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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八章



我给苏罗甫采夫注射了一针止痛针,就在这时候,炮击开始了。

  按照地方防空司令部的指示,凡是能够行走的病人都要立刻到防空洞里去,卧床的病人就用担架抬。男卫生员人手不够,运送伤员的事只好大家动手——全体医务人员,除了外科医生以外,都按病房分派好了。我们的防空洞是一间宽大的地下室,那儿过去是解剖室。

  女卫生员帕沙大婶和我们医院的看门人奥烈霍夫走进我分派到的那个病房,把大腿负伤的安德烈·萨维里耶夫抬到担架上。我对苏罗甫采夫说:“马上也用担架来抬您。”

  “这怎么行!”他气忿地说。“我用自己的两条腿能走得到。你也到防空洞去吗?”

  “不,”我摇摇头,“我不去。”

  “那么我也留下。”

  “今天急诊室里是我值班,”我说,“你可得到下面的防空洞去。这是命令。”

  我扶着他起床。看得出他正在头晕,这是典型的震伤症状。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抓住床头。

  “我们抬您去,”我说,就叫帕莎大婶去拿担架,并吩咐苏罗甫采夫暂时坐下。

  “你为什么对我称‘您’?”苏罗甫采夫忽然问。“你以前不是称我称‘你’吗?”

  我一时没有了主意。我回忆起在手术室里以及后来他经过麻醉醒来的时候,我的确对他称过“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伤员,尤其是年轻的伤员,当他们处在困难的时刻,这样的称呼不知怎么会使他们增添勇气。

  现在苏罗甫采夫大尉的伤势已经大大好转,再对他称“你”,我觉得不太恰当。

  但是在医院里工作期间,我已经学会一种本领:伤员提的问题不会使我窘住,做到细致,耐心。

  我笑笑回答说:“亲爱的,‘您’或者‘你’,有什么区别呢?”

  我几乎无意识地说出了“亲爱的”这个字眼,我可以对任何一个伤员这样说。但是,这个字眼显然对这位年轻的大尉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那么,晚上……你来吗?……”他有点怯生生地问,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来的,来的,”我连忙回答说,心里想着楼下人们已经在等我了。

  每当炮击的时候,急诊室里必须有医生、助理医生和护士值班。

  这一次按计划轮到值班的是沃尔科夫医生、我和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睡在邻床上的奥莉亚。

  一般说来,我们这儿是军医院,送到我们医院里来的多是前线的伤员,不过,那些由于轰炸或者炮击在附近受伤的人,也送到我们医院里来。

  炮击开始以后大约十五分钟,第一辆救护车在我们的大门口停下了。我们都跑到街上去,帮助卫生员和女民兵救护队员把伤员抬进来。几颗炮弹在邻近街道的一个地方爆炸了,空中充满了硝烟的气味。在这辆救护车后面,又有一辆拉着警报开过来;警报声被一阵轰隆隆的爆炸声所淹没。就在附近,有一幢四层楼房的墙壁倒塌了。

  过了四十分钟左右,炮击还没有停止。送来的伤员那么多,我们三个人已经无法应付,沃尔科夫又从防空洞里叫来不在值班的一组人。

  我心里明白,接连打来的每一发炮弹都可能命中我们的医院,但是这不再使我觉得害怕了。也许是因为我对轰炸和炮击已经习以为常了,也许是因为当时我正忙得不可开交。

  黑色的喇叭里终于传来了广一播员的声音,通知说,对我们地区的炮击已经停止,衔上又恢复了活动。接着,节拍器开始发出安静而有节奏的拍击声。

  我们把伤员分别送到各个病房,准备到下面防空洞里去帮忙,把卧床的病人抬到上面来。为了哪怕暂时摆脱一下刺鼻的血腥味、碘酒和酒精味,我走到外面台阶上去。忽然,我看到一个奇怪的场面。四个穿棉上衣、农袖上佩着红袖章的姑娘一女民兵救护队员,抬着一副担架慢慢地走着。担架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军大衣。一个指挥员跟在她们后面:指挥员的手被鲜血染红了,他手里握着手枪,正对准一个女民兵救护队员的背脊。

  跟在我后面走到台阶上来的沃尔科夫医生,也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个奇怪的行列。

  女民兵救护队员们走到台阶前面停下来,想把担架放到地上,那个军人却用命令口吻喊道:“抬!”

  他那只握着枪的手不知怎么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

  “喂,您这个人!”沃尔科夫在我肩膀后面喊道。“赶快把武器拿开!”

  军人的脸一下于变了形,现出一副吓人的怪相,他发狂似地喊道:

  “我给你拿开!我给你拿开!抬!”他晃了晃手里的枪。

  “你们把担架放在地上!”我大叫一声,跑下了台阶。

  几个姑娘看着那个军人的神色,慢慢地放下了担架。

  我俯身在担架上,掀开了军大衣,吓得差一点叫喊起来,我首先看到一只小小的人造革手提箱,下面一点是一具血淋淋的女尸,说得确切点,不是尸体,是一块块的肢体。我好容易才分辨出一只脚,—条没有手的胳膊和被击碎的头颅,头颅上的长头发沾满了泥污,粘在一起。

  在四个月的战争期间,我看到过不少场面。但是,勉强拼凑起来的一块块人的肢体还是使我毛骨悚然。

  “这是什么?!”我问那几个站着一言不发的姑娘。

  “喏……”其中一个姑娘回答说,她由于害怕和激动,一时喘不上气来。“她给一炮弹……可是他……不准……要求送医院!”

  我朝那个军人望了一眼,仔细瞧着他领章上佩着的少校级杠扛。他紧盯着担架上的东西,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您为什么把这些拿到这儿来?”我绝望地喊着。

  少校把眼光慢慢地移到我身上,嘴唇哆嗦一下,费力地挤出话来:

  “要不怎么办?这是卡嘉……我的卡嘉呀!她们却不肯……不肯抬……”

  就在这当儿,沃尔科夫悄俏地走到少校背后,猛地抓住他的手,夺下了手枪。

  少校似乎连这一点都没有发觉,他握枪的那只手仍旧伸向前方,他的胳膊好象僵化了,臂肘也硬得弯不过来。少校望着下面,几乎轻得没有声音地一再说:“这是卡嘉呀……我的卡嘉呀!……她们却不肯……”

  他忽然震耳欲聋地喊起来:“把她送到医院去,混蛋!送到医院去!动手术!”

  沃尔科夫首先镇静下来。

  “好吧,”他对少校说,“我们马上给她动手术。可是您在妨碍我们。跟我来。”他说着用手搭着少校的肩膀。

  少校绝不反抗地服从了。他被沃尔科夫推着,缓缓移动双腿,一对晶光闪亮、视而不见的眼睛直望着前方,走上了台阶。一会儿工夫,他们俩已经走进门里去了。

  我的嘴唇发干,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我问道:“这件事是在哪儿发生的?”

  于是几个姑娘争先恐后地讲起来:她们那个小组接到了从几幢被炸场的楼房里抢运伤员的任务。她们抢出两个人,把他们送到医院去,回来时忽然发现人行道上有一摊鲜血和几段被炮弹炸开的人的肢体。她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抢救已经没有用,就打算从旁边走过去,这时候不知从那儿冒出了这个拎着手堤箱的发疯的少校,他拔出手枪,强迫她们把一个妇女的残肢收拾在一起,抬到医院来……

  “从各方面看来,这人是他的妻子……或者姐妹,”一个女民兵救护队员说。

  我吩咐几个姑娘把残肢送到太平间去,从担架上拿起手提箱和军大衣,把军大衣搭在栏杆上,就回到急诊室里去。

  少校坐在椅子上,他的军便服右面的袖子卷了上去。奥莉亚正在一张小桌旁忙着配药,沃尔科夫手里拿着空针筒。看样子他刚刚给少校注射过吗啡或阿片总硷。

  我把手提箱放在椅子旁边。一看见手提箱,少校的眼光又露出疯狂的神情。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卡嘉呢?卡嘉在哪儿?!”

  “安静一点,”沃尔科夫生硬地说,“正在给她动手术。是您自己要求的。”

  “对,对……动手术,”少校重复着说,犹豫不决地坐到了椅子上。

  沃尔科夫仔细地望着他,等待药品发生作用。

  五分钟过去了。我们大家——沃尔科夫、奥莉亚和我——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竟震惊得忘记了还要到防空洞去运送伤员。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说。

  “薇拉!”沃尔科夫责怪地说。

  我自己也明白,不该打听这件事。

  不过,和我们所担心的相反,少校忽然完全清醒地说起说来,只是说得十分缓慢。

  “我们从战争的头一天起就没有见过面……现在给了我三昼夜假期……我托一个同志事先告诉她,说我今天到家……她……出来接我……我已经看见她了……喏,就象看见你们一样……也许稍微远一点……接着……那颗炮弹……在我眼前,你们明白吗?”

  ’

  “大概爆炸的气浪把她弹到房子的路上了。”沃尔科夫轻轻地说。

  “对,对,”少校连忙附和说,接着声音有点儿惊异地说下去:“我倒……活下来了……不是话下来了吗?可是我几乎就在旁边呀……怎么会这样呢?”

  直到现在,他脸上可怕的怪相消失了,恢复了正常的神情,我才看出少校还很年轻。他顶多三十岁到三十五岁。

  突然,他的眼光又停在那只手提箱上。

  他慢慢俯下身子,拎起手提箱,把它放在膝盖上,打开来。

  我们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把眼光集中到手提箱里面的东西上。里面除了一串串象奇异的项链似的深褐色东西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是……蘑菇……”少校拿起其中一串,莫名其妙地看着它,悄悄地说。“女电话员们采的,晒干了……我带回来……打算给卡嘉增添点营养……在列宁格勒,你们大家在挨饿呀。”

  他忽然住了嘴,把脑袋垂到胸前,哭了起来。他无声地抽泣着,只有肩膀在抖动。

  我走到他身旁,把他膝盖上的手提箱拿开了,在一种难以克制的感情驱使下,对沃尔科夫和奥利亚说,

  “你们走开吧,全都走开。”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沃尔科夫和奥莉亚二话没说就服从了。沃尔科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轻地说:“他的手枪……在那边小桌上。”

  “少校同志,您叫什么名字?”他们走后,我问。

  他好象没有听见我的话,不过已经不再哭了。他的脑袋无力地垂着,下巴紧贴住胸口。

  我害怕他失去知觉,就从旁边走过去,手放在他脑门上把他的脑袋扶起一点。

  “您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一遍。

  他睁开眼睛仔细看看我,冷淡地说:“这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没有……被炸死;”说罢,他摇摇头,仿佛对他没有被炸死这件事觉得惊异似的,忽然问道:“那么你是什么人?是护土吗?”

  “是助理军医,”我说。

  “我没有姐妹,”他仿佛没有听见我的回答,说道。“有过妻子……叫卡嘉……”

  “现在我就是你的姊妹了。”

  少校朝我望望,好象刚刚看到我。

  “你是安慰我吗?”

  “是的。安慰你。现在来安慰你。有时候是需要别人来安慰的。以后你自己就会有力量了。”

  “你怎么……知道的?”少校突然警惕起来,问道。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才知道。”

  我没有挑选字眼。我请求沃尔科夫和奥莉亚离开的时侯,并不知道要对这个人说些什么。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你有丈夫吗?”少校蓦地问道。

  “没有。”

  “这才好。这太好了……等着吧,等到战争结束……”

  他好象在想心事,接着,紧盯住我说:“把她……放到哪儿去了?把卡嘉……”

  “我们要把她埋葬起来。亲自动手。”我同样看着他的眼睛回答。

  他默默地点点头。然后又问,

  “你说,你也……碰到过可怕的事情?”

  “碰到过。”

  “并且……活下来了?”

  “你不是看到我了吗……我还在安慰你呢。”

  “你替我向那几个姑娘……喏,那几个女民兵救护队员……道歉。我神经失常了……简直不能相信。”

  “她们自己全都明白了,没有生气。”

  “这才好。”他稍微带点口吃又重复一遍:“这就好了。”

  后来,他突然站起来说:“那么我走了。”

  他把军便服拉拉平整,顺手摸模打开的枪套,看来感到很奇怪:枪套是空的。

  “手枪在那儿?”

  我走到小桌旁边,拿起沉甸甸的“TT”型手枪递给他。少校接过手枪,若有所思地对它望望,却不把它放进枪套,笑着问:“现在你不替我担心了吗?”

  “是的,不担心了。你不会给德国人送礼的!”我口气生硬地说。

  他把手枪放进了枪套。

  “蘑菇你留着吧。你肯留着吗?”

  “谢谢。我留着。我们这儿正在挨饿。”

  “我走了。”

  “现在你走吧。等一等。”

  我跑到外面台阶上,把那件还搭在铁栏杆上的军大衣拿回来,递给了少校。

  “给你。别忘了……”

  他望了一眼血迹班斑的军大衣,一刹那间他的脸上又露出那种可怕的怪相,不过马上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小心地卷起军大衣,说一声“再见”就走了。

  晚上,我顺便走进苏罗甫采夫大尉住的病房去看看他。我所以去看他,是因为我答应过他。

  医院的主任医师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奥西米宁使我们养成了—个习惯,对伤员作出的任何诺言一定要做到。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患病的过程和病人的精神状态有直接联系。

  对我来说,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在医学院里,教授们上课时教的就是这些。但是,只有在这儿医院里,我通过实践才相信,对于一个受到难忍的疼痛折磨的人,一句温柔的话,或者仅仅在肩头上轻轻一拍,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但这一切可不那么简单。一个伤员,听了女护士或者女卫生员讲的几句温柔的话,往往就开始生活在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世界里。他在前线作战时,只能抽空在潮湿的掩体或一半被水淹没的掩蔽所里睡一睡,当时那种几乎被压抑的感情,现在又以特殊的活力迸发出来了。他开始感到,这个穿白色工作服的女人是他所碰到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一个。他万万想不到,她走进另一间病房,同样可以这样温柔地和另一些人说话,他深信她的全部柔情只是对他,对他一个人而发的……

  我们这些护土、医生和卫生员都深深了解这一点。因此,如果知道这种幻想能够帮助他忍受病劳,早日恢复健康,就有意识地不让这种幻想破灭……

  我不大愿意到苏罗甫采夫那里去,因为我还没有摆脱炮击时发生的那件事的可怕印象。少校那张痛苦得变了样的脸,担架上一块块鲜血淋漓的肢体,一串串深褐色的干蘑菇——所有这些,仍然出现在我的跟前。

  可是,我想到已经答应苏罗甫采夫晚上到他那里击,只好去了。

  跟苏罗甫采夫同病房睡在邻床上的安德烈·萨维里耶夫,那个从基洛夫工厂来的快活小伙子,正蒙头躺在那里,看样子已经睡着了。这个小伙子的伤势恢复得很快,显然再过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

  苏罗甫采夫闭着眼睛朝天躺着。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他也在睡觉,这样就可以把病房的灯关掉后离开,第二天也可以不用骗他,就对他说,我来过了,可是不想叫醒他。

  但是苏罗甫采夫并没有睡。他睁开眼睛,喜出望外地说:“啊,谢谢你来看我。坐下吧,坐一会儿陪陪我。”

  我为了不惊醒萨维里耶夫,小心地把靠墙的一把椅子搬过来,放在苏罗甫采夫的床边,坐了下来。

  “大尉同志,您身上觉得怎么样?”我问。

  他微微皱起眉头说:“别这样称呼我,用不着。到处都是‘大尉’呀‘大尉’的,可我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啊。我连自己的名字听起来也不习惯了……”

  “你有什么事放不下心来?你想做什么?喝水?还是吃一点东西?”我继续问道。

  “是的,我想,”苏罗甫采夫回答说。“想离开这儿!”

  他说话时显得那么愁闷,那么痛苦,我甚至担心起来:

  “在我们这儿难道不好吗?”

  他摇摇头:“不……我不是因为这一点。”

  “那就应该安心躺着,把伤养好,”我用教训的口吻说,尽量使大尉丢开那些无疑对他健康不利的念头。“现在我来把枕头整理一下……”

  我一边说,一边伸手到他脑后,把头托起一点,再用另一只手拍松压皱的枕头。

  “瞧,现在一切都好了。这会儿该睡觉了。对吗?”

  “您……很忙吗?”苏罗甫采夫忧郁地问。

  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忽然用“您”称呼我了。

  我什么地方也不忙着去。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炮击期间在急诊室值班的人可以早些睡觉。但是我疲倦极了,打算象平时在这种情况下那样说:“我还要去看一看别的伤员呢。”但是,他的声调里含有一种什么意味,使我欲言又止,我就沉默不语了。

  苏罗甫采夫露出一丝笑容,说:“那么您不忙罗?……不过您还是走吧。我一切都很好。体温正常,一小时以前给我量过。胳膊痛得还可以忍受。您走吧,薇拉。”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在没有证实伤员一切都正常以前,不能就离开。我对苏罗甫采夫有点不放心。

  “您说,您想离开医院。为什么呢?”我问。

  “您要是到过前线,亲眼见过法西斯分子,您就会明白了。”他回答。

  我觉得仿佛有人把我的心揪紧了。大尉的话突然把我推到了过去的日子里。

  “薇拉,您怎么了?”我听见苏罗甫采夫惊慌的声音。

  但这时我已经控制住自己,甚至还设法露出一丝笑容:“我?没什么。您这话是打哪儿说起的?……”

  “您的脸色不知怎么发白了,脸也变了样子……”

  “变了样子?”我反问了一句。

  “是啊。变得陌生了,不象了,甚至变得凶了。不,不是凶,象是有点儿……板起了脸。您生我的气了?是吗?”

  “我为什么要生您的气?”我平心静气地回答。

  “我说了傻话。您大概以为我在怪您没有到前线去吧。可我,不瞒你说,瞧不起那些在老百姓面前标榜自己到过前线的人。我们撤退的时候,我觉得没脸见妇女和孩子们,恨自己不能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敌人的蹂躏……您应该了解我,薇拉。我从战争的头几天起就到前线去了,可一次也没有把德国人赶走,明白吗,一次也没有!不撤退——这是常有的事,在卢加我们就抵挡了他们三星期。在普耳科沃附近也没有让他们通过。可就是没能把他们赶回去。现在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眼看就要突破包围了,我却躺在这儿……多不象话啊!”

  他稍微抬了抬那只绑着石膏的胳膊,立刻痛得皱紧眉头,把它放到了胸脯上。

  “安静地躺着吧,这样可不行,”我看见苏罗甫采夫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就焦急起来。

  “是啊,”他愁闷地承认了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得出这是不行的。”

  “您在哪儿受的伤?”我问。

  “在‘小地’,”他咬紧牙关回答说,可见疼痛还没有过去。

  瞧,原来他是从那边来的!……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做什么,一把抓住他那条没受伤的胳膊,恳求说:“嗳,您给讲讲吧,伏洛加,给讲讲吧!这么说,快了?对吗?我们的人很快就要会师了,对吗?!”

  大概我这些话说得太响了,睡在旁边床上的萨维里耶夫在毯子下面翻了个身。

  “有什么好讲的?”苏罗甫采夫愁眉苦脸地回答。“我在这里……他们在那边呀。”

  “反正是一祥,”我还是不肯罢休,“您刚刚从那边来,一定知道我们的人在哪儿,第五十四集团军在哪儿!这个集团军不是正在认对面赶来吗?”

  大尉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恳求说:“您不要伤我的心吧,薇拉!您怎么还不明白?……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有两昼夜不在那边了。”他沉吟了一下又加上一句:“如果会师了,电台会广播的。”

  “可能在等待胜利局势最后稳定下来吧?”我不大有把握地说。

  “可能是这样,”苏罗甫采夫表示同意;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默默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不知道应该等待,还是走开。

  苏罗甫采夫依然闭着眼睛躺着。他的脸还很年轻,但鼻粱上面却已经出现两条隐隐约约的皱纹。我还觉得,他右面鬃角的头发比其他地方的颜色要淡一点,好象褪了色。

  象其他许多从前线到我们这儿来的伤员一样,他的脸也是灰蒙蒙的,不知是一种去皮脸色发黑的奇怪病态,还是渗入毛孔的细小尘埃造成的。

  “您没有走?”苏罗甫采夫睁开了眼睛,忽然问道。接着,他不知为什么疏远地说;“走吧。人家大概等着您呢。您可是在工作呀。”

  “照料伤员,”我努力笑了笑回答说,“这也是我的工作。”

  “我不需要照料,”他闷闷不乐地说。“还有伤势更重的伤员呢。您到他们那儿去吧。谢谢您。”

  他把头扭到一边,又闭上了眼睛。

  我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椅子搬回靠墙的地方,掩上病房的门走了出来。

  空荡荡的走廊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节拍器有节奏的拍击声。

  “为什么忽然表现出这种突如其来的疏远甚至嫌弃呢?”我心里想。“也许我不应该向他打听?……但是,当我知道他曾经到过眼下正在决定我们命运的地方以后,我怎能不声不响呢?……”

  我在黑色的喇叭下面站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节拍器马上既要关掉,不过,这不是为了让广播员在喇叭里发布警报,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我忽然想到;“那时候,头几句话会怎么说呢?‘公民们……’不,‘同志们!……现在广播一项紧急通告……’或者是这样:‘同志们!朋友们!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被突破了!……一刹那间,我仿伤佛真的听到了这些话。

  但是,不对。从硬纸板做的黑色喇叭里发出的只是节拍器的拍击声。只有节拍器的拍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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