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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章



我从来没想到要写日记。我不明白,在过去,在革命前的旧社会,人们为什么那样喜欢写日记,或者譬如说,那样喜欢互相写长信。假定有个人出去休假,嗯,不是去休假,而只是出一趟门,如果是个有钱人,那么是到自己的庄园去,或者有事到别的城市去,他就会从那儿给自己的亲人,或者给自己心爱的妇女,或者给朋友们写出长而又长的信,信里无所不谈。怎么到达的,怎么安置下来的,从窗口看到了什么,店铺里卖什么东西,什么人到他那儿来过,谈了些什么话。

  这种书信就象是那种旧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也许是因为那时既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吧?

  我可不爱写。我觉得,日常工作那么忙,还要坐下来写东西,这简直是反常。

  因此,当医院院长奥西米宁在走廊里叫住我,突然问我写不写日记时,我简直不知所措了。

  “什么日记,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反问了一句,还以为他指的是接纳伤员的登记呢。

  “唔……最普通的,”奥西米宁回答道。“就是日记。”

  “干吗要记日记?”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当一个人疲倦得连站也站不稳,而且又没有电灯,病房里点油灯,手术室里点一盏大煤油灯,天又冷得连手指都不大好弯,打针的时候还得先把手在炉子上烤烤暖和,在这样的时候,哪儿谈得上什么日记不日记呀。

  “记点什么呢?”我耸耸肩膀。

  “什么都记,”奥西米宁简短地回答。“每天都记。”

  “您在笑话我吧,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能写点什么呀?‘今天发生了炮击。后来运来了伤员。后来作了手术。后来又发生炮击了……’这样写吗?谁会对这样的日记感兴趣呀?”

  “会有人感兴趣的……以后。”

  “下一代吗?”我冷笑了一下。

  “下一代也会感兴趣的,”奥西米宁不理会我的讽刺,说。“不过也有现代人,那些一直活到胜利的人。”

  “吓,这一切他们全知道的!”

  “人们总是把经历过的事情忘记掉的,”奥西米宁若有所思地说。“一句话,您到我这儿来一下。”

  奥西米宁上楼梯走得很慢,手扶栏杆,每走两三级,就要停一会。

  最近以来他非常衰弱。工作很多,医生却不够。沃尔科夫被动员到拉多加湖冰上运输线上去建立一个医疗点。一个外科医生饿死了——因为他患病的心脏支持不下去。确实,从前方调了两位新的外科医生给我们,但他们对后方定粮标准的伙食怎么也不适应,勉强才在手术台边坚持下来。

  奥西米宁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从写字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本练习本。

  “喏,”他把练习本递给我,说道:“拿着。”

  这是学校里使用的一本普通练习本,漆布封面,簇簇新,没用过。我不知所措地把练习本接到手。难道院长当真认为我将要写日记吗?

  “就是说,您每天都得写。尽管只写几行也行。‘没有一天不写上几行,’——正如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所说的那样。您注意,”他严厉地补充了一句,“这是命令。”

  “可以走了吗?”我无可奈何地问道。

  “走吧。”

  “竟然想出了这种古怪的事情!”我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边想。“记日记!连一分钟空闲时间都没有呢!而且又怎么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呢?!”

  我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在又一次炮轰以后,伤员开始送到我们这儿来。其中有一个姑娘,玻璃碎片飞到眼睛里去了,整个脸部伤势很重。应当马上把海军医院的眼科医生请来,但电话打不通,准是什么地方的电缆给打断了。当时就派了个卫生员去请眼科医生。那个姑娘疼得一直在叫喊,双手紧紧捂住眼睛。我们给她注射了吗啡,又洗干净了伤口。为了不让她去碰眼睛,只好用毛巾把她的双手捆绑起来--

  后来一个男孩放上了手术台,他是在家里受伤的。他生病躺在床上,一颗炮弹击中了那幢房子。他的胯股受了伤,整个伤口沾满了羽毛……

  运来了一个战士,伤位是在腿部,伤口以上绑着止血带,那还是在战地急救站包扎的。他叫得很可怕,止血带把坐骨神经压得很难受。那条止血带早就包上去了,几小时以前就包上了,但是在运送伤员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把止血带解开,也许于脆没人做这件事。

  责怪医务人员是很容易的,可你倒试试把所有的事都照顾过来吧——伤员很多,得把所有伤员的伤口处理一下,然后把伤员按等级分开,分别送各医院……

  一句话,这个姓谢尔吉辛的伤员情况恶化了。他受到坏疽的威胁……

  就这样一直到晚上,一批批新的伤员络绎不绝地送来。晚上,值完班的护士和卫生兵还得去打水……

  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到涅瓦河或者方坦卡河去打水。我们倒很走运:我们区里的供水站象什么奇迹似的还在供水,不过医院离供水站也有两公里左右,到了那儿还要排队等候,然后再把一桶桶水提回医院来…

  打水回来,然后再去取柴。不过还要什么木柴啊!…看到有炮弹炸坏的木头房子,就把木板拆下来,锯开……

  “难道就把这些记下来吗?”我痛苦地想道。“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呐!”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一首绕口令:“一……劈柴,二……劈柴……”

  我回忆起,昨天我提水回医院的时候,半路上看到一张招贴。现在墙上招贴多得很,各种各样的内容。路上时常要停下来休息,就顺便看看……不知为什么,我把这一张招贴撕下来,塞进了口袋。

  喏,就是这张……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上面用化学铅笔写道:“我以四五米法兰绒和一只煤油炉子换一头猫。请把猫带到下列地址:‘真理’大街五号十室。”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一张招贴撕下来。难道是因为我可怜一头猫吗?可是人人都知道,所有的鸽子和猫早已被人吃掉了……难道是想把这张招贴记在日记里吗?…为了什么呢?要是我在前线就好了!…

  或者象从前那些真正的日记一样,记一些个人私事吧。但是,我不能把我自己竭力要忘却的、不想回忆的事用笔记载下来……记载他(他!)要求我替他弄到一张假证明…

  我又把眼光移到我手上拿着的这张招贴上,我觉得,这张纸上写的几行字完全不同了……那张传单上写的是什么呢?“列宁格勒妇女们,德国司令部向你们……”

  我忿恨地把招贴纸揉成一团,好象这就是那张该死的传单似的。我走进自己屋里,把练习本扔进了床头小柜。

  ……过了几天,政委突然把我叫去了。他是不久以前才调到我们医院来的。原来的政委一直打报告,要求把他派到前线去。大约两星期前他如愿以偿了。过了几天,就派来这个新的政委。

  他姓帕斯图霍夫。走路支着拐杖,因为腿上受了伤。他在军医院治好了伤,后来就转入了后备队。当然,他不宜再担任战斗部队中的职务了,至少在最近三四个月内是这样。后来经过透视,又发现了别的毛病,于是就把他派到我们这儿来了。在党的公开会议上,他介绍了自己的履历。我记得,以前他在什么地方主管一个列宁博物馆,后来参加过哈勒欣河的战斗;现在这一场战争,他从最初几天就参加了。

  就这样,这个帕斯图霍夫把我找去,叫我带上药品到奥西米宁家去。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大约有五天没看到我们的院长了。我们,该带点什么药去。

  帕斯图霍夫说,奥西米宁抱怨心脏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该带些什么药,您比我清楚。

  我走进护士室,把注射器、一瓶乙醚、几支樟脑和毒毛旋花子 针剂,一句话,把心脏活动能力衰退所需要的一切药品,都放进小手提箱。

  正准备要走的时候,帕斯图霍夫走了进来,说道:“差点忘了。叫您把练习本带去。是什么练习本,院长说,您自己知道。”

  我自然一下子就明白,指的是这本倒霉的日记本,直到现在,我连一个字都没写过呢……

  奥西米宁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厢房里,离医院大约二百米。我只去过一次——那是一天夜里,我在值班,卫生局来电话,吩咐把院长立即找来。我记得,他住二楼,上楼有一道狭窄的木楼梯。

  楼梯上一片漆黑。我摸索着走上去,撞在一扇门上,举手敲了几下。回答的声音好容易才听得出来。我打开门,跨过了门坎。

  屋里点着一盏油灯。灯光下,我看清了躺在床上的奥西米宁。他盖着一条医院里的灰色被子,被子上面还盖了一件军大衣。

  “您怎么啦,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问道。

  ‘我?没什么。有点儿不舒服。”

  “您为什么不叫医生来?”

  “我呀,顺便说一句,我自己就是个医生呀,”他露出衰弱的笑容,回答道。“而且是相当有经验的医生。谢尔古辛情况怎么样?”

  我没马上弄清楚他问的是谁。

  “谢尔古辛,”奥西米宁重说了一遍,“就是那个绑止血带的人。”

  “作过手术了。高部位截肢。生坏疽了,”我轻声回答。

  “疏忽了!”奥西米宁痛心地说。“可耻。疏忽了。”

  “不过,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他绑着止血带已经躺了好几小时了。”

  “这一点我知道得和您一样清楚,”奥西米宁打断了我为话,“应当马上动手术,尽量少截一点。这是我的错。使一个人成了残废!第二病室的那个病人怎么样,脸上烧伤的?”

  我猜不出他现在指的是哪一个人。所有的伤员他都记得!

  “脸上烧伤,嘴上有粘液的,”奥西米宁又说了一遍。“一星期以前送来的……沃洛京中尉。他姓沃洛京!”

  是的,我想起来了。沃洛京。我在护士室听见人家谈到他。他周期性地发生窒息。应当把喉头切开,作气管切开手术。手术进行了。碰到了颈动脉。开始大出血。他死在手术台上。

  “我对情况不清楚,”我沙哑地回答。

  “您设想一下吧,一个人腿部截到这么高,连装假腿也不行,这个人会觉得怎么样?或者一个人脸部成了畸形?……”奥西米宁痛苦地说。

  “可这是战争呐,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

  “战争结束以后呢?!由于我们的过错,人们一辈子畸形了!”

  “那是法西斯的罪行!…”

  “我们治得不好,”奥西米宁轻声说,“可耻!…”

  “可您到底怎么啦?”我问道,依旧站在屋子中间。

  “您带什么来啦?”他用问话来回答我的问话。

  “樟脑,毒毛旋花子,政委说……”

  “他对药品倒已经弄得清楚啦?”奥西米宁微微一笑。

  “不,”我腼腆地说,“他光是说您抱怨心脏不好,而我想……”

  “您想得对,”奥西米宁点了点头。“抽两西西樟脑。”

  我打开小手提箱,脱掉手套,用酒精棉花擦手。

  “酒精节约一点,”奥西米宁说。

  我一声不响。

  “乙醚有吗?”

  “当然有。”

  “用百分之二十的樟脑掺在乙醚里。明白吗?”

  是的,当然,我明白。他想使樟脑消散得慢一点,起作用的时间更长一点。

  我拿出针筒和针头,吸进药水,奥西米宁卷起了衬衫的袖子。

  “也许还是臀部肌肉注射好吧?”我犹豫不决地问道。

  “我身上现在是找不到肉的,”他微微一笑,回答道。“打在手上吧。”

  “或者再用一点毒毛旋花子 吧?”我打完针,问道。

  “目前樟脑也就足够了。”

  “您的自我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指注射的效果,那时间还太短。不过,现在我们就能检查一下。”

  他开始给自己按脉。

  直到此刻我才听到节拍器的勉强听得出来的嘟嘟声。那是从固定在墙上的一只黑色圆盘子里传出来的。我觉得这好象是奥西米宁脉搏跳动的声音。又均匀,又平静。

  “我来数吧,”我建议说,拉起了棉袄袖子,朝自己的手表看了看。

  奥西米宁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稍为好一点了……”他说道。“你大概在医学院念完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吧?现在应该学会不看手表来按脉。”

  我站着,心里犹豫不决,不知道我该走了呢,还是再留一会。只是为了不致无话可说,我又问一句:“您的自我感觉怎么样?”

  “不要担心。我觉得自己还可以。你开始记日记了吗?”

  “还没有,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带着歉意说。

  “为什么?”

  ‘嗯……工作很多。您自己也知道。顾不上这个。”

  “有人可是一直记日记的,即使在北极冻得要死,在监狱里面临死亡,也记的。要是没有纸张,就用血写在墙上。在舒舒服服的书房里记的日记,未必都是真实。”

  “不过,说老实话,我没什么好记的呀;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求告地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您所说的那种人见多识广,千百万人望尘莫及!可是我看到的,是几十万列宁格勒人此刻都在亲身体验的。那又何必……”

  “您把练习本带来了吗?”奥西米宁淡淡地打断了我的话。“拿出来,坐到桌子旁边去。把油灯放在那儿。”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这几句话,但口气却很坚决。

  我听话地从小手提箱里取出练习本,把床头小柜上的油灯端到桌子上。

  “那儿有墨水和钢笔,”奥西米宁说。

  桌子上当真有一只大的青铜墨水瓶。旁边有一支钢笔。

  “打开本子,写!”

  现在,我把油灯搬了个地方,他的脸看不到了。

  “您写,”他用苛求的声音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医院工作人员领到的早餐是一杯没有加糖的开水……’为什么您不写?”

  我打开墨水瓶盖,但是蘸不到墨水。

  “墨水冻住了,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束手无策地说。

  “噢,对啦,我忘了,墨水早已冻住了。您把桌子右边的抽屉打开。那儿应当有铅笔。您找一支化学铅笔。”

  我照他吩咐的话做了:找到一支铅笔,在笔尖上吐了口口水,在手指上划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是一支化学铅笔。

  “找到啦?”奥西米宁问道。

  “找到了,”我顺从地回答说。

  “我们停在哪儿了?不过,还是从头开始吧。‘十二月,医院工作人员得到的早餐是一杯没有加糖的开水和三百克烤得很差的、掺着各种东西的黑面包,’加个括号,写上:‘一昼夜的口粮,’——再加上括号。写好啦?”

  他口授得很慢,但我还是勉强来得及记下来——冻僵了的手指费尽力气才握住了铅笔。

  “写好啦?”奥西米宁问道,他没等我回答,又口授下去:“每个病人一天供应四百五十克汤和二百二十五克粥,就是用同样的冰冻黑面粉煮成的,不过调得稠些罢了。”

  突然,我连自己也预料不到地问:“要不要写下,在分发到病房去以前,每一盘都在秤上称过重量,每个伤员都有权检查他应得的一份的份量?”

  “不用,这是写小说了。你写下去。‘由于饮食不足,极端衰弱的人患上了营养不良症。’加上句号。今天就写到这里。”

  “您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我犹豫不决地问道。

  “暂时不需要什么。我请您明天仍旧在这个时候来一下。请把油灯放在床头小柜上,”他说着,闭上了眼睛。

  他跟我谈话,一会儿称呼“你”、一会儿称呼“您”,好象是要突出有一些话我应该作为命令来接受的。

  我把油灯放好,悄悄地走出去。

  外面已经天黑了。地面上雪花飞舞。我好容易才找到那条从厢房到医院的小路。

  我先到护士室里去,把剩下的药物放好。值班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自从我们的一部分医务人员被派到拉多加去以后,就有一些护士和医士从救护所调来我们医院。其中有几个——我是知道这一点的——进医院来是希望得到的口粮多一点,他们以为医院里的伙食供应要比其他地方好一点。但是他们错了:口粮的定量是一样的。我还能勉强支持,因为我是献血的,我得到一点补助粮。但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常常感到头晕。

  那个护士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子后边,双手笼在棉袄的袖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她连看也没着我一眼。

  “为什么您那样坐着?”我问道。“您不舒服吗?”

  “不,这样暖和一点。我……觉得冷。”

  我把药从小手提箱里取出来,放进小药橱,回身向门口走去,这时那个护士突然在我背后说:“您是……科罗廖娃吗?”

  “是的,我是科罗廖娃。”

  “您有一张字条。”

  “字条?什么字条,谁写的?”

  “喏,”护士点点头。桌边放着一张折好的纸。

  我打开字条,看了一眼签名:“弗·苏罗甫采夫”。

  我迅速地看了看那几行字。苏罗甫采夫写着,他眼下在列宁格勒。“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请来找我。”后面写着地址。

  “他来过了?什么时候?”我问护士。

  “他是谁呀?”

  “哦,我的天,喏,就是这个大尉,苏罗甫采夫!”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大尉。他穿着短皮大衣……真暖和……”

  “谢谢,”我喃喃地说了一声。“要暖和就得多活动活动,不能坐着不动!”

  这两句话我是带着怒气脱口而出的。营养不良的人哪有力气作多余的动作啊?!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颤颤抖抖的油灯光下,我又把字条看了一遍,在床上坐了下来……

  现在我是一个人住在这间房间里。奥莉亚被派到拉多加去了。此刻我真想同她分享一下喜悦,沃洛佳还活着……

  我回想起来,他是怎样穿着医院里那件又没样子又不合他身材的睡衣,站在我的面前,而且很明显的在为自己的那副样子而害臊。我又怎么走到他身边,去给他脖子上扎上一条纱布止血带。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

  我试着窥望自己的内心,深深的,深深的……

  不……他想在我心中寻找的那种感情,我没有……我内心没有别的,只是为他活着而感到高兴,——他是个好人,善良的,勇敢的小伙子……不,我不会到他那儿去。我知道他活着,这就足够了。

  有人敲门。站在门口的是支着拐杖的帕斯图霍夫。

  “可以进来吗?”他问道。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政委同志,”我说,一面站了起来,急忙把字条藏进棉袄的口袋里。“您进来吧!请就在床上坐。”

  他坐下了,把拐杖靠床放着。

  我第一次仔仔细细把帕斯图霍夫看了个清楚。他已经并不年轻,有四十岁上下,也许更大一点。一点也不象个基干军人。

  “我来了解一下我们院长的情况,”他说话有点柔声柔气,象歌唱似的。“您坐下呀,要不然就很不合适了——我坐着,您却站着。”

  屋里只有一张椅子。但是椅子上堆着衣服,衣服上又是一件短皮袄,短皮袄上面放着一双毡靴,靴底朝着已经两天没生火的炉子。

  我就在帕斯图霍夫身旁坐了下来,说道:“奥西米宁显然是心脏活动能力衰退了。他吩咐打了一针樟脑。看来心脏有点儿毛病。他本人是什么也没诉说。他是很内向的一个人。”

  “您说,很内向的人?这不好。”

  “为什么不好?”我带着为奥西米宁感到委屈的感情反驳说。“您怎么啦,倒喜欢多嘴多舌的人吗?”

  “要对内向的人进行及时帮助是比较困难的。在您去以前,我派医生到他那儿去过了。他把医生打发回来了。他说:您去工作去吧,医院里医务人员不够……那么,您认为没什么危险吗?……您自己还不是个医师吧?”

  “不是的,是医士。”

  “那么,是中级医护学校毕业的吗?”

  “过去是医学院学生。后来战争爆发了。”

  “双亲还在吗?父亲,母亲?”

  我觉得,他问这句话的口气十分冷淡,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恶感。我的父亲和去世不久的母亲,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履历表上的栏目罢了!“有否双亲,他们的名字、父名和姓……”

  “母亲过世了。父亲在基洛夫工厂工作,”我冷淡地说。接着连自己也出乎意料地补充了一句:“我累了,想睡了。”

  帕斯图霍夫默默地伸手去拿拐杖,但是接着好象改变了主意,把拐杖放在膝上。

  “失去母亲——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他说。“而更可怕的是,如果母亲活得比女儿和儿子更长命。有这样的一句谚语:母亲的心在儿子身上,儿子的心在草原上。”

  “真有诗意,”我依旧冷淡地说。

  “东方的一句谚语。我在远东工作过。这句谚语说得对,但是不十分确切。不仅是儿子的心,就连女儿的心也飞向草原。您现在对我生气,因为我妨碍了您看信。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问那是谁写来的?”

  “一个熟悉的指挥员。他在我们医院里住过。嗯,现在复原了,在列宁格勒服役。”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通信,连素不相识的人也在通信,”帕斯图霍夫点了点头。“我自己有一次就收到过这样的信和邮包。嗯,从大陆寄给列宁格勒人的一些邮包,也送到我们部队来了。我的邮包里有一瓶伏特加、熏肠、一只绣花的烟袋,还附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里写着:我亲爱的战士,痛击敌人值到完全胜利,我以通信方式爱你并且吻你。后面是地址。照片上的姑娘很年轻,嗯,象您这样。”

  “您怎么回信的?”

  “伏特加,当然,我和弟兄们一块儿喝了,熏肠吃了,”帕斯图霍夫微微一笑。“绣花烟袋、信和照片呢,我给了一个年轻战士。他回信了。后来她又给他个人写了信。现在他们在通信。您怎么想呀,为什么大家这样愿意等待呢?”帕斯图霍夫沉思地问道。

  “等待?等待谁?”

  “又是等‘谁’,又是等‘什么’。西蒙诺夫的诗您当然读过了?”

  “是《等着我吧》?”

  “就是呀。”

  “嗯……战争把许多人拆散了……所以人们等待着重逢。”

  “不,这里面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帕斯图霍夫摇摇头。“当然,这一层意思也是包含在内的。不过一定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请原谅,”他好象是醒悟过来似的,把手放到拐杖上,急匆匆地说:“您真的该睡觉了。我其实是来打听一下院长的情况。我有个要求:要是您发现什么……嗯,病情恶化的话,请您马上通知我。您自己说,他是个内向的人。对您,他显然是信任的。嗯,对不起,耽搁了您的时间,我再到病房去走走。”

  他费力地把身子撑了起来,拄着拐杖,向门外走去。后来,楼梯上传来了拐杖声:笃,笃,笃……

  真是个怪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他其实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只不过说话的方式和一般不同罢了。就仿佛他同我已经认识了一百年了……嗯,是该睡了。

  我倾听着节拍器的声音。好象一切都很平静。我脱下了毡靴,——还算好,我有两双,一双穿在脚上,另一双可以放着晾晾干。就是没有木柴可以生炉子……

  我一头倒在冰冷的枕头上。用皮大衣盖住了脚。对准油灯吹了一口气。火舌晃了晃,熄灭了。一切都沉入黑暗中。

  第二天,我在二楼走廊上看到了奥西米宁。不错,是从背后看到的。他在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陪同下,到某个地方去,显然是在查病房。我放心了,——这说明他好一点了。

  但是,过了两天,我又接到命令,叫我到他家里去。

  一切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奥西米宁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和军大衣,好象没有起过床似的,油灯在床头小柜上燃着。

  “是心脏病吗,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问道,已经习惯地把小手提箱放在桌子上了。

  奥西米宁睁开眼睛,也不问好,就轻声说:

  “Oleum camPhoratum ①,百分之二十,不用乙醚。”

  注①:拉丁文:樟脑油。—一译者

  显然,他感到自己病情恶化了,因此想让樟脑快一点起作用。

  我准备好外筒,把被子掀开一只角,看到奥西米宁竟会那么瘦,心里不禁感到害怕。锁骨高高突起,就象要把灰白干燥的皮肤戳破似的。我给他卷起衬衫的袖子,作完了注射,再把他盖好,然后坚决地说:“现在我就去拿葡萄糖来,作静脉注射。”

  “不,”他突然坚决地回答。

  “但这是基本物质!”我高声说。“您有明显的症状表明需要注射葡萄糖、生理盐水和番木鳖碱。”

  “谢谢,同事!”他微微地冷笑了一下。“但是葡萄糖和番木鳖碱现在在医院里就等于金子。这是重伤员不可缺少的药品。您这样……坐到桌子旁边去写日记吧。”

  啊,这该死的日记!我把练习本拿回房间里,放进小柜里,就忘记了。

  “日记……”我负疚地回答。“一句话……我立刻就去拿。”

  “不必了。桌子里放铅笔的地方有纸,拿一张写吧。这一张一定要放进练习本里去。不,最好是贴起来。听见吗?”

  我想回答他,医院里没有浆糊,浆糊不知道哪里去了,有人说,有几种浆糊给人家吃掉了……但我听话地说:“好的,一定。”

  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一支化学铅笔,准备写了。

  “‘营养不良症的第一个特征是排出大量尿液,排出量同水的饮入量是不一致的,’”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开始慢慢地、似乎没头没脑地口授道。“‘第二个症状——体重迅速地、不停地减轻。有时候,一个人在一昼夜中就失去七百克到一公斤体重。由于汗腺和皮脂腺已经渐渐停止起作用,可以看到皮肤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干燥……’”

  他停了一会儿,缓了口气,又说下去:“‘病人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显然,不仅是有关的腺的功能正在消失,连主管这种功能的那一部分大脑也正在失去作用……’您写好啦?”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病人开始腹泻。’”奥西米宁继续说下去。“‘结果就造成组织脱水。”这时采用特效药是不相宜的。下一个症状就是运动失调……’”

  “什么?”我重问了一声。

  “运动失调,同事,动作的协调失常。您已经学过这一部分了。这是神经系统衰弱的表现。我继续口授下去。‘使组织恢复正常应当逐步进行。’‘逐步’这个字打上着重号。‘在病人失去食欲的情况下,为了恢复腺的作用和大脑有关部分的活动能力,必须迫使病人大口吞食。必须让病人饮用松柏类冲剂、酵母,因为任何刺激都会引起反射,这样就得到治疗了。这时使用葡萄糖是有效的,如果没有葡萄糖,为了克服组织脱水,应该使用蒸馏水……’自然,”奥西米宁自言自语似地补充说,“要是能给病人用上番木鳖碱,给他洗热水澡,然后给他放上热水袋,进行按摩,……不过这不要写上去……前面那些写好了吗?’”

  “写好了,”我回答。

  这不是真话。最后几句我没记下来。因为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又可怕,又简单。而且是那么简单,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直到现在都没想到过这一点呢……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奥西米宁在口授的是他自己的病史。自己慢性死亡的历史!是他身上开始出现了运动失调!他的组织在无可挽回地失去水份!

  “您在写吗?”又响起了奥西米宁顽强的声音。

  “我……我累了,手指冻僵了,”我没有望着他,回答道。“我可以稍微……走走吗?”

  我没等他回答,就站起来,在屋子里前前后后走动起来。我得把焦急的心情掩饰起来,冷静一下……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站在他床边,用坚定的口气说,“您给我解释一下,您叫我记下这些是为了什么?记下这些干什么呢?营养不良症的症状大家都明白。列宁格勒现在有成千成万的人在挨饿,而且我在书上看到过,以前,印度的瑜伽,整个月地绝食,有时时间更长。或者,比方说,沙皇监狱里的革命家……”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薇拉,”奥西米宁轻声回答道。“自觉的绝食是以神经系统会起一定的调节作用作为前提的。而我所描述的病症,是一个人处在各种危险威胁的环境中发生的;嗯,比方说:炮击,敌人冲进城来……也别指望明天或者后天可以吃个饱……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对这种情况还根本没有人作过研究。”

  “不过这是为了什么呢,什么目的呢?!”我已经用绝望的口气说。“难道您认为,人们将来还要再经历这一类事情吗?”

  “是这样,薇拉,”奥西米宁回答道。“谁也不能设想,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会用到哪些知识……”

  “天啊,”我想。“怎么办呢?简直让鬼迷住了!医院里完全有可能凑起所有必要的东西来挽救他,必要的药品和食物都能凑到的!但是怎么迫使他接受呢?……他说过:‘毫无希望……’也许应当试试让他感到还有希望,使他摆脱死亡不可避免这个念头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千方百计换上了愉快的口气,说道:“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您记得吗,有一次您严厉批评了我?嗯,就是为了那个从医院逃跑的大尉。现在他回来了!”

  “回来了?”奥西米宁反问一句。“回到哪儿,医院里吗?”

  “不,他从医院逃跑,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从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回到列宁格勒来。苏罗甫采夫大尉。他到我们这儿来过,三天以前,不过没碰到我,留下一张字条,说他调到列宁格勒来了,地址……”

  “你……到他那儿去过啦?”奥西米宁问道。

  “没有,为什么?”

  “从他临走留下的那封信看,你应该去一下…他--嗯,我认为,他……对你并不是没有好感的。对吗?”

  “这都是胡思乱想!”我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

  “难道在战争中……人就没有爱情吗?”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让我给您按按脉,”我换了个话题说。我在床边坐下来,用手指按住他右手手腕。

  脉搏勉强能感觉出来,跳得很慢。我看了看手表,但在朦胧的夜色中,看不清表面。

  “五十下,”奥西米宁轻声说。

  “四十六下,”我说。“现在我就去取葡萄糖和番木鳖碱。必须打针!”

  “别要孩子气了,薇拉,”奥西米宁坚定地说。“一次注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要注射几次才会有点效果。这就等于让三四个伤员遭到死亡。如果他们活下去,就能回到前线去。可我呢……你知道我几岁了?六十六岁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心平气和的,一点不加渲染,就好象在进行一场普普通通的日常谈话,这使我感到可怕。

  奥西米宁显然明白了这一点。

  他说:“你一定要去看那个苏罗甫采夫。”

  “我哪儿也不去,我不需要他!”

  “这么说,我弄错啦?……我本来以为你…大概我不了解你们年轻人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应当……嗯,这怎么说呢……一定应当想念什么人……等待着什么人……一句话,应当有那样一个人的。”

  “我没有那样的人。”

  “以前……也没有过吗?”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难道就回答以前我爱的那个人原来是个懦夫、是个卑鄙的家伙吗?……

  “不能完全孤零零的,薇拉。不能这样。”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您有什么人吗?嗯,家里人,亲近的朋友?”

  “家里人没有了,薇拉。我的寿命比所有的人都长,”奥西米宁回答道,声音显得疲乏不堪,“朋友呢?有一个。不过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他在哪儿?他是谁?”

  “是这样,他是一个任性的老头儿,”奥西米宁带着忧伤的笑容说。“以前我给他治过病。”

  “能找到他吗?”我问道。“请他来,请他在这儿跟您一起住一些日子,行吗?您听我说,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已经被这个念头吸引住,坚决地说了下去。“要是您身边有一个亲近的人,那就很好…不是医院里的普通同事,而是您的朋友……他还在吗?在列宁格勒吗?”

  “是的,他还在。不太久以前,我偶然从广播里听到他的讲话。一篇很好的讲话……”

  “在广播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是个建筑师。眼下这个职业不太需要了。他到处奔走,寻找着,看看有什么工作可做,能给城里一点帮助。”

  “他……也是一个人吗?”

  “现在看来是一个人。他早就让妻子疏散了。儿子大概在前线。要是还活着……”

  我的心头掠过一种奇怪的、不安的预感。

  “他姓什么?”我问道,后来,又不由自主地放大嗓门,急不可待地重问了一遍:“他姓什么?!”

  “姓什么?”奥西米宁对我的声调感到很奇怪,反问道。“姓瓦利茨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

  “瓦利茨基?!”我差点儿叫出声来。但我克制住了。幸好昏暗中奥西米宁看不见我的脸。

  看样子他还是有点觉察。

  “您怎么,认识他吗?”

  “不,不,哪儿会认识呀,”我急忙回答道。

  “把油灯拿到床头小柜上来!”奥西米宁突然说。

  “干吗?”

  “拿过来!”他又说了一遍。

  我听话地把油灯拿过来,放在床头小柜离床较远的一边,然后在桌后边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走开了?”奥西米宁问道。

  “我……我以为您还要口授下去,”我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

  “不,今天就记这些。”

  “那我走了,”我说着,站了起来。

  “别忘了把那张纸贴在练习本里。一定要记上日期。”

  “是的,是的,一定……”

  我心不在焉地说着。原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跟他肩并肩地工作的人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亲密朋友!这一点我竟不知道……

  我自己已经好久没看到过瓦利茨基他老人家了。在同阿纳托利见了最后一面之后,连他父亲,我都想竭力从自己的记忆中把他抹掉。我明白,事情同他老人家是毫不相干的。但我内心有一样什么东西破碎了。我不能,也不想看到他们住的房子,他们的家。我不能让自己见到一个能使我重新记起阿纳托利的人。

  过去我一直认为,我只能憎恨德国人。只能恨敌人。此刻我才知道,我还能憎恨和蔑视自己人。不过,对我来说,阿纳托利已经算不上自己人了。他身穿的制服,跟那些保卫列宁格勒的人身穿的制服一样,跟那些受了伤、血淋淋的送到我们医院里来的人穿的制服一样。但他不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制服只是掩盖了他的兔子胆和他卑劣的灵魂。我明白,要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知道在纳尔瓦门外我家里发生的事情,那他对自己儿子的仇恨,一定不亚于我。但我仍然不能见到他,不能……

  ……黑暗中,我在积雪的医院院子里走着。雪深没膝,我也不辨认路,径自在雪堆里走着。

  此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应当救活奥西米宁!

  需要药品和增加营养的食物。但这正是他所坚决拒绝的。他已经认为,他没有权利靠牺牲伤员来使自己活下去。他心里已经同生活告别了。他想叫我把这种疾病的过程写下来,—一这样说吧,为了科学……

  我不知道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

  我走过一间病房。房门半掩着。我听到了帕斯图霍夫那熟悉的、不急不忙的声音。我朝病房里看了一眼。

  帕斯图霍夫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病床旁边的凳子上。我知道那张病床上躺着的是谁,—一就是那个谢尔古辛,不久以前截去腿的那个人。

  我站在走廊里,留神听了听。

  “…我对你说,丢掉这种可耻的想法!”帕斯图霍夫说。“你有两只手吧,你有脑袋吧?”

  “可是脚呢?!”

  “脚?……你听着,谢尔古辛。我自己,你瞧,也拄着拐杖走路。不过现在脚不是我生活中主要支柱。心才是支柱。”

  “心当支柱,太软了,”谢尔古辛痛苦地说。

  “你锻炼一下嘛。心是经得起锻炼的。象钢铁一样。你听说过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吗?人一动也不会动,两眼都瞎了。可他成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切都靠心给改变过来了。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你跟奥斯特洛夫斯基比起来,还算是幸运儿呢……我呀。谢尔古辛,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是个魔法师。我一看到一个人,就能说出他生来该当什么。”

  “我生来该当一个残废。”

  “你瞎扯。你不想当残废,你就不会当。战前你在集体农庄,是吗?在别廖佐夫卡村,列宁格勒省,对吗?”

  “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对你说了嘛,我是个魔法师。我预先告诉你。战后你将担任集体农庄主席。或者当团的区委书记。姑娘们将成群地来追求你,你只得躲开她们。”

  帕斯图霍夫跟这个谢尔吉辛谈话,就象同时跟两个人在谈话似的;一个是大人,另一个是小孩。

  “帕斯图霍夫同志!”我叫了一声。

  “谁呀?”他朝门口转过身来。

  “是我,科罗廖娃。可以跟您谈一会儿话吗?”

  “行,行,当然可以,”他急忙回答。接着又对谢尔古辛说:“我还会到你这儿来的。我要揭开人们怎样使心经受锻炼的秘密。”

  他走到走廊上来肥身后的门紧紧关上。

  “那儿怎么样,科罗廖娃同志?”他不安地问道。

  “不好,”我回答道。“很不好。他得做几次葡萄糖和番木鳖碱注射,而且要有加强营养的食物。”

  “我们能找到的,”帕斯图霍夫充满信心地说。“我马上吩咐……”

  “您根本用不着吩咐!”我绝望地说。“他不肯。”

  “怎么……不肯?!”

  “您不明白?就是这样,非常简单!他不愿把伤员急需的药品用在自己身上。明白吗?”

  “但这是没有道理的!”帕斯图霍夫耸耸肩膀。“他的生命绝不会比任何一个红军战士的价值小!”

  “您去对他解释吧!我不会!”

  “别大叫大嚷的!”帕斯图霍夫突然严厉地说。“请不要发歇斯底里。到这儿来。”

  帕斯图霍夫拄着拐杖,向楼梯上的小平台走去。平时那儿总聚集着一些恢复了健康的人和轻伤员,在那里抽抽烟,听听广播。此刻那儿却是黑洞洞,空落落的。

  “好吧,跟我讲详细点,”帕斯图霍夫说,“不过请不要感情用事。”

  “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政委同志,”我不大有把握地说。“他不想用药。”

  “这我已经听说了。为什么?!”

  “我已经对您说过为什么!”

  “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别的?……”我沉思起来。“他深信自己一定快死了。因此他认为,应当从中得出对科学有用的东西。他叫我把他的病状……嗯,营养不良症的症状记录下来……”

  “此刻有成千成万的列宁格勒人都得了营养不良症,把症状记录下来有什么用处?”

  “我也是这样认为……但他说,应当把在城市受到围困和缺少必要药品的条件下这种病的过程精确记录下来。使后人不要忘记。”

  “让后人忘记这些吧!”帕斯图霍夫高声说。“越早忘记,越好!人民的英雄气概,那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沉默了,后来不太高声地说:“是的,情况很困难……不能说服他吗?强迫呢?”

  “说到强迫,我觉得,连提也不用提。要是去说服他呢……谁能做得到?我做不到……他有一个朋友,”我犹豫不决地继续说,“一个老建筑师……我想,要是把那个建筑师找到,请他跟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一起住一段时间呢?…”

  “他现在在哪儿?”帕斯图霍夫活跃起来。

  “我……不知道,”我轻声回答,同时心里很瞧不起自己。

  “他自己,嗯,奥西米宁,也不知道吗?”

  “我……我没问过。”

  “您应该把这件事情打听出来,薇拉,”帕斯图霍夫说。

  “我尽力去做,”我点点头,心里感到很羞愧,因为我没把瓦利茨基的地址对帕斯图霍夫说出来。“嗯,可您已经说服了吗?”

  ‘说服谁呀?”帕斯图霍夫不明白。

  “嗯……谢尔古辛呀?您说得他相信一条腿过日子并不比两条腿坏吗?”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腔调说话。大概是由于自己无能为力,由于深知自己的弱点。

  “还没有……”帕斯图霍夫平静地回答道。“不过我想我会说服他的。”

  “您劝他的那些话,您自己相信吗?还是只不过用来安慰安慰他呢?”

  “我不是安慰者,科罗廖娃同志,”帕斯图霍夫厉声回答,不过并没有任何敌意。“我是政委。我说的话,我是相信的。我在治他的心。您用樟脑医治。我是用语言,治他和治自己。”

  “治自己?…”

  “我走路也拄着拐杖的。医生也不相信会……总之,”他结束说,“您去休息吧。您考虑一下,怎么找到那个,嗯,建筑师。”

  “帕斯图霍夫同志,”我说道,趁着这时小平台上一片漆黑,他看不见我的脸。“可以……提一个私人问题吗?…您有家庭吗?暖,有妻子和子女吗?”

  “子女?没有,子女没有。妻子、…是有的。很好的一个女人……在等我…”

  “那么……您是比较轻松些的……您记得吗,您说过,有人等待你,那多么好。”

  “当然。我是比较轻松的。我就是拄着拐杖,她也会要我的……嗯,您走吧。再一次请您……嗯,找到那个建筑师。应当马上把他找到。”

  “我尽力去做。”

  “谢谢。现在您走吧.去休息一下,暖和暖和…”帕斯图霍夫很随便地说,接着就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走到楼上的护士室,放好了药,然后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

  我摸到放在床头小柜上的一盒火柴,点亮了油灯,突然看到炉子边有一堆木柴……这是哪来的呀?突然我回想起了帕斯图霍夫的话:“去休息一下,暖和暖和。”

  这么说……是他?我没有精力去思考,帕斯图霍夫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哪儿取来这些木柴--

  多幸福啊--看着炉火熊熊的炉子。感觉到有一股热气从打开着的炉门里烘暖你的脸!

  “幸福!”我暗自重复了一遍,想道:“有多么不同的幸福啊。有巨大的幸福,象胜利,象突破包围;有小的幸福,象得到一块面包;象油灯冒出火焰……生活中这一切都是相对的!”

  难道将来会把这一切都忘记吗?…帕斯图霍夫,他是怎么说的?“让后人忘记这些吧!人民的英雄气概,那是不应当忘记的!”

  大概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英雄气概不单是表现在冲锋陷阵的当口,英雄不单是那些首先举起冲锋枪或者拿起燃烧瓶的人…

  如果敌人是看不见的呢?如果是无形的敌人,象饥饿,寒冷,营养不良症,坏血病等等呢?…要是有人想使这种无形的敌人转胜为败?就象奥西米宁那样……“用死亡来挽救死亡……”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起这句话。我不记得是哪儿听来的,也许是在剧院里,也许是在电影里……我从来没思考过这句话的意思。现在这句话从我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大概是因为奥西米宁是个老人,他说话的方式也有点老派,革命前的老派,因此这句话同他的外貌很相配……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是有意识地让自己走向坟墓!…当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说任何话有什么用啊!……必须紧急行动!应当去找瓦利茨基,无论如何都要去!他是奥西米宁的朋友,他们是同年龄的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会对他说一些我说不出、不善于说的话。我的话对奥西米宁算得了什么!可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却会说话!我记得,很久以前,那时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说……“我亲爱的姑娘……我懂得生活……您相信我吧,这一切都会过去。战争一结束,到处又会灯火辉煌……”我听着,感觉到我的心渐渐温暖起来…

  应当去找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定得要自己去。归根到底,我可以对他只说几句话;“您的朋友奥西米宁医生快死了。您能够给他帮助。您跟他一起住一些日子吧…”就完了。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话,不需要任何回忆。“我忙着上班。我得走了。这是医院地址。或者咱们就一块儿走吧……”

  这一切我都是对自己说的,在劝自己。但我感觉到,我不能去。这是超过我的力量的。超过我还剩下的一点力量的。

  我知道,我的力量可能会大些,如果……如果我在等待什么人的话。帕斯图霍夫说得对。战争——这不仅是战斗,也是期待。期待胜利。期待重逢……

  这个帕斯图霍夫,他是比较轻松的。他有妻子在等待他。知道并且相信有人在等待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有人在等你,而且会等待下去,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多么有这个需要啊……

  他对谢尔古辛是怎么说的呢?“我是魔法师…”哪里是什么魔法师呀!不过是个好人,善良的人罢了。大概因为他没上前线,不得不在我们医院里混日子,心里苦恼吧。就象当时苏罗甫采夫的心情一样……但是他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政委的职责——使人们增强力量,使人们树立信心……

  魔法师!…要是他能使我也等待什么人。并且使世界上有人在等待我,那就好了。我是孤零零的,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爱我的那个人,我自己把他推开了。推开了,因为他是个懦夫,卑鄙的人……我甚至不知道他此刻是不是还活着……

  帮助我吧,魔法师!

  我蹲在炉子边,注视着烧得红通通的木炭。我觉得,我在凝视着另一个世界。明亮的、温暖的、亲切的……

  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科罗廖娃!薇拉·科罗廖娃!科罗廖娃,您在自已的房间里吗?”

  “得了,全完了,”我想。“大概叫我进手术室。”

  我脱掉手套,把手套塞进棉袄的口袋。在口袋里摸到一张折成四折的纸,就是我记下奥西米宁口授的话的那张纸。有一刹那工夫,我竟想把那张纸扔进炉子,为的是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希望世界上不再有这样的事存在。但我马上就对自己说:“不许!这样做是无补于事的。”我打开床头小柜,取出日记本,把纸原封不动地夹在里面。

  这时,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个女人,就是我第一次从奥西米宁家回来时在护士室里值班的那个护士。

  “您为什么不回答一声?”她费力地喘着气,不满地问道。

  “对不起,”我带着歉意回答。“马上就准备好。上手术室吗?”

  “不是的,”她疲倦地说,“又有一个军人来找您。”

  “苏罗甫采夫吗?就是那个留下字条的人?”

  “另一个。是个少校。”

  “什么少校?”

  “姓兹维亚金采夫。”

  “兹维亚金采夫?!”。

  “你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他说,明天两点钟以前再来。叫您一定要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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