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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六章



在十月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把全副精神都寄托在希望上面。

  大家奔走相告着这样的消息:我们的方面军已经展开决定性进攻,第五十四集团军的部队正从对面赶来接应他们。

  人们的心情大不相同了。过去,当我们知道敌人差不多逼近了斯塔乔克街,眼看要到达国际大街的时候;担心会有更坏的消息,现在却一天比一天更盼望突破包围的消息了。

  我们急不可待地翻阅着《列宁格勒真理报》和《保卫祖国报》,这份前线报纸,我们医院也收得到。

  那些新来的伤员,伤势如果不太严重,大家就向他们详细打听消息。碰到后送证上注明那个战士或指挥员是认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区来的,嘿,那时几乎全体医务人员既都跑到急诊室去了。“我们的人在哪儿?第五十四集团军在哪儿?德国人在哪儿?……”问题接二连三地提出来。

  大家只盼望着一个回答,唯一的回答:“我们会师了!”或者最差的是:“还有—公里……两公里……三公里……”

  要是听不到这样的回答,大家就暗中安慰自己,这位伤员大概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状况,一定是刚刚开始进攻他就离开队伍了。

  对市区的炮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了。早上人们忙着去上班和晚上六七点钟回家的时候,在街上行走特别危险。空袭也没有停止,尽管我们从受伤的飞行员那里了解到,我们的歼击机手为了阻击敌人,不让他们侵犯列宁格勒的领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

  十月中旬,城里重新登记粮食配给证。在报上和广播里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取缔利用配给证来进行投机,以及没收德目人企图搅乱粮食供应调度而空投到城里的伪造的配给证,我们毫不怀疑重新登记的决定是正确的。确实有些坏蛋通过某种途径搞到配给证,然后以三倍的高价卖出去,或者换到贵重物品。

  但是我们还了解到另外一种情况。许多入把已经疏散的家属留下的配给证一直使用到月底。

  要是换了我,可能不会这样做,不过,我所以能够这么轻易地说,也许是由于我每个月献血两次,领取一份献血口粮的缘故吧……不管怎样,我不打算责怪这些人。因为配给标准已经降低三次了,最近一次是在十月一日。

  配给证重新登记以后,日子更加难过了。但是在十月下旬,人们对于一切苦难好象压根儿不去理会了。他们只想着一件事,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或者再过一个星期,这一切都要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家里去。

  我和他在九月里就失掉了联系。城里所有的私人电话都已经拆除,我无法事先通知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那个星期六我不能和往常一样去看他。过了几天,我值好班,向院长请了假到莫伊卡河去,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在家。我又揿铃,又敲门,折腾了半天,然后去找看门人,看门人对我说,瓦利茨基事先关照,说要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就在两三天以前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也猜不透: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样的年纪,会有什么“特别任务”呢?

  说实在的,我回到医院里,就暂时忘记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不得不一连几昼夜工作着。每当空袭和炮击以后,伤员就接连不断地送来,有的来自前线各个地区,有的直接来自列宁格勒各条衔道。我累得筋疲力尽,经常头晕,眼前金星直冒。

  轮到我献血以后,我们的外科医生安德烈·波特罗维奇·沃耳科夫忽然说:“休息一昼夜!就这样。执行命令吧。”

  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正要睡觉,已经坐到了床上,忽然想起很久没见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了,不知他的情况怎样。他去执行“特别任务”回来了汉有,身体健康吗?

  我对于自己的家属是比较放心的。父亲已经住到工人宿舍里,妈妈搬到邻居家里去了。那家邻居和我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比我们家高两层楼,我们两家很要好。我到他们那儿去过几次,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妈妈。可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呢……

  我决定再到莫伊卡河去一次。

  自从我第一次到瓦利茨基那儿去过以后,他就成了我敬爱的亲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待我也很亲热。每一次我要回医院的时候,他总是闷闷不乐,依依不舍地把我送走。

  不过,问题也许不在我,也不在他的孤独吧?大概他一看见我就想到儿子吧?也许,我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儿去也不是为了他本人吧?

  我经常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已经死心塌地地决定永远不和托利亚见面了吗?……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回忆往事,痛恨自己……我甚至无法设想自己怎样再和托利亚见面。不,不会有这样的事!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让他以为我不再爱他,看上别人了,就算看上阿廖沙·兹维亚金采夫吧。

  可是和托利亚的父亲断绝来往,割断我们俩之间的最后一线联系,我却办不到。

  就拿现在来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突破包围的消息的时候,我想然很想见见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证实一下,他安然无恙,和他谈谈,把令人振奋的希望告诉他。

  晚上五六点钟,我走出了医院。在到电车站去的半路上,我看到几幢在一星期以前还完整的楼房,这时已经被炸毁了。

  有一辆电车开过来,里面阴沉沉、黑洞洞的,有一半位子空着。售票员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穿着帆布上装,她从我手中接过一枚硬币,撕下一张车票。我看到她那关节突出、象老妇人那样的瘦长手指,心里后悔没有把自己的口粮留下一点来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但要紧的是他在家,能够见到他!

  我很走运。我不仅碰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家……我刚刚脱下大衣,他就递给我一封阿纳托利写来的信!……

  我就坐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书房里的圈手椅上读起来:

  薇鲁尼亚,我亲爱的!

  我要跟你说的话是那么多……可是我没有时间写长信,因为在前沿这儿,每一秒钟都有死亡的危险,你把信开了头,却不知道能否把它写完……

  父亲来信告诉我,你到他那儿去过了,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了从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他大概也告诉你了,我回到列宁格勒以后,就打算找到你,可是毫无用处:当时你还没有回来呢……

  我没有权利写明我是在前线哪个地区。所以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就是:我正在保卫列宁的伟大城市。

  我还象从前那样爱你。

  你的阿纳托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交给我的信没有启封,他说这封信是附在寄给他的那封信里的。

  我把托列亚写的几行字读了两遍,等我把信放到膝盖上时,发现老人正在紧张而期待地望着我。我不假思索就把信递给了他。

  他聚精神地读起来,这时我才想到,也许不该给他看那封信。并不是因为信里的几行字只是写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因为托利亚想必没有写信告诉父亲,说他正在冒着死亡的危险。

  后来……后来我就睡着了。我还记得,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告诉我,这几个星期他都在基洛夫工厂干活,修理一项供水设备,目前他正在画宣传画。他大概还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已经听不见了。极度的疲乏使我支撑不住,我就那么坐在圈手椅上睡着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碰碰我的肩膀。我一下子跳起来,闹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久。

  “薇罗奇卡,”他轻轻地说,“您不是有一昼夜的假期吗?走,我送您到卧室去。”

  “不用,不用,您别费心!”我大声说。“我睡着多久了?”

  “两分钟以前睡着的。”

  “我该走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不行,”他坚决而又象恳求似地说。“您自己说的,明天晚上才回医院去。您到我们的卧室里去唾吧,我就睡在这儿长沙发上。我想象得出,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这里您可以睡在我妻子的床上,有干净的被褥,安安静静的……当然,要是不打炮的话。”

  “不用,谢谢,不用!”我还是不答应,不过感到双脚仿佛绑上了一对秤跎。我又坐到圈手椅上。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大概认为我说“不用”,是针对他说的他妻子的床那些话,所以连忙说:

  “你还是睡到托利亚的房间里方便点吧?对,对,当然罗,”他一迭连声地说,由于自己想到这个主意而感到高兴。“您就睡在托利亚的房间里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要听了!”

  他扶我从圈手椅上站起来,轻轻推着我通过走廊,后来他打开一扇门,把灯扭亮,说:“以前托利亚就住在这儿……”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打量着这个房间。一张铺得整整齐齐的床映入眼帘。套着白色床套的被角掀了开来,大枕头上面故着一只小枕头,天蓝色的枕套上镶着花边。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击发现我的眼光,悄悄地说:“这是他母亲临走以前做的。万一他回来,就可以马上躺下睡觉。她总是在临睡前亲手替他铺床……”

  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是他控制了自己。

  他在那里踱了几步,接着抱歉地说:“可惜我不能让您洗个澡。没有劈柴烧锅炉。睡觉吧。我马上去给您拿件睡衣来。”

  他说着走出了房间。

  “为什么,为什么我留下来了?”我心里想。“那边医院里正需要我呢!……”

  可是我的一双眼睛闭起来了……

  “我暂且待到早晨,”我对自己说,“和衣躺一下,然后搭头班电车走。”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拿着一件 过的玫瑰色长睡衣回来了。

  “拿着吧,”他说,“这是玛沙……玛利亚·安东诺夫娜爱穿的睡衣,”他好象对自己的温情脉脉很不满意,便改换口气严肃地说。“现在该睡觉了。躺下睡吧!”

  他朝门口走去,中途又停下,回过头来说:“薇拉,传说一两天内就要突破包围了,您听到了没有?我忽然想到……您是在医院里工作的。那儿经常有前线来的伤员……总之,您是否有更吃得准的消息?”

  “正在进行激战,”我回答。

  我所说的话,在我们医院的政治通报上已经重复过多次了,我们奉命在有人打听前线情况时,就回答这些话,而绝口不提我们从伤员那里了解到的战斗地点和部队番号。

  我立刻感到很不舒服。我为什么说这句无关痛痒的话来敷衍呢?难道这位聪明的老人希望从我嘴里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回答吗?我到这里来,不就是想把目己的希望告诉他吗?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下定决心说,“涅瓦河滩头阵地那儿正在进行激战。我们的部队和第五十四集团军要在一两天内会师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本来就笔直的身子更加挺拔了,一双眼睛更富有表情了,他急忙朝我跨上几步,一迭连声地问:“您说在哪儿,在哪儿?!”

  “在涅瓦河左岸。大约在锡尼亚维诺地区。”

  “锡尼亚维诺?”他皱紧眉头反问了一句,看样子正在苦苦回忆这个居民点所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是从伤员讲的话里才知道的。

  “这个地方在拉多加湖南面一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的人要突破包围了。列宁格勒的部队从这边进攻,第五十四集团军从那边进攻。”

  “啊,啊,我明白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仿佛想得出了神,接连说。后来他忽然笑逐言开,大声说:“这该多好啊!”他沉思片刻,说了一声:“您等一等!”就几乎跑着离开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他双手棒着一本厚书回来了。那是一卷苏联大百科全书。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床沿上,把书摊在膝盖上,急忙地翻阅着,一边嘟嚷着说:

  “列……列……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州……这儿肯定有地图……喏,找到了!您看看!嗳,看看吧!找一找这上面锡尼亚维诺在哪儿?……这讨厌的小字我看不清楚!”

  我在一旁坐下来,把书拿过来放在膝盖上,仔细瞧着地图。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激情大概也感染了我。我激动地念着地图上的地名。

  忽然,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大叫起来:“锡尼亚维诺!有了!找到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了那本沉甸甸的书。

  “在哪儿,在那儿?!”他一迭连声地问,拼命辨认着用小字印的地名。

  “您瞧,”我说,“这儿是拉多加湖。这儿是施利色堡。这儿呢,”我用指甲从施利色堡往南划了一条短线,“这儿是锡尼亚维诺!下面一点是姆加。现在您看见了吗?”

  “啊,啊,现在我看见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点点头,眼睛紧盯着地图。“就是说,在这儿……”

  “还有这儿,从锡尼亚维诺往西,差不多和它平行,靠涅瓦河右岸的就是涅瓦河边的杜勃罗夫卡区。我们的人已经渡河到了被德国人占领的左岸。战斗正在这儿进行。”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注视着我手指的动作。

  后来他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激动得声音发抖,问:“那么……那么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吧?是吗?确实知道吗?……”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我知道,在“涅瓦河边小地”那儿正在进行十分艰苦的战斗。不过,我也象我们医院里所有的人一样,认为最近几天就要突破包围了。

  因此,我斩钉截铁地说,

  “是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不用等多久了。”

  他默默地点点头,拿架起他那本百科全书走出了房间。

  可是,过了两三分钟他又回来了。这回他手里拿着几张厚纸。他匆匆忙忙地把纸铺在桌子上,说:“到这儿来,薇罗奇卡。”

  那是几张图稿。我仔细一看,发现都画着同一个战士,不过可以说是他的各种姿态。在一张图纸上,这个战士穿着军大衣,拿着步枪,在另一张图纸上,他穿着敞开领口的军便服,额上缠着绷带;在第三张图纸上,他双手举着一面旗。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朝我望望,然后把眼光移到图稿上,问道:“薇拉,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了。这种事我一窍不通,叫我对这位著名的建筑师说些什么好呢?……

  “我挺喜欢,画得不错,”我犹豫不决地说。

  “正巧画得不好!我的宣传画艺术您可以在一些地方房子的墙上看到。这些仅仅是草图,我不是问您画得好不好,我问的是实质。”

  我莫名其妙地朝他望望。

  “也难怪,我还什么也没有告诉您呢。您要知道,这还是在我奉命到基洛夫工厂去以前的事,我闲着没事干,就着手画这些草图。我好象觉得纳尔瓦门那儿的老凯旋门……也许没有拆除,是的,不过要添上新的标志……或者应该在别的地方再造一座拱门……当然得等到战后。可能在国际大街尽头的普耳科沃高地前面。喏,造一座类似胜利门的东西,或者干脆造一座纪念塔……”

  “这太好了!”我大声说。“我特别喜欢……”

  “您等一等,”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忍不住嘟嚷一声,“我已经说过了,只是画给自己看的。可是那时候华斯涅佐夫到我这儿来了。”

  、

  “华斯涅佐夫?到您这儿来?”我惊奇地反问。

  “对,对,正是华斯涅佐夫,市委书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象只公鸡那样昂起头,自豪地重说了一道。“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有事找我,就跑来了。草图放在我的桌子上。‘他看见了……这一张!”瓦利茨基桃出画着战士双手举旗的那一张,在半空中挥挥。“华斯涅佐夫说,造一座新凯旋门的主意他很窃欢。第二天早晨,我到基洛夫工厂去,就忘记了……这件工作。现在才想起来……”

  他把那张草图放在桌子上,仔细看着我,把握不定地说:“您懂得我为什么画吗?”

  “是的,”我轻轻地说。“我懂了。”

  “这么说,现在也许已经到时候了……该把它画完了?是吗?……现在不是快了吗?……”

  他一下子把我拉到身边,吻吻我的脑门,然后压低声音说:“睡吧。祝您晚安!”

  他把桌子上的草图收拾起来,走出去了。

  我已经不想睡觉了。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进行的这场谈话使我心情振奋起来。

  “现在已经快了!……”我反复地想着。

  我把托利亚的信拿出来,重新念了一遍。

  忽然,我想到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他正在‘涅瓦河边小地’那边,在那个几乎任何人都免不了伤亡的地方吧?”

  我害怕极了。难道托利亚会牺牲吗?!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随便地踱着,然后又坐下来,用另一种眼光打景着四周。这里曾经是他的卧室,还是小学生的时侯,他就坐在这张老式桌子旁边。这儿右边有几滴墨水迹,这儿大概是用削笔刀刻的姓名的头一个字母:“阿·瓦”,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和他息息相关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儿。托利亚没有邀请我到他家里来,说在父亲面前不好意思,说他父亲是个著名的建筑师。可是为人傲慢粗暴,自私自利。他说得多么不对头!做儿子的怎么可以这么不了解父亲!也许是战争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改变了,使他成为现在我所了解的样子吧?……

  在房门左边的墙旁有一个衣橱。:我把橱门打开一点,看见了托利亚的几套西服。我把它们翻弄着,觉得衣料上还保留着他的体温。

  突然我浑身感到——阵战栗。我手里拿的正是托利亚到别洛卡明斯克去时穿的那件淡红色条纹上装的下摆……

  我从衣架上拿下了上装。上面看得出斑斑点点的污迹,显然,托利亚回到列宁格勒以后,他母亲曾经竭力想把这些污迹洗掉。

  西服裤子没有看到。裤子大概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

  于是一切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间可怕的顶楼,手电筒的刺眼的光芒,被德国人拖往楼梯口的阿纳托利的喊声,然后,然后是……一片黑暗,一阵热呼吁的令人作呕的气息喷到我的脸上……

  “不!不!”我叫喊着,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

  忽然,我听到一个声音:“薇拉,薇罗尼卡,亲爱的,您怎么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击穿着上装站在门口。

  “您不舒服吗?您觉得难受吗?”他焦急地问。

  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叫喊过了……

  我尽量想清醒过来,用手满脸擦了一遍,终于喃喃地说:“不,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哪儿的话!我……我已经打算睡觉了……”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抓住托利亚的上装,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我脸蛋发烧,一下子转过身去。

  “请原谅,薇罗尼卡,我还以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慈样地说。“近来我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半夜里忽然听见有人叫喊。这是老年人的错觉。放心睡吧,薇拉,躺下吧。”

  他走出房间,小心冀冀地在身后掩上了房门。

  我呆若木鸡地站了一会儿,丰里仍旧抓着那件上装。后来,我把它挂回到衣橱里。“好吧,该睡觉了。”我命令自己,就坐到椅子上,动手脱掉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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