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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四章



我上次去看望妈妈以后,已经五天过去了。她病了,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今天早上奥西米宁对我说,值完班,我可以回家去一次。如果有必要可以留在家里过一夜。妈妈病势沉重,他已经知道了。

  我上次去看妈妈的时候,医院里逃跑了两个病员——苏罗甫采夫和萨维里耶夫。奥酉米宁淮许他们出去散步,他们就此一去不回来了。大家都焦急起来。起先还以为他们死了一一他们决定上街上 哒一下,正好被炮弹打中。不过后来大家想起来了,最近几小时我们这个地区并没有遭到炮击。

  我从妈妈那儿回到医院,奥莉亚就对我说,苏罗甫采夫在逃跑的曾来找过我。后来我被叫到奥西米宁那里去。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封拆开的信,旁边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奥西米宁那双由于熬夜变得通红的眼睛,不知怎么奇怪地盯着我,冷淡地说:

  “我从来不看别人的信。可是这封信,”他朝那张信纸摆了摆头,“是在苏罗甫采夫大尉病床的枕头底下发现的。虽然信是写给您的,可我不得已拆开了,医院里伤员失踪一一这是一桩特别事件……信您可以拿去了。”

  我觉得我的两颊涨得排红。我一把抓起信封信纸,打算要走,可是奥西米宁喊住了我。

  “请您就在这儿把信看一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说不定这会把事情弄明白的……总之,您也许能够说明一些情况的……”

  我只好就在那儿看信。我转过身夫,避开奥西米宁,打开信纸。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字。我看完了,接着又反复地看了几遍……

  “怎么一回事,”我听到奥西米宁的声音,“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不作声。

  奥西米宁急躁地搓了搓他那冻得发紫的双手,犹豫不决地说起来:“我……嗯,嗯……对那种事情……譬如说,对个人生活方面的事不感兴趣,虽然我认为,在列宁格勒这么艰难的时刻……唔,总之,对不起,这事情同我天关。作为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关心的是其他事情。也许,您知道或者从信上了解苏罗甫采夫和萨绍里耶夫跑到那儿去了?”

  我沉思起来。

  “确实的情况我当然是不知道的,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苏罗甫采夫一定是回自己的部队去了。”

  “回自己的部队去了?”奥西米宁重复了一句,“对不起,您得出这个结论根据的是什么?”

  “不是根据这封信,”我说。“我只是……这样认为。”

  “哦,明白了,”奥西米宁气呼呼地说,“‘昨天的谈话’!但如果在这所谓的谈话中,苏罗甫采夫流露了要在出院以前溜掉的念头,您应该立即向主治医生或者我报告。”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瞧了我一眼,好象预先警告我不要未经考虑就答复。不过他白操心了:我跟苏罗甫采夫谈话,同逃跑毫无关系。可是,也许有关呢?……说不走是我那句偶然脱口而出的残酷的话:“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能知道什么!”起了决定性的作甩吧?……

  “不,”我回答说,“关于他逃跑的打算,苏罗甫采夫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不过我相信,他从医院里逃跑,只能是上前线去。至于萨维里耶夫,那分明是回到他的厂里去了。这事情是很容易核实的。”

  “好吧,”奥西米宁嘟囔说,“您没有事了。”可是等我已经走到门口,他又问道:“噢……您妈妈身体怎么样?”

  这句仿佛从和平时期,甚至革命前早巳被人们忘却的古老语汇中冒出来的话,我觉得有点儿奇怪,好象无论对我,对妈妈,还是对目前在列宁格勒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毫无关系似的。

  我慌忙回答:“跟大家一样。”

  “是呀……”奥西米宁若有所思地说,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是营养不良吧?心脏活动衰弱了吧?……”接着,不等我问答,又宣布说:“我作个主,准许您暂时离开医院,去看看妈妈。当然,不是经常的……关于那两个人的事,必须报告上级。”

  “为什么?”我生硬地问。“要找到他们,惩办他们吗?苏罗甫采夫上前线去了,这点我敢担保。到底用什么标准来确定他的过错呢?”

  “完全是多余的话!”奥西米宁不满地嚷起来。“他的伤没有治好,现在,由于震伤症状,他可能要受一辈子罪了。这是他自己的过错。”

  “一辈子?”我痛苦地重复了一句。“他在‘涅瓦河小地’上,安德烈·格里戈里那维奇。那儿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

  “嘿,请走吧!”奥西米宁气忿地说。

  我就走了。

  ……这些天来,我想到妈妈,就焦急得坐立不安。我仿佛觉得.她的病势十分沉重,快要去世了。我多么感激奥西米宁,他竟会想到我妈妈身体不好,并且准许我到她那里去!

  到她那里去,谈何容易!……不过一个月以前,从这儿维堡区到纳尔瓦门,包括换车时间,四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了……可是现在电车又少又慢。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电车在半路上什么地方停住了,司机就说:“车子不开啦!没有电……”于是只好步行……”

  总之,到我家里去再回来,一个晚上是很难办到的,除非能搭上一辆顺路的卡车。所以奥西米宁准许我,万不得巳时可以留在妈妈那里过一夜。

  在这几天里,我省下了三块不大的又干又硬的面包,四分之一磅玉米压缩饼干和两茶匙砂糖,现在无论如何得把这些食物给妈妈送去。

  晚上七点钟我才准备动身,我预先跟沃尔科夫医生讲好,如果今天回不来,那就明天一清早来上班。我穿好棉衣,再在上面穿上大衣,包上头巾,把吃的东西放进印着红十字的帆布包里,同时把我那只旧小皮包也塞在里面——小皮包里放着一些票证、公民证、空袭警报时和夜间市区通行证、一只装着注射器的小盒子——以备万一妈妈要注射樟脑利用。我把一块涂磷的小圆牌子佩在大衣钮扣上,就从医院里出来了。现在差不多所有列宁格勒人,如果他们夜里有事上街去,都佩上这种发光的小牌子,免得在黑暗中相互撞着。

  街上已没有什么行人,笼罩列宁格勒的夜色更浓了。风从雪堆顶上副起雪尘,吹得它四散飞舞。

  五天以前,雪堆还没有那么高。可现在这些雪堆增高了。没有人来铲过雷。我心想:眼下还只十一月哩!往后——十二月、一月,将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问题,以前我投有考虑过,因为我深信马上就要突破包围。十月底,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一重大事件。如今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了。现在——今天、明天一一市区依然被围困着,也就是天天遭到炮击和轰炸,受到寒冷和饥饿的折磨。

  我在那里走的不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列宁格勒。那个列宁格勒是我所熟悉的,感到亲切的,光明的,它现在是看不到了,就象一座神奇的纪念碑遮上了一块黑暗的幕布。在我的想象中,突破包围,犹如一挥巨手,一下子将那块幕布揭去,把街上的雪堆扫除,路灯全点亮……

  当然,我明白,这一切不会是一挥而就的,因为突破包围还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虽然如此,我还是把铲去列宁格勒大街上的雪堆,恢复光明,清除耸立在十字路口的街垒以及一片片废墟的日子,正好看作最那幸福的一天。我相信,列宁格勒一下子就会变得战前人们所习惯的那样……

  我顺着积雪的人行道上踩出来的那条小路向电车站走去,竭力不去细看稀稀落落的行人的脸,也不去注意那炸得东倒西歪的房屋。我想象着,就在我身旁什么地方,存在着战前亲爱的列宁格勒,眼下只不过被雪堆、一堆堆沙包、木板、三夹板的挡板——总之,被一堵墙壁把我和它隔开了。不过可以在墙上找到门……这种幻想,不知怎么竟安慰了我。

  我还想到目前正在同敌人战斗的战士们,想到应该忍耐,熬下去,坚持下去,等待胜利来临。

  对于妈妈,我真不敢想。对自己,我很放心,我相信无论如何会活下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等到胜利!……可是妈妈呢?……前我总以为她是长生不老的。无论如何,在我活着的时候她总是在世的。可是现在,我忽然明白,妈妈可能支持不下去了。上次我回去时,她从床上起来,显得很瘦小,很衰弱。我看得出来,她在房间里每走一步都挺吃力……

  电车得等上好半天。终于开来了,车厢里黑洞洞、冷冰冰的,车窗上钉满一块块胶合板。乘上车还没有走到一半路程,炮击开始了。

  电车停下来,乘客们跟女售票员和司机一起下车。他们不是象从前那样跑出车厢,而是慢吞吞地走出来,好象不是为了躲避危险,只是必须服从罢了……

  我没有去寻找防空洞。万一遇到巡逻队,那只印着红十字的帆布包就可以作为我的通行证。再说,我还有正式的通行证呢。炮弹在近处爆炸着,显然就在附近的街上:但是我决定继续走路。

  我的运气来了。当我走出炮击区时,一辆卡车赶上来,车上坐着一些水兵。我招招手示意了一下,卡车就停了下来。我搭上车同水兵们一起走了一段路。然后又步行……到家时已经快九点钟了。

  我顺着黑暗的楼梯走上去,象往常一样,在二楼的小平台上——这儿是我们原来的住所,现在没人住着,——我忽然感到,好象我正走过瓦砾场似的。我没有停步,一直登上了四楼。托尔别耶夫家的电铃早已不响了。我献了敲门,我的心害怕得怦怦直跳……

  托尔别耶夫的妻子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给我开了门。她的丈夫是“电力站”的工人,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民兵。

  “嗯……怎么样?”我不知怎么低声问。

  “没什么,她在睡觉,”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回答。

  妈妈睡在床上,脸朝着墙壁,被子上面盖着她那件旧皮大衣。

  我从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手中接过小油灯,急忙向妈妈走去——我忽然觉得她好象不在呼吸了。等我终于听到她那微弱的气息时,我才放了心。

  “你不要叫醒她,不要,”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说,“她刚刚睡着。我们到厨房里去吧。”

  我在妈妈的床边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也许只是几秒钟。知道妈妈活着,看见她安静地睡着——这是幸福!……

  接着,我跟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一起到厨房里去。在那里,我把自己所有节省下来的一点食物放在桌上:几块又干又硬的面包,已经碎了的四分之一磅玉米压缩饼干,一小包砂糖。

  “那么……妈妈怎么样啊?”我央求地瞧着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问道。

  “怎么跟你说好呢,薇拉……”她叹了口气回答。“我要是说假话,反正你也不会相信的。她变得很衰弱了。不过前天你的父亲来看望她,她竟然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为伊凡的消瘦难受得要命……她没有看一看她自己……”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望了望我,摇摇头。

  “薇罗什卡,连你在医院里也不大吃得饱吧。瘦成皮包骨头了。”

  “大家都不太好,”我说。

  “只要心宽!”她苦笑了一下。

  我们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身边是一盏冒烟的小油灯。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穿着皮大衣。我也没有脱去大衣。

  “你们那儿的军人在说些什么?”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问。“快了吗?……”

  “正在打仗。”

  “可是我们这儿纳尔瓦门外倒变得平静了。我问过伊凡,也许是把德国人赶走了吧?他说没有,仍旧离福雷尔医院不远……可我这样认为:也许是德国人不愿意浪费炮弹了吧?指望我们就这么死去了?……”

  “谁也不会死去!”我严厉地反驳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会突破包围的。”

  我忽然感到,后面那一句话说得有点儿信心不足,完全不象三个星期以前说这句话时那样。这多半是由于习惯,不知不觉地说出来的。

  “老天爷保佑吧,”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几乎轻声说。

  我站起身来。

  “你住哪儿去,薇拉?”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莫名其妙地问。

  “该回医院去了。”

  半个钟头以的,我还觉得走完从维堡区到纳尔瓦门外这一段长路,立即又往问走,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我离开医院时,我本来打定主意在托尔别耶夫家里过一夜的。可是现在,我亲眼看到妈妈活着,安静地睡着,我明白我不能再逗留在这儿了。这一套窗户钉上了三夹板的房间,我觉得好象是一个墓穴,只有在那边,在医院里,我意识到我在做着重要的和必需的工作,才会使我摆脱令人痛苦的心情。

  “夜里得运送伤员,”我说,好象在克谢尼娅·伊利尼奇那跟前替自己辩护以的;“我必须去上班。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会设法再来看望你们的。”

  我忧愁地想起我好久没有看见父亲了,使问道:“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

  “我说他瘦得厉害,”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重说了一遍。接着,不知是由于羡慕,还是由于惊奇,补充说:“只有他,伊凡……有点象钢铁似的。外表是消瘦了,可是心里……喏,总之,就象有根丁宁梁撑着似的。不会弯曲……”

  “谢谢你们照顾妈妈,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我说。“要是没有你们,她可能……”

  我没有勇气把话说完,好象有人掐住了我的喉咙。

  “哪儿的话,薇鲁什卡……”托尔别耶娃挥了挥手,“我们象亲人一样住在一起多少年了……瞧你夜里还要到哪儿去呢?”

  “我得赶回去,”我说,想起夜里在中无一人的街道上,也许真的比较容易拦住一辆顺路的军用卡车。

  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在楼梯的小平台上站了一会儿,给我照着路,接着,再一次告别以后,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从空荡荡的过道的冰冷的墙壁间发出了很响的回声。

  我扶着栏杆走下楼去,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上面是谁?”

  我哆嗦了一下,站住了。在医院职工中间,流传着最近经常发生抢劫的消息——社会上的一些败类,利用夜晚街上黑暗无人,抢劫单身行人……

  然而不,不仅仅是害怕抢劫把我吓住了。传来的声音我觉得好象非常熟悉……

  “喂,同志!”我又听到那声音说。“请等一等,我要打听一下……”

  传来了很响的脚步声。有个人迅速顺着楼梯走上来。

  开头我不由得想往回跑,去敲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家的门。可是我连一步也挪不动。我紧靠着栏杆,站在黑暗中,已经知道,感觉到,听出这是谁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托利亚!”我叫了起来。“托利亚!是你吗?……”

  一眨眼工夫,他已在我身旁了。我既看不见他的脸,也看不见那拥抱我的手,只听到他的声音:“薇拉!薇罗尼卡,是你……是你呀?!”

  我一声不响,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我的手也抱住了他……

  “真想不到,多么幸运,”他激动得气喘喘地说。“我在你家门上敲了半个钟头,后来跑到底层去,在那里敲门。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屋里好象十室九空似的。我站在那里等着,也许偶尔会有个人出来……我想打听一下……忽然我听到——上面有砰的关门声……”

  托利亚划了一根火柴,于是我看见了他:他站在我身旁:穿着军大衣,肩上挎着一个背包,在他手里,小小的火苗在颤动。

  我忘记了,刹那间忘记了,我是怎样怕跟托利亚见面,怎样发誓永远也不跟他见面的。

  我一想到托利亚活着,他就在身旁,便不由得感到高兴……我没有想到过去,此时此刻,对我来说,除了托利亚,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过去,任何事情和任何人。

  “咳,我们于吗这样站在楼梯上呢?!”阿纳托利高声说。

  “我们到哪儿去啊?”我问,仍然一点也没有明白过来。

  “什么到哪儿去?”他困惑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到你家里去!我本来就是来找你,找你的呀!”

  “是的,是的,当然……”我慌慌张张地低声嘟嚷着,逐渐回到现实中来,想了想:“是不是到托尔别耶夫家里去?”

  可是,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究竟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不过是当我们重逢时,不愿意有第三者在场,不愿意作任何说明,除了托利亚以外,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吧。

  “那我们走吧,到你家里去!”托利亚固执地重复说,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犹豫不决地朝楼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说:“托连卡,我们的住所里连一个人也没有呀。”

  “那正好嘛!除了你,我什么人都不需要!”

  “等一等,托利亚,那儿大约有三个星期没有人住过了。父亲在工厂里,妈妈搬到楼上她老早就熟悉的那家去了。我们的住所又黑又冷。我自己也早巳不上那儿去了……”

  “你带着钥匙吗?”

  钥匙?……是的,我带着。这把钥匙同一些证件和票证一起放在小皮包里。妈妈搬到楼上去以后,我就没有掏过钥匙。

  “好吧。我们去吧,”我说。

  我们开始往楼下走去。

  在二楼的小平台上,我们停下来。我请托利亚划一根火柴,接着从帆布包里取出小皮包,从那里拿出钥匙,开了门。

  我一跨进门槛,突然听到节拍器的拍击声。节拍器有节奏地、低声地、但是不知怎么我觉得象警告似地响着。我站住了,在黑暗中把手伸向后面,想知道托利亚是不是在我身旁。

  我为了给自己壮壮胆,特别提高声音说:“瞧,连收音机也忘了关上。”

  托利亚划亮一根火柴。我们站在前室里。这儿一切还象从前那样。右边墒上有一只衣钓,上面挂着妈妈那件夏天穿的外衣,父亲那件只在下雨天穿的厚橡胶雨衣,还有他的一顶鸭舌帽……火柴熄灭了。

  “跟我走,“我不知怎么低声说,跨过了餐室的门槛。“你还有火柴吗?”

  “还有,”托利亚回答。“不过在背包里。等一下,我马上拿出来。”

  我听到托利亚在黑暗中取下背包,在摸索着什么。

  “噢,找到啦!”他终于说,马上又划了一根火柴。

  我朝非常熟悉的房间扫视了一下:一张餐桌,周围整整齐齐地摆着四把椅子;父亲爱坐在上面休息的沙发;沙发上方,在照暗中几乎看不清楚的几张照片:父亲和母亲结婚时的合影,手中拿着枪的普梯洛夫工厂,赤卫队员们的团体照,其中右边第二排是我的父亲……我记得,这张照片上父亲的脸被用红铅笔涂过,那是我小时候干的。……左面靠墙,象从前那样放着一只书架……

  “啊,这儿还有一只小火炉哩!”阿纳托利由我身后高声说。

  我转过身子。在餐室的角落里果然放着一只小铁炉子,它那弯成直角的管子伸向一个窟窿,这窟窿是开在窗户上钉的三夹板上的。

  我完全忘记了这只小火炉,那是一个月以前父亲从工厂里拿来的,当时妈妈还住在这儿。

  “反正也没有木柴,”我说。

  “木柴?!”阿纳托利冷笑—声说,“这里木柴多的是!这些椅子足够烧整整一夜取暖的!”

  托利亚竟那么满不在乎地决定了这几把用弯曲木料做的旧椅子的命运,我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从我开始懂事起,这几把椅子就在我们家里了。我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显然懂得了我的心情,便过分起劲地说:

  “父亲已把他书房里的一半家具烧掉了!红木的。”

  “你……到父亲那里去过吗?”我问。

  “当然去过。老人家有点儿颓丧,可是依旧很有劲,在画号召我们揍德国鬼子的宣传画!喂,怎么样?咱们开始生炉子吧?……老实说,我真冷得浑身发抖。在前线的土屋式掩体里要暖和得多!……”

  黑暗中响起了折断木头的喀嚓声。我仿佛感到一阵疼痛似的皱起了眉头。

  我曾经多少次想象过跟托利亚见面啊。但是,不知怎么我总认为那一定是胜利以后的事。

  想不到—切都是另一个样子——在这所散发着寒气的、阴森森的、无人照顾的住所里,谈论着火炉、木柴……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此刻才没有感觉到每次想到可能跟托利亚见面时出现的那种恐惧……

  “那么,”阿纳托利一本正经地说,“木柴有了。现在要用什么来引火。噢,薇鲁尼亚,我看到这儿有只书架。我马上来……”

  “不要,不要,我自己来!”我几乎高声叫起来,又感到不安和痛苦。我真不能想象,我那些心爱的书马上就得扔进火炉里烧掉,“划一根火柴,”我说,勉强克制住自己,向书架走去。

  “噢,我的天哪!”阿纳托利不耐烦地高声说。“随便拿一本好了!”

  我用冻僵了的手指把首先碰到的一本书吃力地抽了出来,翻开来一看,是一本莱蒙托夫诗集。

  “给我吧,”托利亚仰着手说。

  “不,这本书不要……”我迅速地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再划一根火柴……”

  “哦,我的火柴都快划光了,”阿纳托利不满地说,不过他还是划了一根。

  我抽出了另一布书。这是一本《联共(布)党史》,我又急忙把它放到原来地方。接着抽出来的是一本《肺炎及其并发症》。这本书我也舍不得;我一看到书名,脑海中就涌现出大学时代与和平时期的生活。但找还是把它递交给阿纳托利。

  “喏,拿去吧。”

  在黑暗中,我听见唰的一声,托利亚把使封面撕下了,接着听见他撕书页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炉子里冒出了火星。阿纳托利蹲在地上,一心一意地对火炉吹着。黑暗后退到了墙边。明亮的火焰的反光在地板上跳跃着。

  我望着被火焰吞噬的书页卷曲翘折起来,火舌窜向椅子的碎片,忽然感到心里非常难受。

  就在这时候,阿纳托利站了起来,向我转过身来,伸开胳膊,微笑着说:“哈……你好呀,我的薇罗奇卡!”

  他一把拥抱了我,把我的脸紧紧搂在他的怀里。于是,一想到可能与托利亚见面就使我感到痛苦、感到害怕的一切完全消逝了。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世上的一切!在这幸福的片刻里,我只意识到:我在他的怀里,他在我的身边,活着,很健康,没有负伤……

  我不记得我们这么一动不动地站了多久。我的脸上淌着泪水,湿滋滋的。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时候为什么会哭,只是眼泪夺眶而出,我忍不住,也不想把泪水忍住。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薇罗奇卡!”阿纳托利重复说,“不是一切都很好么,我们两个都活着,而且终于见了面。”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在旁边坐下。我拭去眼泪,仔细端详他的脸面。他的脸经过风吹日晒变得粗糙了。以前完全象孩子一样丰满的嘴唇,也给风吹得裂开了。服睛的神情变了。那双眼睛不知怎么变得小了,好象变得细长了。

  我瞧着托利亚,想到这一段时期他大概饱经忧患了。我想问一问,当时他在克列皮基村是怎么从德国人那里跑出来的,但我忍住了。因为问过以后,我就得谈自己的情况,谈我在克列皮基村那儿所发生的—切事情。

  “嗳,薇拉,”阿纳托利好象忽然想起似地说,“我们干嘛是坐着!你一定很想吃东西吧,我这个傻瓜,就没想到……”

  他迅速站起来,从地板上拎起他的背包,放在桌子上,一边从里面把一包包东西拿出来,一边说:“这是猪油……这是面包干……这是糖……这是奶油……这是一罐炼乳……”

  我瞧着这些食物,宛如在令人心醉的梦幻中。“我的天啊,”我想,“要是这些都给妈妈,那多好呀!”我甚至想一句话也不说,抓起一包包东西就往楼上跑……

  “你看,”阿纳托利一边打开一包又一包的东西,一边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吃晚饭了……”

  “托利亚,”我忍不住了,“我可以拿一点儿东西给妈妈吃吗?她在楼上……我刚才去看过她,她在睡觉……”

  “那太好了!”阿纳托利高声说,“现在让她睡觉吧。明儿早上你送去。”

  房间里渐渐暖和起来。阿纳托利脱去了军大衣,又往火炉里加了几块折断的椅子木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动手开那罐炼乳。

  “瞧你,”我说,“为什么带这么多吃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送给你父亲?”

  “你别操心,”阿纳托利回答。“我没有亏待他。再说,”他一边用刀尖在罐头上开了一个洞,一边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老人家主要是靠精神食粮,而不是靠尘世的食粮过活的……”

  我不知怎么想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告诉他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吗?难道他隐瞒了?为什么要隐瞒呢?不过,从我收到阿纳托利的来信看,他是知道我跟他父亲见过面的……”

  “托连卡,”我开口说,“你怎么连你在哪个地区打仗、属于哪个部队都不告诉我呢?”

  “军事秘密嘛,”阿纳托利嗨的笑了一声,接着又认真地补充说:“我在卡累利阿地峡,在工兵营里服役。你瞧,我还没有升到将军地位呢。”

  “你在列宁格勒待的时间长吗?”

  “两昼夜假期。这就是说……”他捋起军便服的袖子,看了看表,“这就是说,还有整整三十一个小时。不过现在我们不去想这些吧。请入席!”

  阿纳托利开着玩笑,显得特别殷勤地拉开椅子,请我就座。我不知怎么对托利亚急于吃饭感到不畅快。不过我立刻纠正自己的想法:“我多么傻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现在市区里人们是怎样挨饿的!他不过是疼我,知道我想吃东西,首先是想吃罢了……”

  我拿起一块托利亚准备的夹心面包—一一块涂上奶油的面包干,上面还有——块猪油。我觉得仿佛一生从来没有尝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我看到阿纳托利对我迅速一瞥,从他的眼色中我终于明白,我吃得象个野人一样,急急忙忙咬一大口,把嘴巴塞得满满的。我转过身去,慢一点地吃着。

  “别不好意思,薇鲁尼亚,”阿纳托利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这儿是怎么生活的。”

  “可你们那儿……你们在前线吃得好吗?”我急忙咽了一口,问。

  “要说好,那谈不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有挨饿。我说,你们家里有开水壶吗?我们烧点开水冲一杯炼乳……”

  “家里没有水呀,托利亚。自来水龙头里没有水,”我说。

  他惊讶地瞧着我,说:“啊……这样的情况!……怎么……”

  “不过,有的街上据说水龙头里还有水……可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吧。你说说,你待在那儿危险吗?”

  “危险是个相对的概念。他们开炮,炮弹当然落下来,他们也用追击炮轰。”

  “那么你……那么你得……去冲锋吗?”我问,心好象停止跳动了。

  “什么情况都有,‘A la guerre comme a la guerre’(法语:打仗就是打仗。)”阿纳托利显然装得满不在乎地回答。“一般说来,我们营的任务是修筑工事。我们挖掩体,修施蔽部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事……我毕竟是个准建筑师哩……那么,你呢,薇拉?他问。“你怎么样?”

  “我在医院里工作。当助理医生。”

  托利亚站起来,又往火炉里扔了几块折断的椅子木头,然后走到我面前,两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为什么不脱去衣服?屋里已经暖和了。”

  我真的仍旧穿着棉衣和大衣坐着。托利亚帮我脱去衣服。

  我身上只剩下连衫裙了,感到有点儿不习惯——最近一个时期,在医院里我总是在工作服里面穿着棉衣,上床睡觉的时候才把棉衣脱掉。托利亚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但不知怎么看得那么迅速、愉快。

  我们又坐到沙发上。有一会儿,我们默默地并排坐着。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托利亚把我搂到他的身边。

  “你看,薇龙卡……我们又在一起了,”他在我的耳边隅隅地说。

  我感到一阵颤栗。仅仅几分钟以前我觉得要摆脱的那个过去,又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过去,这可怕的过去!它从黑暗中,从那炉子的火光照不到的墙上向我窥视着……

  “不要,托利亚!”我躲开了。

  “可是为什么呢?”他问。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现在不要……让我对你习惯一点……要知道这一切是那么突然!……”

  他放开了手,身子挪开了一点。

  可是我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刚才我还打算推开托利亚,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可现在我说了一句话他就顺从地放开了手,不知怎么我倒觉得痛苦和难受了。

  我忽然想到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一定同所有的列宁格勒人一样。我想起了克谢尼娅·伊利尼奇娜说的话:“瘦得皮包骨头……”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大吃一惊——手腕细得象一根棍子。

  “好吧,”阿纳托利柔和地说,‘你知道、我总是顺从你的心意的……你可没有想到,我只要看见你,你坐在我的身边,我的心愿就满足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幸福了。要知道,我穿过整个城市,是特地来找你的。我请假也只是为了跟你见见面……”

  他讲呀讲的在我的耳边低语着,宛如小河轻轻的柔和的流水声。

  一切恐惧都逐渐消失了。他的声音好象在催我入眠。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就这样坐着,暖和和的坐在他身边……我自己把头靠在他的怀里,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但愿永远这样下去,但愿永远这样……”我想。“永远…永远……永远……”

  “你睡着了吗,薇龙卡?”传来了托利亚的声音。“已经早晨五点多钟了。”

  我好象觉得是在梦中听到他的声音。

  “你睡着了,我也不想唤醒你,”托利亚继续说。“你是那么疲倦……”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睡在沙发上,盖着托利亚的军大衣。小火炉还在燃烧,炉子旁边堆着一叠撕下来的书页。托利亚看到我的眼色,就说:“一把椅子烧不了多久,但是我又不能拆第二把椅子:怕把你吵醒了……只好决定烧书。归根到底,书籍的最大用途是给人用来取暖的,”他笑了笑补充说。

  我怎么竟会睡着了?我为自己的虚弱感到害羞。在离别三个月以后,当托利亚终于来到了列宁格勒,他撇下他的父亲跑来找我,而我竟睡着了!

  我满以为他准会觉得难堪,受了委屈……但是,托利亚的声音听起来好象没有受委屈似的。

  “你吃了东西,又暖和和的睡了一觉,我是多么高兴。”他继续说,“你在寒冷、饥饿的市区里受尽了折磨!”

  “请原谅我,托利亚,”我说,“我一下子觉得心情又舒畅又安静,我就……”

  “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话呢?”他打断我的话。“难道我不知道吗?”

  说着,他看了看表。

  “你要走了吗?”我害怕地问。

  “是的,马上得走。不过……不过我得跟你谈一谈。作为跟一个朋友,作为跟我最亲近的人,我得跟你谈一谈。现在我把一切都对你讲明白……”

  他走到火炉跟前,蹲下来,有点慌乱地撕着书,把纸扔到火中。然后他站起来,又走到我面前,说道:“让我们坐一会儿吧。也许,你想先吃一点东西吧?”

  “不要,不要!”我连忙回答。我一想到托利亚有什么话要同我谈,我也许能帮他什么忙,我脑海中的其他一切念头顿时消失了。

  “那就让我们坐一会吧,”他重复说,从沙发上拿起军大衣,扔到椅子上,等我坐下后,他也在我身旁坐下来。

  “是这么回事,薇龙卡,”他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望着我。“我这两昼夜的假期得来可不容易。不过我的营长原来是一个建筑师,他对我父亲的名字很熟悉。总之,他准许我把一点吃的东西带给在列宁格勒的父亲。”

  “瞧你!”我责备地说,“这些食品应留给你父亲,不该拿到这儿来。”

  “小事情!”阿纳托利挥了挥手,“我给了他一大半。再说,我为什么不能分一点吃的东西给我最亲爱的……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呢?……如果我在这儿碰不到你,那就可怕了……现在我才知道,我在这儿碰到你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我真幸运……”

  “难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没有告诉你,我在医院里工作,住在医院里吗?”我冲口而出地说。当着阿纳托利的面,我第一次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他的父亲。

  “是的,是的,”阿纳托利回答。“他讲过的。你也知道,我的首要问题是了解你的情况——父亲写信告诉过我,你到他那儿去过几次。但是在什么医院呢?什么医院呢?!我那可敬的父亲对这类小事情知是漫不经心的。‘在维堡区的医院里……’他告诉我的就这一点。唉,你想象得到吗?‘寄乡下祖父收!’①所以我决定到这里来一趟。你瞧,我没有白跑吧!”

  注①:俄国作家契柯夫写的短篇小说《万卡》中的小主人公万卡,写了一封信给他在乡下的爷爷,信封上就是这样写的。[在以前的小学课本中应该也有这篇小说的]

  他把我拉到身边,在我额上吻了吻。

  ‘你有什么要我做的吗,托利亚?”我提醒他,并准备为他做一切事情。一切,人间的一切事情!……

  “啊,有件小事情,”阿纳托利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知道,我们还可以有一段时间待在一起。喏,两三天。我可以每天晚上到医院里去看你,或者……总之,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再待一阵子。”

  “那怎么办呢?”我困惑不解地问。同时竭力设想,我值完班,他们是否真的会允许他到医院里来,或者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会面……

  “怎么办?”他重复说了一句。“那很简单嘛!要是我生几天病……”

  “生病!”我惊讶地反问。

  “是呀,生病!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问题是证明,一张普通的医生证明……”

  “可是你……没有生病呀,”我嘟囔说。

  “有病没病,这有什么区别!”阿纳托利大声说。“归根到底,三个月前我生过肺炎,这你知道得很清楚!随便哪个医生,都很容易发现我身上的这些……喏,你们医生叫什么来着?……叫后遗症状吧?湿音、哑嗓、肋膜炎、支气管炎……我想你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弄这么一张证明算不了一回事吧。”

  他满不在乎地说这些话,对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有点儿生气。

  “他为什么说这种事?……他为什么说这种事?”我心里重复叨念着。“弄一张……证明?”

  “什么证明?向谁去弄?”我轻声问道。

  “你怎么啦,薇拉,你连最起码的事儿都不懂!什么证明,向谁去弄,这无关紧要!只要签了字的——随便什么样的签字,再盖上个印就行!有了这么一张纸,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待上三四天!难道在你的医院里,连一个跟你意气相投的医生都没有吗?”

  “随便什么样的签字,再盖上个印……随便什么样的签字,再盖上个印……”我暗自反反复复说。

  “你为什么象兔子见了蟒蛇那样看着我?”这一回,阿纳托利已经带着毫不掩饰的恼怒说。

  “托利亚,现在可是在打仗呐!”

  “在打仗的是我,不是你!”他嚷道。“用不着教我政治常识!”

  我仿佛觉得,在一片昏暗中,房间里几堵看不清的墙壁缓慢地向我迫近过来。我终于控制住自己,慢慢地说起来,因为每个字我都得费很大的力气:

  “不对,托利亚,是我们大家在打仗。你想出来的那件事是办不到的。我们那里无论哪个医生,只要我为这种证明去求他,他干脆就会不理睬我。他……干脆就会把我赶走。”

  “多么虚伪!”阿纳托利高声说。

  他从沙发上跳起米,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动。后来在我对面站住,疏远地说:“全明白了。在你看来,你那一点儿威信,比起你能跟我在一起再待上那么不幸的三天来要宝贵得多。好吧!你记住这件事,如果正好在这三天内我……我被……”

  他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把身子转了过去。

  我一下子扑过去,搂住他的肩膀。

  “不,托连卡,不行!……我是爱你的。我准备为你做一切事——挨饿,受冻,代你上前线,如果可能的话!……但是那件事,你说的那件事,这可不能做!我们以后会感到羞耻的!——无论是我,还是你!要知道,很快就要突破包围了,并且……”

  “住嘴!”他叫道,同时把我的手甩掉。“别重复报纸上的社论!我时时刻刻想念着你。我准备为你去冒枪林弹雨,去死,可你……”

  他不响了,沉重地喘着气。

  “好吧,”阿纳托利说,“我把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你。全部真实情况,一字不漏。我们的建筑营在最近三四天内就要调走了。我是偶然得知这个消息的。你知道调到哪儿去?调到‘涅瓦河小地’!你从前听说过这个地名吗?到那里注定是送死!死——你懂得这个字眼的意思吗!?我得等一等。等三四天!……怎么样,你现在还对我背报纸上的老一套吗?!”

  “但是……你反正得……”我开口说。

  “不—定!有了医院的证明,我只要以后到司令部去一下就行,至于我的营,甚至没有人会想得起来。他们会随便把我派到首先偶然想到的那个部队里,事情就完了。不过……”

  他挥了挥手,又神经质地衣房间里走来走去。

  “‘涅瓦河小地’……”我重复说。“这个地方我知道。不久以前,有一个指挥员从我们医院里逃跑到那里去了。他是苏罗甫采夫大尉,负了伤。伤还没有治好他就跑了。”

  “你给我讲这个干什么?”阿纳托利又叫嚷起来。“你想通过讲你的英雄来责备我吗?我可不是英雄!不一是一英一雄!”他一字一顿地大声说。“我准备去打仗,可是要叫我去送死,我不愿意!”

  奇怪!……他叫嚷得越响,我变得越平静。一种冷淡的、奇怪的、不习惯的平静……

  “托利亚,你听我说,”我说。“你想到将来没有?喏,想到过战后怎么样吗?……”

  “那些活着的人将生活下去,”他没有转过身来,很快说了一句。

  “你想到很快就要突破包围了吗?”我继续说下去,“正好在那里,在‘涅瓦河小地’突破!那时大家都会兴高采烈,大家都会感到幸福……而你……你怎么有脸见人呢?看着别人,想到自己……”

  “突破包围?在哪里?”阿纳托利一边反问,一边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也是在报纸上看来的吧?好!那你看看另一张纸上写的东西吧!”

  他在裤袋里掏着,最后拿出一张纸,扔在桌子上。

  “喏,拿去看!”

  我拿起那张折成几叠的纸,打开来,凑到打开着的炉门跟前,借着将要烧完的书页的余光看起来:

  “列宁格勒的妇女们!德军司令部向你们声明。德国百万军队已经把列宁格勒紧紧包围起来了。你们与外界的联系被截断了。你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怕的饥饿在你们的城里蔓延。不幸的、痛苦万分的母亲,可怜可怜你们的孩子吧,可怜可怜他们吧!你们应该要求当局放弃城市,立即向德军投降。抵抗是徒劳的。如果你们不放弃城市,你们的孩子就要当着你们的面死去,你们的丈夫要死去,你们自己也要死去。可怜可怜自己的孩子吧。投降吧!”

  德国人的飞机在列宁相勒上空做下了一些卑鄙的传单,这是其中的一张。

  我注意地看了一遍传单,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扔进火炉里。我望着传单一下烧起来,发黑了,接着象痉挛似地卷曲起来,变成了灰烬。

  我转过身去对着阿纳托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出去!”我说。

  “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阿纳托利惊慌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看看……”

  “出去!‘我又说了一遍。

  “真是愚蠢!”他突然尖声地叫起来。“我不过在街上捡到这张传单……”

  “出去,”我第三次重复说。

  我对他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害怕同他见面。是因为我爱他吗?我害怕,是为了不让他那双干净的手碰到我那被德国兵的汗腻腻的手玷污了的身体吗?不管怎么样一一就算他不再爱我,不再理睬我,去找另一个女人,我怎么会害怕呢?但只要不是这件事!只要不是我此刻从他嘴里听到的这件事……

  我想起了苏罗甫采夫,想起了我跟他的最后一次谈话。我想象着他怎样向往着无法遏制的愿望,要到他的同志们正在战斗的地方去,到那个可怕的涅瓦河滩头阵地去,就这样,他从我们的医院里逃跑了。我还记得他留下的条子上的最后一句话:“他会回来的!”

  他果然回来了……于是我痛恨地盯了阿纳托利一眼。

  他有点呆楞楞地站在那里倒换着脚,后来穿起军大衣来。有好久,袖子穿不进去。最后他穿好大衣,向门口走去。

  “把你的背包拿走,”我说。“还有这些放在桌上的东西。”

  阿纳托利回过身来。

  “送给妈妈吧,”他嘶哑地说。

  “她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谁也不会吃这种东西。把它们拿走。”

  他仍然站在门边。

  这时我从椅子上抓起他那只背包,连看也不看,就把桌上剩下的食物丢进包里。然后把背包向门口扔去。

  “带走!”

  阿纳托利瞧了瞧我,瞧了瞧背包,拎起了包上的背带。

  “走!”我又说了一遍,接着转过身去。

  门在我的背后打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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