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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六章



科罗廖夫走出厂门,已经是傍晚五点钟光景了。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离开过工厂。最后一次可以说只出去了一会儿,去看了看病倒的妻子。她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起床了。

  在这以前,安娜·彼得罗夫娜还从来没有生过病,她无论如何不让自己躺倒,因而家里人也都习惯地觉得她的身体一向很健康。科罗廖夫自己也从来不去求教医生,如果他感到有点儿不舒服,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沏一杯浓茶,加上点蔗莓果酱。

  当薇拉决定进医学院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并无恶意地笑她,说女儿挑选了一门对家里毫无用处的职业。

  科罗廖夫总认为软弱无用的人才会生病,这种人生活得不对头,心里总是考虑自己多,想到事业少。他深信,大自然“计划好”人的身体,赋于人一种能在相当长的岁月中连续不断地进行活动的能力,而用药物或住各种各样的疗养院来“打乱”这种协调——这只意味着违反自然而已。

  但是,现在科罗廖夫对人的身体天生是结实的这种看法改变了。他亲眼看见不久以前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些人,一个个精力衰竭了。

  在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的记忆中,对遥远的国内战争年代里夺去了大批彼得堡人生命的那一场饥我,已经逐渐淡忘了。而对被围困以后人们所发生的情况,起初他觉得是反常的。他在厂里开头碰到有些工人嘀咕说没有力气干完这一班活儿的时候心里对他们并不感到同情,而是暗暗地抱着反感。他认为,这些人实在没有骨气,不了解列宁格勒处于什么情况,缺乏毅力去克服肉体上的虚弱。科罗廖夫对待这些人从厂医务室开来的“营养不良”的诊断书,象对待一团古里古怪的医学术语一样,总是抱着一种既宽容又轻蔑的态度。

  那时候是十月,饥饿还只是悄悄地、一步一步地向列宁格勒人袭来,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人饿死的事情。

  但是随着一天天过去,饥饿越来越严重了。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很快就了解到列宁格勒所面临的另一场危险的严重性。他心里对那些精力衰竭的同志原来隐隐约约抱着反感,现在倒日益为他们的生命担忧了。

  最近连科罗廖夫自己的身体也明显地衰弱了。然而他仍旧认为他是什么也压不垮的。但是妻子的健康状况却使他越来越感到不安。

  十月间,安娜·彼得罗夫娜从自己空荡荡的住所搬到四楼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托尔别耶娃那儿去了。托尔别耶娃的丈夫在战争初期就参加了民兵部队。那时科罗廖夫感到相满意,两个妇女住在一起就不会那么愁闷,还能互相帮助——轮流上店里买食物啦,搬生炉子的劈柴啦,做简简单单的饭菜啦。伊凡·马克西莫维奇不时跑到托尔别耶夫家来看看,那儿一切都正常。

  但是有一次,他看到妻子躺在床上。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把他叫到厨房里,压低声音告诉他说,安娜·彼得罗夫娜突然失去了知觉。医生说,由于饮食缺少,心血管的疾病加重了,这种病叫做“冠状动脉机能不全”。医生开了点药,并建议把安娜·彼得罗夫娜送去住院。

  但是医院里病人多得住不下,况且安娜·彼得罗夫娜对医院这两个字连听也不要听。她说:“饥饿不是药治得好的。”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开始每隔四五天来看望一次妻子。好在科罗廖夫家和托尔别耶娃家住的房子,跟工厂在同一条斯塔乔克街上,尽管他们两家是在靠近纳尔瓦门的那头。通常他总随身带去几块面包干——他的一部分口粮。他在宿舍里的铁炉子上把几片薄薄的面包焙干,替妻子藏着,希望多少能给她一点儿帮助。但安娜·彼得罗夫娜当真是跟看着消瘦了。在那么三个星期里,她就变成了一个枯瘦的小老太婆,现在几乎已经起不了床。

  至于薇拉,科罗廖夫已经好久没见到她了。他知道女儿在市区的另一头工作,她不可能经常来看望妈妈。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自己最近也很难从工厂腾出身来。

  今天,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先去看看铣工戈巴廖夫和车工叶戈罗夫,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然后再到妻子那儿去。

  党委会的其他成员也都接到同样的任务。每个人分到两三个地址。再要多走访几户人家是困难的。这个区里电车己停止行驶,而人们的精力也不那么多了……

  戈巴廖夫也住在斯塔乔克街上,离厂一公里半左右。科罗廖夫从没有通行检查所的旱桥下面穿过,沿着空荡荡的大街走去。

  一辆电车,半截车身埋在雪里,死气沉沉地停在那里。风在车厢的空窗洞里哀号,把挂在电线杆上的断电线吹得直摇晃。结着霜的弯弯曲曲的铁轨从积雪下高高翘起。

  科罗廖夫走得很慢,竭力使呼吸保持深沉和均匀。他感觉到走路更吃力了,尽管要他自己承认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几天以前,在浴室里——那儿的水龙头里放出来的热水细得象一条线,——他费力地脱下毡靴,解开包脚布,惊奇地发现他的腿粗得反常,好象膨胀了起来似的。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试图说服自己,他的腿不过是因为几天没脱毡靴,所以‘发肿”了。但他心里明白不是这么一回事。

  此刻,科罗廖夫顺着雪堆里踩出来的小路慢吞吞地走着,他也许初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精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他的头发晕,呼吸困难,好象不是在平地上行走,而是在爬山……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心里想,或者还是先到托尔别那娃家去看望一下妻子,把面包干给她。但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怕到家以后会浑身虚弱,冉也汉有力气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虽然科罗廖夫对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象“职责”啦、“神圣的义务”啦这一类响亮动听的话,而只用简单的两个字在心里称之为“事情”,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交给他办的“事情”却从来没有不完成的。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费了很大劲才找到戈巴廖夫住的那幢房子。他走过积雪的院子,竭力想确定他要找的十八室是从哪—扇门进去的。那幢房子很大,钉在大门上的通常标明从第几室到第几室的铁牌子,也被雪遮住了。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随便地推开一扇大门,走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空无一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战前出产的扁形电筒,照了照楼梯,石头的梯阶上结满了霜花,然后又照了照房间的门。他真走远——一扇门上的号码是“十四。”,十八室应当就在这扇大门里,不过在楼上,在二楼或三楼罢了。伊凡·马克西莫维奇打着电简,慢吞吞地顺着楼梯走上去。

  戈巴廖夫家的门没上锁。科罗寥夫肯定了这一点,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还是敲了敞门。但他既没有听到里面有人答应,也没有听到脚步声。于是他走进堆满杂物的前室。前室里面对面开着两扇门,显然是通往两间内室的。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走到一个门口,又敲了敲门。仍然没有人回答。他拧了一下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他走到对面一扇门旁,推了一下,门轻轻地吱嘎一声开了。

  科罗廖夫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长方的餐桌,桌上堆着肮脏的碗碟;餐桌的那一头,放着一盏点亮的小油灯。然后才看到一张床和躺在床上的人。

  他走近一看,认出是戈巴廖夫。那人朝天躺着,两眼紧闭。刹那间,科罗廖夫觉得戈巴寥夫已经死了。再仔细一看,他才放了心;戈巴廖夫身上穿着一件女人的棉背心,钮扣全都扣上,胸部在微微地起伏——这就是说,他还在呼吸。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认识戈巴廖夫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戈巴廖夫的年纪还不老。无论如何要比料罗廖夫年轻十来岁。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上,那是在革命以后,实行国有化以前,工厂委员会立即就把工厂的实际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戈巴廖夫还不到二十五岁。后来他成了厂里一个最有经验的铣工,不止一次地被选入车间党组织的委员会里。

  科罗廖夫回忆起,人们曾经开玩笑地把戈巴廖夫叫做贵族,因为他连到车间去也要穿上衬衫,打好领带,那件雪白的衬衫在蓝色工作服里面显得很耀眼。而现在,这个人却躺在压皱的床上,身上还穿着棉衣、毡靴,一顶护耳皮帽扣在脑门上,脸也不到,鼻子尖削,脸颊凹陷。

  科罗廖夫轻轻叫了他一声:“马尔凯雷奇!”

  戈巴廖夫一动不动。

  科罗廖夫小心翼翼地摇了摇他的肩膀,说:“你听见吗,马尔凯雷奇!……”

  戈巴廖夫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里既没有流露出惊奇,也没有流露出高兴的神情。有一会儿工夫,他用空洞的、呆滞的目光望着科罗廖夫,好象认不出来似的,最后才缓慢地翕动着嘴唇,说:“是你吗,伊凡·马克西莫维奇?”

  “还能是谁——不是我,是圣灵不成?”科罗廖夫稍稍有点粗鲁地回答。

  “我……要死了。”

  “要死总来得及的,”科罗廖夫不改变口气,说,“既然还活着,就别忙着进坟墓去。”他对放在屋角的那只小铁炉摆了摆头,补充说:“你看,生炉子的劈柴大概也没有了吧,你还准备浪费木料去做棺材,你盘算得可有点儿不象个当家人啊。”

  戈巴廖夫几乎觉察不出地笑了笑。

  “现在没有棺材也下葬的,”他轻声说。

  “你还是给我谈谈这个吧,同志,”科罗廖夫一边继续说,一边挨着戈巴廖夫身边在床沿上坐下来。“为什么你五天不来上工啦?年纪老了,倒旷起工来啦?”

  他用一种严格要求的口吻说着,象是一点没有注意到戈巴廖夫的情况似的。

  “你怎么啦,马克西梅奇?”这一次戈巴廖夫回答得声音响一点了。“你怎么,自己没有看见吗?”

  “我看到什么啦?什么啦!我看到赫赫有名的铣工戈巴寥夫·华西里·马尔凯洛维奇躺在脏透了的床上,在睡大觉哪!”

  科罗廖夫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用这种口气来对一个精力衰竭的人说话。不过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不用这种口气,此刻是无法同戈巴廖夫谈话的。

  “我饿坏了,马克西梅奇,”戈巴廖夫走说,他的声音发抖了。

  “那我们吃的难道是菠萝煮松鸡吗?还不是跟你一样,凭卡配给的一份,”科罗廖夫生气地说。

  “我把自己的配给卡弄丢了,也可能是排队时给扒走了。”

  “那为什么不提出申请?”

  “你在开玩笑吗?现在在列宁格勒,有谁补领到配给卡的?”戈巴廖夫苦笑了一下。

  “那你为什么不到厂里来呢?难道我们会不给你增加点儿营养吗?”

  “没有力气啊,马克西梅奇!我没走到厂就跌倒了。后来勉强挣扎着回到家里。邻居们都走了,搬到彼得格勒大街那儿亲戚家去了。他们留下五块面包干,还有一块水胶。我就靠着这些活了四天……现在——都吃光了,全没了。要是你不来,我大概眼睛都已经闭上了。”

  “见你的鬼,既然你是这么个窝囊废,就死你的吧!”科罗廖夫嘟嚷着,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镀去。他感觉到他的脚沉甸甸的,挪动起来多么吃力啊。

  “厂里怎么样啦?马克西梅奇,啊?”戈巴廖夫轻声问道。

  “厂里?跟你什么相干?!你不是打算到阴间去了吗!”科罗廖夫说。“阴间铣工缺得很呐,你快去吧!”

  “我问你:厂里怎么样?”戈巴廖夫固执地重问了一遍。

  “我们在修理坦克、大炮,”科罗廖夫一边回答,一边走到床边来。“那种七十六毫米的炮,听说过没有?”

  “你是不是在挖苦人?”戈巴廖夫气呼呼地说。

  “为什么挖苦人,你问,我回答呀。要是你愿意,我就讲得详细一点。刀架又出了毛病。镗深孔碰到了困难。”

  “真笨手苯脚!”戈巴廖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是什么人在干活呢?尽是些毛孩子……镗一千两百毫米的深孔,误差不超过一微米,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戈巴廖夫同志当然能做这种活儿。可是他戈巴廖夫同志不在,他在天堂的大门口站着,等候轮到他进门呐……”

  戈巴廖夫不吭声了。但科罗廖夫知道,他说的话正好触动了这个精力衰竭的人的心弦,这个人是把自己看成本行中最出众的能手的。

  “我们失策了,伊凡·马克西梅奇,”戈巴廖夫说,“战前我们小看了这些炮的作用。”

  戈巴廖夫说得对。

  在战争爆发以前不久,根据红军中主管有关炮兵各项问题的库利克的坚决要求,许多工厂,包括基洛夫工厂在内,停止了某些型号大炮的生产,其中包括七十六毫米的大炮,据说是因为不符合当时要求的水平。

  七月初,国防委员会决定重新生产这些大炮。于是就从工厂的档案室里赶快取出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设计师们开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基洛夫工厂制造大炮的老手列昂尼德·安德烈耶维奇·莫纳科夫热情充沛地着手恢复这项一度停顿的生产过程。但是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要把大炮的成批生产安排就绪,只有依靠列宁格勒几乎成百家不同企业单位的协作。在市委的帮助下,这一极其复杂的任务得到了解决。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尖锐的新问题——干部问题,因为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一个月,厂里就有九千名熟练工人上了前线,或者撤退到后方去了……

  “我们等到战后再来算这笔错误的帐吧,”科罗廖夫嘟囔了一句。

  “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世上了,”戈巴廖夫毫无希望地说。

  科罗廖夫把手伸进他那无数层的衣服里面去,掏出一只老式怀表,看了一眼,冷淡地说:“好啦,咱们谈正事吧。我是受厂党委的委托来的。你的党证在身上吗?”

  “什么?”戈巴廖夫惊奇而又惶恐地反问。

  “党证,我说,你藏在哪儿?”科罗廖夫提高一点声音重说了一遍。

  “在身上,还能在哪儿?!”戈巴廖夫回答,本能地把一只手按住胸口。

  “也许可以交给我吧?”

  “这又是什么意思?!”戈巴廖夫用突然变得响亮有力的声音威胁地说。

  “什么意思……你不是准备到阴间去了吗,房子空出来了……”

  “我还活着,活着!”戈巴廖夫高声叫道。“我活着一天,谁也没权利……”说着,一只手紧紧按住胸口,翻转身去,把背对着科罗廖夫。

  “你干吗发火呀,马尔凯雷奇?”科罗廖夫平心静气地笑着问道。“怎么,我难道会来硬抢吗?我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只是核实一下,党证是否带在身上,党费缴了没有——这是我作为党委委员的权利。好啦,拿出来看看吧!”

  戈巴廖夫慢吞吞地翻过身来朗天躺着,不信任地瞥了科罗廖夫一眼。

  “你……想要怎么样啊,马克西梅奇?”他几乎嗫 着说。

  “我没有想怎么样。检查一下党费就还给你,”科罗廖夫坚定地回答。

  “那么……”戈巴廖夫说,“那么……”开始慢吞吞地解开棉衣的钮扣。

  他掏出党证,犹豫不决地交给科罗廖夫。然后稍稍抬起身子,两只脚从床上垂下去,坐了起来,准备随时随刻把党证抢回去。

  科罗廖夫装出什么也没有觉察的样子,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党证,借着小油灯的亮光,慢条斯理地出声念道:“戈巴廖夫·华西里·马尔凯洛维奇……一八九五年生。入党时间——一九一六年……,一切都对。”

  他把党证翻了几页,然后合起来,说:“党费也或多或少按规定在缴——九月份的交过了……该缴十月、十一月的了。”

  “拿来!”戈巴廖夫厉声说,从床上站了起来。他身子晃了一晃,但是站稳了。

  “我说,马尔凯雷奇,你记不记得老党证是什么样子的?”科罗廖夫突然问道。“我想回亿一下,却想不起来。记忆力象老年人那样了。你比较年轻……”

  “什么老党证?”戈巴廖夫反问,他那戒备的目光并不从科罗廖夫身上移开。

  “哎,什么!什么!十月革命以后,给党员发了新党证,其中有你也有我。可是在这以前,喏,二月革命以后的党证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不记得了吗?”戈巴廖夫若有所思地说。‘我倒记得。红色的。四开的硬纸卡。”

  “那么票证贴在哪儿呢?”

  “你当真衰老了,马克西梅奇,”戈巴廖夫耸耸肩膀。“反面有小方格……区里的会计就在小方格里记数。贴票证,那是以后才采用的,换了党证以后。”

  “对,”科罗廖夫微微一笑。“可见你的记忆力很好,华西里·马尔凯雷奇。这么说,你一切都记得,记得你怎样入党怎样去打尤登尼奇,怎样同余粮征集队上伏尔加河流域去,怎样在破坏以后把工厂重建起来……一切都记得,对吗?”

  “嗯,记得,”戈巴廖夫愁眉苦脸地说。他还是不明白科罗廖夫说这些话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你一切都记得……”可是有一点却忘了。共产党员在战争时期不是死在床上的。是死在战斗中,死在机床旁边的——就是这样!但是却有人躺着等死!……”

  戈巴廖夫不吭声。

  “拿去吧,”科罗廖夫说,把党证还给了他。

  戈巴廖夫接过了党证。

  于是,科罗廖夫把一只手放在戈巴廖夫的肩路上,轻轻地说下去:“瓦夏!老朋友!党在召唤你呀!召唤你到厂里去!带着党证,即使要死,也应该死在岗位上。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吗?我们也是这样教育青年的!可是你怎么搞的?躺在床上?!”

  戈巴廖夫把党证藏在棉衣里面。

  “我走不到呀,瓦尼亚,”他毫无信心地说。

  “你走得到的!”科罗廖夫深信不疑地说。“你听着,”他连自己也意料不到地补充说:“现在我给你一块干粮。喏,拿着吧!”

  说着,他把手伸到袋里,掏出一块原来准备给妻子的面包干。

  “你……你……”戈巴廖夫朝后退了一步,喃喃地说,“这……怎么?你把自己的口粮让给别人吗?”

  “我可没有自封为慈善家,”科罗廖夫故意用粗鲁的口气回答。“我也没有资本。这是……党委会叫带给你的。喏,拿着吧!”

  戈巴廖夫一把抓住面包干,张口就咬。他咬了一块,几乎连嚼也不嚼就吞了下去。接着,他忽然垂下了手。

  “对不起,瓦尼亚,”他惭愧地说。“我象野兽一样向食物扑过去。我饿坏了。”

  “吃吧,别不好意思。我走了。我还要去看看妻子。”科罗廖夫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戈巴廖夫的眼睛,问道:“明天来吗?”

  “我今天就去,”戈巴廖夫轻声回答,“吃完面包干就走。”

  “你顺着踩出来的小路到早桥,”科罗廖夫建议说,“雪积得挺厚。从旱桥过去,已经不远了……你的机床上只派了个小伙子在顶班。小伙子挺机灵,可是没有经验,是三级工。你越是快些到厂,废品就出得越少……”

  他抱住戈巴廖夫的肩膀,把他搂了一会儿,接着骤然转过身子,走了出去。在黑黝黝的楼梯平台上,他又感到一阵头晕。“走哇,马克西梅奇,走哇!”他默默地命令着自己,用电筒照着路,向楼梯跨了一步。

  科罗廖夫下了楼来到院子里,朝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顺着雪堆间的小路,慢吞吞地走来。她一手提着一只水捅,另一手拿着一把开水壶,走几步就停一停,把水桶和开水壶放在雪地上,挺挺身,歇息一会儿,然后再拿起那两件东西。

  科罗廖夫翻起领子,把护耳皮帽在脑门上扣得低些。他突然感到一阵饥饿,本能地把手伸进棉衣里去摸了模面包干,但立刻象碰到烧红了的铁块似地把手从袋里拍了出来。

  街上仍和刚才一样,空无一人。明亮的星星似乎在荒无人烟的城市上空闪烁着。科罗廖夫在积雪的小路上走着,心里想他还得给自己找到一股力量,使得另一个人——车工叶戈罗夫从床上爬起来,当然,如果那个人还活着的话……

  暮色苍茫中,他看到迎面走来几个样子很古怪的人。走在前面的人用绳子拖着一架小雪橇,雪橇上装着一只长长的木箱。另外两个人弯着腰,从后面用手托着这只木箱。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不止一汰看见过城里到处张贴着的招贴,那上面提出用各种物件,其中包括家具,来交换食物。因此他断定,装在雪橇上的一定是拿去交换的东西。但是等到那些拉雪橇的人走近时,他才明白他们远的那只木箱,原来是口棺材。前面拖的人是个妇女,包着一块大头巾,一直包到眼睛上面。她显然是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在挪动脚步。后面是两个小孩,跨着小步,用小手托着一半悬在雪橇外面的棺材。

  科罗廖夫让到一旁,站到雪堆上去:在这条狭窄的小路上是没法同时通过的。那妇女从旁边走了过去,好象没有看到他似的。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轻轻地向道:“你去葬谁呀,大妈。”

  她停住了脚步,但并不回过头来,呆楞楞地站着。

  “我问你,你去葬谁呀?”科罗廖夫重问了一遍。

  这一次,那妇女朝他回过头来,用空着的那只手把几乎遮住眼睛的头巾向上推了推,科罗廖夫这才看到,她还一点儿也不老,虽然鼻梁上面已经出现了两条深深的皱纹。

  “是丈夫,还是父亲?”他向棺材摆了摆头,问道。

  “丈夫,”她几乎不出声地回答。

  两个孩子这时一动不动地站着,她们那双小眼睛从垂下来的头巾下面瞅着科罗廖夫。

  “怎么死的?”科罗廖夫问,但马上明白,这句话问得实在没有分寸。

  那个妇女微微撇了撇薄薄的、裂开的嘴唇,浮现出苦笑:“现在人都是怎么死的呢?……”

  “我明白。请原谅,”科罗廖夫说,“丈夫生前在哪儿工作?”

  “基洛夫工厂。”

  “这么说,是我们厂里的……在哪个车间。”

  “机械车间。”

  “姓什么?”科罗廖夫紧张地问道。

  “伏尔柯夫。”

  不,机械车间里的那个伏尔柯夫,科罗廖夫并不认识。厂里显然总有几十个姓伏尔柯夫的人。但是,又死了一个基洛夫厂的人,这还是在他心中引起了痛苦。“那么,又是一个人我们没保护好,又让一个人俄死了,”科罗廖夫想道。

  “你准备在哪里下葬?拖到哪里去?”他问。

  “民政局挨家挨户来访问过……”妇女回答,“给了个地址……说是万—有人死了,就往那儿送……从那儿再把他们一起运走……我不知道运到哪儿去……大概是红色公墓……阵亡将士公墓吧……”

  她说话断断续续,好象费尽力气才把话挤出来似的。她的眼睛是干的。两个孩子的脸上也没有一滴眼泪。她回头看了看棺材有没有从雪橇上滑下去,然后又向前挪动脚步。科罗廖夫知道红色公墓在斯塔乔克街的尽头。

  “等一等,”他说,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别为什么要留住这个妇女:“留下几个孩子?”

  “你看到的。两个。”

  “男孩吗?”

  “女孩。”

  那个妇女又拽紧绳子。雪橇吱嘎一响移动了。小女孩扶着棺材在后面推。

  科罗廖夫从雪堆跨到小路上,追上了她们。他把手伸进袋里,模着剩下来的面包于,就在袋里把一块面包干掰成两块,然后,拿出半块来,又一掰为两,俯下身去,对那两个弓着背的女孩用突然变得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说:“拿着吧,小姑娘。”

  那母亲没有回过头来。她继续拉着运棺材的雪撬,但女孩站住了,费力地扭过包着头巾的小脑袋,对科罗廖夫瞅着。

  “拿着吧,喏!”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又说了一遍,向两只摊开的手掌递过去两小块面包干。

  他扭过脸去,免得看到孩子们的跟睛,只是根据手掌心被指头轻轻地触了一下,知道她们把面包干拿走了,

  科罗廖夫也没有回头去看一眼,就顺着小路管自向纳尔瓦门走去……

  ……叶戈罗夫他没有碰到。邻居们说,三天以前他们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原来这一幢房子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基洛夫厂的人。不过现在大部分房间都空关着——人们都撤退列车里雅宾斯克去了……

  下楼的时候,科罗寥夫遇到两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上楼来。他们衣袖上佩着红袖章。姑娘们提着水桶,小伙子抱着一捆劈柴。

  科罗廖夫紧紧靠住楼梯栏杆,让他们过去。可是那个小伙子忽然站住了,说道: “您好,科罗廖夫同志!”

  “你好,”科罗廖夫回答。“你怎么,是基洛夫工厂的吗?”

  “我们都是基洛夫工厂的,”小伙子说道。把劈柴紧紧抱在胸前。

  “快点,华列里,别磨磨蹭蹭!”已经跑到楼上的一个姑娘喊道,又补充说:“我们是团委会派来的!”

  “这么说,共青团员也在行动了,”科罗廖夫满意地想道。这使他的心情稍微好转了一点。

  党委交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他可以回家了。他看了看表:七点一刻。得赶紧走。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出了大门,决定走得快些,但是走了二十来步路就感到呼吸困难了,于是他明白,这样的速度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胜任的。“你垮了,老头儿!”他有点儿恼火地想道。科罗廖夫一向认为,人的性格和意志是能够战胜肉体上的病痛的,现在他却由于意识到自己体力衰弱而意气消沉。只是因为缺少一块面包、一盆浓汤和几汤匙粥,就失去了积极工作的能力,这是不能容忍的。这贬低了自己,使他对自己产生反感。

  不,科罗廖夫并不伯死。他害怕的是,他活着,却没有象以前那样的精力来负起对其他人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当其他人快要倒下的时候,他还能牢牢地站住。但是这种苦难究竟何处才是尽头呢?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包围呢?如果说,今天他科罗廖夫帮助了戈巴廖夫,那么,谁又能帮助他自己呢?!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沉浸在忐忑不安的思虑中,慢吞吞地顺着斯塔乔克街走去。

  天空布满了云,星星早已消失,下雪了。雪花慢慢地飘落下来,象大片大片的棉絮,盖没了被煤渣弄黑的雪堆,而且,象白色的验尸布似的把一切都包了起来——包住了窗户黑洞洞的房屋,包住了衙垒,包住了死气沉沉、满是弹孔的电车……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终于走到了自己家门口,但没有马上走进门去。要登上四楼,先得积聚一点力气。他背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大口地吸着凛冽的空气,听着自己的心跳声。他右手插在袋里,把冰冷的面包干握在手掌里,好歹把它捂得热一点。

  等到呼吸终于比较均匀了,科罗廖夫过才打着电筒,慢吞吞地顺着楼梯上楼去。他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自己的家门口站住了,不知怎么去拧了拧门把手,然后又继续上楼去。

  他终于走到了四楼,又站了一会儿来。竭力缓过一口气来。然后敲了敲门。

  没有人回答他。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心想,克谢尼娅显然是在厨房里,那儿是听不到瞧门声的,而妻子可能在睡觉。他又敲得重一点。

  门开了。托尔别耶娃手上拿着一盏小油灯,站在门口。

  “你好,克秀莎,我来看望你们了,”科罗廖夫说。

  但她不知为什么一声也不响,一动不动地站着,也不请他进去。

  “你怎么啦,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自己人也不认得了吗?”科罗廖夫觉得奇怪。“咱们进去吧,要不然整个房间都要冷透了。”

  “不要进去,伊凡·马克西莫维奇,不要进去,”托尔别耶娃几乎喃喃自语地说。

  科罗廖夫心头掠过—阵惊骇。奇怪,至今他头脑里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念头,突然间涌现出来。

  “让开!”他大叫一声,那声音连他自己听着也觉得不象是自己的声音。接着用肩膀很不客气地、甚至粗暴地把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推开,直奔安娜平时睡的那个房间。房间里黑糊糊的。科罗廖夫从袋里掏出电筒。但僵硬的手指怎么也模不到按钮。

  他终于摸到了按钮。一团亮光落在地板上。科罗廖夫举起电筒,向床铺的那个角落照去。有一刹那工夫,他心里感到一阵轻松:安娜·彼得罗夫娜跟平常一样躺着,身上盖着被子。

  “安娜!安纽塔!”他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叫道。他的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

  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动也不动。

  “她在睡觉,在睡觉……睡着了,”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她只是睡着了,克谢尼娅把她连头都盖上了,让她暖和些……”

  “安娜!纽莎!”他已经叫得声音响了些,朝床前路上一步,伸出手去,想把被子掀开一点。

  “不要,伊凡!”他背后传来了克谢尼娅的声音。

  科罗廖夫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缓缓地转过身来。

  “什么?……不要什么?……”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棉衣袖子,拖着他向门口走去。

  “你……你怎么啦?!”科罗廖夫叫道。

  他挣脱了身子,向床边扑过去,一下子掀开了被子。他看见安娜两眼紧闭,在亮光的照射下,眼皮也丝毫不颤动,蜡黄的脸已经变得很小,皱纹密布,黄里泛青,半开半合的嘴唇木然不动。

  “什么时候?……”最后科罗廖夫用嘶哑的声音向。

  “没多久。两小时以前。喏……你看,我把钟弄停了……照旧风俗。”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举起了小油灯,于是科罗廖夫看见了墙上的那只挂钟。钟摆停着。时针指在六点十分上。但科罗廖夫却觉得钟在走——他清清楚楚地听到钟的滴答声。

  “钟……在走!”他说,连自己也不懂得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是无线电,瓦尼亚,是节拍器,”克谢尼娅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

  科罗廖夫伸手到袋里,摸出了剩下的面包干。

  “我还……我还……带来……带来了……”他带着一种迟钝的、绝望的困惑心情反复说道。

  突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十分清晰的念头:“她是在六点十分死的,那时候我正在戈巴廖夫家。要是我不到他那里去,直接到这里来,那就……”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挪好象看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似的,说:“要是你早点儿来……嗯,早一点儿……”

  “不行,”科罗廖夫厉声回答。“有事情,”而且象在说服自己似的更严峻地重复了一句:“不行!”

  “她一点儿没有痛苦,瓦尼亚……她好象睡着了……”

  “什么?”科罗廖夫反问道。“啊,是的,是的……没有痛苦。我明白……克谢尼娅,你出去一会儿吧,我求你。”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把小油灯放在桌子边上,默默地离开了房间。

  科罗廖夫走到床边,对着妻子纹丝不动的脸凝视了一会儿。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自从他第一次看到她以来,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一去不复返地消逝了。他认为最永恒的东西,消逝了……

  “她不是自己死去的,”科罗廖夫怀着痛苦的心情想道。“她被杀害的。她牺牲了,杀害她的凶手却还活着。他们躲在那边,躲在黑暗中,并不远,就在这条街的尽头。他们杀害了她,可自己倒活着……”

  他攥紧了拳头,听到面包干的碎裂声。他用被子把妻子的脸盖了起来,走到桌边,张开手掌,把面包干的碎屑倒在桌上。然后他轻声叫道;“克秀莎!”

  等她从黑洞洞的走廊里进来,他说道:“喏……一点面包干……拿着吧。你吃吧。我明天来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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