”谢尔古辛耸耸肩膀。“大概是伤员太多了吧。不过这有什么不同呢。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在说做梦……您想象一下,梦里好象没有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在家里。在田野上。黑麦在迎风摆动。风……这样温暖……阳光灿烂……我在小路上走着。用两条腿。我一边走,一边想:我这第二条腿是从哪儿来的呢?情况就是这样,我知道失去了一条腿,可是却用两条腿在走路…”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用臂肘撑起上身,用要求的口气说:“政委在哪儿?”

  “他会来的,谢尔古辛,一定会来的!我转告他,”我回答道。不知为什么,我又问了一句:“您喜欢我们的政委吗?”

  “我喜欢在俄罗斯炉子里焖的麦粥。政委可不是粥。他……他知道秘密……请您告诉我,护士,您看见过心吗?”

  “心?”

  “是啊。人的身体里的心。一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说清楚呢?有点儿象一个大人的拳头。一直在一胀一缩。就象这样。”我把拳头一紧一松握了好几下。“把血液向血管压出去。好象唧筒一样。”

  “这么说,象只泵呀?”谢尔古辛失望地说。他用遗憾的眼光对我看了一眼,重说一遍:“请政委来一下。”

  说完,他就翻过身,脸朝着墙。

  我查完病房,就去找帕斯图霍夫。可他到政治部去了,要到两点钟光景才回来。

  “两点钟光景”这几个字又使我的念头回到阿廖沙身上……

  两点缺一刻,我穿好衣服,出去了。我走到大门口。通向卡尔·马克思大街的那条小巷子里空无一人。雪,到处是雪。雪堆几乎积到窗口上。街道中间有一条汽车压出来的车辙。向我们医院送伤员的汽车就是在这条路上行驶的。

  不知为什么我毫不怀疑,阿廖沙将从大街的那一头出现—一步行来,或者搭乘便车来。

  我站了几分钟,看了看表。两点缺五分。突然,我看见巷子尽头有个穿短皮大衣的军人。我向他奔过去。但是,跑到他身边,我才看出,那不是阿廖沙……我看到那人莫名其妙的眼光,赶快走开了。

  我又回到大门口,又看了看表。两点零三分……

  “以为他会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这是没有道理的,”我安慰着自己。“交通车辆已经停驶了。”

  雪下大了。现在眼前是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我明白,要是我从巷子的这一头奔到另一头,那就很容易同阿廖沙错开,把他放过去。

  我背靠在铁栅栏上。附近不知什么地方,节拍器均匀地在响。“但愿别开始炮击!”我害怕地想道。“一炮击,所有交通都要停止了……”

  我听到,有辆载货卡车轮子上绕着的防滑链铿铿地在响。那辆汽车陷在大雪堆里,后来驶到路上来了。但是那汽车——一辆一吨半的油罐车——没有停下来,驶过去了。

  我又看了看表。两点十二分。

  “他不会来了,不会来了!”我的脑子里嗡嗡直响。“他是军人,可能接到什么任务了。昨天想做的是一件事,今天要做的却是另一件事……”

  又过了约莫十分钟。我突然想到,阿廖沙大概根本没想到,我会怀着这样急不可耐的心情在等待他!我想起了我们在卢加森林里的那次见面,那时他受了伤,躺在那儿。我想起了我们在基洛夫工厂入口处的最后一次告别。他没有理由想到,此刻我会怀和这种心情等待他……他想来探望一下,没碰到……不过是这么回事…

  又传来了汽车的铁链声,由于暴风雪,更辨不清汽车了。我向旁边走了一步,踏上雪堆,让汽车驶过去……驾驶室的小窗口里突然伸出一个脑袋来,戴着一顶护耳帽。

  “喂,亲爱的,这儿该有一个医院吧!”

  “在这儿,在这儿!”我嚷嚷着回答他。

  汽车降低了车速。大概车厢里是伤员。

  司机室另一边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突然我听到:“薇拉!薇鲁尼亚!…”

  阿廖沙向我跑过来……

  “阿廖沙!阿廖沙!”我一再喊着。

  “你准备一下,咱们走!”他刚问了好,就说。

  “上哪儿?我在医院里上班呢,阿廖沙……”

  “你去请假!请三小时假;我们要迟到了!”

  “好的,我马上就去试试,”我什么也不明白,口里回答着,回头向医院奔去。

  我一听说外科主任在做手术,马上就奔到楼上去找帕斯图霍夫。

  他坐在桌子后边,正在写东西。

  “政委同志,我恳切地请求,”由于快步奔跑了一段路,心情又很激动,我喘着气说。“我得出去一下……三小时……非常需要!”

  帕斯图霍夫放下钢笔,聚精会神地对我看了一眼。

  “您为什么来找我?您是归医生管的呀……”

  “我和外科主任商量好了,在两点到三点之间我可以休息,手术室里有人替换我。但现在才知道,我需要离开一下……离开三个小时,不是一个小时,而是三个小时!而外科主任还在做手术。我恳切请求您,请允许我请个假!”

  “出什么事啦?是家里吗?”

  “我根本没有家!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有个人来找我!……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你明白吗?是从前线回来的。”

  “是这么回事,明白了。”帕斯图霍夫点点头。他看了看表,然后好象有意强调正式批准似地说:“我准假……夜间的通行证有吗?”

  “有。”

  “零点之前您可以自行安排。”

  “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只要三个小时!”

  “我比您更懂得需要多少时间。到零点之前,”帕斯图霍夫又说了一遍,“哎,你为什么还站着?向后转,开步走!”

  他讲最后一句话时,已经不掩饰他的笑容了。

  “谢谢,政委同志,谢谢!”我一口气说了出来。我已经走到门口,想了起来:“谢尔古辛请您去一趟!”

  “我已经去过了。好啦,我已说过,开步走!”

  我匆忙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去拿救护包。随身带着它已成了习惯。救护包里有进行急救的一切必需品。除了这些,还有一只战前留下的小皮包,里面放着证件和粮卡……

  我跑到街上时,看到汽车还停着。阿廖沙不时地看看表,在汽车旁边来回走着。

  “坐到驾驶室里去吧!我们要迟到了!”他对我高声说了一句就上了车。

  我坐进驾驶室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车就开动了。

  我们上哪儿去啊?去干什么?我竟没有来得及和阿列克赛讲一句话……

  “请告诉我,”我犹豫不决地问司机,“我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怎么上哪儿?”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就是上这个--音乐厅。”

  “什么?”我呆住了,“上什么音乐厅?干什么?”

  “人家都到那儿去干什么?”司机耸耸肩膀说,“听音乐,或者参加某个音乐会。”

  “你怎么啦?!现在还有什么音乐会?!”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我在《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最后一版上看到歌剧院的演出广告和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广告。我看报纸首先看情报局的新闻公报和市商业局定期公布有关粮食定量的通知;对戏院的广告不很注意。这些广告我总觉得不是当前的,而仿佛是过去照例每天在第四版上半版刊登的那些影剧广告。

  “那里好象不是在开音乐会,”我嘟囔着,随后我断然对司机说:“停车,我得把事情搞搞清楚。”

  “我们要迟到了!”司机回答说,“少校命令,用最快的速度开到;音乐会在三点钟开始。”

  “这实在有点荒唐,真蠢!”我灰心失望地想着,“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单独谈谈,那有多好啊。要知道我们已经这么久没有见过面了!现在却要上音乐厅……去听音乐……到处都是寒冷,饥饿,死亡!……”

  突然我明白了,他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他担心我不愿意和他呆在一起。他怕我把他看作一个纠缠不休的人……

  ……雪照旧纷纷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仅有的一个“扫院子的”显然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为了看清道路,司机时常把巴胸部靠在方向盘上,把脸几乎紧贴在前面的玻璃上。

  我们默默地行驶了一阵。现在汽车行驶在铸造厂大街上,渐渐接近市中心……我们透过雪幕打量房屋倒塌的废墟,在白色的人行道上出现被雪半掩的、形状不规则的东西,黑黝黝的,象是一捆捆货物……我知道这是人——人!饿死的人……但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可怕,我对大街上的尸体已经看惯了。饿死的,冻死的,死神在哪里遇到他们,他们就倒在那里。不时有人收拾尸体。但是又有新的尸体出现…

  “请问,少校在哪儿服役?”我问司机,可是我立即就想到,这个问题是白问的,因为我未必能得到回答。

  但司机乐意地回答了:“怎么在哪儿服役?在我们那儿呀。”

  “在你们那儿?你们是在哪儿呀?”

  “在基洛夫工厂,还能在哪儿?”

  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知道,阿列克赛曾在基洛夫工厂工作过,但这是以前的事,后来他上前线去了……这么说,他又在工厂里工作了?又和父亲在一起啦?!

  “兹维亚金采夫究竟什么时候来到工厂的?”

  “这我可说不准确,”司机回答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昨天?前天?”

  “怎么会是昨天?我在厂里遇到他已经有十来天了。”

  “十天!”我心里暗暗地叫了起来,“在列宁格勒十天了,一直没有来过,不让人家知道!”

  我开始感到痛苦和难受,我不了解,还在前不久自己很少想起兹维亚金采夫,我唯一想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我现在一想起还不能不感到厌恶。而现在我觉得我一直想见到的只是他——阿廖沙……

  汽车拐了个急转弯,来到涅瓦大街。

  列宁格勒的主要大街看上去就象其它的大街一样。在雪地里踩出来的小道上,人们拉着雪橇,雪橇上放着用布裹起来的死人或者一桶桶水。无轨电车的断电线晃荡着,几乎碰到雪堆。

  汽车又拐了一个弯,行驶了三十米左右停下来了。

  “这就是你们的音乐厅。到了!”司机议。

  我打开驾驶室的门跳到雪地里,阿列克赛越过拦板跳了下来。

  “开吧,卡申采夫,谢谢你。”他对司机说。

  “你们怎样回去呢?”

  “我们一定能回去的,开吧!”

  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开动了……

  阿列克赛看了看手表说:“快点,薇鲁莎,我们迟到了,”他担心地说,“已经三点十分了!”

  他拉着我的短皮大衣袖子朝音乐厅入口处跑去。

  我只是在匆忙中发现对面“欧洲”旅馆旁并排停着几辆红十字有篷汽车,于是我才想起在“欧洲旅馆”里面好象设有一座海军医院。

  “阿廖沙,亲爱的,你总算达到目的了!”当我们走进音乐厅的休息厅时,我说。

  “我们迟到了,薇拉,迟到了,快走。”他边回答边快步向前走去。

  “我这是到哪里去,迟到了?我们干吗到这里来?!”我又想着。

  在战前我经常上音乐厅。与女伴们一起站队买票,在上音乐厅之前我仔细地熨衣服,擦鞋子。音乐厅里的观众们都穿得特别整齐和体面。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有点特别,甚至检票员也很特别——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同时又彬彬有礼,相当殷勤。

  现在在点着油灯、半明半暗的休息厅里空荡荡的,又潮湿又寒冷,在宽阔的楼梯的小平台上站着一个女检票员,她穿着毛皮大衣,戴着手套,一顶旧式的帽子从包在头上的头巾下面露出了一点儿。

  阿列克赛把票子递给她,她把票子稍微撕开一点,轻声地说了些什么。

  “快点,薇鲁莎,”阿列克赛转过身来对我说,“已经开始了!”

  我们很快地穿过剧场的小休息厅。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或在幕间休息时,观众们在这里温文尔雅地闲荡。而现在休息厅里空落落的。墙壁上画着指示的箭头,写着“防空洞入口处”几个字。

  阿列克赛推开通大厅的一扇门,对我做了一个手势。

  我一走进去就呆住了。

  巨大的水晶玻璃吊灯在闪光。是的,的确点着电灯,虽然亮度只有一半或者四分之一,但已经是个奇迹了。

  更使我惊讶的是,大厅里挤得满满的。人们都穿着皮大衣或棉衣,有许多军人。

  “走吧,薇拉,马上就要开始了!”阿列克赛低声说。

  舞台上乐师们已经把乐器定好音,在乐队前面,细长的金属杆上装了一只扩音器。

  阿列克赛看了看票子,就沿着过道朝前徘走去,我勉强才能跟上他。

  事不凑巧,我们的坐位偏偏在一排的最里面。但也不得不挤进去。于是人家不满地瞧着我们,仿佛默默地责备我们迟到。

  我们刚坐下来,就有一个穿着棉袄和毡靴的人走上舞台,用轻轻的、感冒的声音说:“同志们!今天节目单上宣布的埃利阿斯贝格指挥不能来指挥乐队,他生病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大声宣布:“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指挥——米克拉舍夫斯基。”

  乐队的演奏者们也穿着棉袄和毡靴,与坐在大厅里的观众没有什么两样。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都戴着手套。“他们将怎样演奏呢?”我困惑不解地想。

  “第九交响曲你听过吗?”阿列克赛小声地问道。

  “是的,当然听过,”我点了点头,“听过还不止一次呢。”

  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交响乐的结尾《欢乐颂》跟今天的列宁格勒有点儿不大合适哩,要知道,大街上还横七竖八的躺着冻硬了的尸体……

  指挥从侧幕后面走出来,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米克拉舍夫斯基穿着燕尾服!--这简直是往日的幻影……

  响起了掌声。掌声低弱,因为观众没有脱去手套鼓掌。这时候我才感到大厅里很冷,大概比街上还要冷。

  指挥挥动了一下指挥棒。提琴手们提起了弓。这时我才看清乐师们是脱去了手套的……

  指挥举起两手,在空中停了一下,似乎这位穿着燕尾服的指挥想让时间停止运动。随后他做了个平稳、轻微的动作,于是小提琴的声音响了……

  我从来不喜欢读音乐专家用来解释乐曲含义的文字说明。我一听到音乐总是浸沉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这时我觉得,这安谧、悠扬的声音,好象是从某个黑暗的深渊里冲出来的……

  旋律开始强烈起来了。响起了喇叭声。但一下子又沉默了,只有一些小提琴在演奏…

  但铜号又闪现了一下,圆号和双簧管加入了演奏。它们仿佛激励着、提示着、诱导着小提琴强烈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后来静了下来……

  而小提琴还在继续演奏……黑管加入演奏,随后长笛也加入进来,最后随着指挥的那根神妙的指挥棒猛的一挥,整个乐队突然高奏起来……

  ……我听得人了迷。我忘掉了一切,甚至忘记了坐在身边的阿廖沙。乐曲是开朗、庄严、欢愉的……

  响起了定音鼓的隐约的隆隆声,与乐队——小提琴、小号、双簧管、黑管和长笛的强大的声音溶合在一起。然后全部静寂下来……

  接着弦乐器又一次奏了起来,是一些短促、轻微而清晰的乐句……

  我觉得,我整个一生在眼前一幕一幕地掠过。童年时代被少年时代所代替。列宁格勒在白夜的朦胧中浮动,朝着海军部大厦的尖顶上空浮去……

  太阳照耀,乌云渐渐遮住它,随后又晴空万里。而我越来越高地在无形的音乐波涛上翱翔,隐约听到有人对我悄声低语……

  突然我明白,这是阿廖沙在我耳边轻轻说话:“薇鲁奇卡…薇鲁奇卡!你怎么啦?你哭了?……”

  “没有!没有!”我担心美好的世界会消失,回答说,“我很好,我非常好!…”

  突然我又听到定音鼓可怕的隐约的隆隆声……。这不吉利的、渐次增强的鼓声把我推向不久前的过去……我似乎觉得校形吊灯熄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人在黑暗里,不,不是在大厅里,而是在那干草房里,在克列皮基村。这不是定音鼓在低沉的隆隆发响,而是德国人的摩托车--

  大概是我突然喊了一声,因为我听到阿列克赛的声音:“薇鲁奇卡,不要害怕。这是电灯出了点毛病。不要害怕!”

  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强自镇静,使那可怕的幻象消逝,接着灯又亮了……

  乐队继续演奏了片刻,定音鼓发出低沉的隆隆声,敲着鼓--

  但音乐渐渐停了下来,小提琴最后呜咽了一声,就沉默了。

  点着的煤油灯突然亮了起来。扩音器里响起了声音:“公民们!本区遭到了炮击……”

  后来那个宣布音乐会开始的人不很高声地说:“同志们!由于炮击,我们不得不停止音乐会。请大家到防空洞里去!”

  “你看,我们刚刚听了一会儿音乐!……”阿列克赛伤心地说。“走吧,薇拉……”

  我们在人群中慢慢移动着,走近装在门上玻璃框子里的蜡烛灯前。

  谁也不急于走,不想挤到人家的前面去。我想到在和平时期,散戏的时候观众都急匆匆地挤往出口,不象现在,当死亡的危险威胁着他们的时候不急于…

  音乐厅墙外的某处响起了爆炸的轰隆声。阿列克赛安慰地说:“这儿的墙很坚固,炮弹打不进!”

  看来,他以为我害怕了,其实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很高兴,因为我现在才真正感到阿廖沙和我在一起。

  我们挤到走廊里。然后跟大家一起沿着仅有一点亮光的楼梯走到一个大地下室。这里放着一排排的椅子,看来,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已不止一次地由于炮击而不得不中断自己的音乐会,把观众带到这儿来,一切都准备齐全,可以在这里安置几百个人……

  阿列克赛把我拉到靠墙边最后一排的边上,我们在空椅子上坐了下来。

  “薇,你好,薇鲁尼亚,”阿列克赛突然说。

  在晃动着的油灯光线下,我细细瞧着他的脸……。阿廖沙有了很大的变化,好象老了好几岁。以前我觉得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虽然我知道他比我大六七岁。现在他的前额和嘴唇两旁已经出现了皱纹,睑变得粗糙起来了。

  “你这一段时间都在前线吗?”我问道。

  “是的,在包围圈外面。”

  “你现在在工厂里做些什么呢?”

  “帮助修筑防御工事,”他微微地笑着,表示他的回答是郑重其事的。

  “爸爸好吗?”

  “坚持着,是好样的。你怎么样?工作那么忙,累吗?”

  “和大家一样。”

  昨天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刚才在汽车里我就等着,什么时候我们两人能够单独在一起--可现在谈话却进行得不顺利。

  “你怎么会想起要来这儿听音乐呢?”我问道。

  “哦——!”阿列克赛活跃了起来,“是这么一回事。党委收到了票子,那儿大家都在我的指挥下修筑工事…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给了我十张票子,叫我送给最优秀的工人!我就把票子送去,结果大家都笑了。说实在的,他们已经好久不会笑了。总之,大家都不去,都说现在哪里还谈得上听音乐!这儿的音乐都够你听了。拉警报,还有炮击…我只好把票子退回去。这时,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对我说:‘那么你自己去吧。’……我就想到,稍微散散心对你是有好处的。”阿廖沙好象在为自己辩护,补充说:“你喜欢吗?”

  “是的,很喜欢…可惜不让我们听下去。”

  “我们经常上前线去。在暂时平静的时候,我们就聚在土屋式掩蔽部里,收听列宁格勒的音乐。有时突然中断。那就是开始炮击了。”

  “难道音乐会……也转播吗?”

  “嗯,当然罗!你不是看到扩音器了吗?!”

  “那末,德国人也能听到罗?”

  “让他们听吧,让他们知道列宁格勒还存在!”

  “他们准会觉得奇怪…”我深有所感地说,“因为贝多芬……是德国人呀!”

  “我们又不跟贝多芬打仗。是他们跟他在打仗!”

  阿列克赛沉默起来。

  我感到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座看不见的、透明的玻璃墙似的……

  突然我脱口说道:“我妈死了,阿廖沙……”

  他低下了脑袋。

  “我知道,薇拉……我是从伊凡·马克西莫维奇那里知道的……”

  我是想说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一直在等着他……

  但是立刻我想到:不,这是不真实的,我没有权利欺骗他。只是现在我才需要他……

  应该对阿廖沙说,我跟阿纳托利再也没有关系了,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但我怕显出不幸而可怜的样子…

  “不让听完音乐,真可惜,”我重复说了一句。

  在这时我没有想到爆炸(透过古老的厚墙传来低沉的声音)已经给人们造成了死亡……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炮击已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是怎么也不可避兔的,就象昼夜交替,冬夏更迭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准备不顾任何炮击安坐不动,只要乐队继续演奏,把我从这个可怕、寒冷的世界带向远处,带向高处;向光明,向幸福…

  “你瘦了,薇鲁莎!”阿列克赛说,但他马上又补充道:“不,不,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列宁格勒没有胖的人。”

  我点点头,感谢他笨拙地想来安慰我,怕我联想到我的外貌难看了……

  “人家说我也瘦了,”他故意精神抖擞地继续讲道,“我从大陆来的时候是吃得胖胖的,在这里几个星期……你拿到的是什么卡?”

  “职工卡,医务人员现在都拿的职工卡。”

  “你为什么不算干部?”阿廖沙问道,“你们不是军医院吗?”

  “是的,是军医院,不过护士和医士都是自由雇用的。”

  我一边说,一边想着:“自由……雇用的…”——多么奇怪的字眼,在战前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而现在成为生活中的真事了。

  “不过,”我补充说道,“听说,马上就要改为干部了。”

  “就是讲,拿普通的卡了,”阿列克赛带着有点儿失望的口气说道。

  “我是一个献血者,所以我有补充口粮,总之,我一切都很好。”

  “你献血?”阿列克赛吃惊地又问了一句。

  “嗯,当然罗,”我微笑道,“我们那里的人,只要是医学指标合格的,都献血的。”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怯生生地碰了一下我的手,仿佛摸不准我是否高兴。

  猛烈敲打着的节拍器静下来了,过了几秒钟,广播员宣布炮击停止了,城市交通恢复了。

  ……我们走到街上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走到涅瓦大街的转角处就停住了脚步。

  汽车的警笛在什么地方吼叫着,我知道,这是救护车在运送炮击中死伤的人……

  “我想这样,薇鲁莎,”阿列克赛说,“我们到铸造厂大街,在那儿我们找一辆上你的地区去的汽车,不过我们换条路走。”

  “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你看看告示吧:‘此处在炮击时是最危险地带’”

  “炮击已经停止了,”我说。

  “是的,但随时都可能重新开始的,你也知道的呀。我们还是走吧。”

  但我却一动也不动。

  “怎么回事,薇鲁莎?”阿列克赛担忧地问道,“你不舒服吗?”

  “不,不,一切都很好,”……我心里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就住在这儿,步行只要十分钟……“让我们告别吧,阿廖沙,”我说。

  “什么?!”他觉得奇怪,“怎么要告别了?你不是要到维堡区去吗?我们一起走到铸造厂大街……”

  “我还要到这儿的一个地方去一下,”我说。

  “但你一个人待会儿是拦不住汽车的呀!”

  我心里嘲笑他的男人自以为是的态度。

  “这就能把车拦住,”我略微抬起了自己那红十字包。

  “但我想送你那么一段路!我们很少见面……”阿列克赛没有望着我,而是望着自己脚下的雪地。“你哪儿也不想去,你是想……不过是希望我走开……”

  “不是的,阿廖沙,不是的!”

  “那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

  “就在这儿,很近。”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他?跟我一起去?到瓦利茨基家里去?不,我不能带他到那儿去。即使不是去找儿子,而是去找他父亲,那反正是一样。他不认识奥西米宁,为了救奥西米宁,我应该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儿去,而瓦利茨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将意味着太多的……

  我们仍然站在涅瓦大街的拐角处。不远的地方呈现出商场的长而低矮的建筑物。火烧以后它布满煤烟,橱窗毁损得厉害,甚至也没有用胶合板给钉上。在离我们几米的地方躺着两具尸体。一具在房子的墙脚根,另一具直接躺在人行道中央,被雪盖上了,旁边是一条行人踩出来的小道。这个人显然是到什么地方去,倒下就……

  “我得顺路去办件公事,嗯……探望一个病人。”

  “我与你一起去”。

  “不行!”

  他奇怪地看了看我:“为什么?我有时间。如果不是炮击,音乐会结束得还要晚……不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病人,你突然想要到他那儿去?”

  我沉默着。

  “走吧!”阿列克赛不耐烦地说,“不要浪费时间了!上哪儿去?向右,还是向左?”

  “向右,”我说,“到莫伊卡河。”

  他走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要两个人并排走,路嫌太窄了。

  我想:怎么跟他讲呢?对他和盘托出呢,还是干脆请他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如果要讲……那就要全部讲……从克列皮基那个非常可怕的夜里讲起。还要讲到那天早晨,阿纳托利走出我的房间时,我把一袋食物扔出去的事。

  可是这一切怎么说呢?……哪儿来的勇气啊?

  我能告诉阿廖沙的只有一点:“我需要你,只有你。”但是我们之间那么长时间以来,除了友谊外,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我现在看一切都变了样呢?是因为始终把阿廖沙从我眼里排挤出去的阿纳托利走开了吗?是因为我孤零零吗?……

  但是,也许这是利己主义?也许我需要的不是阿廖沙本人,而只是需要保护,依靠,只是需要相信我不是孤零零的……

  我们走到莫伊卡河滨的街上。

  “上哪儿?”阿列克赛问道。

  “过桥,再朝右。”

  我们走到了一座房子旁边。就是这座房子!

  我看了看狭窄的结冰的莫伊卡河。冰面上有黑洞洞的冰窟窿的痕迹,看来人们白天是从那里舀水的。

  突然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转瞬间我就要跳进一个冰窟窿去,跳进黑黝黝的冰水中去。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阿廖沙,”我大声喊道,“住在这儿的是瓦利茨基。”

  “谁?!”

  “不,不,不是他,是他父亲,我要到他那儿去一下……我们医院的院长奥西米宁是他的老朋友,这一点我是不久以前才知道的……奥西米宁现在很危险,他患了营养不良症,快要死了。我想劝瓦利茨基上他那儿去……就是这件事,现在你全知道了。”

  阿列克赛没有吭声,我以为他会转身就走,一句话也不讲就走的。要说服他相信儿子和父亲不一定划等号,是白费力气的。逻辑在这里起不了作用……

  “你……在门口稍待一会儿,”我说道,“十分钟后我就来。”

  于是我也没有等他回答,就跨进黑洞洞的门口。

  我登上楼梯,越上去就走得越慢。我竭力要使自己相信,我不过是走不动,因为身体太虚弱,但我知道,问题并不在这里……

  要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问起我最后一次和阿纳托利见面的事情,那该怎么办呢?那时我怎么跟他说呢?说他儿子原来是个胆小鬼,想临阵脱逃吗?不,不能这么讲……但我也不能说谎呀……

  我终于走近了那扇这么熟悉的门。

  我站了片刻,接着就敲起门来。

  门里面很静。我想,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大概在自己的书房里,没有听见。我敲得更响些,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握住门把手,使我吃惊的是,门竟一推就无声地开了。原来没有锁……

  我站在漆黑的走廊里大声地喊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没有人回答。

  “也许是走了,疏散了吧?”我知道,自从拉多加湖的运输线开辟之后,疏散工作又恢复了,每天都有几百个人离开城市,其中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可是,如果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走了,那么门不仅应该关上,而且还应该封掉。这是规定。也许他只是上哪儿去,由于大意,忘记了锁门吧?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又叫了一声。

  还是没有人回答。

  “他在睡觉,”我自言自语地说,“在皮沙发上睡着了。”

  我沿着走廊摸索着走去,我觉得已经走到了书房门口,我又呼唤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一次声音放低了一些,但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开始感到害怕,应该点一盏灯到处照照看,但我没有带火柴。

  怎么办?我决定回去问阿列克赛要火柴。突然间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在这里,薇拉?”

  可见,他跟随在我的后面!

  “阿廖沙。你在这里吗?!”我高兴地说道,“什么也看不见!”

  阿列克赛划了根火柴,火光亮了一下,原来,我们站在饭厅门旁。书房还要沿走廊往里走。火柴燃完了,一片黑暗。我听到阿列克赛又拿出了第二根。

  “等一等,”我说,“不要浪费火柴,把手伸给我,一起走。”

  于是我扶着墙,朝书房走去。

  “到了,”我摸到门口。说,“现在擦火柴吧。”

  他默默地擦了根火柴,就在这时候…在这时候,我看到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穿着棉袄,戴着一顶护耳的军帽,头伏在手上,坐在写字桌旁边。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喊了一声。

  他一动也没动。我感到浑身颤栗起来。

  “阿廖沙……”我几乎不出声地说,“油灯在桌子上,看见了吗?……点火……快点火!”

  终于燃起了稳定的、冒烟的火光。阿列克赛抓住瓦利茨基的肩膀轻轻摇晃了几下,然后稍微抬起他的头,看了看他的脸……

  “他死了,薇拉,”阿列克赛直起腰来说,“他死了。”

  “不,不可能的,”我叫道;“他不是坐着吗?!不过是不舒服罢了!他昏过去了,需要水,不,需要樟脑,得快点……”

  我急忙打开手提包。

  “他什么也不需要,薇鲁尼亚,他死了,”阿列克赛又说了一遍。

  “别再罗唆了,把油灯拿到这儿来!”我发狂似地说。

  我稍微抬起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头,把油灯端到他眼前,翻开他的眼皮……瞳人已经象死人一样一动不动了。

  是的,他死了。死了!……

  我早就生活在活人和死人当中,每天周围都有人死去。在街上,我不可能走上二十步而不碰到一具躺在雪地里的尸体,我已经习惯了,对这一切都习惯了……

  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如果我们来得早一些的话!…”我失望地说,“我们在听音乐,后来又在防空洞里逗留了好久,他就在这里死去了!……”

  “他已经死了好久了,薇拉,”阿列克赛摇了摇头说道,“好几个小时了,说不定昨天就死了。”

  我知道阿廖沙搞错了,如果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早就死了,那么尸体就会僵硬,连把他的头抬起来都不可能,不,他才死了不久,一会儿!……

  “我们把他抬到沙发上去吧,”我轻轻地说。

  “你走开,我一个人来抬。”

  他从留手椅上抬起尸体,把它抱到长沙发上。

  “小心点!”我看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脚在地上拖着,便喊了一声。

  阿廖沙困惑地瞧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有说。他把尸体放在长沙发上,然后转过身来,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问,接下去做什么。

  但我就象失去了知觉似的。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到这所房子里时就是坐在这只皮沙发上的,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坐在这里,我的对面……他象接待亲人一样接待了我。他使我重新生活下去……

  可我……我,赶走了阿纳托利以后,竟然决心也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从记忆中抹掉……他死于饥饿和寒冷,一个人在这所黑暗、空无一人的住宅里死了。而我却连为了奥西米宁的事也下不了决心上他这儿来。我始终没有来。我用自己的利己主义、自己的残酷杀害了他,用父亲的死来向他儿子报仇……

  “薇拉,你怎么啦?”阿列克赛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我这儿来的,“你冷静点,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时候……”

  “别说了!”我喊了一声。

  “薇龙卡,听我说,”阿列克赛走到我跟前说,“要知道,他已经老了,而且显然是个有病的人,你想想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在死去,这些人本来都可以活很久的……”

  “别说了!”我发狂似地喊着,“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和他的事,你知道些什么?……你知道德国鬼子在克列皮基糟蹋了我,强奸了我吗?……你知道,我是爬回来的,是的,是爬回来的!…你知道游击队是在什么情况下把我从森林里找出来的吗?当我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列宁格勒时,我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而这个人,这个老人家安慰了我,使我又生活了下去。而且不是一般地活下去,而是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当他知道儿子扔下我,自己一个人从德国人那里逃跑时,他曾准备咒骂自己的儿子!你…你是不知道的……你什么也不知道!…”

  以前,不管什么时候,我是不可能把这些话大声讲出来的,但现在仿佛拦水坝一下子轰的一声垮掉似的,话就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倾泻了出来……

  阿列克赛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我拉到他跟前。

  “我可怜的薇拉!”他轻轻地说,“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啊…”

  我感到,眼泪使我喘不过气来,我紧贴在他的胸前大声哭了起来。他没有安慰我,只是把我头上的皮帽拿下来,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终于平静了一点,我抬起头,好容易问了一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看来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们现在还能怎么办呢,薇鲁尼亚?死人是不能复活的。”

  “我不是说这个,……我们怎么样……埋葬他?”

  “埋葬他?”阿廖沙困惑地反问了一句,“当大街上还躺着好几百具、也可能是好几千具没有收拾的尸体时,怎么能够去埋葬他呢?……”

  “可也不能把他留在这儿呀!”

  ‘我想应该通知一下管理部门。”

  “通知管理部门,为什么?为了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从家里抬出去,放到雪地里去吗?……”

  眼泪又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手帕,这时有一张卷起来的纸条掉在地上。我俯身拾了起来。

  这是苏罗甫肃采夫的便条。

  我心里突然亮堂起来。“得赶快找到苏罗甫采夫,”我想,“也许他那里有什么运输工具……或者请阿廖沙到工厂去跑一趟,搞一辆汽车来。不过,不行,这要花很多时间,到基洛夫工厂,路很远……”

  “就这样,”我坚定地说,“你能不能在这儿待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当然可以,但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

  “你等一等!”

  我沿着漆黑的走廊朝门口跑去。…

  我的医药包曾不止一次帮我把过路的汽车拦了下来。平时我只要一看到汽车,跑到路上,举起药包等着,司机一看到红十字符号就会刹车。几乎没有发生过汽车从我身边开过,不肯停下来的事。

  我拦住了三四辆货车,但这几辆汽车都不是往我所要去的方向去的。

  如果为了救一个活人,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叫第一辆汽车的司机改变路线,但现在……现在我认为自己只有权利利用顺路汽车。

  最后我总算走运,我拦住了一辆到铸造厂大街去的货车,正好是和我顺路的。

  我终于来到了苏罗甫采夫便条上写明的那个门牌的四层楼房子。

  哨兵在敞开着的大门旁边走来走去。我看到几辆停在院子里的吨半卡车就高兴起来,这就是说苏罗甫采夫的部队里有汽车。

  我走近哨兵,拿着自己的提包,好让哨兵能看见红十字。我问:“士兵同志!我要找苏罗甫采夫大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哨兵从脚到头地看了看我,注视着手提包:

  “医学?……我们工作中不需要医药。”

  我不理解他讲这些活的意思厅挪又问道:“苏罗甫采夫大尉在哪儿?”

  “走这个大门进去,在二楼。”

  我朝大门走去。那里没有人守卫。我推开一扇只吊在一只铰链上的门,走了进去。接着就上楼梯。

  在黑暗里碰上一个正下楼来的人,我问道:“找苏罗甫采夫大尉怎么走?”

  “左边第一扇门,”那个人回答说。

  刚才我看到了从袋里掉下来的便条,我才回忆起苏罗甫采夫,他表示可以给我帮助,而对他本人我可一秒钟都没有想到过…但是,现在来到他的房门前,我突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马上就要看到他了,他无疑地会断定我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跟他见面……我没有敲门就直接推了门,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

  在这个小房间里,一个身穿短皮大衣、背朝门坐在桌旁的人正在和另一个人谈话。这个人的脸看不清楚。

  “苏罗甫采夫同志!”我不太响地喊道。

  那个背朝我坐着的人口过头来,他的脸我不认识,不过现在我看清了坐在他对面的穿皮背心的是苏罗甫采夫。

  “大尉同志……”我朝他走近了一步。

  苏罗甫采夫不知所措地瞧了我几秒钟,接着从桌子后边跳了起来:“薇拉?是您?”

  另一个人也站了起来,走到墙边。

  “薇拉!”苏罗甫采夫又叫了一声,“当真是您吗?!我马上就来。”他回头对那个穿短皮大衣的人说:“零点之前定额一定要完成,你把爆破手留下来,清楚了吗?”

  “是,大尉同志,”那个人回答,“可以走了吗?”

  说着,他急急忙忙走出房间去了。

  “薇拉,您来了,我很高兴,”苏罗甫采夫走到我跟前,说在,“我已经不再盼望了!自己又下不了决心再到您那里去……”

  “伏洛加,亲爱的,”我轻轻地说,“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青求您。一个人死了……是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他是列宁格勒的一个老建筑师……我不知道在哪儿和怎么埋葬他。需要一辆车。我想您也许能搞到一辆货车……”

  苏罗甫采夫脸上现出了一丝苦笑,他问道:“死在哪儿?”

  “家里,自己家里!”

  “他家在哪儿?”

  “在莫伊卡河边。”

  “这不属于我管的地区,”苏罗甫采夫说道。

  我不懂他的意思:“什么地区?为什么不属于您管?”

  “您自己日子过得怎么样?”他没有回答我所不理解的问题,问道,“妈妈怎么样?”

  “她死了,伏洛加…我的事以后再谈,现在要是您能帮忙的话……我恳切地请求……”

  苏罗甫采夫走到门口,喊道:“值班员!开一辆带篷货车带一口棺材和两个战士到出口处等着!”

  他转过身对我说:“我们有没有棺材,我没有把握……好象没有了。汽车过十分钟左右来。……这个建筑师是您的什么人?亲戚吗?”

  “是的,是的,”我点点头。我不知为什么觉得应该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那边住宅里有人吗?”

  “是的,当然有,那儿有一个少校在等着。我跟他顺路去探望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而他……已经死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把他送到哪儿,送到哪块坟地去。我不知道,兹维亚金采夫也不知道。”

  “谁?!”苏罗甫采夫叫了起来。

  这时我才想起他和阿列克赛是认识的。他们曾在一起服役过。

  “是兹维亚金采夫,”我肯定地说,“他回列宁格勒了,所以我们才能见面……”

  “哼,这么说……”苏罗甫采夫轻轻地说着,但是没有把话说完。

  “那么您怎么样,伏洛加?”我突然感到有点不自在,于是改变了话题,“我看到您的胳膊完全长好了!那时你们逃走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麻烦啊……”

  “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时院长严厉地斥责我,”为了填满这等待的十分钟,我又接着讲下去,“我竭力对他说,你们到前线去了,到自己的部队里去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不错。”

  “现在,看样子您被派到列宁格勒来罗?”

  他默默地点点头。

  “我看您已经做了大官了!”我竭力把话说得既友好又听得出是在开玩笑。

  “您从哪儿打听到的?”苏罗甫采夫皱着眉头,不理睬我的玩笑。

  “能够这样命令派汽车和战士,至少是一个有权指挥一支部队的人!把您召回市里好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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