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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五卷 第二部 第一章



当拉古诺夫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过三天就可以在拉多加湖的冰上开始运输的时候,日丹诺夫、华斯涅佐夫和其他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都觉得解救的日子来到了,就可以给无形的、但却残忍的敌人——饥荒以致命的打击了。不过即使在当时,在情绪高涨的时刻,他们也还是能够清醒地考虑问题。显而易见,冰封的湖上开辟了运输线以后,还得过不少日子,才会对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事实正是这样。

  从科科列沃派到科鲍纳的雪橇队,试车赶到拉多加湖西岸,只远去了极少量的粮食。事情只能是这样。不只人饿得够呛,马也饿得撑不住了。从科鲍纳回来的途中,筋疲力竭的牧马一匹接着一匹摔倒在冰上,再也起不来了。濒死的马匹当场就在冰上宰掉,斩成一块块,装在另外的雪橇上:对列宁格勒人说来,马肉是他们很希望吃到的食物……

  三天以后,冒险派了解一队卡车到科鲍纳去。车队把三十吨多—点的面粉运到了城里。但是,第二天却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从西岸开回去的几辆汽车,连人和无价之宝的粮食都陷到冰底下去了。在奥西诺维茨只卸下了十九吨粮食。

  后来,从冰上运输线运到的粮食逐渐增加,不久,每昼夜就达到一百二十八吨。然而,在运输线上工作的人们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真正被风吹得冻僵了;四十辆卡车沉到冰底下,捞不起来了,或者很久地卡在大冰堆里……

  不过,要使十一月二十日规定的居民粮食的吃不饱的配给标准增加一点,那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即使按照这个大大削减了的配给标准,城里的粮食也只够吃两昼夜了……

  在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决定采取一个非常极端的措施:从海军仓库里提取大部分粮食,同时全部耗用军队里“不可动用的储备粮”中的面包干。但是,两百五十万饥肠辘辘的列宁格勒人对这一点甚至没有感觉到:通过的决定没有能使他们的食物得到明显的改善,只能使他们保持原来的配给标准,也就是不再削减配给居民的一点可怜的类似面包的食物——用面粉掺和纤维索和锯屑做成的东西,工人每人二百五十克,职员、受赡养者和孩子每人一百二十五克。

  由于饥荒,死亡率急剧增加。十二月份,每天送到墓地去的差不多有二千人,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上……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也挣扎在这生死边缘上。

  瓦利茨基独自坐在书房里,他的书房早就成了没人照料、堆满了垃圾的房间,天花板被火炉的烟熏得黑糊糊的,因为天花板下有一根直通窗外的烟囱管子。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每天只出门一次——到食堂去,食堂凭卡发给他一块半湿半干的代用品面包,此外还给他一盆汤——淡黄的汤水,上面浮着几根白菜丝。到食堂去的来回路程,以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只消花不到一小时的工夫,现在却要花三小时。他衰弱无力,常常由于—阵阵头晕而不得不停下步来,慢吞吞地顺着行人踏出来的小路往涅瓦河岸边挣扎着走去。

  瓦利茨基已经没有力气弯到美术家协会去了。不过每天晚上.他还是强迫自己再一次从火炉边的圈椅中站起来,吃力地迈动双脚,向写字桌走去——去画宣传画的草图,希望美术家协会会有人来,把这些画稿带去。

  接着他又回到火炉边一很好,储备的燃料一扫院子的人把乌木和美纹桦木家具劈成的柴禾暂时还没用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目光凝视着写字桌后面的圈手椅……要是在漫长的晚间,有人偶然碰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种目光,他多半会觉得那是漫无目标的。难道有人会知道,他的亲生儿子——阿纳托利不久前在眼下空着的圈手椅里坐过。

  是的,阿纳托利来到这个房间,已经是两个多星期以前的事了,他回前线去也已有八天了。可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望着空荡荡的圈手椅,一味想着儿子,想着同儿子的谈话,这场谈话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会忘记。

  “他说……我回答……他说……我回答……”现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嗡动着发干的嘴唇,无声地反复说着,十次、百次地想重复自己同儿子的那场令人痛心的谈话。

  “这是怎么发生的?从什么事情开头,又为什么这样结束?……”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提出问题。

  ……阿纳托利抓住栏杆,顺着暗洞洞的楼梯慢慢地走下去,免得在结冰的梯阶上滑倒,耳边还响着薇拉的声音,一连对他说了几遍的话:“出去!出去!出去!……”

  “不,不,”阿纳托利还不完全相信已经发生的事,说服自己道。“她这是一时有点精神错乱。她一定马上会跑到门口来喊我,叫我别走,叫我回去的!”

  他往下走了几步,停下来,倾听一下,门有没有打开。

  房门并没有打开。

  于是他迅速地,几乎奔跑着往下走去,除了感到羞耻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被赶出来了。他被那个发誓爱他,阿纳托利曾经相信她准备听从他的每一句话的姑娘赶出来了。她把装着食物的背包扔在他后面,把他逐出来了。要是他把这个背包里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部分,送给列宁格勒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都会爬到他面前下跪的。可她却把一袋东西扔在他身后。

  阿纳托利放慢脚步,一边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激动得面红耳赤。等他走到大门口,他已经不再感到羞耻,而是一股憎恨了。他意识到,他是被当作潜藏的逃兵而赶出来的。正因为他意识到这一点,他才竭力要把此刻臆想出来的另一个原因去偷换真正的原因。

  阿纳托利说服自己:“薇拉只是感到受了侮辱,作为女人受了委屈,因为我同她肩并肩坐着过了一夜,却没去碰一碰她。难道她那么久没有照过镜子吗?难道她不知道现在她看上去象一具木乃伊?”他受着报复心的煎熬,心里干方百计丑化她。

  阿纳托利说服自己:“她已经一点也不象战前的那个薇拉了。脸上的皮肤黑了,脸颊凹陷了,鼻子尖了起来……只有眼睛,是的,大概只有眼睛,不自然地大了,深了,还象从前一样,从前我是那么爱看这双眼睛,那么赞赏这双眼睛。不过现在这双眼睛只衬托出她的整个外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难道她不知道,任何一个男人,即使出于怜悯吧,也不可能勉强跟她同床共枕的?看来她是不知道!当我向她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想法子让我在列宁格勒逗留这么三、四天,这时她竟装模作样地愤怒起来。总共才三、四天工夫,这三、四天,很可能决定我的生死问题!……”

  “我的天哪!”阿纳托利继续激动地想。“难道我不配得到她的忠心,她的爱情?在克列皮基村时难道我没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她,向德国人扑去?是的,是的,不是冒被人拳打脚踢的危险,而是脑门上吃枪子儿的险?!再说,现在难道我不是从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来看她?!那里人们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危险……”

  其实,阿纳托利压根儿不是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来看薇拉的。军人的命运把他投到前线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段上。阿纳托利一应征入伍就在一个建筑营服役,这个营的营长从前是建筑师,对他说来,科学院院士瓦利茨基的名字意味着许多东西。营长认为瓦利茨基是自己的老师,为了使老师的儿子能待在危险最少的地方,营长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阿纳托利在营长身边当了一个类似通信员的角色,不过是一个不担负那种可能把命送掉的任务的通信员。

  阿纳托利总是走运的。在手续方面,这一回他又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一切都很容易从各种客观情况的凑合来解释。他没有向营长要求什么。营长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可以认为,他只根据工作的利益。

  阿纳托利很久以来连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不仅欺骗别人,而且使自己相信,他的谎言根本不是谎言,而是最纯粹的真实。就比如此刻,他又很心安理得地在编造似乎他参加过战斗的事实,其实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他想象自己在战壕里站得笔直,紧握着燃烧瓶,勇敢地等候着德国坦克向他驰来……

  是的,他挖过战壕,背脊累得酸痛了,他活动活动,在战壕中挺直身子站着。但是,临打仗时,却是另外一些战士待在战壕里。

  是的,他看见过,也拿过反坦克燃烧瓶,但是,在紧要关头又是另外一些战士使用了这些燃烧瓶。

  自然,阿纳托利也和所有的人在战争中一样,免不了要躲躲空袭和敌人打来的炮弹。然而他本人还一回也没见过活的德国人。这一点,也没有在他心里引起谴责自己的感觉。在战争中,也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各人干各人的事嘛。况且,难道他曾经避不执行营长的命令吗?就是在那里,在克列皮基村,他也尽可能地执行了肃反工作人员克拉夫佐夫的命令哩。

  从克列皮基回到列宁格勒以后,阿纳托利很容易就使自己相信,他已经经历过死亡的危险了,而当时,其他人还压根儿不曾嗅到这种危险的气味呢。只是在那不常有的时刻,他面前突然浮现出一张冷酷的、扭歪的、堆起恶毒怪相的脸,也就是德军少校丹维茨——这个姓,阿纳托利记得很清楚——的丑脸时,他心里才感觉到有一个又痒又痛的没法结疤的伤口,一阵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恐惧……

  想到薇拉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他时,他又在自己面前看见了那个德军少校,冷笑着把手枪递给他。阿纳托利竭力摆脱这令人惊奇而不可理解的现象,开始说服自己,丹维茨早就不在人世了。要知道从那时起到如今已经有漫长的好些个月过去了,几十万人——苏联人和德国人——已经永远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为什么死神应当绕过这该死的德军少校呢?这个人,从各方面看来,是属于先遣部队的,因而完全有可能在一次作战中脑门上吃到枪子儿。

  阿纳托利又象已经屡次发生过的那样,把希望当成了现实,才总算把本能的恐惧压下去。为了进一步聊以自慰,他更竭力说服自己,人的一生中一切都应当根据最后结果来评价。他是从克拉夫佐夫那里接受了任务的。克拉夫佐夫是死在若金手里的。若金!……而他,阿纳托利执行了命令,自己也活了下来,把克拉夫佐夫的工作做完。这一点是主要的。其他一切应当忘掉……

  然而,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阿纳托利却还忘不掉。他只能用愤怒的感觉去压下羞耻的感觉。这第二种感觉此刻比第一种感觉更紧地压抑着阿纳托利。

  还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薇拉气坏了,想要报复他一下而把他的要求告诉了别人,那怎么办?”但是阿纳托利立刻安慰自己:“她去告诉谁呢?那有什么可以吓唬我的?”他不是还来不及把自己的军邮号码告诉她吗?阿纳托利下意识地感到,薇拉是永远也不会对他进行报复的,报复情绪同她的性格是抵触的。但是他心里恨着她,他还是认为有这样的可能,并且在薇拉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在哪个部队,那个集团军服役这一点上看到生路。

  街上还很暗,但已经不是空无一人了:人们一一男的,女的,少年男女,在铺满积雪的人行道上被人踏出来的小路上勉强行走着。他们只往一个力向,往基洛夫工厂走去,去上早班。他们看上去差不多是一个模样:棉背心外面套着大衣,裹着羊毛头巾、披肩和护耳帽,因而显得臃肿,笨拙。连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似乎是一样的:大家慢吞吞地、摇摇晃晃地挪动着脚步,仿佛半睡半醒的样子。

  “我怎么回家去呢?”阿纳托利想起从纳尔瓦门到莫伊卡河边这一段路程不算近,心里很恼火。他对薇拉的憎恨同他对整个这座城市的憎恨交织在一起了,这座城市寒冷,饥饿,铺满了积雪。他觉得列宁格勒是陌生的了。

  “得招呼路过的车子停一停!”阿纳托利下了决心。

  要“招呼路过的车子停一停”,就是一看见顺路的车子就举起手来,然后说服司机“带一带”,等他大发慈悲点头同意;这使阿纳托利更感到恼火。根据经验,他知道在前线的道路上,军车是不很乐意带“举手拦车的人”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这儿已经不通电车了,轨道早就被雪埋住了,看不见了。

  阿纳托利走到马路边,开始等侯顺路的车子。他站了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中,有几辆吨半卡车往基洛夫工厂那边开去,朝相反方向去的却一辆也没有。

  终于响起了均匀的哒哒声,从工厂那边的黑暗中传来,而且越来越响。阿纳托利准确地猜到,有一辆车轮上绑着防滑链条的卡车开过来了。

  汽车刚出现模糊的轮廓,他就举起了手。黑暗中亮起了朦胧的淡淡的亮光,一会儿又熄灭了。显然是司机发现了阿纳托利,向他打个信号,叫他让开。可是阿纳托利没有放下手,反而迎面走过去……

  这辆吨半卡车在离开他五米光景停了下来,从驾驶室(必定是没有边窗)里传出来看不见的司机的埋怨声:“喂!让开!”

  可是阿纳托利早就知道,既然汽车停了,主要的一步已经达到。他跑过来紧贴着车头,嚷道:“小伙子们,你们上哪儿?进城吗?”

  “到德国人那儿去吃春饼!”车厢里传来开玩笑的声音。

  “带我一段路吧,”阿纳托利央求说,又讨好地逗笑说:“你们自己明白,电车不是很快就等得到的。”

  “出租汽车也等不到!”还是那个开玩笑的声音回答道。

  从驾驶室的另一边响起一个指挥员的男低音:“爬到车厢里去。快!”

  “是!”阿纳托利喜滋滋地嚷了一声,跑到车侧,一脚踏上后轮,双手攀住车厢的栏板,身子往上一纵,另一只脚跨了进去……

  这时,车子开动了,阿纳托列一头撞在什么人的膝盖上,肩膀碰在什么有棱角的东西上,碰得生痛。

  “小心鼻子,步兵!”一个同路的人体贴地提醒他。

  阿纳托利站起身来,在卡车的颠簸中蹒跚走着,看清了车厢里有十个战士。他们中间,三个坐着,背靠着一只大铁桶——他显然是碰到了铁桶的边才碰伤了肩膀。不过,这儿有不少其他会碰伤人的东西:车上放着缴获的汽油桶、备用车轮、千斤顶和链条。

  阿纳托利好容易站稳了以后,马上竖起军大衣领子挡风,免得凛冽的朔风刺脸。偶然同路的旅伴们的脸,在昏暗中看不清楚,也藏在军大衣和短皮大衣的领子里。

  “……嗯,那么,他呢,打枪,”一个战士把被阿纳托利上车打断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从他那羊皮领子里不清不楚地嘟嚷着。“炮塔舱口的盖儿打开了,他就坐在那上面,用冲锋枪照着集体农庄的母鸡打,打了,又不把鸡拿去,——大概是吃饱了,鬼东西。哦,我想,现在我该给你,汉斯,端一盘干果来,给你当点心了!我一直望着瞄准镜,等那白色十字架移到坦克上。我马上听到科洛巴诺夫下命令,瞄准祖国的敌人,以及其他等等,打!我就——啪!我看见坦克着火了,那个打鸡的德国鬼子也报销了。”

  听的人报之以轻轻的笑声,四下里一片寂静。看来话题讲光了。可是,不久,那个讲故事的人对阿纳托利说:“你是从福雷尔医院来的,还是怎么?”

  阿纳托利对这个问题不明白。

  “为什么从医院来?我好好儿的。”

  又是一阵冷场。不过又没有过多久。

  “那么,你是好好儿的?”阿纳托利的好奇的邻人重新问了—遍,不等回答,又用手蓬蓬地拍了拍驾驶室的顶。

  汽车停了下来。

  “还有什么事儿?’男低声不高兴地说。

  “中尉问志,停一下,”战士一边回答,一边从车厢边上朝驾驶室的窗口弯下身去。

  他们悄悄地商量着什么。驾驶室的门砰的一声响。一个人从驾驶室跳到马路上,他穿着短皮大衣,交叉束着皮带,帽子上的“帽耳朵”搭拉下来。

  “下车!”他命令。

  阿纳托利莫名其妙地看着发生的事。忽然他觉得有人推了推他的背脊。他回过头去,看见三个背靠铁桶坐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现在站得比他高一些,摆出威胁的架势。

  “对你说;下车!”

  “可是我还……”阿纳托利刚开口说。

  战士粗暴地推了他一把。

  “既然命令你下车,你就下车!”

  阿纳托利顺从地跨过车厢的栏板,跳到雪地上,同被他们叫做中尉的人面对面站着。

  “拿证件出来看看!”中尉下命令。

  阿纳托利脱下无指手套,开始解军大衣的钮扣。上面的一颗仿佛故意为难似的卡住了。

  “快一点!”中尉催促道。

  阿纳托利终于解开了很难解的钮扣,摸到了军便服的口袋,掏出休假证来。

  中尉打开一折成四的纸头,把一半伸到驾驶室里,用手电筒照着它。手电筒灭了,但还不把阿纳托利的唯一的一张证件还给他,却板起脸问:“从哪儿来?”

  “‘哪儿’是什么意思7”阿纳托利反问道。

  “就是这个意思。您的部队在哪儿?”

  “可我……我是……”阿纳托利呐呐地说,他对自己的惊慌失措很生气,就镇定下来说:“中尉同志,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的证件好好儿的,我的假期要到二十四点正为止。我的部队在卡累利阿地峡。”

  “那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中尉的口气稍微缓和一些问。

  “我……来看熟人……”阿纳托利又觉得讲不出口了,但随即壮起胆子,带着拱衅的口气补了一句,“来看一个姑娘,明白吗?”

  中尉看了看手表。

  “照规矩得把您交给巡逻队。”

  “为什么?”

  “因为您没有通行证却在夜里在城里走动。不过,算啦,再过五分钟就不戒严了。爬到车上去吧。”

  阿纳托利高兴地接过还给他的休假证,胡乱地朝军便服的口袋里一塞,回过身去,这时看见车厢里向他伸出几只手来。他不加选择地抓住其中的两只手,一下子就跨进了车厢里。车子又开动了。

  “你的嘴真笨!”那个造成事故的人用显然是表示歉意的口气说。“福雷尔医院现在不看病,在打仗!”

  听到这个消息,阿纳托利吃了一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列宁格勒人,他很清楚这个医院在城市的边沿上,离基洛夫工厂不远。阿纳托利也知道德国人就在附近,但是没料到他们竟这么近!……

  “好啊,”那个战士善意地继续说,“那么,是跟自己的姑娘会面罗!啊,弟兄们,这小伙子可真走运!”

  大家都同样善意地呵呵大笑作为回答。

  “怎么样,”阿纳托列背后有人问,“她接待士兵吗?”

  “当然罗!”阿纳托利十分放肆地回答。

  “据说,列宁格勒人正在大批大批饿死,”另一个声音说,从咝呀咝呀的声调听来,年纪已经不轻了。“如果士兵还乐意去休假的话,那可见还没有完全饿得不成样子。”

  “我不抱怨,”阿纳托利仍旧用那种放肆的口吻说。

  “那么姑娘怎么样?”

  “女人的构造都是一模—样的!”阿纳托利继续流里流气地说。

  突然间是一片寂静。没有人发笑,没有人对他的后面那句话作出反应。这是一种特殊的、难堪的、包含着谴责意味的寂静。

  “滚你们的蛋!”阿纳托利恶狠狠地想。他暗暗责骂自己,因为他不会讲这些土兵中听的话,因为他学不象他们讲话的派头,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合他们的口味,什么不合他们的口味。

  这样他们乘在车上又走了十五分钟。然后车子停下了。阿纳托利听到驾驶室的门咣的—声响,然后是中尉的声音:“红军战土瓦利茨基,您应当下车了。我们到目的地了。”

  阿纳托利跟谁也不告别一下,就翻过车厢栏板跳了下去。中尉砰的一声关上门,卡车就开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阿纳托利朝四面望望。他是在铸造厂大衔地区的一个地方。现在只要不到二十分钟工夫他就可以步行到家了。他整了整挎在肩上的背包带子,不慌不忙地在积雪的街上走去。

  阿纳托利又是走运的。他离开薇拉时,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却没有想到戒严时间还没有过去。当然可能突然碰上巡逻队,那时大概要在卫戍司令部里待上几个小时了。出了司令部——就得勿匆赶到芬兰车站才能及时返回部队。现在没有碰上巡逻队,就有一整天时间可以供他支配了。

  刹那间,阿纳托利忽然想到一个大胆的主意:“假使我自动延长假期,以过期的休假证落到卫戌司令部的手里去,那怎么样?也许,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就在这里?在禁闭室里蹲上三、四天,等我们的营离开原地以后,他们会派我到其他部队去的……”

  但他马上又想到,在战时的严格制度下,这样做,会马上被送到法庭去审判的。

  “这不是办法,不行!”阿纳托利痛苦地思忖着,他开始可怜自己了:“年轻,漂亮,刚开始生活,却注定要去死了。‘涅瓦河边的小地’——那真是送命的地方啊!……”

  关于这个可怕的地方的故事,阿纳托利听得够多的了。在“小地”,无论是营长还是列兵,无论是待在第一线战壕里的人,还是奉命构筑涅瓦河的渡河工具的人,大家都在走向死亡。

  他回想起薇拉竭力要贬低他,提起过一个大尉的姓,这个人不等到伤治好就从军医院里逃出去,赶快回到涅瓦河边去了。阿纳托利现在努力去回忆这个姓。他终于想起来了:“苏罗甫采夫大尉!”他觉得这个大尉真笨,只是个不会珍视生命的傻瓜蛋而已。“世界上多一个苏罗甫采夫或少一个苏罗甫采夫,有什么两样呢!”阿纳托利恶狠狠地冷笑着想道。“这种人象一根草一样生了又死去。可我!……”

  于是阿纳托利的思想象往常遇到这种情况一样,开始向独特的、他所特有的方向发展。他不愿意想到自己要见机行事,要用欺骗手段和伪造证件去换取生命。“啊,不!”阿纳托利说服自己。“我不是投机取巧的人,不是胆小鬼!假如胜利取决于我是否到这‘涅瓦河边的小地’去,那末我当然自告奋勇地到那儿去!可是要我成为盲目摆布的牺牲品呢?只是因为司令部的某个官僚主义者,他自己连火药味也没有闻到过,却凑巧挑中了我所在的那个营,而不是另一个营,比方说那个苏罗甫采夫所在的营,因此就得去冒必不可免的死亡的危险吗?消灭这种不公正现象!对苏罗甫采夫来说,死还是活大概反正是一样的。战后,即便他还侥幸活着的话,他也还是继续过他从前的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生活的。而我却能够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我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建造数十幢高楼大厦,其中几幢也许会名闻全球.那时,我也将象我父亲那样……”

  想到这儿,阿纳托利难住了:过几分钟他就要同父亲见面了。

  昨天他同父亲待在一起不到半时。他说他得马上去找薇拉。阿纳托利觉得奇怪,父亲这么心甘情愿地,甚至很高兴地答应同他分手。老头儿对薇拉有一种病态的眷念!父亲怀着真正赞赏的心情讲起薇拉常常来看望他!“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时阿纳托利想。“她爱上了我,为了要了解我的事情,天涯海角她也会去的……我呢?”他对自己提出问题。“我过去爱过她,现在也依旧爱她吗?我曾经真诚地对待过她吗?是的,爱过的。有一次。只有一次……”

  于是阿纳托利回想起在那座可怕的小屋里的顶楼上,薇拉问:“你不会撇下我吧?”当时他突然感觉到过去他对待薇拉的态度不只是调情,不只是“献殷勤”,还有着爱情,真正的爱情。他心里突然充满了这种感觉,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使她相信,如果他们能活下来,那就永远不分离。薇拉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只是忧愁地提醒他说,暂时的离别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他总要上前线去的,不过她将等他……

  后来呢?……后来听到从咯吱咯吱响的楼梯上来的沉重脚步声……手电筒的刺眼的亮光,薇拉的呼喊,被大得出奇的士兵的钉靴踢了一脚以后小肚上的剧痛……还有那个丹维茨,克拉夫佐夫,若金……

  但是,现在薇拉却赶他走。为什么?只是为了他想再同她一起待上三、四天!

  “可我怎么对父亲说呢?”阿纳托利快走到家门口时问自己。“他一定会问起薇拉来的。说没有遇到她吗?没有找到她吗?那么一整夜又是在哪儿过的呢?……”

  于是阿纳托利忽然之间又憎恨起一切来了。恨这座寒冷而又戒备森严的城市,恨薇拉,甚至也恨父亲,为了他,阿纳托利得编一些话来证明白己的并不存在的过错……

  阿纳托利先揿电铃,然后敲起门来。门不是马上就给他开的。父亲从离开大门远远的书房经过整个住所蹒蹒跚跚地走了很久,仿佛经过冰封的荒原似的。做儿子的清晰地想象得出父亲现在慢吞吞的沙拉沙拉响的脚步。

  门终于打了开来。

  阿纳托利对父亲点点头,默默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边从背上卸下那只装东西的背包。

  眼下他只想到一点:但愿父亲不要跟着他进来,不要愚蠢而温情地问起薇拉。是的,正是愚蠢而温情。尽管战前父亲又聪明又严肃,一向矜持而高傲,受不了无聊的空话。只有他自己开头才能同他谈话……

  阿纳托利走进自己的房间,在身后关紧了门。他把背包扔到床上,脱去军大衣,倾听着父亲跟来了没有。门外静悄悄的,他轻松地嘘了口气,默默感谢父亲所表现的体贴态度。他看看钟,是九点半。那么,至少有七个小时可供他支配……

  他怎么办呢?到自己的学院去吗?为什么去呢?他未必能碰得到一个熟人:大家早就上前线去了,他是最后一批应征的人之一。去看望一下大学时代以前的某个朋友吧?他们多半也不在家。想到列宁格勒的积雪的大街上去闲逛也是乏味的。

  或者不等假期结束就立即动身到芬兰车站去,打那儿回部队去吧?他将比规定的假期提早几小时回到那儿,对惊异不止的营长说,他再也受不了啦:列宁格勒所遭受的苦难给他以如此可怕的印象,他认为不能不干事儿闲荡在那里,享受同父亲见面的快乐,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其他战士却失去了这样的快乐。

  阿纳托利仿佛站在旁边欣赏着自己:笔挺地站在营长面前,讲着充满了痛苦和激情的话。在这时刻,他几乎相信了这样的话。

  然而马上又闪过另一个念头:回到部队以后,且不说一切接磋而来的事情,首先是比较安全的愉快感觉就失去了:桥梁建筑营不时遭到空袭和炮轰。诚然,德国人也炮轰着列宁格勒,但这儿有老式房子的厚墙保护着阿纳托利……

  他只是在一瞬间想到这一切,同时他立刻打定主意:他没有权利由于父亲的缘故而缩短自己待在市区的时间。老头儿知道儿子至少可以同他一起待到晚上六点钟。要是突然离开他也太残酷啊:谁知道,命里注定他们还会不会重逢呢?

  要逗留到晚上,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十分合乎人情的理由。

  于是阿纳托利留了下来……

  房间里有一股憋闷的霉味儿。他走到窗口,把手放到暖汽管上。冷得象冰一样。“哦,对啦,没生炉子,”阿纳托利想,回忆起昨天在父亲的书房里看见的一只黑的铁火炉。从前他不知为什么只是在关于国内战争的画报和影片里才看见过这种不知为什么叫它做“资本家”的小火炉。

  为了稍微暖和一些,阿纳托利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觉得饿了:他今天还什么也没有吃过呢。装着食物的背包就在旁边,只是吃冰冷的“炼乳”和冻得梆硬的香肠不太愉快罢了。阿纳托利想喝一杯热茶,或者哪怕白开水也好,但是一定要热的。

  他拿起背包,朝门口走去。

  当阿纳托利来到父亲的书房里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正坐在他的那只叫做“资本家”的火炉旁边,身子弯的很低,把一些圆形的、刨得很光的木头放到火炉里去。阿纳托利一下子没有想起来,这就是以前摆在餐室且的那些椅子的腿。

  昨天他不知怎么不很注意父亲书房里的惊人的变化——他急于要快些找到薇拉,立刻实现自己的计划:只有薇拉能帮他超过营长规定的假期,在城里多待几天。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吸引着阿纳托利了,他惊讶地发现,这个房间的样子多么可怜啊,这儿的镶木地板本来总是擦得很干净的,闪闪发亮;深深的皮圈手椅和乌木座架上的写字桌摆得端端正正;高大的书橱,玻璃里面是象受检阅的军队似的一排排厚书的书脊;天花板上垂挂着老式青铜枝形吊灯;窗上是沉甸甸的厚窗帘。没有地方有一点灰尘,没有地方有一点紊乱。东西都永远摆在一定的地方……

  如今这个房间看起来完全不—样了。地板发黑了,火炉旁甚至有点烧焦了。宽阔的皮沙发上铺着被褥。窗上是蓝色伪装窗帘(不知是漆布的还是人造革的),微微掀起。几张圈手椅上胡乱地扔着各式各样的友服——皮袄、皮背心、军大衣、长耳风帽,甚至还有穿脏的内衣。难看的黑色烟囱,弯成直角,从火炉伸向窗子,在那里伸进一个窟窿里,烟囱周围用破市勉强塞住。大概只有写字桌还保留着先前的样子——上面整整齐齐放着没有裁开的纸张和几支削得尖尖的彩色铅笔,

  “哦,你好。爸爸!”阿纳托利过分精神抖擞地说。“你一定还没有吃过早饭吧?’

  他一边讲这几句话,一边腾出—张圈手椅上的坐位,开始把食物放在上面:面包干、猪油和一罐炼乳。阿纳托利很郑重其事地拿着食物,嘴里—直在说;“喏……喏……喏!”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关上炉门,慢吞吞地站起来,留神地看着他。

  接着忽然问:“托利亚,这么说,你没有见着薇拉罗?”

  阿纳托利等着这个问题.甚至心里琢磨着怎样回答,但是,他受着其他一些想法的吸引,终于没有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

  “不是的……为什么没有见着?”他慌张地回答。“我到她那里去过了。”

  “那么你为什么没把这些食物留给她?”父亲又问。

  “啊,瞧你说的什么!”阿纳托利心愿一阵轻松,拉长了声调说。“她拿到了她该拿的一份。我把她所需要的都留下了。”

  “有这么多吃的啊!”瓦利茨基望着圈手椅上的—包包、一罐罐东西责备地说,“应该全部留给她!”

  “你忘了我还有父亲呢!”阿纳托利以一种热情而又自负的心情回答。

  “你昨天已经把吃的东西留给我了。这本来是应当……”

  “你别说了!”阿纳托利有点发火地打断他。“我保证她够了。够吃几天的。其余的她不肯拿。”

  “为什么?!”

  “嗐,天啊!也为了这个原因嘛!她也知道,除了她,我还有你!”

  瓦利茨基有一阵子不吭声。接着他沉思着说:“是的……这就是薇拉……””接着很有精神地,似乎过分精神饱满地说:“那好吧,托利亚,吃早饭就吃早饭吧。我马上就去把厨房间水桶里的水灌在茶壶里。”

  他茫然地倒换着脚站在那里,往四下里看,分明是在找茶壶。他往乱扔着衣服的圈手椅走过去,阿纳托利觉得这时父亲有点儿摇摇晃晃,似乎眼看就要失去平衡了。不过后来他尽管脚步摇摇晃晃,他还是走到了圈手椅跟前,从衣服堆里翻出了茶壶。

  “我把茶壶藏在这儿,保温时间长些,”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带着歉意的笑容解释说。他打开茶壶盖,高兴地嚷起来:“啊,还有半壶,水还没凉!我们够了!”

  “那好极了,”阿纳托利说,“现在我们好吃一席非常丰盛的筵席了。不过这些东西摊到哪里去好呢?……”

  没有等到回答,他开始把一包包的东西从圈手椅上搬到写字桌上。

  “当心纸!”父亲异常灵敏地、担心地向他提出警告。

  这一回在他身上流露出从前的瓦利茨基的样子了。他迅速走到桌子跟前,把一叠纸接整齐齐地推到一旁。

  “你在工作?”阿纳托利感到惊奇。

  “那算什么工作!……”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一边用一只大理石镇纸压住那一叠纸。

  他吃得很少。更多的是他看着儿子吃。

  温饱的感觉使阿纳托利浑身酥软下来。他往圈手椅背上一靠,凝视着坐在写字桌另一边的父亲,心平气和地说:“一个人的需要很多吗?”

  瓦利茨基停顿了一会儿,没有抬起眼睛来看儿子,轻轻地回答说:“一个人的需要是多的,托利亚,确切点说,是很多的。承认在生活中人的脑子和思维的工作有时候经常要靠一块又干又硬的面包和一杯热开水才能进行下去,真是有伤人的自尊心。”

  阿纳托利感到父亲十分可怜。父亲坐在他对面,这么不同于往日一—脑袋袋搭拉着,没有刮过脸,脸上和下巴上长满了硬扎扎的白胡子,穿着士兵的棉背心,领子还敞开着,里面不干净的衬衫也露出在外面。

  “我说,爸爸,”阿纳托利从桌子上向他俯过身去,带着真正的关切,同时包含着责怪的口气说,“你为什么不疏散呢?到妈妈那边去?我相信,即使现在,只要你去向州委要求,喏,比方说,向日丹诺夫或者华斯涅佐夫要求,他们一定会给你在飞机上找个位置的。”

  “我……向州委要求?”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反问,抬起头来。

  “这有什么呢?!”阿纳托利扬声说。“你是个非党人士,这在目前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日丹诺夫知道你的名字。华斯涅佐夫呢,更知道了。他是市委书记……当然,我知道你要说的话,”他猜到父亲要回答的话,继续说。“你要说,你个人不认识他们,去求不相识的人,你不习惯。可是现在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罗!”

  “不,”瓦利茨基又低下头去,反驳道,“我想说的完全是另一些话……”不知怎么,他蓦地顿住了,仿佛他的思路断了,仿佛他忘记了他想说的话。不过接着他摇摇头,仿佛他想把头脑里的顾虑摔掉,直楞楞地望着阿纳托利的眼睛,问道:“哦,托利亚,你怎么样?昨天我们没来得及好好儿谈谈呐。你到底在哪儿服役?”

  “我不是对你讲过了吗,你忘记了!我在一个独立部队里服役。搞工事建筑。”他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在前沿。”

  “锡尼亚维诺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提出一个新问题。尽管他早己清楚突围战役没有达到目的。十月里,薇拉曾经怀着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信心谈起过它。

  “锡尼亚维诺?”阿纳托利反问道。“为什么你对那个锡尼亚维诺那么有兴趣?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作战。”

  “我听说,就是在那里,在一个涅瓦河边的滩头阵地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瓦利茨基解释说。

  “又是这个该死的涅瓦河边的滩头阵地!”阿纳托利懊恼地想。“真是劫数难逃:毫无例外,人人都准备让我去牺牲,包括父亲在内,一无例外。大家都来提醒我,我的岗位就是在那里……”

  他竭力压下这种痛苦的心情,强打起笑容说:“父亲,激烈的战斗在我们那地区也有的是。只不过你为什么向我提出问题、却不回答我的问题呢?请费神回答我吧,你为什么要待在列宁格勒吃苦头呢?”

  瓦利茨基把眼光移开去,没有立刻回答,说:“难道是我一个人吗,托利亚?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处境都是这样。难道你自己不是在冒生命的危险吗?”

  “我——是另一码事!”阿纳托利又用明显的自负口吻说。“我年轻,我应该战斗。可你呢?!嗳,爸爸,”他竭力讲得尽可能亲切一些,继续说,“你—向是个唯理论者,不喜欢过分温情。那么,现在让我们站在健全的理性立场上来议论议论:干吗这样做?干吗在你这样的年龄还要去参加民兵?为什么不同妈妈—起走?”

  “站在健全的理性立场上?……”瓦利茨基瞧了瞧儿子,狐疑地说。“不,托利亚,我不能。”

  “瞧!”阿纳托利扬扬得意地说。“你自个儿也回答不出。随便什么人处在你的地比都回答不出的。因为你留下来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别人留下来呢?”

  “‘别人’是谁?军人吗?在国防企业里工作的工人或工程师吗?是的,他们显然是必须留下来的。喏,比方说,还有医生,消防队员,民警。”

  “你以为只有他们才留下来?”

  “压根儿不是!不过他们应当留下来,”阿纳托利强调着“应当”这个词儿,说。“至于其余的人……要是你想知道我的诚心诚意的意见呢,那么我认为,其余的人你干脆忘掉。一部分居民已经走了,这一点你也知道。给他们提供了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等等。后来呢,就是所谓顾不到了。虽然我相信.科学界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都给送走了。可我还是没法子明白:为什么你不在他们中间?且不谈枪林弹雨吧,现在你弄得自己又冷又饿,你给列宁格勒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嗯,说吧,有什么好处?你没有考虑考虑这个顶顶简单的问题吗?”

  “我在考虑,托利亚,”瓦利茨基忧郁地答道。“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吃饭时候?……”

  “不只是吃饭时候考虑,但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考虑。因为我吃的面包,我知道那是从真正需要面包的列宁格勒人手里夺来的。就好比现在我在想,这些食物是我从薇拉手里夺来的。”

  “啊,我的老天,你就别管薇拉吧!”阿纳托利冲口而出说,只是说出了这几句话.听到了自己的嗓音,他才感到话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憎恨。

  正象阿纳托利所感觉的那样,父亲惊骇地对他瞧了瞧,担心地问:“托利亚,出了什么事啦?你们吵架了吗?”

  阿纳托利站起来,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走了几步。他又开始可怜自己了。因为阿纳托利善于激起自己的任何感情一一自然的或虚假的感情,直到很难不相信它,所以现在他所说的一切也就有了真的象是受了委屈的味道。

  “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吗?夏天,我回来的时候……哦,一句话,从那时起,你就对我正式审问了!据我记得,那时你对薇拉的事情就比对我的生活还要关心。现在你又提起她来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瓦利茨基摇摇头。

  “托利亚,亲爱的,这儿有一点误会!当时,夏天里,你真的……有点使我痛心。而且问题不在薇拉这样的姑娘身上。当时我根本不认识她。对我说来,她只是一个姑娘,同你一起出门去……没有回来。你回来了,可她没回来。这事情……嗯,怎么对你讲好呢……同我的观点是抵触的,我认为一个男人对信赖他的女人是要负责任的。而现在我向你问起她,只是因为我……爱她。”

  “你这样的年龄!”阿纳托利讽刺地说。

  “我不希望你对这样的事开玩笑。我爱她,因为我爱你。”

  “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呢?”

  “不知道。不过,假使你和薇拉……总之,假使她……哦,将来,当然罗……成为你的妻子,那我将感到快慰。据我感觉,她很爱你。等你们的婚礼,看来我是等不到的了,不过。要是知道……”

  “父亲,你在说些什么?!”阿纳托利歇斯特里地打断他说。“你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处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你却讲什么‘她爱你,你爱她,妻子,婚礼’!”

  “找并不认为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利茨基突然发怒说。

  阿纳托利耸了耸肩膀,又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回到写字桌跟前,坐下来,望着父亲,心里想:“他不过是发疯了。都是受了饥饿、炮击和孤独的影响。”

  “听我说,爸爸,”阿纳托利斩钉截铁地说,“你应当立刻离开列宁格勒。归根到底.这是你对妈妈的责任。我请求你,我干脆要求你走吧。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写封信给日丹诺夫,我到车站去时可以顺路把传送到斯莫尔尼宫去,我相信最近几天就台给你在飞机上搞个座位的。让我们就谈到这儿为止吧。我来拿一张纸……”

  阿纳托利一边说,一边从—叠纸上拿开镇纸,取了上面一张纸,他诧异地看到纸上有—幅画,画的是一个双手擎旗的战士。

  “放下。别动它!”瓦利茨基刺耳地嚷了一声。

  “为什么?有什么秘密?”阿纳托利把纸拿到眼前,由于出乎意外而慌了。他又把眼光移到那—叠纸上,这上面的一张纸又画着同样的—个战士,不过稍微缩小了一些。

  “放到老地方去!”瓦利茨基又嚷起来,不过声音已经不刺耳了,却是男人的坚定而不容反驳的口气。这是阿纳托利从小就听惯的瓦利茨基以前的嗓音。

  阿纳托利放下纸,带着责备意味问:“这么说,我们之间有秘密罗?你不再相信我罗?”

  “这儿没有一点秘密,”瓦利茨基还是那么坚定地说。“这是胜利纪念碑的草图,因为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希望你看到。”

  “纪念碑?……”阿纳托利还没有理解父亲指的是什么,反问道。“什么纪念碑?什么胜利?”

  “我们的胜利!”瓦利茨基瞪着眼睛说。

  阿纳托利再次想父亲是疯了。

  “请别象看疯子似的看着我,”瓦利茨基仿佛料到了儿子的想法,挑战似地说。“我神志清楚,记忆力也好。”

  “那么……目前形势你清楚吗?”惊讶的阿纳托利问。“我刚才知道,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到了列宁格勒。你知道福雷尔医院在哪儿吗?”

  瓦利茨基不作声。

  “你知道,”阿纳托利继续说,“这儿的人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吗?你看看真实的情况吧!”

  “好吧,”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依旧用从前那个瓦利茨基的嗓音说。“不过先要讲好:我们中间真的不应当有任何秘密……那放在桌上的胜利纪念碑的草图,战后这座纪念碑也许会造在纳尔瓦门地区的什么地方。草图还没有完成,画得不好……可现在我要问你了:你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这样的问题使得附纳托利措手不及。最初一刹那,他无论如何想不出应当怎样回答。接着他发起火来:“你怎么可以对我提这一类问题?对我这一个手里拿枪的列宁格勒保卫者提……”

  “等一等,”瓦利茨基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回答。信还是不相信?”

  “唔,当然相信罗!”阿纳托利嚷道。“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沉默持续了一阵子。安在墙上的扬声器的黑纸盒里轻轻地有节奏地响着节拍器的嘟嘟声。

  “哦,好吧,”阿纳托利说,“要是开诚布公的说,那么,对不起……”

  他突然感到极其疲倦。这不是体力上的疲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疲倦。由于他经常得讲些半真半假的话而疲倦了。起初对兹维亚金采夫讲。接着对图利科夫少校讲……在学院里讲……后来又对薇拉和父亲讲。

  阿纳托利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摆脱这种疲倦,摆脱这种必须以半真半假的话冒充真话的痛苦。

  “好吧,”他重复了一句。“正象我已经对你说过的,胜利我是相信的。要不然……要不然我可以留在那边,留在德国人那里嘛!”这个突然在脑子里出现的理由使他精神振奋起来。“但是,”阿纳托利已经比较坚定地继续说,“胜利的概念,用辨证法来看.不是只有一个意思。”

  “什么?”瓦利茨基茫然地反问道。’这里跟辩证法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阿纳托利遗憾地点点头:“在大学里,我的辩证唯物论是得的五分,你应当注意到下述情况:生活,还有历史,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是螺旋形发展的。你懂得吗?归根到底,谁也不能改变生活和历史向上发展的进程。因而,法西斯主义终究是要被消灭的。不过不应当忘记螺旋形!在某些阶段,当反动派有了良好条件,他们会得胜的。当然,是暂时的……这就是螺旋形。可谁能量出,比方说,它有多长多宽呢?在历史的江河中它可能是一刹那。对于后代来讲,那是自然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螺旋形可能要经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现在法西斯分子碰巧有取胜的良好条件。当然,是暂时的,他们有更多的武器,并且比我们的好。他们显然有更多的官兵,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打列宁格勒来,而且有谣言说,差不多逼近莫斯科了……”

  阿纳托利讲得平静而又审慎。他觉得,坐在他面前的不是父亲。而是学院里辩证唯物论课程的教授,他要以自己的合理的推断和高深的知识使这位教授大吃—惊。他没有发觉,父亲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眼睛中流露出极端不安的神色……

  “这就是我给你的全部回答,”阿纳托利带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下结论说。‘历史有它自己的铁的法则。归根到底德国人是会被消灭的。下一代无疑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下。可是,我不愿意让我的父亲在共产主义到来以前很久就饿死,或者被炮弹片打死。”

  他注了口,直到此刻他才发觉父亲凝视着他的眼光很不寻常。看到这不同寻常的目光,他想,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用合理的推论使老头儿感到震惊,帮助父亲终于认识到真正的处境。

  然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时候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在阿纳托利此刻所讲的话中,听出了很久以前自己那些理论的回响。列宁的著作,他读得很少,并且是很久以前读的——只读了些列宁在世时发表在报上的文章。但是历史,确切点说,历史事实,他却很清楚。他知道,历史上确实有过野蛮行为长期取胜的时期。他知道,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代替了古希腊。他知道,中世纪的严酷的压制代替了思想和艺术创作繁荣的时代。他不仅知道这一切,而且战争一开始还同自已的朋友奥西米宁医生谈过这些问题。“说不定,我也同阿纳托利谈过?”瓦利茨基竭力回忆着。“说不定,儿子现在这么过于自负地讲的这—套话,是战争初期我的悲观思想的回响吧?……可是人啊,如果另外的人听到了这些话,他会以为阿纳托利是怎样—个人呢?”

  “你把这一切都告诉过薇拉吗?”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终于问道。

  一听到这个问题,阿纳托利忽然又感到一阵狂怒。又是薇拉?!这么说,刚才对父亲所说的那—番话,唯一的希望是打开他的眼睛,让他看看自己的处境,为了拯救他,为他着想,这一番话都毫无结果罗?

  阿纳托利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搞的,一挥手拍了一下桌子,正好打在那张纪念碑的画稿上。

  阿纳托利把纸揉成—团,叫道:“讲薇拉讲得够了!鬼知道她把自己装成什么!装成了巴黎公社时代的路易丝·密歇尔……我不希望再听见提到她!明白吗?!我不希望!”

  他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怀着残酷的满足的感觉,望着父亲蜷缩成一团,随着他每一声叫喊,在圈手椅里陷得越来越深。这些无情的话象撞槌,象铁锤,一下又一下地朝老头儿猛击。

  蓦地瓦利茨基双手抓住圈手椅的拉手,一使劲,站了起来,挺直了身子,象从前那样头往后一仰,尖声叫道:“不许!不许你触犯薇拉!你竟敢咒骂象她这样的人,她——是我们的未来!不许!不……”

  接着他象受了突然打击,变得衰弱无力了,脑袋搭拉下来,下巴磕在领口敞开着的棉背心的前襟上。他向旁边走了一步,身子一晃,就啪地一下摔倒在地板上。

  “爸爸!”阿纳托利吓了一跳,叫起来;他一松手,捏着的揉皱的画稿就掉在桌上。

  阿纳托利最初的本能感觉是害怕。他不是担心父亲的生命有危险,而是害怕由于他阿纳托利闯的祸而发生可怕的、无法弥补的事情。

  “爸爸!你怎么啦,爸爸?!”他对着摊开手脚倒在桌子边的瓦利茨基俯下身去,束手无策地大声唤道。

  后来,当阿纳托利看见父亲双眼紧闭躺着,对他的叫喊毫无反应,他才替父亲的生命担心起来。象平常阿纳托利逢到危急情况一样,他一下子失去了控制自己感情和行为的意志和能力。

  阿纳托利开始去扳父亲的肩膀。接着他冲到电话机跟前,抓起耳机,却不知道要打到哪儿去,接着想起电话早就打不通了,就这么把算机扔在桌上……

  过了一会儿,他才想到解开父亲棉袄扣子,掀起衬衣,把耳朵贴到父亲心口。他这样做以后,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了微弱的心跳。阿纳托利甚至怀疑起来:是父亲的心跳呢,还是杨声器里的节拍器的嘟嘟声?他跑到墙边,从插座上拔下电线插头,又跪下去,把耳朵贴在父亲的胸口。是的,心在跳.但是瓦利茨基的脸色是死灰色的,眼睛没有睁开来,呼吸也停止了。

  阿纳托利非常吃力地把他觉得极其沉重的父亲的身体拖到皮沙发上,又把耳朵贴到父亲胸口去听了听,现在他觉得心跳停止了。

  “请医生。请医生,马上请医生!”他催促自己。“可到哪儿去请医生呢?上哪儿去请呢?……”

  阿纳托利就这样穿着军便服,不束皮带,不戴帽子,奔到门口,跑下楼去。

  现在他已经有了目的:一看见汽车就叫住,开到医院或门诊所去,无论如何得请到医生。

  阿纳托利不觉得寒冷,也不觉得风吹,在积雪中踩出来的小路上推开很少的几个行人,一下子跑到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上,站在马路当中。第一辆驶到他面前的是车厢里坐着战士们的吨半卡车。阿纳托利举起手来,但车子没有放慢速度,从旁飞驰过去了;他只来得及退到雪地上。第二辆是“埃姆”牌,也没有停。

  随后他又看见一辆,也是“埃姆”牌, 着冬天迷彩伪装的灰白色花纹,他下定决心:“要是它再不放慢速度,我就在它面前躺在马路上。”

  阿纳托利挥着双手,迎着这辆车子跑上去,他立即看到这辆车子减低了速度。“埃姆”牌在离他两三米的地方停下来。

  阿纳托利透过蒙上微霜的挡风玻璃看到,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穿短皮大衣、戴护耳帽、眉毛很浓的人,显然是位指挥员。

  这个浓眉毛的人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子,严厉地问:“什么事?”

  “我请求您……我恳求您……”阿纳托利喘着气喃喃地说。“我的父亲快死了……要请医生……要马上请医生……”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指挥员紧锁着浓黑眉毛,仍旧严厉地说,“您的父亲在哪儿?在工作,还是怎么?”

  “不,不,他在家……我家就在附近……从这儿过去很近,”阿纳托利继续喃喃地说。“我的父亲是瓦利茨基建筑师,是个有名望的人,科学院院士,我请求您……”

  指挥员抓住车门把手,阿纳托利以为他打算走了,双手紧抓住车门边,绝望地叫道:“我请求您,请求您……”

  “别再白白浪费时间,”他听到回答,“坐到后面去。”

  阿纳托利用力一拉就打开了后座的门,坐在后座上的两位冲锋枪手移了移身子,让出点地方给他。而指挥员也没有问他地址,自己下令道:“到莫伊卡河边!”

  ……过了三四分钟,汽车就停在瓦利茨基家的大门口。指挥员从车上下来,命令司机说:“到最近的门诊所,把医生接来……”

  寓所的门是打开的。阿纳托利刚才忘了关门。

  这个素不相识的军人正是走进了这扇门,仿佛他知道瓦利茨基是住在这儿的。进了前厅,他才回过身来问阿纳托利:“他睡在哪儿?”

  “请到这儿,这儿,”阿纳托利奔到前面去,急急地说。

  瓦利茨基仍旧脸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一只死人似的手歪到地板上。

  “他出了什么事?”指挥员问阿纳托利。

  “我不知道……我简直不知道,”阿纳托利茫然失措地回答,“我们坐着,谈着,后来他站起来就……不知怎么摔倒了。”

  指挥员走到沙发跟前,朝瓦利茨基凝视了一阵,没有转过身来,说:“他在呼吸。”

  是的,是的,现在阿纳托利也看到了父亲在呼吸。半裸露的胸口可以看得出在一起一伏。他发现了这一点,一下子放心了。

  “那么,您是儿子罗?”指挥员现在端详着阿纳托利,问。

  阿纳托利也用探询的眼光扫了陌生人一眼。很想看看他的领章,但是领章被短皮大衣的扣得紧紧的领子遮住了。这陌生人一走进寓所就摘下丁了带星徽的帽子,现在拿在手里。

  不过,不管这个人戴什么领章,他无疑是个首长。阿纳托利勿勿扣上军便服的领子,抓起自己的皮带,束在腰里,然后才回答他:“是,我是他的儿子,指挥员同志。”

  “在哪儿服役?”

  “在二十三集团军独立修建营,指挥员同志。”

  “受过教育吗?”

  “受过的,快要在土木工程学院毕业了。”

  “这么说,做的是专业工作罗?”

  “是的。”

  “去接医生吧。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阿纳托利拿起军大衣和帽子,顺从地向门口走去……

  十分钟以后,一辆“埃姆”牌汽车开到了。从车子里走出来一个不年轻的人,手里提着一只不大的手提箱。

  阿纳托利从他手里接过这只手提箱,忙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说:“上这儿,大夫……请快一点……”

  当他们走进瓦利茨基的书房时,指挥员坐在写字桌后面。医生象老朋友那样跟他打招呼:“您好,谢尔盖.阿凡纳西耶维奇!”

  “您好,”指挥员站起来回答。“请您马上看看病人。这是个我们非常需要的……非常好的人。可惜,我忙着要办急事。病人的儿子会陪您的。假使要我这方面帮什么忙,您打电话来好了。”

  “指挥员同志,”阿纳托利犹豫不决地说,“我过两个小时就该回部队了。我只有一昼夜的假期。”

  “把您的休假证拿给我看,”陌生人命令说。

  阿纳托利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了休假证。那位陌生的军人回到写字桌旁,从桌上拿起—支铅笔,在证件上写了些什么,就把证件放在桌上。

  阿纳托利送指挥员出去,当他们两人走到空荡荡的走廊里时,指挥员突然问:“在那儿桌上……有—张画。为什么画给揉皱了?”

  “我……不知道,”阿纳托利用发抖的嗓音回答。“也许爸爸自己……”

  “这不可能!”古怪的军人用不奔反驳的口气打断他的话。“他自己不会去揉皱那幅画的。”说罢,他稍稍待了一会儿,把手伸到帽边,跨过了门坎,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阿纳托利一边慢吞吞地往回走进父东的书房,一边徒劳无益地猜想着:“这个浓眉毛,他是什么人?他怎么会认识父亲,怎么会知道我们住在莫伊卡河边的一幢房子里?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地上楼——难道以前到这儿来过吗?……这幅惹祸的画,他又知道什么呢?!”

  阿纳托利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想看看这个人在他的休假证上写了些什么,可是医生来打搅他了。

  “我认为,”医生一边把注射器和听诊器放进手提箱,一边说,“您的父亲患的是高血压内刺激症。您说说,病人有没有受过什么突然的震荡?”

  “没有,您怎么啦!”阿纳托利连忙回答。“我刚从前线回来,他是那么高兴!”

  “这也可能是个原因,”医生下结论说。“精神上的极度激动。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儿子……不过我的儿子不会回来了,他在‘涅瓦河边的小地’上牺性了……”

  医生接着还说了些什么,阿纳托利已经没有听到了。他甚至没有发觉,医生穿上大衣,走了出去。

  阿纳托利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用红铅笔在休假证上的批语:“在列宁格勒继续休假五天。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华斯涅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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