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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二章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清醒过来以后就明白,他迅速得到抢救首先应该感谢华斯涅佐夫。虽然阿纳托利长久而热烈地讲着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叫住汽车,说服市委书记,使他同情父亲的遭遇。

  晚上医生又来了,他给瓦利茨基按过脉,量过血压,用一根手指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眼前移来移去,给他打了一针,并且说华斯涅佐夫同志有命令送他住院。瓦利茨基竭力表示反对。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住过医院,他觉得医院是通往阴间的大门。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医生真诚直率地说说,对他的健康状况的看法怎样。医生回答说,病人的健康状况同大多数象他这样年龄的列宁格勒人没有什么差别。接着又补充一句说,有时候年轻人的身体甚至更坏。

  瓦利茨基心里想,如果奥西米宁来替他检查身体,那可能好很多,但是他马上又省悟到,这样的愿望是多么不现实:他不知道他的老朋友如今在哪个医院逐工作。并且一般说来,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太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使他更加不痛快的,倒是阿纳托利几乎是硬把华斯涅佐夫拖来,而华斯涅佐夫又正好是在他那么衰弱无力的状况下遇到他。

  瓦利茨基在当晚就写了一封短信给市委书记,信里感谢书记的关怀;为了他瓦利茨基的缘故,华斯涅佐夫不得不停下重要的工作,他表示歉意;最后他告诉书记他觉得身体很好,什么也不需要。明天一早阿纳托利应当把信送到斯莫尔尼宫去。儿子自告奋勇去办这件事,同时对老头儿不愿意住院,他也不乐意地(至少外表上)顺从了。

  其实,阿纳托利明白,假使父亲住院,他阿纳托利实际上就没有理由留在列宁格勒了,尽管华斯涅佐夫正式批准的假期继续有效。

  然而,这是一种捏造,而明显的捏造阿纳托利又不敢。他性格的特点就在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找那样的解决办法:既对他有利,又一点也不会败坏他的名声。

  阿纳托利在父亲的书房里过夜,他把两只皮的圈手椅拼在一起。睡在上面。父亲很安静,所以阿纳托利觉得父亲己把昨天他们之间的争吵忘记了。但是早上,当儿子特别亲切地对待他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很冷淡的一言半语。而且从那以后,老头儿似乎不理他了,或者是不愿意理他。

  阿纳托利自己生炉子,自己做早饭——那就是从厨房的水桶里把水倒进茶壶。把水烧开,把食物摆在写字桌上。食物还有相当多,按列宁格勒人的配给标准,够吃一星期。父亲默默地喝了一杯开水,吃了一块面包,其余的他碰也不碰。无论阿纳托利怎样劝说,他都回答说不想吃。

  当阿纳托利穿好衣服说,他要到斯莫尔尼宫去,送信给华斯涅佐夫,父亲甚至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点了点头……

  一整天在沉默中过去。第二天——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用沉默来进行的拷问啊!要是阿纳托利能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待着,那他的处境可能会轻松些。但是铁炉子在父亲的书房里,其余的房间都很冷。

  阿纳托利不时地绝望得抓起军大衣就往街上走。但是街上也很冷—一在街上毫无目的地逛荡了一个多小时以后,阿纳托利就受不了啦。

  有几次他很想到薇拉那里去。他觉得后来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起因都在于她,确切一点说,都在于她撵走了他。阿纳托利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外表上没有联系的现象之间的那种联系,不过他无论怎样都摆脱不掉这样的想法:这儿存在着某种共同点。只要这某种共同点一消失,一切都会归于正常。

  他不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自身以外的什么地方寻找这某种共同点。如果有人对他说:“喂,小伙子,一切都挺简单:你非常怕死!”——那末阿纳托利一定会怒不可遏地加以驳斥。他早就说服自己:似乎不是恐惧.而是正确的思想,以及归根到底是对事业的利益,左右着他的一切举止行为。

  就是现在,他也深信,薇拉不了解他,他不过是没有找到必要的正确的语言来解释自己提出那个要求的理由——他过分信赖薇拉的爱情和薇拉对他的忠实了,以为这样的话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他能再一次遇见薇拉,他会说服她,消除一切疑团……

  然而现在上哪儿去找薇拉呢?那时他是偶然在她家里碰到她的。在纳尔瓦门外荡来荡去,希望第二次碰到这样的机会——是没有意思的。而薇拉工作的那个医院的地址,他又不知道……当然,可以先到基洛夫工厂去找薇拉的父亲一一他一定知道女儿在哪儿工作。可是谁肯放阿纳托利进厂去呢?再说,科罗廖夫老头儿如今是否在那里呢?他可能疏散了,受伤了,被打死了,或者甚至饿死了。

  还剩下一个可能找到薇拉:她讲过,她的有病的母亲住在同一幢房子上面一层楼的邻居家里。不过快要死了的老婆子未必讲得出什么详细情况。

  这样看来,薇拉实际上是找不到的了。而且,不管多么奇怪,这一点不但使他伤心,也使他高兴。伤心的是,因为他失去了同薇拉调整关系的机会,而如果能得到调整的话,无疑将会改善他同父亲的关系。高兴的是因为阿纳托利在内心深处是害怕同薇拉重新见面的。他直觉地感到,薇拉是一个能猜透他的心事的人,这使他害怕……

  ……毫无目的地逛了一阵以后回家,阿纳托利还在希望父亲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眼看着他们即将离别,做父亲的心不可能无动于衷啊!但是,实际上是一切依然如故。父亲似乎没有注意他。

  第三天,阿纳托利决定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晚上就到部队去。然而这样一来,避免到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的机会减少了。

  “怎么样更好一些,怎么样更聪明一些呢?”阿纳托利问自己。“对性情乖张的老头儿的怪脾气,再忍受两天半,然后就忘掉这些事情呢,还是赶紧迎着死亡出去?”

  阿纳托利真想对父亲嚷道:“你已经不记得啦,在你快要死的时候,是我救了你?要知道,是我叫住了华斯涅佐夫的汽车,多亏了我,医生才会到这儿来!”不过他并不怀疑,即使这样对着父亲叫嚷,父亲也会默不作声,只是用心不在焉的眼神看看他。说不定,压根儿不看他……

  在规定的期限他们俩分别了。彼此又冷淡又疏远。

  “哦,别了,爸爸,”阿纳托利说。

  他已经穿好军大衣站着,一手拿着那只装食物的空背包的带子,而父亲就坐在他们争吵时坐的那张圈手椅里。

  “别了,”瓦利茨基轻轻地回答。

  这是阿纳托利最后听到的唯一的一个词儿。

  他在身后关上书房门之前,偷偷地回过头去,希望再听到些什么,但是没有听到。父亲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阿纳托利觉得,父亲的眼眶里噙着泪水。

  ……自从那时候起过了几天,瓦利茨基一直很痛苦——日子越过去,似乎越痛苦——他因为当时不吭声而谴责自己。

  他琢磨了又琢磨,他同儿子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是什么东西如此深深地侮辱了他。是阿纳托利发表的关于历史的螺旋形发展那种幼稚的空洞议论吗?是有关薇拉的那些话吗?大概两样都有。还有第三样:提醒他,他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留在列宁格勒是毫无意思的……

  啊,天哪,难道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吗?难道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完全按照那个“螺旋形”发展的吗?战争爆发之后,他就坚持在战争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当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接受为民兵时,他感到满意。当他从民兵师里退回来以后,他又没有工作做了,他就陷入了痛苦的失望。接着,他又充满了希望一一在基洛夫工厂临时做了一阵工作。后来又没有事情干了。不,不完全是没有事情干,他还是在做点事情,画宣传画。其中有几张放大了好几倍,印了许多张,直到现在还张贴在列宁格勒街头的墙上……

  这些“螺旋形”就是这样。

  然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发条拉直了,软了。力气几乎没有了,只够生生炉子,到食堂里去吃吃饭。连水都是瓦利茨基从的从来没见过的、不知哪一个共青团员替他从涅瓦河里提来的。每三天提一次—一一桶……

  这么说,他真的成了列宁格勒的包袱啦。对人没什么好处,都要吃要喝。他吃的面包,站在机床旁的人或手持武器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是多么需要啊。

  意识到这一点是最痛苦的了。

  然而真是怪事啊!虽然当阿纳托利讲到父亲的时候,逻辑和正确的思想似乎都在他一边,瓦利茨基却以老头子的心律不齐的整个的心,以他的生命慢慢地离去的僵硬的身子上每一个细胞,对从儿子那里听到的话提出抗议。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问自己:假使时间能停顿下来,怎么样?假使时间能倒回去,怎么样?那末他瓦利茨基就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可以重新选择:离开列宁格勒还是留下来。他会怎么做呢?当然是留下来罗。反正是留下来,即使知道他将受科受难,他也不肯离并列宁格勒。不管逻辑,不管正确的思想……

  于是他不由得笑了笑。战前他自己也准会对这样的怪物感到惊异。逻辑、正确的思想、清醒的估计——这些概念向来是他的金科玉律。浪漫主义精神常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发火,他把这种精神当做是喜怒无常,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们自古以来企图违背那些大家都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而作的尝试,是一时冲动的行为。

  “米涅瓦才艺女神的猫头鹰常在暮色中飞翔”,这是常用的出自黑格尔的引文。对这句引文的理解常常是片面的:只有到了老年才有智慧,才理解“事物规律”。然而生活是极其复杂的,黑格尔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种历史的转折点是存在的。碰到这样的转折点,一个人如果还想做一个真正的人的话,他就应该藐视趴在地而上的“正确思想”而成为浪漫主义者。当“正确思想”迫使你逃避生活的灾难的时候,浪漫主义精神却激励你去战胜灾难……

  “显而易见,有某种比清醒的估计更高的东西,”瓦利茨基思考着。“有某种确定不移的、庄严的东西,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可以控制人的心灵的全部活动。某种不受估计影响的东西。难道你阿纳托利不知道这一点吗?难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这‘某种东西’在控制着你吗?’

  ……他瞧瞧写字桌后边的空圈手椅,他仿佛觉得,阿纳托利仍旧坐在那里。于是瓦利茨基在心里字斟句酌地讲着话,这些话应该说服阿纳托利,使他睁开眼睛看看他自己。

  但是阿纳托利早就走了,并且有某种迹象提醒瓦利茨基,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永远不会见面了!

  他被大家抛弃了,遗忘了,坐在自己的火炉旁。谁会记起他,跑来看看他呢?薇拉吗?同阿纳托利谈过之后,他知道他们之间永远决裂了,然而正是阿纳托利,即使他不在场也罢,是联系瓦利茨基和薇拉的唯一的一根线。现在这根线断了。奥西米宁也不会来:他一定在前线的什么地方……

  费奥多尔·瓦四里耶维奇忽然清楚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起初他想是共青团员们送水来了。不过他们通常是在上午来的。况且昨天才送了一桶水来,可见不到后天孩子们是不会来的。

  “听错了,”瓦利茨基断定。

  然而,敲门声又响了,并且敲得更坚决了。于是瓦利茨基不再怀疑,正是有人敲他的寓所的门。

  他站起来,慢慢地穿过没有生火炉的、又大又暗的一排直通房间,走到前厅去。他把法国锁的链子拿下来,拧开有棱角的门把手,打开了门。

  楼梯间里暗洞洞的,不过瓦利茨基还是看清楚,那里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人。

  “对不起,”响起一个年轻人的嗓音,“我要见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就是。”瓦利茨基有点不知所措地回答。

  “允许我进来吗?”还是那个嗓音问,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广播电台的……”

  “请原谅,您是哪儿的?”瓦利茨基不明白。无线电广播总是使他联想起挂在书房墙壁上的那只象黑盒子的扬声器,而没有其他。

  “广播电台的,”陌生人又讲了一遍。

  “可是我的无线电没有坏,”瓦列茨基说。“不过,”他醒悟过来说,”如果您要检查,请进来吧……”

  瓦利茨基往旁边走了—步,给陌生人让路。陌生人进了门。瓦利茨基在他后面把门关上了。

  “请跟我来,”他邀请道。“这儿暗洞洞的,别绊跤。我的扬声器在书房里。”

  瓦利茨基听着后面那个电工,无线电技工,或者天知道什么人的脚步声,用慢吞吞的、沙沙响的步子走回去。

  他们终于走到了书房。瓦利茨基回过头来。现在他看清楚了来访者。这个人穿一件和平时期通常穿的皮大衣,海狗皮领子竖了起来,外面围上一条灰色羊毛围巾。这个黑头发的年轻人手里拿了一顶帽子——是军队式样的护耳帽,不过没有星徽。

  “喏,请您检查吧,”瓦利茨基指指正在发出节拍器有节奏的嘟嘟声的扬声器,说。

  “您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来访者微微一笑,这笑容顿时使他那张面颊深陷、鼻子尖削的清瘦的脸改变了面容——变得完全孩子气了。“我找您有别的事。我是广播电台委员会的。”

  瓦利茨基不很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纯粹抽象地推测无线电的播音室在某个地方,转播的无线电台在哪儿。但是这个什么电台委员会是干什么用的呢?

  “您说是广播电台委员会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反问道。

  “一点不错,”小伙子说。“我姓巴布什金。”这个姓对瓦利茨基一点没有说明什么。不过他还是稍微低下头,表示愿意地说:“我将为您效劳。”

  巴布什金匆匆地打量了一下房间,心平气和地、差不多是恬然自得地说:“您这儿真暖和!”

  “可惜只是烧木柴的时候才暖和,这炉子根本不保暖。”

  “请允许我脱皮大衣,”巴布什金又微微一笑。

  “好,好,当然罗。”瓦利茨基忙乱起来,从圈手椅上收起自己的衣服,仿佛由于自己没有请巴布什金脱衣服而表示歉意。“请您随便吧,坐到这儿来。”

  巴布什金解去围巾。脱掉皮大衣,放在圈手椅的扶手上,在柔软的座位上坐下,右腿搭在左腿上,双手抱住膝盖。

  “领导上给我一个任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请原谅,什么领导?”瓦利茨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噢,当然是我们的委员会罗。”

  “唔……唔……那么请问是什么任务?”

  “我们想请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广播中讲讲话。”

  “什么?!……”瓦利茨基吃了一惊。

  “哦……就是同我们一起广播!”巴布什金解释说,一边用架起来的那条腿的脚尖顶住写字桌的雕花底座,一本正经讲得更明确些:“做个三四分钟的简短讲话。”

  瓦利茨基生平还没从听到有人向他作过这一类建议。

  “对不起,象您所说的‘讲话’,我应当讲些什么呢?”

  “喏,”巴布什金耸耸尖削的双肩说,“正象您了解的,眼下的题目只有一个:战争,保卫列宁格勒。您要知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正在请列宁格勒知识界的代表作一系列的讲话。肖斯塔利维奇讲过了,尼古拉·吉洪诺夫、符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奥尔珈·别尔戈里茨、萨扬诺夫……一直在讲。”

  “是的,是的,当然,我听见过,”瓦利茨基连忙证明说。“无线电几乎是我同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不过我本人……对不起,既不是音乐家,也不是作家。”

  “每天在我们那里广播的工人和军人,也没有写过乐曲和诗歌,”巴布什金反驳道。“此外,我们还请杰出的科学家讲话。对列宁格勒保卫者(包括青年在内)讲讲,俄国的老年知识分子同我们在一起,同共产党员和非党的苏联人站在一个行列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知识分子同样憎恨法西斯主义……”

  “俄国的老年知识分子!”瓦利茹基在心里又讲了一遍。在这个年轻人——几乎是少年人的嘴里讲出来的那些抽象的、听惯的话,却包含着新的意义,充满特别具体的意思。

  “这么说,我是俄国老年知识分子代表罗,”瓦利茨基暗笑着寻思。“我从来没想到,我代表了什么人。我总是以为,我归我。原来别人比我本人更多地看到我身上有某种东西。真怪!……”

  “承蒙你们看得起,非常感谢……”他局促不安地嘟嚷说.“不过您的……建议使我有点出乎意料。说实在的,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选中了我?列宁格勒还有更知名的人士。甚至建筑师巾更有名的人也啊。是谁把我的地址告诉你们的?”

  “要知道您的地址不那么困难,我们有战前的全部人名录和电话簿,”巴布什金朴直地回答说。“至于选中?……不是我选的,而是霍多连科选的。”

  “谁选的?”

  “我们的领导霍多连科同志选的。”

  瓦利茨基不相信地摇摇头。他从来不认识什么霍多连科,很怀疑这个人会认识他。

  ”您好象不完全相信我,是吗?”巴布什金不知怎地感到委屈了。“我可以把我的证件给您看看。”说着,伸手到棉衣口袋里。

  瓦利茨基扬起手来表示不要看。

  “不,不,您怎么啦!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您。要是我使您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宽宏大量地原谅我吧。不过请处在我的地位想想看。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对我的同行—一一建筑师们讲话。您要知道,我这个人……哦,这怎么说呢……性格上不善于进行社会活动。您的可敬的领导竟选中了我,真正使我吃惊。”

  “不光是选中您,”巴布什金又纠正说,“我有任务还得去找许多人呢。至于霍多连科怎么会认识他说出来的每一个人的,老天爷,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认为,他们当中有的人,他也不认识。也许华斯涅佐夫同志对他提醒过某一个姓,今天早上他就到华斯涅佐夫同志那儿去过。”

  “啊,原来如此!”瓦利茨基心里想道。“这么说,我的姓也是华斯涅佐夫讲的。不过……他不是在这儿看见我十分衰弱吗。是的,不过后来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完全好了……”

  这些念头,一刹那就过去了。瓦利茨基说出声来是:“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什么演说家。”

  “眼下我们需要的倒不是演说家,”巴布什金保证说。

  “而且……”瓦利茨基刚要说下去,但是巴布什金打断了他的话: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您就说过,无线电是您同外界的唯一的联系。请想一想吧:对其他的列宁格勒人说来,也是这样啊!早上,他们听苏联情报局的公报,接着去上班。在车间里不见得有人能留神听我们的广播,主要是节拍器在响。回到家里,坐在这样的火炉劳,四周暗洞洞的,他孤零零的,每个人—定很想听听别人的有生气的声音。您不是也很想听听吗?为什么您不愿意给别人一点儿愉快呢?为什么您自己回避,不参加到我们的……喏,大伙儿的谈话中来呢?”

  “那么您认为我能对人家讲点什么……重要的话呢?我找得到什么话去讲吗?”瓦利茨基满腹狐疑地问。

  “干吗要您去找话讲呢!”巴布什金高声说。“您想象一下,您怎么对待亲人。您总想鼓舞他,振作他的精神吧……喏,在您跟他面对面的场合下,您将跟他讲些什么呢?在我们那里您也讲这样的话好啦。其他的什么也不需要了。在列宁格勒很多人知道您。您又不是只造过一幢房子。而那些不知道您的人呢……我们会向他们介绍的。”

  现在瓦利茨基已经留神侦听这个黑头发的年轻人的说话了,他双手抱着膝盖,脚间顶住写字台的雕花底座。坐在那里。才几分钟以前,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还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现在都变得可能的了。只是……今天他不行。

  “我没有力气,”他仿佛表白似地对巴布什金说。“我简直走不到你们的广播电台委员会。”

  “我们的单位离开您不远,差不多就在涅瓦大街。”巴布什金没有让步。“住在市区另—头的人,怎么走得到我们那里去的呢?他们不见得比您有力气!不过,”巴布什金不知为什么沮丧起来,“我忘了……”

  “您忘了什么?”瓦利茨基猛然一震,问。

  “我接到过指示……不要硬劝。”

  巴布什金站起来。仰手去拿他的皮大衣。

  “等一等!……”瓦利茨基脱口而出说。但是往下他不知道讲什么好了。“请在炉子里加点柴,”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窘住了,喃喃地说。

  巴布什金朝火炉走了一步,忽然身子晃了晃,张开双手,似乎想扶住远处的墙壁。

  “您怎么啦?”瓦利茨基警惕起来。

  他迸出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从桌边跳起来,从腋下扶住了巴布什金。然而这当儿巴布什金已经硬朗地站住了。他挣脱了瓦利茨基的手,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堆劈碎的家具碎块跟前,弯下腰去,抽了几根,扔到火炉里。

  “您觉得不舒服吗?”瓦利茨基问。

  “您您么看得出?”巴布什金没有往瓦利茨基那边看,暴躁地回答。“不过是您家的镶木地板擦得太滑了。”

  瓦利茨基摇摇头,象这些日子的任何一个列宁格勒人一样,他很清楚饿得头晕的症状。

  “我们的镶木地板,最后一次还是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擦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年轻人,您应当躺一躺。”

  “我还得去找五个人,”巴布什金答道,一边把一段红漆木头加在火炉里。

  “还得去找几个人?我想,象你们这样神气的机关,总该有小汽车的吧。”

  “我们只是到前线去才乘汽车。只是到前线去才乘车。节约燃料。”

  “真的,我看来真糊涂,”瓦利茨基寻思道。“既然连粮食都不能远到城里来,那么哪儿来的汽油呢?”于是用压低的嗓音问:

  “您说你们常乘车上前线去。那么,前线的情况怎么样?”

  “正在好转。”巴布什金过分精神抖擞地答道。“拉多加湖的冰上运输线开始工作。现在我们同大陆有联系了,所谓有陆上联系……如果把冰层下面的水忘掉的话。”

  “这一点,我听说了,”瓦利茨基说。“不过为什么还不提高粮食配给标准呢?要么是运给我们的粮食很少?”

  巴布什金默默地用短短的火钩子拨了拨炉膛里的炭,关上炉门,站了起来。

  瓦利茨基发现,他站起来时手使劲儿撑着圈手椅的座位,也挺费力的。他回答的话也显得很疲倦,似乎很费劲儿:“看来您不太了解列宁格勒目前所处的形势。我们是在被包围之中呀。”

  “这是大家知道的,”瓦利茨基被巴布什金宽容的口气所刺伤,冷冷地说。

  “我们处在两重包围圈的围困之中,”巴布什金仿佛没有听到瓦利茨基的话,继续说。“第二道包围圈的焦点——是提赫文。”

  “是的,是的,是提赫文,”瓦利茨基仿佛回声似地重复了一遍就不吭声了。

  “那么好吧,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疏远地说。“我会向我的首长报告,说您身体不好,不能来讲话。我们希望将来……”

  “谁对您说我不能去讲话?”瓦利茨基仿佛头脑清醒过来,连自己也出乎意料地一口气说道。

  “您呀……”巴布什金刚开口说,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又打断他的话,用早就忘记了的高傲自负的动作昂起头来说:“我只是怀疑我……所谓是不是行。我应该什么时候去讲?”

  “这么说,您同意啦?”巴布什金高兴起来。“这太好了!我们希望在明天五点钟。当然,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

  “我有的是空闲的时间。”

  “那很好,”巴布什金没有察觉这话里的辛酸的讽刺意味,还是那么高兴地说。“您知道吗,我们将派一个同事上这儿来扶您去。比方说,明天四点以前!”

  “谢谢。我不需要搀扶呀什么的,”瓦利茨基傲慢地拒绝了,尽管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明天除去走惯了的到食堂去的来回路程之外,他还得多走一段到无线电台委员会去的路程。

  ‘那更好罗!”巴布什金轻易就让了步。“那么我们这样讲定了:四点半,我们的人在大门口等您。您讲一声自己的姓名,他就陪你到播音室去。别忘了带公民证。您要知道,我们那儿可严格呢。还有一件事;您的讲稿,我们不再派人来拿了。”

  “什么?”瓦利茨基不明白了。

  “喏,讲稿您干脆随身带来好了。”

  “就是……我得事先写好讲稿罗?”

  “自然啦!广播总是这样做的。面前摊着讲稿,您讲起来要容易得多。”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瓦利茨基表示同意。

  “您可真了不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完全象个孩子似地高声说。

  巴布什金穿上皮大衣,竖起领子,在领子外面围上暖和的围巾。瓦利茨基陪着他从曲折的黑洞洞的房间中间走出去,回到自己书房时,几乎陷于毫无办法的境地。多么糊涂的自尊心!那巴布什金一怀疑到他身体衰弱,不能去讲话,他就同意去做他没有一点经验的事情。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试图设想一下自己面对着悬挂的或支在架上的话筒。“我打哪儿开头呢?”他思忖道。“我开头的几句话应该怎么说呢?同志们?公民们?朋友们?”

  但是他马上就想起来,这三种呼语中,最后那种斯大林在他的七月三日的讲话中已经讲过了。前面两种呼语则过于打官腔了。

  几个月前,瓦利茨基到斯莫尔尼宫去受到华斯涅佐夫的接见时,他不曾觉得胆怯。同列宁格勒的地位这么高的人会见,丝毫没有使他局促不安。当时他瓦利茨基把他认为需要讲的话全部讲了,甚至威胁说他要向斯大林告状……

  那一次,当华斯涅佐夫本人突然来访问他时,他也感到自己毫不拘束;他甚至同市委书记吵了起来。

  而在基洛夫工厂里呢?当战士们控壕沟挖得不对时,难道不是他瓦利茨基对着他们的指挥员叫唤起来吗?难道不是他有一次闯过全部“掩护”,冲进了正在开重要会议的厂长办公室吗?……

  但是现在,瓦利茨基想象自己面对着话筒,意识到他的嗓音将在几万只列宁格勒扬声器里响起来时,他感到心里慌极了……

  “我该讲些什么呢?”他的心突突地跳着问自己。“说说倒容易:鼓励鼓励……增强人的信心……激励人们。可怎样讲呢?!”

  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记忆中浮现出一些个别的句子,他最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来的片断。瓦利茨基听得仔细,生怕漏绰一个字的,只有苏联情报局的公报。其余的很少引起他的兴趣。而做广播讲话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军人,工人,诗人,甚至还有讲述怎样进行天然食物的代用品的研究创造工作的教授们。瓦利茨基想马上去回忆他们讲过的话,以便多少能适应一下在电台里广播讲话的格调,但是他的尝试毫无结果……

  瓦利茨基看看钟。是五点半,离他明天的广播讲话还有整整一昼夜。然而他觉得,即使还有一星期的时间可以供他支配,他也想不出什么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几十万人讲的话……

  “我一站到话筒面前,就简直会发呆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道。他试图想象一下那是怎样一回事,就记起宽敞的前厅里有一面大镜子。瓦利茨基从书房里拿来一盏小油灯一一用早年保存下来的剩余的煤油点灯,是过分浪费了——向前厅走去。

  瓦利茨基把小油灯放到小柜子上,自己走到镜子跟前去,镜子照出了他的全身——瘦削的脸.愈来愈稀的发黄的头发(不久前还是银白色的),又肥又大的棉袄, 过的没有样子的棉裤,裤管塞进毡靴里。“天啊,我多么邋遢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伤心地想,不过他以这一点来自慰:许多科学家,他的同行们,他在食堂里经常遇到的,他们的样子看上去还要糟糕。

  他往后退了一步,不知为什么手向前一伸,低声说:“同志们!我很荣幸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立刻觉得这样开头显然不合时宜,就清清嗓子,提高一点声音说:“敬爱的列宁格勒人!有人要求我……”

  不,这听起来更不行。有一种自负或傲慢的腔调。要求他!……真没想到……

  最后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找到了合适的话:“同胞们!……”

  然而接下去却又卡住了。他不知道往下讲些什么好。讲他曾经当过民兵吗?可是当民兵的列宁格勒人有成千上万个,青壮年都当过。不但“当过”,而且还待在前沿阵地呢。这是每一户列宁格勒人家都知道的。如果他讲了他也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民兵,这会使谁大吃一惊,会使谁感到出乎意外呢?

  瓦利茨基在镜子旁还站了一会儿,时而挥挥手,嘟囔着什么话。后来他头晕了。他靠在墙壁上,等这一阵虚弱过去,拿起小油灯,慢吞吞地蹒跚地走回书房。

  一到书房,他首先把扬声器的黑盒子中间的音量调节器扭了一下,想把晚上的所有广播节目都注意地听一听。

  一下子就响了起来的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在整个寓所里震响着:“我警告我的机组,说,注意,我们头上有五架‘梅塞’!接着我看见,一个德国鬼子离开了队形,笔直向我冲来!我想,他是来撞击,还是怎么的,不,我想,不会的,他没有种!我就使劲儿咬住他,向他瞄淮。而他这只白兀鹫,却向这儿那儿曲曲折折地飞着,一直想从上边向我俯冲。结果我毕竟逮住了他,给他一顿炮火,我看见:法西斯飞机冒烟了,象块石头似地往下栽。在他后面,另一架也往下栽;那是我的伙伴们打的。其余的飞机趁早溜走了。其实,就这么些。”

  年轻人的声音消失了。

  “多么简单,一切是多么简单!”瓦利茨基又苦恼又钦佩地想道。苦恼——是因为他和那个飞行员不同,讲不出自己的任何一件功劳——他没有功劳。钦佩——是因为那个飞行员丝毫没什么激昂慷慨的话调,那么自然地讲着每秒钟都有生命危险的空战的事。

  随后响起广播员的声音:“我们刚才广播的是航空大队长伊凡·谢甫诺维奇·弗罗洛夫的讲话。在战斗中,费罗洛夫中尉共歼灭敌机八架。现在请听女诗人奥尔加·别尔戈里茨的新诗朗诵。”

  “不对头,全不对头!”瓦利茨基绝望地思忖道。“飞行员也好,女诗人也好,都帮不了我的忙,不会告诉我应当怎样讲,应当讲些什么……”

  “列宁格勒人!”从扬声器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女人的嗓音。“我给你们朗诵。一首我不久前写的诗。题目叫做‘同女邻居谈话’。诗是这样的……”

  于是,她几乎没有改变嗓音,象同一个坐在她旁边的人谈心那样,朗诵起前面的几行诗来:“达丽雅·弗拉西耶夫娜,我的女邻人,咱们俩坐一坐,谈谈心。要知道。一一我们来谈谈和平,人人希望的和平,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度过了半年,战斗抖续了—百五十个日日夜夜。人民的深重苦难,达丽雅·弗拉西耶夫娜,也就是我同你的苦难……”

  起初瓦利茨基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等待着号召人们去斗争,去沮咒敌人。有一瞬间,他闪过一个念头,模模糊糊地希望待会儿试试看,把这首诗改成散文,用在明天自己的广播讲话中。

  然而,诗句讲的仿佛完全足另一回事。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些话当做诗,因为这些诗句没有在视觉上化成一节一节的诗篇。似乎这位女诗人只是坐在那默默无言的、陷在痛苦的沉思中的女邻居身边,想鼓舞她一番。瓦利茨基开始比较留神地倾听着。

  “达丽雅·费拉西耶夫娜,一一再过不久,那—天就会来到,—一我们头顶会掠过最后一次警报,和最后一次的解除警报……”

  朗诵声中断了一会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觉得,那位女诗人再也不能将浮现在她面前的遥远的、还只能模糊地想象的,但却象太阳—般光明的未来情景讲出来……不过一刹那之后,奥尔加·别尔戈里茨的嗓音又响了起来。

  “等到我们推开百叶窗,一把拉下黑布窗帘,我同你,将会觉得战争是多么遥远,多么长久以前的事……”

  瓦利茨基也想到了,他也将把他书房的窗子上那讨厌的灯火管制的黑布一把扔掉,将在银装素裹的城市上空看见一轮热烘烘的、令人心花怒放的太阳冉冉升起……

  但是女诗人的嗓音越来越响,好象她感觉到她已经打动了女邻居达丽雅·费拉西耶夫娜的心;那女邻居迫不及待地等待者新的鼓舞人心的诗句……

  “我们将用手掰着新鲜的面包,金黄色的黑麦面包。我们将慢慢地大口痛饮玫瑰色的葡萄酒……而为你——是的,为你在大广场上竖一个纪念碑,用永存的不锈钢来雕制你那纯朴的形象……达丽雅·费拉西耶夫娜,你的力量将使整个大地油然一新。这种力量的名字就是——俄罗斯。象俄罗斯一样,站起来,振作精神吧……”

  节拍器均匀的嘟嘟声又响起来了。接着广播员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将早晨苏联情报周的公报再广播一遍。在这一夜间,我军同敌军在全线展开了战斗。”

  广播员稍微顿了顿,象通常那样,把主要消息同次要消息分开来,又继续读下去:“在西方方面军的一个地区行动的戈鲁贝夫同它的部队,经过同敌军的激烈战斗,捕获德军坦克八辆,大炮四门……护士华秀金娜同志从战场上背下三十五名伤员,连带他们的武器……高尔基州的劳动人民忘我劳动着……”

  象通常—样,瓦利茨基心里燃起的希望,在听“苏联情报局公报”的时候,迅速熄灭了。但是女诗人的诗歌却继续在他的耳边回响。

  遗憾的是,瓦利茨基无法从这些诗句中为他明天的广播讲话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因为这些诗句听起来带有过多的私人之间的亲密口气,如果这种语言跟它的题目作比较的话。

  瓦利茨基继续听着无线电收音机。又是军人们讲话,接着是“北方电缆厂’的一个工人讲话。他讲到厂里的全体工人完成了国防委员会交下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千方百计避免提及这项任务的具体内容。

  军人们的讲话也充满了密码样的谜。不知道他们所讲的战斗发生在前线的什么地区,这些战斗在列宁格勒突破包围的主要任务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一切,都象“北方电缆厂”所完成的国防委员会交下的任务一样,是保密的。这些广播讲话无疑都是真实的,不过彼此十分雷同罢了。

  那么莫斯科怎么样了?在莫斯科我军与希特勒军队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军事秘密,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极其千篇一律的,措辞含糊。只有几个字,听起来象是号召,象是命令,象是对每个苏联人提出的主要要求,只有这几个字才是正确的,并不模棱两可的:“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击退敌人!相信胜利!”

  瓦利茨基很喜欢当天列宁格勒电台广播的尼古拉·吉洪诺夫的短篇小说。不过即使从这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为明天的广播讲话找到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吉洪诺夫是无法摹仿的。

  那么别尔戈里茨呢?瓦利茨基对诗歌记性不好,但是也记住了—行,默默地念道:“……为你在广场上竖一个纪念碑……”他突然感到来了一股劲,向写字桌走去。写字桌的左边放着一叠纸,用镇纸压着。瓦利茨基取下镇纸,把这叠纸移过来。最上面的就是阿纳托利揉皱的那张纸。尽管这张纸现在已经仔细抚平了,但那上面仍然布满蜘蛛网般的混乱的折痕和皱纹。

  自从同儿子离别那时起,瓦利茨基一直没有碰过他自己的画稿。不知道阿纳托利曾经竭力想把这张揉皱了的纸抹平,弄得象原来的样子。不过他明白,除去阿纳托利,没有人会这样做。这么说,是良心发现了……“或者是侧隐之心?……””瓦利茨基缓援地翻着一张张纸,生气地想。

  他没有想到这些画稿积了这么多,将近四十张,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纪念碑。说不定,阿纳托利是对的——这一切都不过是逃避现实而已?……

  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包围圈合拢了。突破包围的尝试没有成功。粮食的配给标准减低了几次。开始闹饥荒。对市区的轰炸和炮击没有停止。他还在一味地画他的胜利纪念碑,可是胜利却似乎一天比一天离得越来越远了!……

  接着他思忖:“也许那位女诗人奥尔加·别尔戈里茨是对的——胜利以后必须为妇女竖一个纪念碑?必定要为军人竖一个纪念牌。这是自然的。但是妇女,列宁格勒的妇女——母亲和女工,人们可能忘记……”

  他打开桌子拍屉,拿出一张白纸,几乎机械地画起妇女的身影来……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自己也没有发觉,他画的这个妇女连脸盘都象是薇拉。是的,这是薇拉。只是年纪稍微大了一些,甚至稍微老了一些,但身材还是那样匀称优美,头发迎风飘拂,一双大眼睛凝视着远方……

  时间在消逝。

  时钟一—这个房间里除去钟的主人之外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打了九下。

  “已经九点钟了!”瓦利茨基望着老式的铜的钟面,惊慌地想,“可是我还是没有开始准备明天的广播讲话!”

  他把图画推到一旁,从桌子里取出另一张空白的纸。但是,无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怎样努力,一想到他是向几十万人讲话,一切全都被束缚住了。

  最后他写道:“尊敬的同志们!当卑鄙的敌人企图用他们骨瘦如柴的手指掐住我们脖子的时候……”

  一写好这几行字,事请就顺利了。瓦利茨基不止一次听到的那些字句,不知怎地自然而然从他那削尖的铅笔底下流出来……

  ……第二天,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直接从科学工作者之家的食堂向广播电台委员会走去。离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用他现在走路的速度,一小时之内是走不到那儿的。

  刮着刺人的凛冽的大风。涅瓦河上停着被冰封住的军舰。人们在冰上单独地,或者少数几个人鱼贯地走着。一部分人拖着雪橇,另一些人提着桶。瓦利茨基用疲倦的眼光看看涅瓦河。不久以来这一景象是看惯了的:市区的自来水断水,或者很不正常,因而只有莫依卡河上,方坦卡河上和涅瓦河上的冰窟窿才是“经常不断”的水源。

  瓦利茨基经过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留神地看看被炸毁的阳台和大理石的人形柱上损坏的地方。围城的德军炮兵干尽了坏事。

  一个女人拖着一辆雪橇在河岸边的街上缓慢地蹒跚地走着,雪橇上坐着一个男人,正在抽搐。他的脸看不见:长耳风帽一直压在前额上,喉咙上围着一块显然是女人的大头巾,他的脑袋低垂在向上耸起的膝盖上。“她拉他上哪儿?”瓦利茨基忧郁地寻思着。“上门诊所?上医院?去上班?要知道,有许多人还可以站在车床旁,但是却没有力气从家里走到工作单位……”

  他自己也吃力地挪动着一双浮肿的脚。脚肿就觉得毡靴紧了。但是在约莫两星期以消,就是这双毡靴,瓦利茨基还觉得嫌它大呢。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穿过了乌里茨基广场。紧挨着宫殿旁边是一堆一堆的积雪。从前阳光在上面欢乐地闪灼的几面大镜子,如今已打碎了一一几张胶合板代替了镜子。

  在开阔的四面通风的广场上,特别寒冷。瓦利茨基竖起大衣领子,把帽子拉得更低些。冻僵的哨兵在海军部大厦的拱门下走来走去,戴无指手套的双手不停地拍打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终于穿过广场,来到十月二十五日大街。大街看上去象广场一样空旷。

  瓦利茨基有时喘著气,在钉上了木板、堆著沙袋的橱窗旁停下来。沙袋上也积满了雪,看上去也象雪堆,“资本家”的黑烟囱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伸出来。右首,靠近人行道的地方,有一条汽车压出来的发黑的路,约有二十到二十五个老头儿和壮年人身穿便衣,肩上却挎着步枪,排成一行,在这条路上走着。其中有几个人腰里束着子弹带。“是歼击营的一个排,”瓦利茨基目送着他们,心里准确无误地断定说。

  已经是四点二十分了。再过约莫四十分钟,他就要做广播讲话了。

  昨天深夜,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寄把四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揣在棉衣的暗袋里以后,就完全放心了。把写好的东西大声读一读,还不简单吗?然而,眼下瓦利茨基越走近广播电台委员会,心里就越害怕。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担心,站在话筒面前,他会忽然发不出声音或者声音会低下去的。

  他尽力加速步伐,以便到得早些,有时间休息一下,熟悉一下陌生的环境。

  ……四点三刻,瓦利茨基转弯到无产阶级文化街,再走几十步,就到了广播电台委员会的大门口。

  他觉得自已仿佛就要掉到涅瓦河冰冷的冰窟窿里去了,不过他集中力量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他面的是一间小小的前室,有一盏小油灯暗淡地照着。离门约四米远的地方有一道长长的木栅栏,中间留下一个狭窄的通路,一个民警站在通路旁。那件制服大衣穿在他骨瘦如柴的身上,就象是从别人身上脱下来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走到木栅栏跟前,犹豫地问道:“请原谅……人家告诉我……我姓瓦利茨基。”

  “怎么?”民警反问道。

  “我姓瓦利茨基,”他已经把声音提高一些,又说了一遍。“人家告诉我……”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半明半暗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嗓音。“我们在等您,进来吧!”

  说着,一个年轻女人就走到木栅栏跟前来了。她身上穿着一件腰部束紧的棉衣。裤管塞进毡靴里的棉裤,头上戴护耳帽,一绺头发从帽子里露出来披在额上。

  “等一等!”民警严肃地说。“得出示公民证!”

  “是,是,当然!”瓦利茨基连忙说,他记起巴布什金昨天的警告,伸手到上装的暗袋里去模。

  他终于摸到了公民证,掏出来,递给民警。民警接过灰褐色的小本本,翻开来,朝路边小柜子上俯下身去,慢条斯理地一页页翻过去。

  “瓦利茨基·费·瓦,不错。进去吧!”

  说罢,把公民证还给了瓦利茨基。

  “我没有迟到吧?”瓦利茨基不安地问穿棉衣的女人。

  “不用急,请进去吧,”她答道。“您的广播讲话推迟了。”

  “不广播了?”瓦利茨基问,不知为什么感觉到的不是轻松,而是失望。

  “不是,不是,”女人安慰他,“要广播的。不过稍晚一点。你没有急事吧?”

  “我哪有什么急事呀!”瓦利茨基微微一笑。

  “那很好。现在您歇一歇力,我们得上六楼去呐。”

  说罢女人先走上楼去。瓦列茨基跟在她后面。他觉得很吃力,但他不想表现出自己的衰弱。不过,领他上楼去的女人也走得相当慢。

  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她停下来,回过身来对瓦利茨基不知是问他呢,还是劝他说:“我们休息一下吧?”

  他们两人靠在路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又往上走。他们常常迎面碰到一些人,可是瓦利茨基分不出他们是男是女:因为这儿的人穿得完全一样——棉衣和棉裤,只不过有的人脚上穿的是厚油布靴,有的人穿毡靴,况且楼梯上光线又很差。

  他们经过三楼的楼梯平台,没有停,但是到了四楼,瓦利茨基喘着粗气,说:“对不起,请等等。我有点吃力……如果您允许,我要在这儿站一会……您先上去。只是告诉我,该上哪儿……喏,房间号码……我自己去找。您,显然有事……”

  女人没有作声,又靠在墙上。她也喘着粗气。

  “让您来接我,我真过意不去,”瓦利茨基喘着气说。

  “没有人叫我来,”她答道。“我刚才在地下室,反正得上楼去。再早些时候,约五点钟光景,巴布什金要我找您。”

  瓦利茨基没有力气问她,为什么她在地下室里,她在这儿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心里庆幸竟碰到他的广播推迟了——爬上这么高的楼以后,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是不可能流利地大声朗读他写好的那几页讲稿的。

  至少又过了五分钟,他们才走完了另外两部用小油灯勉强照亮着的楼梯。蓦地瓦利茨基听到了哭声。他满腔疑团倾听着,但是哭泣声越来越响,变成了号陶大哭。是一个男人在哭……

  “这是怎么啦?”瓦利茨基问陪他的人。

  “不知道,”她耸耸肩问答道,接着又补了一句,“我们马上去找巴布什金。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已经认识了,”瓦利茨基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巴布什金没有告诉她昨天去看过他。“不过,”他思忖道,‘这位女同事显然同我的广播讲话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陪他的女人这时在走廊里走了几步,打开—道门。号陶的哭声听得更清楚了。

  瓦利茨基慢吞吞地走近门口,不知道怎么办。走到房间里去吧,那里有人在哭,他觉得走进去太冒昧。然而陪他的女人已经进去了,他犹豫了一会儿,也就小心翼冀地跨进门去。

  他看见的情况使他大为震惊。

  在小房间的写字桌旁,一个穿棉袄的人,头垂得低低的,在号陶大哭。

  巴布什金站在旁边,双手扶着那个人的嗦嗦颤抖的肩膀,向他俯着身子;而巴布什金的旁边就是那个刚才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起上楼来的女人。她一个劲儿地问着一个问题:“波扎尔,你出了什么事啦?”

  巴布什金发现瓦利茨基站在门口,就故意把声音提高使正在哭的人明白有旁人走进房间来了,说:“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您好。您来了,谢谢您!”

  号陶的痛哭声停止了。坐在桌边的人抬起头来。他还年轻,象所有列宁格勒人一样。瘦骨嶙峋,并且没有刮脸理发。他看见瓦利茨基,就站起来,快步走出房间去了。

  “您把您要讲的话都写好了吗?”巴布什金不好意思地、同时又强调公事公办,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问。

  “写好了,写好了,”瓦利茨基茫然失措地回答。

  男人的失声痛哭,他才第一回看见。

  巴布什金理解他的心情,眼睛不看着他,说:“那是马格拉切夫。我们的一个优秀采访员。”

  “他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亲人死了吗?”瓦利茨基问。

  “暂时没有,不过好象就要死人了,”巴布什金忧郁地答道,沉默了一会儿,又解释说:“委员会交给他一个下部队采访的任务。一个星期。今天他回到家里一看,他的母亲、父亲和家里所有的人——都快死了。原来,几天以前,他的父亲到面包铺去……把粮食配给证丢了。一家人的粮食配给证啊!……”

  陪瓦利茨基上楼的女人这时几乎是愤概地高声叫起来:“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一声呢?难道我们会不肯帮忙吗?!”

  巴布什金默默地耸了耸肩。这个女人从房间里出去了……

  瓦利茨基很清楚马格拉切夫的悲剧。无论何种情况,列宁格勒的粮食配给证是遗失不补的。可是到月底——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心里马上想到——还有两个多星期。这么说,那个年轻人的一家人将在他的眼前慢慢地死去……

  “真的,这真倒霉,”瓦利茨基轻轻地说。

  “围困嘛,”巴布什金同样轻轻地、但同时又怀着仇恨地补充说。

  接着巴布什金坐到写字桌后面,架起腿来,用膝盖顶住桌面的边沿,用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声音,问道:“您的讲稿带来了吗?”

  “当然,当然,”瓦利茨基连忙回答,同时从棉衣的暗袋里掏出几张对折的纸来。

  巴布什金拿了这几张纸,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就专心看起讲稿来。

  可是这时门打开了,瓦利茨基熟悉的那个年轻女人又来到房间里。她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张粮食配给证摆在巴布什金面前,说:“你交给他!”

  巴布什金对那张棕色的小卡片看了一眼,他的脸刷地发白了。

  “你……你干什么,奥莉雅?!”他吃惊而又难以相信地高声叫道。

  “你交给他!”这个女人又说了一遍,接着如同她进来一样,迅速地出去了,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了门。

  “难道她搞得到吗?”瓦利茨基又惊讶又高兴地问。

  “她什么也搞不到,”巴布什金答道。“她是把自己的粮食卡拿出来。”

  “那么她自已怎么活下去呢?!”

  巴布什金把瓦利茨基写的稿纸扔在桌上,开始迅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后来他忽然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面前站停。

  “您问,她怎么活下去吗?那么,我们的广播员麦洛涅德,一您一定在收音机里不止一次听见过他的广播吧,——他是怎么生活的呢?前天,我们把最后一次的新闻广播拉后了整整半小时,因为他没有力气从防空洞爬到播音室来,在三楼摔到了。而我们的乐队队员们,拿的是职员的粮食配给证,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您知道什么是‘吹奏乐师’的活儿吗?那硬是重体力劳动呐!您知道吗,我们的一个女打字员快要饿死了,我们把她当作广播员上报了一个月,使她能稍微吃得好一点。我们把她藏在地下室里,有两天两夜了。”

  “为什么……把她藏起来呢?”瓦利茨基听到这一连串可怕的事,心情忧郁地问。

  “因为她口吃!”巴布什金高声说道。“专门委员会一星期两次到我们这儿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滥用粮食配给证的情况。”

  “哦……那末那个……奥莉雅到底怎么活下去呢?”瓦利茨基又回到先前的话题。

  “别尔戈里茨吗?”巴布什金反问一句,然后比较平静地继续说:“哦,怎么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吗?……伙伴们常常有任务下部队去。那里的伙食比较好一点,战士们请我们吃东西,塞一口袋面包皮、面包干给我们。这些全归到我们的公共伙食里……就这样过日子。我们不会让人饿死。我们大伙儿凑在一起吃,好歹总可以让一个人吃到月底。可是马格拉切夫呢——一家人哪……不过还是得强迫他收下那张粮食配给证。”

  巴布什金住口了,但立时又醒悟过来似的,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来办公事吧。”

  他又坐到桌子后边,又架起腿,拿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带来的纸。瓦利茨基用好象是聚精会神的眼光看着他,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这么说,那就是奥尔加·别尔戈里茨?可我这个老糊涂还当她是通信员呢……昨天她朗诵那个期待着的时刻的话.那时人们将吃着金黄色的黑麦面包,喝着玫瑰色的葡萄酒,可今天她却把仅有的、现在是保证一个人的生命的粮食配给证给了人……天啊,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多么残酷、同时又是多么美好的世界上啊……”

  瓦利茨其仿佛被吸引住了,瞧着放在巴布什金旁边的无价之宝的粮食配给证。这张划着一块块小格子的方卡片如今就是一个人的命运的体现:有这么一张方卡片,一个人就有可能保存生命,没有它——将会死亡。

  “依我看,一切都很好。”响起巴布什金一本正经的嗓音。“您大约过一个钟头才广播。在这以前,我们的总播音室没有空……要处理额外的工作。”

  这个“总”字不知怎么使瓦利茨基惊慌起来,他胆怯地问:“难道一定得到……总播音室去播吗?”

  “只在总播音室里!”巴布什金微微一笑,又解释说:“因为总播音室里面暖和,当然,是比较而言的……城内线路网和电波都通到那里。”

  “什么……电波?……”瓦利茨基完全搞糊涂了,嘟囔道。“难道我的讲话指定要……”

  “哎,当然啦,不单是只对列宁格勒广播!”巴布什金预先告诉他。“我没有对您讲过吗?……不,不单是列宁格勒人,全国、全世界都应当知道,我们的非党知识分子同自己的人民一起在同法西斯作斗争!……我去请军事检查员给您的讲稿签一下字。对不起,我马上回来……”

  只剩下瓦利茨基一个人了,他向小窗口眺望了一阵。窗外是另一幢房子的最高一层楼和许多披雪的屋顶。远处有一座大厦,象是飞机库;大厦的左首——是米哈依洛夫城堡的尖顶。打这儿看出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和平的,仿佛根本没有战争……

  巴布什金比瓦利茨基预料的回来得快些。

  “检查员眼下很忙,在看其他材料,”他告诉说。“不过很快就要轮到看您的讲稿了。我们还有多余的时间。”他看看钟。“一个钟头之内还不会轮到您广播……”

  门外一个很响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讲了—半的话:“巴布什金、马科戈宁科、马格拉切夫、布留姆贝尔格!你们在哪儿?”

  转瞬间,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房间里来,他穿着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的棉袄和 过的棉裤,裤管塞在毡靴里。但是从他叫喊同事们的命令式的口气听来,瓦利茨基明白,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是他们的上司。

  巴布什金站起来。瓦利茨基也站了起来。

  “司令部来电话,汽车已经开出来了,”进来的人告诉说。“该走了。您在这儿忙些什么?”

  “这位是建筑师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巴布什金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他,他的广播讲话挪后了……这位是我们的领导维克多·安东诺维奇·霍多连科。”他结束了他的话,已经是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说话了。

  霍多过科把手伸给瓦利茨基。

  “认识您很高兴。谢谢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华斯涅佐夫同志向我们提出的第一批名字中就有您。的确,他怀疑您的身体是否好……假使您还得等一些时候,您不会生气吧?”

  “哪里,我……”瓦利茨基刚开口说。

  然而,霍多连科没让他说下去:“您懂德文吗?”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被这个意外的问题问得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却很有自尊心地回答说:“主要的欧洲语言:法文、英文、德文,我全懂。我还能看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暂时用不着,”霍多连科笑容可掬地说。“您懂德文,那就请和我们一起去!雅沙,”他对巴布什金说,“您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起去。”

  霍多连科吩咐以后,没有告别一声就离开了房间。

  “他叫您带着我到哪儿去啊?”不胜诧异的瓦利茨基问道。巴布什金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却拉了一下他的袖子,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跟着巴布什金来到走廊里,看见那个霍多连科在楼梯的平台上被一些人包围着。

  霍多连科苛求地把瓦利茨基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满意地指出:“您穿着军大衣,这也很好。”

  “参加过民兵以后留下来的,”瓦利茨基以为霍多连科在责备他爱出风头而穿着别人的军大衣,就有点挑衅地回答道。

  然而,霍多连科没有接受拱衅,却表示赞许地点点头,说:“华斯涅佐夫告诉过我,您在民兵里服役过……”

  从楼下有沉重的、清晰的脚步声传到楼梯上来,仿佛那里有整整—个排的人排着队走过。谈话停止了,人们把身子俯到楼梯的栏杆外面去,仔细地朝下面看。莫名其妙的瓦利茨基也往前走去,在别人的背后伸长了脖子。

  有两个德国人走上楼来。是的,是的,他没有弄错——那是两个德国军官,穿着军大衣,佩带着银线盘花的肩章,头上戴着帽顶虽然揉得很皱,却是很高的军帽。

  最初一刹那,瓦利茨基甚至没有试图去搞清楚,这两名德国军官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到这儿来。在列宁格勒市中心看到活的德国人,这件事情本身便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震惊,以致他没有立刻发现在德国人后面有我们的两名士兵手持卡宾枪跟着。还有一个穿短皮大衣的军人殿后。

  当他们走到离广播电台委员会的人聚集在那里的楼梯平台还有—节楼梯的地方,那个军人便迅速绕过押送的士兵和德国人,用眼光找到霍多连科,自我介绍说:“少尉卡尔梅科夫。翻译。把他们带到哪儿?”

  “请带到这儿来!”霍多连科宽宽地挥动手臂指点着。

  大家都退到一旁,让出路来。

  在暗淡的灯光下,瓦利茨基看不清楚德国人的脸,不过他发现,他们当中一个年纪老些,另一个还很年径。但是,同样的制服和恐怖的表情——微微颤动的嘴唇,睁得很大的眼睛——使他们彼此很相象。

  霍多连科在走廊里走在前面,他的旁边是翻译,他们后面是两个出士兵押着的德国人,最后面就是那些聚集在楼梯平台的所有的人。

  瓦利茨基走在这群人的最后面,他并不知道把那两个德国人带到哪里去,为什么带去,霍多连科终于在一扇紧关着的门跟前停下来,对翻译说:“对他们说:叫他们进去!”

  两个德国人同时跨进门坎。除去押送的士兵以外,大家都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

  最后一个进去的是瓦利茨基。

  他一走进去就呆若木鸡:他的面前有一张桌子,铺着雪白的桌布,放着几盆食物。的确,食物是少的——几片切得薄薄的香肠和干酪,一层奶油只遮住奶袖缸的底,瓷的糖缸里,砂糖只有四分之一,高脚盘里放着几块饼干。桌边上摆着几杯茶,套着白铜杯托。房间里开着电灯——显然是广播电台委员会某个部门供应的电力。瓦利茨基觉得这一切都是几乎已经淡忘的另一世界的奇迹和幻景。

  房间的墙壁密密地镶着抛光的木板。远处靠墙边摆着一架屏风,不过很容易看清楚屏风后面放着的东西: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只开水壶,一叠盆子,旁边地板上——是一只有盖子的铁桶。离开屏风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军人——一位营政委和一位政治指导员。左首角落里接着一只高高的落地钟,但是,这只钟看来早就不走了——钟摆不动,指针停在十点十分。

  “请坐!”霍多连科朝着桌子的方向指了指,邀请道,而且回头对翻译说,“译给他们听,让他们脱去大衣,坐下。你们自己呢,卡尔梅科夫同志,也请脱衣服,这个房间里相当暖和。”

  瓦利茨基听见,少尉怎样低声把霍多连科邀请的话翻译了出来。那两个德国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脱下军帽和大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卡尔梅科夫也蜕下了皮大衣。

  “请过来坐,”霍多连科说,这一回是对营政委和政治指导员说的。他把他们介绍给其余的人:“这是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

  在桌边坐下以后,瓦利茨基现在可以把德国人看个仔细了。他不很分得清他们的军衔,但是,既然其中一个军官年纪老些,那么他断定,这个人的军衔必定高一些。这个德国人,尽管在冬季,还是一脸雀斑,脑袋的模样看上去有点古怪,上部小,好象被削掉了似的,一头黑发。另一个德国人是淡黄头发,肥厚的嘴唇象个生气的孩子在噘嘴,看样子不到三十岁。

  “这样,”大家分别坐定以后,霍多连科说,“列宁格勒广播电台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想在这儿向被俘的德国军官提几个问题。首先请他们把姓名告诉我们。”

  卡尔梅科夫几乎同时把话翻译出来。“霍多连科干吗叫我来?”瓦利茨基寻思道。“为什么他要问我懂不懂德文?这个小伙子对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啊!……”

  年纪老一些的德国人站起来,双手贴着裤缝,连珠炮似地说:“中尉库特·布劳恩。”

  他刚坐下,另一个就站了起来,突然用尖细的嗓音几乎尖叫着说:“少尉路德维希.俾斯麦。”

  “好,”霍多连科说。”翻译给他们听,我担任的职务是广播电台委员会的领导,其余的同志们——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据我知道,俘虏同政治部的代表们已经见过面了。”他顿了顿,又继续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在同侵略我们的希特勒德国作战,而我们,列宁格勒电台经常向市民们报道战事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打算直接从你们德国军官那里了解一些情况。正象我们事先告诉过你们的那样,这不是审问,只是谈话。你们可以不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一种自愿的事情。请喝茶,桌上有吃的东西。”

  当霍多连科讲这些话的时候,德国人的脸上还是流露着恐怖。不过,随着卡尔梅科夫把这些话翻译出来,那两张脸上都有了不同的表情——变得镇静些了。布劳恩先拿起茶匙,舀了一匙糖。他把一匙糖放在茶里,偷偷地膘了霍多连科一眼,很响地搅拌起来。随即他胆子大了一些又把茶匙仰到糖缸里……另一个德国人从盆子里拿起一圈香肠,连忙塞到嘴里。瓦利茨基注意到,他的颅骨咬动得多么快。

  马格拉切夫坐在瓦利茨基旁边。他显得很孤独,甚至有点儿孤零零的。

  然而当德国人第二次去舀糖的时候,马格拉切夫把牙齿咬得紧紧的,使本来包住—层薄得几乎透明般的皮肤下的高高的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了。等到看见第二个德国人往嘴里塞香肠,开始咀嚼时,他甚至轻轻地骂了起来:“混蛋……狼吞虎咽!”

  霍多连科自己以懒洋洋的动作把盛饼干的高脚盘挪到跟前,拿了一块,象不太愿意似地,咬了一口,把余下的饼放在一只空盆子里。

  “吃吧,同志们!”他向自己的同事们高声说。他看了看手表,象顺便似地补充说:“吃过午饭已经两个钟头了,可能饿了。”

  卡尔梅科夫把这几句话也翻译了。但是广播电台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去碰一碰那些食物。

  “那么,布劳恩中尉,先向您提一个问题,”霍多连科说,这一回不知为什么说得声音极响,尽管两个德国人就坐在旁边。“关于苏联怎样对待德国俘虏的情况,你们的长官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布劳恩把一杯没喝完的茶放到桌上,想霍地站起来,但是霍多连科制止了他:“坐着,坐着……说些什么?……”

  “他们对我们说,布尔什维克总是把俘虏枪毙的。全都枪毙。首先枪毙军官,”布劳恩说。

  “那么,俾斯麦中尉.对您怎么说的呢?顺便提一提,您不是那个……俾斯麦①的后代吗?”

  注①:指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所勾结的德国侵略军头目。

  “噢,不是的!”俾斯麦心惊胆战地高声说,——卡尔梅科夫很正确地按照他的声调翻译了出来。“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而我……过去是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被俘以后都说过去是社会民主党人了,”马格拉切夫狠狠地从牙缝里说。

  霍多连科用严肃的目光瞥了他一眼,随即沉着地继续说:“很好。他们也对您说过,我们都要把俘获枪毙吗?”

  “噢,是的,将军先生!”

  “我不是将军,甚至也不是军人,”霍多连科冷笑一声,“关于这一点,你们已经听到过了。现在,俾斯麦先生,请您讲一讲,你们被俘以后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说不定,你们挨过打了吧?”

  “噢,没有!”两个德国人几乎同时回答说。

  “叫你们挨饿了吗?”

  “噢,没有!”他们又异口同声地说。

  “威胁要枪毙你们吗?”

  “先生……共产党员先生,”中尉站起来说,“我愿意以德国军官的老实话来作证,我们受到的待遇是完全符合礼貌的。答应我们,把我们送到俘虏营去,等战争一结束就送我们回德国。”

  “中尉,您在哪个部队服务?”

  “十八集团军三百一十四师四团三连,”布劳恩口齿清楚地说。

  “那末您呢,少尉?”

  “三百一十四师四团三连!”

  “很好,你们部队的指挥官是谁?”

  “丹维茨中校,”布劳恩答道。

  “那么,肯定说,你们俩都没有受到任何强制,”霍多连科归纳说,“没有强迫你们干任何事情,对你们很好,给你们吃得很满意。是这样吗,布劳恩中尉?……是这样吗?俾斯麦少尉?”

  德国人都点点头。

  “我请你们回答。”

  德国人轮流说:“是的!”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俾斯麦少尉。从您身边找到一本记事簿,”霍多连科顿了顿,对营政委说:“可以吗?……”

  营政委从制服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小簿子,递给霍多连科。

  “……在您的记事簿里,”霍多连科一页一页地翻着,继续说:“有用俄文写的这样的话。我念出来:‘请别朝我开枪。送我到你们那儿去做俘虏。我不懂你们的话。’这几句话,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的?”

  德国人不吭声。

  “我再说一遍,”霍多连科说,“您不愿意——就不必回答……可这是您的小簿子吗?”

  “是的,”俾斯麦低哑地答道。

  “在我们的战士抓到您的时候,您把这一页拿给他们看。对吗?”

  “是的。”

  “既然您不懂俄语,您又是怎么写的呢?”

  “这……不是我写的。”

  “是谁写的呢?”

  “一个俄国人,”俾斯麦说,声音轻得勉强听得出。

  “请你讲得响一点!我们同志们听不清。”

  “一个被俘的俄国人。”

  “根据您的请求写的吗?”

  “是的。”

  “您怎么不害怕,他可能把您的要求告诉您的某个长官?”

  “为什么?”

  “五分钟以后就把他枪决了。”

  “为什么?”

  “他是个政委!”

  “你们从哪一点上断定他是政委?”

  “从星徽。从红星。喏,在这儿。”说着,德国人指指自己的制服袖子。

  房间里响起一阵低沉的模糊的声音,宛如一声深深的叹息。

  “是您下命令枪毙的?”

  “噢,不是,不是的!”俾斯麦恐怖地嚷道。

  “是谁呢?……我问,是谁?”霍多连科声音提高一些重说了一遍。

  “丹维茨团长本人,”停顿了一会以后,俾斯麦答道。“这么说,您相信,您迟早会被俘吗?为什么?”

  德国人不作声。

  “好吧,您可以不回答。那就提另一个问题:这些话是什么时候写的?”

  “没多久以前。冬天。”

  “为什么恰恰在冬天您想到可能被俘呢?”

  “因为……因为……”德国人喃喃地说,突然出人意料歇斯底里地嚷起来:“因为这一切都成了一种拷问!我们在彼得堡城下待得太久了!在冰天雪地里!没有暖和的衣服!你们的重炮轰击我们!几乎每天每夜我们都有官兵失踪,被你们的侦察兵抓去了!我也是人啊!……”

  “你是恶棍、坏蛋、野狼!”勉强克制着的瓦利茨基真想喊出来。“你想从一个就要去受死刑的人那里替自己买一条命。只因为袖子上有颗红星就注定要死!坏蛋!……”

  “冷静一点,”霍多连科特意沉着地说。

  德国人不再哭泣了。坐在桌边的人都瞧着他,他们的眼睛里都含着蔑视的神色。

  霍多连科问:“谁还有问题?”

  没有人回答,于是瓦利茨基开口了,他用德语问:“那个政委……他求饶了吗?”

  “噢,没有!”俾斯麦高兴地嚷道。

  “您以为怎么样——为什么?”瓦利茨基勉强克制着,不让自己激动,又问道。

  “这是特别的嘛……先生……先生”德国人茫然地望着瓦利茨基一直没有脱去的士兵大衣,觉得语塞了。“上校先生,”他忽然把话说下去。“政委都不求饶的!”

  德国人说这几句话,似乎他真正感到惊讶:这个领章上没有军衔标志,但从年龄看来一定是个上校的俄国老人,怎么不懂得这样起码的常识呢!

  “那么还有—个问题,”瓦利茨基不肯罢休。“您知道跟您同姓的那个人,曾经警告过德国人:同俄国打仗是危险的吗?”

  “跟我……同姓的人?”俾斯麦茫然地反问道,他的脸上泛起了笑容。“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谁也不记得那些了。”

  “我们会……叫你们……记得的,”瓦利茨基强硬地说,又攥紧了拳头。

  霍多连科瞧了他一眼表示警告。

  “不要钻到历史里去吧,”他说,接着又对德国人说:“你们也许有什么问题问我们吧?”

  “尊敬的先生,如果允许的话,我有问题,”沉默了老半天的布劳恩说。“你们……一直是这样吃的吗?”

  霍多连科耸了耸肩膀。

  “究竟怎样吃的呢?”他反问道。‘您是想说——怎么光吃干的吗?”

  翻译开始译这句话,然而在“光吃干的”这几个字上他呐呐地卡住了。

  “托罗斯肯,埃森!”(德语:光吃干的。)瓦利茨基忽然大声地提示道。

  “不,我想问的是另外的事,”布劳恩反驳道。“人家对我们说,彼得堡饿死人了,正在人吃人……”

  霍多连科朝坐在桌边的人们锐利地扫了一眼,这些人哄堂大笑起来。

  “哦,当然,”等笑声停止了,霍多连科说,“我们不得不严格地限制饮食。你们看见的,我们摆在桌上的东西很少。”

  “然而你们必定遭到失败,”布劳恩突然说。“你们被两道包围圈围困着!此外,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们就要打进克里姆林宫去了!”

  他一边说这几句话,一边拿起一块香肠,咀嚼起来。

  瓦利茨基站起来,悄悄地走到房间外去了。他不明白,霍多连科为什么请他参与这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也许他不信赖那个年轻的军队翻译?其实这个青年很有经验,而且精通德文。也许他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他在近处看看敌人是什么样子的?然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那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这些穿德军制服的人的样子,甚至他们的嗓子,都使瓦利茨基感到厌恶。他们仅仅在昨天或前天,嗯,至多几天以前,一定还在枪决和绞死他的同胞哩。

  他不能再看那张摆着一盆盆食物的桌子了,那些穿棉衣的挨饿的人坐在桌边,喝着清茶,却没有一个人去碰一碰任何—样美味的食物。他们吞咽着白开水似的清茶,同时德国人却一匙一匙地往玻璃杯里放砂糖,狼吞虎咽地吃香肠……

  为什么这样做法?有什么用?为了让这两个讨厌的家伙相信列宁格勒并没有饥荒吗?但是他们能把这情况告诉什么人呢?假如电台把这场谈话广播出去,那么这一切倒还多少可以理解……

  “不过,”瓦利茨基寻思道,“向全国报道,列宁格勒并不需要粮食,那是一种亵渎行为……那么上演这出戏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

  瓦利茨基突然想到一个念头:“假使通过电台能把一句话,哪怕只有一句‘政委是从来不会求饶的’广播出去,那就好了!是德国人自己讲的那句话!这一句话可以证明其余的—切!……这个俾斯麦,他打哪儿知道,那被枪毙的人是政委呢?啊,对了,看他军衣袖子上的红星。然而,数百万苏联人在船形帽上、制帽上和护耳帽上戴着这种同样的红星啊。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政委……就是我那顶民兵的船形帽上,也有这样的红星啊……”

  瓦利茨基的念头忽然回到现在他觉得己很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同如此意外地来到他家的华斯涅佐夫在书房里进行的一场谈话,确切点说,是一场争论。当时他们争论什么呢?哦,对啦,瓦利茨基断定,俄国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因为它是——俄国。因为即使在从前,它也没有向任何武装干涉者——蒙古人也好,条顿人也好,瑞典人也好,法国人也好,屈服过。一九一八年也没有对那种人屈服过。当时华斯涅佐夫问答些什么?起初倒没什么。他端详着写字桌上的胜利纪念碑的画稿。接着他问:战士所擎的旗子是什么颜色?……

  “是的,是的,”瓦利茨基心里说。“他用同样的理由可以问,战士船形帽上的星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红色——就是指苏联。华斯涅佐夫的主要论据就在这里。论据是正确的。现在我知道这一点了。华斯涅佐夫是对的。对他们德国人说来,我们全都是政委。大家都佩带着红星的。他们没有注意细节——红星佩在哪儿,在衣袖上,还是在额头上。也许这里面真的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房门轻轻的吱呀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现在,马格拉切夫也从瓦利茨基刚才离开的房间里出来了,他向楼梯走去,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连站在墙边的瓦利茨基他也没有留意。

  然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有一般无法遏止的愿望想把最近半小时内在心里翻腾的话都倒出来,就喊住了他。

  马格拉切夫站停了。

  “对不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我坐在您旁边……我姓瓦利茨基……”

  关于刚才他看见马格拉切夫号陶痛哭的事,瓦利茨基当然是不提的。

  马格拉切夫打了个哆嗦,他从丧魂失隗中回过神来,凝视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承认说:“我认识您。您是建筑师,马上就要做广播讲话了。”

  “这出戏我受不了啦,”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阴郁地承认道。“显而易见,您——也是吧?”

  “不,”马格垃切夫干巴巴地说。“我忍受得了。”

  “可您不是……也走掉了吗?”

  “工作做完了。就走了嘛。眼下大家都要走了。”

  “工作?”瓦利茨基不胜惊异。“您说的这工作……有什么意思?”

  “意思是很简单的。德国人讲的那些话已经录好音了,就要通过电台广播了。”

  “通过电台?”瓦利茨基更加惊奇,更加气忿地问。

  “录音是替广播专车做的。替那些在前沿阵地上向敌人广播的人做的。让德国人自己来证明,我们没有虐杀俘虏,希望用饥饿来扼死列宁格勒是没用的,这个重要性,难道您不理解吗?”

  “你们想叫德国人相信,列宁格勒没闹饥荒吗?”瓦利茨基苦笑着问。

  “要叫法西斯分子相信.只有一个方法:用子弹。不过……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毕竟应当运用一切方法。”

  说罢这几句话,马格拉切夫回过身去,顺着走廊走了。

  “但是那儿并没有什么话筒呀!”瓦利茨基想朝着他的后影喊。这时,门又打开了,门口出现了翻译,他后面——就是那两个德国人。手持卡宾枪的战士打走廊的那一头走过来,一个战士向德国人做了一个手势,那两个德国人就向楼梯走去。

  瓦利茨基往房间里走去,想跟人打听一下,他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广播,他看见桌上现在放着一只磅秤。营政委从盘子里拿出剩余的食物,放在磅秤上。政治指导员拿了支铅笔坐在桌子边。他面前摊着一张白纸。

  “两百克香肠……三百二十克脂油……五百二十五克白面包……”少校口授着,—边把每一样东西用纸整齐地包好,收到铁桶里。霍多连科咬过的那块饼干,最后也称好放进了那只铁桶里。

  不久前坐在桌边的人,现在站在墙旁,默默地看着这件极其郑重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动一动。

  等所有的盆子都空了,营政委问政治指导员:“用去多少?”

  “五十克糖,两百五十三克香肠,一百九十三克脂油和……五克饼干,”政治指导员答道。

  营政委砰一声关上铁桶,对霍多连科说:“请在清单上签个字。剩下的食物得还给医院。”

  霍多连科签了字。方面军政治部的代表就提起铁桶走了。

  “快把播音室整理好,”霍多连科命令说。

  以后的一切事情花了几分钟工夫。

  两个穿棉衣的人,走到似乎停着的老式时钟跟前,从钟面后面取出一只话筒,下面拖着长长的黑色电线。其他的人收起桌上的盆子和桌布。用架子撑住的话筒照常放到抛光的桌面上。屏风后面原来不仅有茶炊,而且还有电话机。

  从屏风后面传来了霍多连科的简短的命令声:“过半小时,把录音放给我听……简明新闻从另一个……”

  霍多连科终于从屏风后而走了出来,瞧了瞧手表,对正在同大伙儿一起忙碌着的巴布什金说:“下令过三分钟结束唱片的播送。让他们播送‘电台新闻’。”说罢,由其余的人簇拥着,朝门口走去。

  瓦利茨基也打算向门口走去,有一个人的声音叫住了他:“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您得留在这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是广播员麦洛涅德。”

  在已经关好的门上方,立刻亮起早些时候没有看见的两个字:“注意!”

  瓦利茨基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定定地望着这不知是招呼还是命令的两个字。

  “听我说,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麦洛涅德用教导的口气说,“过两分钟您就会在信号盘上看到说明文字。那时您就走到活筒跟前.坐到这张椅子上,瞧着我。我要坐在您旁边。我一挥手,您就可以讲了。”

  瓦利茨基的嘴边上有几十个问题要问。是不是要讲得响些?离开话筒远一点还是近一点?讲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

  然而信号盘上已经换了说明文字。现在上面亮起了这几个字:“话筒已打开!”

  麦洛涅德坐下,向瓦利茨基指指旁边的一张空椅子,并把手指贴在嘴唇上,表示必须停止一切谈话。他手里拿着不知哪儿来的一张纸——显然是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来的。

  麦洛涅德向椅背上微微一靠,似乎是为了集中精力,接着就挺直身子,望着话筒,用瓦利茨基在收音机里听到过许多次的嗓音说:

  “列宁格勒广播电台!列宁格勒广播电台!现在列宁格勒本地人、著名的建筑学家、科学院院土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在我们的播音室里,将要向大家讲话。他的命运象列宁城的数十万居民的命运一样。他拒绝疏散,参加了民兵。由于健康状况复员以后,他又在我们一家国防工厂参加一项重要设施。现在,列宁格勒人、苏联爱国主义者瓦利茨基,正在致力于创作宣传画和覆墙画,用来动员我们城市的居民继续抗击可恨的敌人。好,现在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讲话……”

  麦洛涅德转身对瓦利茨基挥了一下手,指指话筒。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直坐到现在,听着广播员讲话,似乎他讲的一切都同自己无关似的。但是此刻,他看见麦洛涅德用手指了指,把脑袋有力地点着,他就明白:是开始讲话的时候了……

  瓦利茨基连忙伸手到口袋里去取讲稿,一下子惊吓得日瞪口呆:巴布什金把讲稿拿去了……

  他在绝望中回过头去想把这个情况告诉广播员,但是广播员一伸手掌几乎掩住了瓦利茨基的嘴,指指发亮的信号盘,又点点话筒,要求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立刻讲话。

  瓦利茨基不记得他沉默了多少时候——一秒、五秒还是十秒?他感到他的喉头抽搐着,并且想象着,几十万列宁格勒人正在惊慌而诧异地望着他们那突然不响的扬声器。

  瓦利茨基痛苦地竭力回忆着他的讲话稿,却一个字也记不起来。闪烁着昏暗的微光的话筒和在场上亮着的信号盘,束缚了他的思路。

  突然,他仿佛从旁边听见了自己的嗓音:“当我知道,我有幸要同你们,我的同志们,讲话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什么人,能够请你们,军人和劳动人民听我讲话?!”

  讲了这几句话以后,瓦利茨基觉得心情是那么轻松,思路是那么明晰,他很久没有感觉到了。他昨天所写的什么“饥荒的骨瘦如柴的手指”啦,一定要“打到最后一个人”啦——喏,就是巴布什金拿走的那几张纸上所写的一切,他统统忘记了。不过,另一些字句却在他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

  “我一生干了些什么?”瓦利改基继续说。“建造了几幢房屋,其中两幢已经被德国的空军和炮兵击毁了。我写了几本关于建筑学的书。但那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建造列宁格勒的是几十位伟大的建筑师和千百万无名的俄国工人和农民。他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在涅瓦河畔造起了这座城市……但我毕竟曾经以这一点自豪:在我死后——我是不久就要死的了,—一我所造的房子还将长期矗立在地上!是的,我的同志们,我曾经感到自豪。因为我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心爱的艺术。我曾经荣耀地以自己的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而自豪。我曾经以能成为许多外国建筑学会的成员而自豪。然而现在,”瓦利茨基招把声音提高一点继续说,“我只为了我穿着参加民兵以后发到的士兵军大衣而感到自豪。我想对所有听我讲话的人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件科学院院士的长袍比我的这件军大衣更好!”

  ……瓦利茨基弯着艘,向话筒凑得更近些,好象这件没灵性的东西是个活家伙,正在听人讲话;他用手指抓紧桌边,于是他那激动人心的讲话以一种新的力量响了起来:“我一辈子都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会腐烂的,唯有石头做的东西才是永存的。我只相信石头一一花岗石,大理石。其余的我认为都是空的。你们可以因为这一点来遣责我,同志们,可是我想同你们一样永远做一个老实人.这场战争使我明白了我几十年来没有弄明白的事情。我从来不信上帝,可是现在我成了信仰上帝的人了。我的上帝是一个人的骄傲的灵魂。而不是天才,不是伟大的画家或者建筑师,尽管我依旧崇拜他们。今天我信仰的是另外的东西。我明白一一只是现在才明白!——世界上没有比人——伟大思想的体现者和保卫者更崇高的了。以前我认为,人是软弱的,因为饥饿、寒冷、死神的威胁,都会迫使人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生命。可我错了!我是多么错误啊!”

  这时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自己面前看见了谁呢?地在同谁谈话?他在对谁讲话?对科罗寥夫吗?对华斯涅佐夫吗?对薇拉吗?对自己的老朋友,战争开始以后最初几天就没见过面的奥西米宁吗?

  “我们眼下什么也没有,”瓦利茨基继续说。“没有面包,没有电,电车停着积满了雪,我们的亲人——上前线去了。或者疏散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富有!是的,很富有!”瓦利茨基用挑衅的口气重说了一遍,免得有人以为他讲着句不适时宜的话是讲错了。“我和所有的列宁格勒人一样生活着。我房间里有只铁炉子,我用家具生火。不过,我之所以富有,在于到了晚年我终于明白,人为了什么而活着。我活了六十多岁,但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想活下去。我要活到胜利。我要看见真理对谎言、真诚的信仰对强暴和贪婪的最后胜利,红旗和苏联红星对法西斯主义蜘蛛似的卐字的胜利!”

  ……瓦利茨基讲得匆促、不连贯,从一个想法突然跳到另一个想法,他生怕在这几分钟里来不及和不能把他想讲的话全讲出来。

  瓦利茨基觉得精神异常振奋,眼下他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墙,也看不见发亮的信号盘。他整个身心都同话筒融合在一起了,因而没有注意到房门轻轻推开,一个穿棉衣的人没有响声地走进了播音室……

  “有人会对你们说,”瓦利获基热情洋溢地说,“谎言可能哪怕暂时取得胜利,你们别相信!不管那个人以前同你们怎样亲密,你们得把他赶走。假使他们心里发生了疑问,那就等于是你们失去了生命。别相信,敌人所自吹自擂的胜利能挽救他们,别相信它能使他们逃脱最后失败的命运。我知道而且相信:我们也将有好消息啦!……”

  这当儿瓦利茨基觉得有人扳了扳他的肩头,他明白应该住口了。

  广播员对他做着严厉的手势,用手掌捂住嘴。广播员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张纸,看来是瓦利茨基差不多没有注意到走进来的那个穿棉衣的人递给他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开口了,心情沮丧。他不知道,也不记得,他讲过些什么。他想问问广播员,他的意见怎么样,然而,警告性的说明:“话筒打开了!”仍然亮着。

  麦洛涅德利用瓦利茨基住口的机会,朝话筒弯下腰,把那张纸放在眼前,用激动得嘶哑的嗓音讲道:“亲爱的同志们!请听苏联情报局的紧急战报。最新消息!梅烈茨科夫将军率领的我军,给施密特将军的军队以迎头痛击,并占领了提赫文市。”

  “提赫文!”瓦利茨基暗自兴高采烈地嚷道。“盼望了多久的第一次胜利啊!这么说,那个该死的法西斯刚才在这儿那张桌边所讲的第二个包围圈,被突破了!”

  广播员后来讲的话,瓦利茨基听不大清楚,然而,那些话的意思,苏联情报局战报的实质,他是捉摸得正确的,歼灭了三个德国师,敌人在战场上遗尸七千多具。

  “这是惩罚!这是报应!到底开始啦!”瓦利茨基的心在叫喊。

  突然,房门上方的信号盘熄灭了。

  广播员住了口。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明白,现在话筒不响了,哑了。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气忿地指着熄灭了的信号盘,嚷道。

  广播员用棉衣袖子擦擦沁出汗珠的颇头,疲乏地说:“切断了我们的电路。”

  “谁?”瓦利茨基勃然大怒嚷道。“在这种时候!……谁敢?”

  “地方防空司令部,”广播员镇静地答道。“显而易见,开始朝我们这个地区打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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