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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五章



十一月十七日夜间,德国人又轰炸了首都。直到下半夜,地方防空部队参谋长才打直线电话到克里姆林宫的避弹室报告说,危险已经过去,窜入城市的八架飞机中,有三架被击落,正在烧成灰烬——两架在希莫克区,一架在离“狄纳莫”工厂不远的地方。五架敌人轰炸机已经逃走。

  斯大林没有等到广播员的录音宣布空袭警报解除,说出在这几分钟里躲在地下铁道车站拱顶下面,或楼房地下室里的几十万莫斯科人都在等待的话;“公民们!空袭的危险过去了。警报解除!……”就离开了避弹室。

  斯大林穿着没有扣上扣子的军大衣,戴一顶护耳帽,慢慢地穿过伊凡诺夫广场,朝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大楼走去。

  经过昨天夜里在这儿爆炸的一颗炸弹的弹坑时,斯大林停下脚步,紧盯着那个不很深的黑洞洞的泥坑看了一会儿。

  两个保卫人员按照惯例在稍远的地方站好自己的岗位,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提心吊胆地把眼光从斯大林那孤零零地显现在空旷的广场中央的身影上移向天空,——几支探照灯的光线还在天空中移动。

  在这几分钟里,斯大林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想,这是法西斯的炸弹第一次落在克里姆林宫地区,是一种不良的征兆?

  但是,斯大林是—个理智地思考问题的人,由于德国飞机窜到克里姆林宫上空并且投下一颗炸弹,他很可能得出结论:必须处分保卫莫斯科政府大厦的高射炮手们和驱逐机队的指挥人员。

  也许他想的是,那个飞行员投了炸弹以后,会拍下爆炸的情景,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照片将出现在所有的德国报纸上?

  不过,自从七月二十二日,几架敌机窜入莫斯科上空那天夜里开始,柏林的报纸和电台早己多次喧嚷过轰炸莫斯科的成功。七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和通过太空播送的头条消息——无线电截听的战报当时给斯大林看过——就讲到“莫斯科的大火猛烈燃烧了一整夜,翌晨莫斯科人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废墟,有些人正在那儿徘徊,寻找什么东西。”

  不,斯大林望着弹坑,很可能不是想到在克里姆林宫爆炸的炸弹。他望着黑洞洞的弹坑,思绪却离这儿很远,他在想着被敌人突破了防线的克林附近的情况。

  斯大林从未到过这个距离莫斯科八十五公里的小城,也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在地图上,克林是用从莫斯科通往西北方列宁格勒的一条蜿蜒曲折的线上的一个小圆点来标志的。斯大林看地图时,如果这条线落到他的视野内的话,直到如今它始终都使他想到一点:和列宁格勒之间的铁路运输中断了,这座城市正在包围圈内喘息。

  斯大林最后一次到列宁格勒是一九三四年。那是为了参加基洛夫的葬礼的一次忧郁的旅行,斯大林尽量不去回忆这次旅行。但是,现在当他试图设想这个时刻克林发生的事时,他想到了一九三四年曾经乘车经过这座小城……

  斯大林抬起头来,仿佛好不容易才把眼光从他脚边张着大口的弹坑上移开似的,掩上了没有扣钮扣的军大衣,好象因为毫无目的地浪费了宝贵的几分钟而感到恼火,朝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大楼快步走去。

  波斯克列贝舍夫已经在接待室里了,他离开避弹室比斯大林早一点,现在正在办公室门口迎接斯大林。

  “有关于破坏的消息吗?”斯大林问。

  “还没有收到,”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说。“警报刚刚解除。”

  “叫霍缅科听电话,”斯大林命令说,一面打开一扇紧挨着他的办公室的那个房间的门,这里摆着一张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上面放着几架电话机,是他办公室里电话的分机,还有一个衣架。他脱下军大衣和护耳帽,挂在衣架上,又回到办公室里,看见波斯克列贝舍夫还待在老地方。

  “我已经说过了,叫霍缅科听电话!”斯大林不满地重复一遍,然后朝摊着地图的长桌走过去。

  “和第三十集团军暂时没有联系上,”波斯克列贝舍夫抱歉地回答,“我刚一到就……”

  “接朱可夫!”斯大林没有回过头来,就打断了他的话。

  过了几分钟,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电话已经接通。

  “有什么新情况吗,朱可夫同志?”斯大林问,他说这话好象故意用他平时说话的安详的声调,他是想把不久以前他说过的另一些话,从朱可夫的记忆里抹掉。“我明白,才过了不久,”他接着说。“可是我暂时没有和霍缅科联系上。我想把他应该知道的话告诉他。不过,您也许知道……”

  “据我知道,霍缅科继续在向伏尔加河退却。在加里宁南面一点,”朱可夫说。

  “就是说……在逃跑罗?”

  “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大声说,“敌人调集了不下三百辆坦克.向第三十集团军猛扑。您是知道的,霍缅科有多少坦克?”

  是的,这一点斯大林是知道的。一共不过五十六辆装备很差的轻型坦克。但是朱可夫的问话里包含着责备的意思,于是斯大林就比较生硬地说:

  “敌人在坦克方面的优势,我了解得不比您差。可是……”他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声音沙哑地把话说完:“可是背后就是莫斯科……”

  “这个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朱可夫镇静地回答。又补充说:“霍缅科也知道。我想提个建议。”

  “什么建议?”斯大林急忙问。

  “把第三十集团军从加里宁方面军的编制里划给我。”

  “可是这样一来就要扩大西方方面军的防线,”斯大林疑惑地说。“是不是您那儿的情况稳定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现在根本谈不上稳定,”朱可夫回答说。“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哪些地段?”

  “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是步兵师——潘菲洛夫将军的第三百十六师,别洛鲍罗多夫将军的第七十八师,切尔内晓夫将军的第十八师。我方坦克旅和多瓦托尔将军的骑兵军正在进行顽强的战斗。把第三十集团军转到西方方面军编制里,可以使我们有巨大的机动自由。”

  “好吧,”斯大林沉默片刻,然后说。“今天您就可以接到命令。”

  他放下耳机,又回到摊着地图的长桌前。

  德国人的几个坦克旅正在从伊斯待拉区和沃洛科拉姆斯克区向莫斯科进犯。朱可夫所提到的几个师能否坚守住,关系到首都的命运……

  斯大林对于十一月十六日德国人所实施的突破是否完全感到意外呢?是否也象他所没有料到的、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军队的入侵那样使他措手不及呢?斯大林从内心深处向朱可夫提出的“您确信我们守得住莫斯科吗?”这个可悲的、充满深重痛苦的问题,是否证明他在严重的危险面前丧失了自制力呢?

  不,如果这样看法那是不公正的。

  拖长数月之久的战争经验告诉斯大林,十一月初在莫斯科附近取得的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势只是暂时的,敌人迟早会重新发动进攻,再次尝试攻入首都。

  最初经过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得以把敌人阻截在主要的决定性方向上这个事实,给斯大林心中增添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与其说是产生于对形势的实际分析,不如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相信先发制人的进攻能使力量对比骤然地有利于红军方面。但是先发制人的进攻没能实现。而在斯大林坚持下进行的重须部署后备军,削弱了朱可夫的方面军。于是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又给了斯大林以痛苦的教训。

  当时,在他那仿佛凝固不变的性格里面所发生的缓慢的、然而不可抗拒的进步和变化,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再过几年以后,胜利的红旗将飘扬在柏林的国会大厦的上空,怀着感激心情的人类将歌颂伟大的苏联人民……而苏联人民却不得不从度墟中重建自己的祖国,又象在三十年代初期那样,放弃自己最必需的东西,去巩固和加强祖国的力量和威势。斯大林将和以前一样领导着党和人民。他那仿佛被战争所磨灭的性格上的矛盾就会重新出现……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

  可现在他却迫切地盼望得到支持、帮助和忠告,正是这一点,才引出了过去的斯大林所不可想象的关于莫斯科命运的那个问题……

  ……在斯大林的权力好象是大得无限的、他的预见性的天才也是不容置辩的日子里,在不仅几百万人相信这一点、首先他本人就坚信这一点的战前年月里,斯大林没有感到过需要忠告。他毫不怀疑,自己知道得比别人多,看得比别人远。

  那时有人民在,就有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在。有几句著名的诗歌,“我们说列宁,意思就是说党,我们说党,意思就是说列宁”,他无疑也引伸到自己身上了。他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演讲里,号召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周围,并不是偶然的。

  是的,他认为:有人民在,就有斯大林在,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人民应该走哪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该做些什么。他甚至把自己最亲密的战友首先看作是中间人,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向党和人民阐述他斯大林说过的话,执行他的指示。

  历史的过程在许多事情上都加强了他的这种地位。难道说,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攻击他斯大林,不总是跟他们企图强迫人民走另一条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联系吗?难道说,他把他们打垮了,这件事不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吗?……

  然而,斯大林从一些确实证明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事实中,得出了结论:他是正确的,而且在一切方面都将永远是正确的了。

  由于这种思想和看法的不断加强,斯大林越来越难得感到需要别人的忠告,别人的经验、智慧和理智。决定他的爱憎的,已经是另外一些标准。

  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弄明白战争是怎样影响了斯大林的性格的。战争象个无情的外科医生,一天天地切除着近年来这个性格上滋生的毒瘤和变态组织。战争毫不留情地进行切除,象用刀砍似的,毫不顾惜鲜血,但是它使心灵去掉枷锁,使心灵能够暴露在人们面前。

  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大,斯大林挨到了一下这种沉重的打击。

  于是他对朱可夫说出了关于莫斯科命运的话,这些话是过去的斯大林所无法想象的,现在却队他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他的内心渴望和那些象他一样肩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重担的人们结合在一起……

  是的,战争的紧张进程,落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的极其严重的考验,共产党人的党、全民的党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这种决心,坦克的履带压不垮,大火烧不垮,炸弹、炮弹轰不垮,这一切推动着一批又一批的统帅、政工人员、工业组织者、设计师和工程师……奔赴这场伟大战争的前线。是历史的客观进程号召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使他们成长壮大。

  不过还有一个主观因素,它和前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斯大林越来越感到,需要每天、每小时和人民保持联系,需要他们的支持。

  过去,只有在餐桌上,或者深夜就寝时候,斯大林才感到孤独的苦恼。现在他却无法独自工作。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现在难得寂静下来,越来越多的人,有军人,也有非军人,跨过这个早先他们无法接近的办公室门槛;斯大林也越来越频繁地拿起他的电话耳机,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和军委委员、党委书记、工厂厂长、设计师……通话。

  现在有三项紧急任务摆在斯大林和所有在这些日子里领导红军的人面前。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战争的结局: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排除威胁莫斯科的危险;跟陷入双重包围圈同全国隔绝开来的列宁格勒恢复联系;此外,还有封锁敌人到苏联石油主要产地高加索去的道路。

  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消灭敌人仍然具有的装备上的优势,或者哪怕使它下降到最低限度。

  要做到这一点好象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大片土地连同那里的工厂、矿山都被敌人占领着,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许多疏散的企业还在半路上,而已经到达指定地点的,也只是刚刚胡乱地开始生产武器。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尽管作出了一切努力,几十万人付出了非一般人力所能及的劳动,工业生产水平还是处在战事开始以来整个时期的最低水平……

  要是能有三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喘息时间来建立消灭敌人装备上优势的物质基础就好了。

  但是敌人不会容许有三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喘息时间的……

  第三十集团军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一星期,德国人直通克林,我方部队不仅被迫放弃克林,为了避免陷入包围,还放弃了位于它西北方二十三公里的另一座小城,这小城有一个幸福的、快乐的、令人想起和平时期的名称,叫索耳涅奇诺哥尔斯克[意为“太阳城”——译者。]

  克林和素耳涅奇诺哥尔斯克失陷几小时以后,德国人的坦克群便急急冲向亚赫罗马和红波利亚纳。亚赫罗马在莫斯科以北六十三公里的地方,红波利亚纳距离莫斯科一共只有三十五公里。

  然而,为了越过亚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和克林、索耳涅奇诺哥尔斯克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德国人的坦克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因为浴血奋战的苏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但是敌人还在向前进犯,十一月三十日夜间,德国人的坦克距离苏联首都只有二十七公里了。

  十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从德国人的观察所里可以用望远镜分辨出克里姆林宫尖塔的轮廓了。

  但是还存在着另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只有斯大林、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小范围才知道。正是这件事实确定了事态的进程。

  在其他社会里,无论是用金钱引诱,还是用武器威胁,人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苏联人民做到了……

  “台风”作战计划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在炮兵方面占有双倍的优势。现在,到了十一月底,仅占十分之二的优势。

  他们把两千辆坦克调往莫斯科,到达首都附近的要冲地带的,不到一千五百辆。而在这段时期内,同他们对峙的苏联军队却已经拥有一千七百三十辆坦克了。

  当希特勒给冯·柏克下达“前进!”的命令时,有两千五百架敌机在空中或在德国人的野战机场上准备起飞。但是现在莫斯科的保卫者也拥有同样数量的战斗机。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实现了。到十一月底,莫斯科附近德国人的绝对优势,无论在人员的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不存在了。

  再过几年和几十年,时光将从几代人的记忆里抹去二十世纪上半叶后期苏联人民拚死搏斗的详情细节,在这种搏斗中他们不仅捍卫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也捍卫了世界文明的未来。那时候这次伟大战役的参加者已不在人世……可是将来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们仍将长久地、十分长久地用他们考察的眼光来回顾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提出几十个问题,展开辩论,加以肯定和推翻。

  他们将竭力深入了解苏联军队最高统帅的思想,这个人的性格里集中了那么多的矛盾和看起来互相排斥的特点。

  在那些关于战争进程和最初曾经到达列宁格勒城下、几乎直窜莫斯科的大批德国军队失败原因的问题里,在所有这些问题里无疑特有这样一个: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间,斯大林知道敌人已经到达红波利亚纳以后,他想了些什么,心情怎么样?

  他有没有想到,他和敌人摩托化匪帮之间只相隔一道克里姆林宫围墙、几条纵横交错的莫斯科街道和不到三十公里的空间,因此,再过有限的几小时,德国人坦克履带的嘎嘎声就要传到他的办公室这儿来了?

  他有没有想到,应该放弃莫斯科,到另外一个为了防备万一,事先准备好的指挥所去领导抗击活动?他有没有想起那个不幸的日子,想起六月二十二日那个前夜,当时的情况证明了他对希特勒德国最近动向的估计大大失真了?……

  在将来的史学家或作家中,可能有人会根据纯粹的形式逻辑下结沦说;是的,期大林想到了,在那个紧要关头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些。

  不过,斯大林想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想到在这个时刻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想到他每天收到的报告中提到的军队武器配备的数字。

  现在终于以极大的努力把敌人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排除了。已经不是全部,而是仅在某几种类型的武器上,敌人仍然占着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和冯.柏克向莫斯科发动十月攻势时,甚至和十一月十六日,即仅仅两星期前德国人再次进攻时所占的优势已经无法相比了!

  “两星期?”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惊奇而迷惑地感叹道。‘您是想说,在十四天左右的时间里,在连续不断的战斗条件下,一个为战争的打击所震撼的国家竟然消除了敌人武器装备上的优势?……”

  “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历史将回答他。“说不是这样,是因为统帅部从战争最初几个星期就作出巨大努力来消除敌人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说是这样,是因为到十一月底这种优势已经基本上消除了。”

  正因为想到保卫莫斯科的军队现在不仅具有道义上的优势,总是给予那些保卫自己家园不让强盗袭击的人们以特殊的力量,还具有足够数量的坦克、飞机、大炮,这种想法无疑地帮助了斯大林在这危急夫头保持沉着和充分的冷静。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报告说,正从方面军其他地段紧急抽调部队去增援从索耳涅奇诺哥尔斯克后撤的第十六集团军。

  斯大林命令从莫斯科防区的地方防空部队中抽调几个炮兵这和高炮营归朱可夫指挥——用来直接瞄准坦克射击。

  然后斯大林命令立即把驻扎在谢尔普霍夫区待命的步兵师调往西方方面军。

  还剩下一支统帅部的后备军归斯大林掌握。他象保护眼珠一样地保存着这支后备军,他知道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紧急关头,那时候不得不投入现有的全部兵力来保卫莫斯科。

  这个关头来临了。

  不过斯大林还是决定只把统帅部后备军的一部分——两个军和两个反坦克兵团拨给朱可夫:他知道,即使莫斯科失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

  那天夜里,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响起的许多电话铃声中间,有一个电话特别令人焦急不安:贝利亚报告说,根据现有的情报,空降兵已经在城里降落。

  斯大林生硬地回答说:“伞兵?多少?一个连?谁看见的?核实一下。降落的准确地点在那儿?我问:在哪儿?你不知道?那就不要惊慌失措。也许在你的办公室里也降落了?……”

  他扔下了耳机。

  对于德国人投下空降兵的事,他确实没有相信。敌人在占领红波利亚纳以后,暂时一步也无法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把伞兵空投到城里来,从德国人方面来说,是盲目的冒险——这种空降兵顷刻间就会被消灭干净。

  斯大林把耳机扔在支架上,在办公室里来回踱起来,然后拿起另一架电话机的耳机,拨了两个号码,听到表轨声以后,又慢慢拨了其余三个号码。

  不,他不是打电话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不是打到党的市委去,更不是打到地方防空部队司令部去核对关于伞兵的消息。在这一分钟里,高频电话机的铃声在离开莫斯科许多公里的地方,在遥远的新西伯利亚城航空工厂经理的办公室里响起来,这时候党的区委书记库拉金、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正在那儿和工厂积极分子的领导人一起开会。

  “您好啊,”斯大林说。“接电话的是谁?”

  库拉金一听到斯大林的声音,就宣布暂时休会。

  他和雅科夫列夫,大伙都离开了办公室。

  “有什么新情况吗?”斯大林问。“过去一昼夜生产了多少?”

  库拉金报了数字。

  “好的,”斯大林说。“不过很少啊。”他又重复一遍:“很少啊!是什么在妨碍产量的提高呢?”

  “我们正在和工厂的领导人研究这个问题。”

  “雅科夫列夫在哪儿?”斯大林打断了库拉金的话。

  “就在旁边。”

  “您把耳机递给他。”

  斯大林从打开的“黑塞哥维那之花”牌烟盒里拿了一支烟,正想点火,这时传来了雅科夫列夫的声音:“您好,斯大林同志。我听着您呢。”

  斯大林把没有点着的香烟放在桌子上。

  “您好,”他说。“我谈的还是那个问题。我们急需歼击机。越多越好。提高歼击机产量需要什么?”

  “我刚和库拉金同志谈过这件事.我们一致认为……”雅科夫列夫回答说。

  “我听着呢,”斯大林说,他把耳机往耳朵上贴紧一些。

  “必须合并以这儿为基地的工厂。正象您知道的,现在在联合加工基地上有四个从不同城市疏散来的工厂在开工生产。这就是说,有四个工人集体,四个厂长,四个总工程师。这造成了工作上的各自为政。”

  “您说有四个厂长和四个总工程师,”斯大林说。“可是在新西伯利亚的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目前只有一个啊,雅科夫列夫同志。要是合并可以提高飞机产量的话,有什么妨碍他行使权力呢?”

  “要经过您的同意,斯大林同志。如果这件事做到了,那么我想,十二月份工厂就可以一昼夜至少生产二十架歼击机。”

  “您就算这件事已经做到了。还有什么?”

  “在目前这是主要的,斯大林同志。必须立即进行改组,并且不能影响飞机的连续生产,如果这项工作需要相应的调整的话,那……”

  “我们没有时间来调整了,雅科夫列夫同志。由您全权决定。德国人不会给我们时间来调整的。”

  “我明白了。”

  “您讲完了吗?”斯大林问。

  “是的,斯大林同志,”雅科夫列夫回答说,但是他感觉到对方没有挂上耳机,因此他也继续握着自己的耳机。后来他悄悄地问道:“莫斯科……怎么样?”

  “莫斯科附近正在进行战斗,”斯大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主要的是你们现在必须知道和理解,战争的结局不仅仅是在莫斯科附近决定的。在不小的程度上,胜利是由你们什么时候交出歼击机和交多少来决定的。您理解我的话吗?在不小的程度上。”

  “是的,我理解您的话,斯大林同志。”

  “再见。”

  ……雅科夫列夫听到咔嚓一声,就慢慢地把耳机放在支架上。

  “嗳,他说什么?!”坐在旁边的库拉金眼睛紧盯住雅科夫列夫焦急地问。

  “需要歼击机,这就是他说的,”雅科夫列夫迟疑了一下说。

  “莫斯科附近呢,关于莫斯科他说了什么?”

  在雅科夫列夫眼前出现了不久以前的情景。当时他对斯大林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那是在十月里。德国人向莫斯科发动了总攻。早在这次进攻以前制定的航空工厂疏散计划,预定了这几个工厂要迁往的地区,而在新情况下这些地区有遭到敌人入侵的危险。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变人民委员部已经批准的疏散计划。雅科夫列夫和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他决定去找斯大林。他从自动电话机转盘上摘下耳机,拨了号码,一听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熟悉的男低音就说,他有紧急的问题要见斯大林。

  过了不到半小时,雅科夫列夫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还是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斯大林同志四点钟等着您。”他又补充一句:“在住所里。”

  雅科夫列夫那辆持有克里姻林宫长期通行证的轿车往保罗维茨塔楼大门驰去。这时候他想的不是在工厂疏散计划问题上对斯大林说些什么,这个问题他很明确,他想的是在这些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本人的心情怎么样。

  雅科夫列夫在各种场合下见到过斯大林——在他办公室里的会议上,在他的孔策沃住宅的餐桌上……

  是的,雅科夫列夫也到过那儿,——这是常有的事,午夜早已过去,开完冗长的会议以后,斯大林对在场的人说,“现在可以吃宵夜饭了……我不专门请谁。不过谁要是愿意的话……”说完,就首先朝门口走去。

  雅科夫列夫习惯于看到斯大林安静、沉着,几乎从不提高嗓门,即使当他说出决定人们命运的严厉的话时候,习惯于看到当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斯大林在从办公室门口铺到写字桌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的姿态,以及他把“黑塞哥维那之花”牌香烟的烟丝装到烟斗里的习惯;习惯于看到生动活泼但总有点紧张的宴会,在那里,斯大林从一只狭长的小酒杯里缓缓呷着葡萄酒或香槟酒,在那里,所有的人都高声谈话,好象很高兴,可是斯大林一开口,大家就立刻沉默下来……

  “现在我将要看见他是什么样子呢?!”雅科夫列夫又担心又焦急地思忖着。他下意识地希望从斯大林那里弄清莫斯科附近的真实情况,如果不能从斯大林的谈话里,就从斯大林的脸色,从他的举动上来弄清这一点。

  雅科夫列夫踏进房间,朝斯大林走过去,这时候,斯大林从套着白色套子的长沙发上站起来,把书放到一边。雅科夫列夫顺便看了看那本书的书脊,上面写着:“高尔基全集”。

  斯大林向他问了好,就朝写字桌走去。把自己的烟斗装满……

  不,雅科夫列夫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外表上的变化,也许只有脸色比平常苍白一点。

  “我听着您呢,”斯大林说。

  斯大林说这句话时的声调,仿佛他有许多空闲时间,就象这句话是半年以前说的,或者再早一点,在看来已经如此遥远的和平时期说的,这使雅科夫列夫不知不觉增添了一种平静的感觉。

  “说吧,我听着呢,”斯大林又说了一遍。

  雅科夫列夫尽量简短扼要地把自己对几家工厂疏散计划的看法说了出来。

  斯大林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没有打断他的话,听着他讲完。有时候,雅科夫列夫觉得斯大林走到房间远远的一头去,在想着自己的事情,不再听他讲了。但是雅科夫列夫一停下,斯大林就立刻转过身来,让他明白,自己正在等他讲下去。

  “是什么在妨碍改变疏散计划呢?”雅科夫列夫讲完以后,斯大林问。

  “主要的是这个计划已经确定了,”雅科夫列夫回答说。

  “但是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对已经确定的计划作出若干修正,”斯大林微微耸着肩膀说。

  “可惜航空工业的某些领导人不愿意考虑这一点,”雅料夫列夫生硬地说。

  “任何人在工作上都会犯错误的,雅科夫列夫同志,”斯大林说。“无论是他们,”他把手朝旁边一摆,“是我,”他用烟斗碰碰胸口,“还是您……”他用烟斗点点雅科夫列夫。

  “但是这些缺点不应该妨碍决定主要的事情。”

  他又在房间里踱了一阵,然后站在写字桌旁边说:

  “我原则上同意您的建议。不过重要的不仅是合理安排疏散的工厂。重要的是这些工厂能够尽快地生产飞机。生产歼击机,雅科夫列夫同志,”斯大林稍微提高一点嗓门说。“我们首先需要歼击机!歼击机很少,太少了,这一点您也很清楚。”

  “敌人在推进吗?”雅科夫列夫闷声地问。

  “是的,”斯大林回答说。“暂时是这样。”

  这个“暂时”使雅科夫列夫产生了一线希望:斯大林知道一种情况,他确信这种情况在最短期间内能使局势变得有利于我方。

  斯大林显然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好象在回答雅科夫列夫的想法.说道:“暂时局势还很严重……德国人占领了我们的大部分土地。”他又作了一个暖昧的手势,“在德国和在其他国家里都有—些人,他们认为这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可不这样看。”

  “您是指望后备队吗,斯大林同志?”雅科夫列夫问。

  “不仅如此。我认为德国人不能长期经受这种紧张状态。我们丰富的资源,我们的条件,无疑地会起决定性作用。不过……”他吸完快要熄灭的烟斗,继续说:“不过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客观因素,还有主观因素。可惜,不是我们所有的军人都能达到这个高度。一旦敌人打来,他们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个人的勇敢,寄托在自己准备献出生命这一点上面……他们确实准备献出生命。可是我们要求得更高一些。我们要求取得胜利,要求打垮敌人。在这次战争里,打仗的不仅是人,还有机器。这是机器的战争,它同过去那些战争的区别就在这里。武器我们是有的。不过它很少!”

  斯大林又走到雅科夫列夫跟前,严厉地说:“我们需要武器装备。各种类型的,特别是歼击机。越快越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雅科夫列夫回答。

  斯大林点点头,朝写字桌走去。雅科夫列夫想:“现在应该告别一下,离开这儿。谈话已经结束了。”

  突然,他好象不由自主地向斯大林提出了那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莫斯科能守得住吗?”

  斯大林慢慢地转过身来。在斯大林注视下凝神呆立的雅科夫列夫,在斯大林脸上既没有看到愤怒,也没有看到惊奇,他的脸色是平静的。

  “我想,”他轻轻地说,“现在主要的不是这个。要紧的是尽快集中后备队。后备队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再……把德国人应付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打回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应付”这个显得如此不协调的字眼分开音节重复一遍,赋予它某种特殊的严峻的内容……

  “莫斯科附近情况怎么样,关于莫斯科,他说了些什么?”库拉金急不可待地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

  “莫斯科附近正在进行战斗……”雅科夫列夫轻轻地回答。

  早晨八点钟,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报告说,贝利亚打电话来,通知关于伞兵的消息是假的。

  斯大林不满地皱皱眉头。后来看见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走,又问道:“嗯,还有什么事?”

  “暂时没有事了,斯大林同志。过一个小时华西列夫斯基要来向您汇报。”

  “完了吗?”斯大林又问,一边阴沉地瞧瞧自己的助手。

  “有一封写给您的信,斯大林同志。”

  “什么信?”

  “是九月底到您这儿来过的那个人写的,他叫列瓦兹·巴卡尼泽。”

  “他在莫斯科吗?”斯大林很快地问。

  “没有。信是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转上来的。警卫室值班员说,信是一个军人转交的。总之,它不是从邮局寄来的。赫鲁斯塔列夫想把它拿去检查一下……”

  “叫他不要多管闲事,”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信在哪儿?”“等一下,斯大林同志。”

  波斯克列贝舍夫连忙走出去,很快地拿着一封信回来了。

  “我没有按照一般规定把它拆开,斯大林同志,因为……”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把握地说。

  “你做得对,”斯大林打断他说。“把信拿来。”

  信封上写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同志亲收。”在右角,弧形线的下面写着:“列·巴卡尼泽寄。寄信人是斯大林同志认识的。”最后几个字的字迹特别深。

  斯大林忧郁地笑笑。他明白,对于写信的人来说,这几个字是能够使这封信按地址送到的唯一保证。

  厚厚的信封显然是写信人用粗糙的灰色包装纸自己糊的。

  斯大林把信放在桌上,望着它,好象陷入了沉思。不知为什么,他并不急于把信封拆开。究竟为什么,他甚至对自己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斯大林回忆起列瓦兹怎样站在他的面前,军便服的领口敞着,从内衣开口的地方看见他胸口有一道红色的伤疤。列瓦兹的声音,他那个轻轻的、当时斯大林觉得比大炮轰鸣还要响的问题,又在耳边回响:“这么说,德国人正在逼近莫斯科?!”

  斯大林站起来,走到窗前。从窗内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围墙的雉堞、红场的远方和莫斯科供应总部的灰色建筑物。在这幢房子里早已什么东西都不出售了。那里安置了各式各样的机关。每逢十月革命节和五一节,在二层楼上有几个窗子朝着列宁陵墓开的房间供广播委员会使用。有一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从那儿一刻不停地观察他斯大林站着的地方,——陵墓的主席台,报道过关于庆祝仪式和游行的情况。

  斯大林忽然觉得他看见的不是空荡荡的、被大雪覆盖的广场,而是春意 然的五—节的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帜在人们上空飘扬,还有挂在杆子上的他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在这些画像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样。从画像上看,他并没有老。他的脸上没有麻点。他那逐年稀少的头发也没有覆上一层斑白色。在画像上,时间对他来说是不留痕迹地度过的。斯大林同志,他永远是一个样子,永远是不老的。

  游行的人们走着,……走着……只有在他们头顶上浮动的宣传画、透明标语和大幅画板在慢慢地变换。这一张是张伯伦的漫画——狭小的凶相毕露的丑脸,巨大的眼窝里夹着一片单片眼镜。一只巨大的拳头朝着这个不列颠的首相作出轻蔑的姿势:“这就是我们对张伯伦的回答!……”一个大腹便便的矮子,戴着遮檐帽,穿着靴筒鼓起发亮的靴子和拖在脚下跌跌绊绊的坎肩,旁边是个穿树皮鞋和麻布衬衫的巨人,上面写着:“消灭富农阶级!”还有另一些宣传画,“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一批接一批不可胜数的人群朝陵墓这儿走过来。队伍上方高耸着一些伟大建筑的模型,有库兹涅茨克的,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接着又是他斯大林的画像。光滑的脸。左眼上方的眉毛上有个缺口,到处都是一样,好象校正过似的。黑色的胡子。黑色的浓密的头发。钮子扣得严严的翻领制服上装……

  这一切都曾经有过,有过的!……

  但是斯大林用内心的目光注视着在他面前掠过的往事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写字桌上那个用粗劣包装纸做的信封。

  他回到桌子前面,坐到圈手椅上。

  现在他反感地甚至憎恶地望着那个信封。正好是在德国人突破罗科索夫斯基防线这个可怕的夜晚快要过去的时候他收到这封信,这只是一种巧合。但是,斯大林从这种巧合中预感到一种不样之兆。

  “你又想来责怪我了?正当现在决定莫斯科命运的时候?正当集中全力,每个人都宁死不屈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你,作为一个政委,竟忙于写这封信吗?!”

  但是一切和反躬自问、动摇不定有联系的东西不仅是斯大林在本质上所没有的,也是他所痛恨的。一意识到自己害怕看这封信,斯大林就抓起信封,立刻把它拆开了。

  信纸是折成四叠的。斯大林把它展开,念道: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这个师的战士们没有给祖国丢脸。虽说我们被迫后退了,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几千士兵的生命。

  我是怀着莫大的喜悦给您写这封信的。今天我们领到了十辆新坦克——三辆列宁格勒出品的‘克里姆’,和七辆精采的‘三十四’,我已经在战斗里看到它们了。

  我们师还增添了一些团属加农炮,据说也是彼得堡的产品。战土们情绪很高,我作为政委,看到这一点很高兴。当然,从师长到普通的战士大家都明白,危险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进入莫斯科——对于这一点我们全体都深信不疑。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一点告诉您。

  只好把信结束了——我决定和一个团的政委到连队去,——估计德国人很快又要冲过来了。

  有一位同志要到莫斯科去两天,办理部队的事情,我托他把信带到克里姆林宫,亲手转交。

  我们的党万岁!我们的斯大林万岁!

  列瓦兹·巴卡尼泽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最初的反应是感到莫名其妙。从信上看来,仿佛写信的人不是一个老朋友,不是不久以前还敢于和他斯大林交谈,让他作出答复的人,而是几百万战土和指挥员中的一个,对他们来说,斯大林只是一个领袖。类似的信件有几万和几十万寄到中央委员会来,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

  斯大林又把信看了一遍,尽量想找出信里面隐蔽的含意。可是任何“潜台词”也没有发现。

  列瓦兹为什么要给斯大林写这样的信呢?“也许考虑到它要经过军事检查吧?”斯大林想。但是这信封上自然不会有“军事检查完毕’的印戳,因为信不是从邮局寄来的。

  如果列瓦兹知道能够避开检查,那么怎样——究竟怎样?!——来解释他要这样写呢?

  斯大林把信看了第三遍。

  他忽然明白了。全都明白了。列瓦兹是想用自己这封信来说明,上次的谈话,他已经把它忘了,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它忘了;说明现在一切和保卫祖国无关的事情都已退居次要地位。他提到了增添的武器装备,保证说:“我们决不让敌人进入莫斯科”,列瓦兹是想鼓励他斯大林,给他增添新的力量。

  这不仅是一封朋友写的信,首先是一个战士,现在莫斯科命运维系于他们身上的成千上万名战士中的一员写的信。列瓦兹想通过这封信的整个基调、整个精神指出。军队是强大的,它集中了一个信念,一种愿望,那就是制止敌人进犯,坚守莫斯科。

  尽管这封信事实上一点也没有超出斯大林所知道的范围,也无论如何改变不了莫斯科外围要冲地带的防线已被德国坦克突破这个可怕的事实,斯大林却不知怎么感到一阵轻松。

  他按了下电铃按钮,对进来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说:“召巴卡尼泽同志到莫斯科来。”

  “是,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说。“他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把信递给了他:“查一下,把他召来,立刻就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过信,快步走出了办公室。这时候华西列夫斯基通过自动电话机打来了电话。

  听到“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这句话,斯大林顿时全身紧张起来,那么使劲地握住电话耳机,象要把它捏碎似的。他准备听到最坏的消息。

  “您在听我说吗,斯大林同志?”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声音。

  “我听着您呢,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缓缓地表面上镇静地说。

  “我打电话来向您报告,斯大林同志,我刚刚跟方面军的司令员们通过话。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发现敌人在继续推进。比如,朱可夫的看法是德国人完全停止了进攻。”

  “朱可夫同志不会太乐观了吗?……不过,还是我自己来跟他谈吧。您的话完了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

  “好。谢谢,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谢谢您的好消息,”斯大林说,然后把耳机放到支架上。他不得不使点劲儿才把紧握耳机的手指松开。

  然后斯大林朝左边一点的高频电话机转过身去,拨了朱可夫的电话号码。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正好在岗位上。他证实过去一夜里德国人的攻势减弱了,到目前完全停止了。

  “也许这只是一种花招吧,或者仅仅间歇一下?”斯大林警惕地问。

  “可能,”朱可夫回答说。“不过我刚才亲自审问了俘虏来的德军少校.一个团长。我问他,为什么他那个地段停止进攻?’。少校回答说,士兵都快死光了,连队只剩下三、四十人,用这样的兵力继续进攻等于自杀,我问他,”朱可夫继续说下去,“他有没有接到师部停止进攻的命令,他一口咬定说没有,不过……总而言之,翻译说,这好比咱们俗话说的,‘再高也跳不过自己的头顶’。”

  “您相信这个俘虏没有说谎吗?”斯大林问。

  朱可夫没有立刻回答。

  在一刹那的沉寂中,斯大林已经明白,他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他回忆起六月二十一日,他对站在面前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当时说这些话的是过去的斯大林,那个斯大林相信自己的打算绝对正确,不愿意考虑实际情况,如果这些情况同他的观点有矛盾的话。

  现在提出类似问题的已经是另一个斯大林了,是尝到了失败的痛苦的斯大林,懂得了许多事情、学会了许多事情的斯大林。他害怕犯错误,唯恐把热切盼望着的东西当作真有其事的东西。

  “可能是说谎,也可能没有说谎,”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斯大林觉得,在这几秒钟里朱可夫想到了他本人也想到的事情。

  “没什么,咱们但愿他没有说谎,”斯大林说。他打算补充说,昨天晚上批准的预定在十二月五日和六日实行的反攻计划仍然有效,但是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前面还有一个星期呢,在这个星期里可能发生许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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