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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二章



在法西斯入侵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使人感到,这种优势能够使他的闪电战取得胜利。

  他不明白,尽管德军已深入苏联领土,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至今还不能拿下列宁格勒,也不能拿下莫斯科,为此他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把这件事归咎于他那些元帅和将军,抱怨他们有损元首的天才。很久以后,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他把这件事归咎于德国全体人民。

  苏军的猛烈抵抗只是使希恃勒感到惊奇。这个法西斯独裁者是无法理解其中原因的。他认为苏联人民的抵抗是暂时的现象,可以借助于暴力也只能借助于暴力把它镇压下去。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以后,希特勒得出了一个他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必须在这场赌博中加一倍赌注,即使为时太晚,也要拿下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升起卐字旗,以此来恢复自己的威望。至于列宁格勒呢,用饥饿来扼杀。

  九月十六日希特勒批准了“台风’作战计划,现在希特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莫斯科。

  为了攻打莫斯科,希持勒决定集中他至今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从未集中过的大量军队和武器。他从冯·莱布那里调出赫普纳坦克集群和两个军。当时希特勒为了深入乌克兰并进一步取得高加索的石油而从中路调到南方给隆斯德特的整整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群,现在也还给冯.柏克了。这样一来,希特勒所部署的四个坦克集群中现在就有三个在“中央”集团军群里。到九月底,已经准备好一百多万兵员、一千七百辆(门)坦克和强击炮以及近一千架飞机进攻苏联首都。

  如果希特勒拿下莫斯科,他准备怎么对付这个城市呢?他决定要淹没莫斯科,把这个创建了八百年的城市变成汪洋大海。在希特勒专门发布的命令中就规定,在淹没莫斯科以前,必须“严密”包围这个城市,“不让一个俄国土兵,一个居民,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婴儿逃出这个城市”。

  希特勒也想淹没列宁格勒。把淹没城市作为“向敌人报复”的办法,这是在希特勒头脑中始终盘旋着的一个念头。他恨水。很难说,是汉斯·赫尔比格神秘的预见以及他那“永久冰层”的启示录的幻象在起作用,还是那赎罪的火和水各不相容的“理论”在影响希特勒,但不管怎样,放水淹城是他梦寐以求的惩罚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办法。

  三年半以后,放水淹没柏林地下铁道,把在那里避难的数万名德国人淹死,成了希特勒临死前发出的最后命令之一……

  但这是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事,而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希特勒却相信,他很快就要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检阅德国军队。

  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十日凌晨,“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宣读了希特勒的命令:“……已经为最后一次进攻创造了先决条件。此次进攻务必在冬季到来之前全歼敌军。不管这次进攻需要多少人力,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对于德军这次进攻,苏联最高统帅部是否感到意外呢?

  斯大林预见到这次进攻吗?

  他对那些在九月下半月不断送到总参谋部来的情报——其中包括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地面和空中的侦察报告以及俘虏的供词等,都估计得正确吗?这些情报都证明了敌人正在中路不断增兵,重新部署力量,把兵力集中在杜霍夫施纳、亚尔策沃、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耳、肖斯特卡和格卢夫等地区。

  他是否从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情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这个情报通知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敌人正沿着明斯克—斯摩棱斯克铁路和斯摩棱斯克到亚尔策沃和罗斯拉夫耳的公路把预备队运到前方。

  斯大林对敌人迟早企图攻占莫斯科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预见到这一点,最高统帅部建立了预备队方面军,并将其部队直接配置在西方方面军的后方,因此大大加强了纵深防御力量。正是为了准备在中路反击德国人,国防委员会命令迅速建立新的预备军。这些预备军在后方秘密地建立起来了。沃格科拉姆斯克和莫扎伊斯克的筑垒地区的工程正在加速进行……

  是的,最高统帅部知道德国人正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斯大林并不怀疑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之后,企图入冬前在莫斯科进行报复。

  不过,现实的战争和演习之间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演习的时候上级指挥部对“进攻”部队和“防守”部队的力量以及双方司令部的意图都是很清楚的,而在现实战争中总是只能作一些猜测、假定和估计,总是存在着对敌人的各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估计过高的危险,可能被敌人精心设计的假象所迷惑,或者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当作现实而避受损失。

  中路红军各种火炮和追击炮的数量只有敌人的一半。这里只有七百八十辆坦克可以对付希特勒的一千七百辆坦克,只有五百四十架基本上是旧式的苏联飞机可以和几乎达一千架的德国轰炸执、歼击机和强击机进行战斗。

  苏联统帅部有什么办法能使双方力量对比得到某些程度上的平衡呢?

  如果利用列宁格勒前线似乎比较稳定的机会,把本来准备从外面突破列宁格勒重围的第五十四集团军调到中路这里来呢?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列宁格勒置于听天由命的境地。

  把第七集团军从卡累利阿前线调到莫斯科来吗?这就等于让芬兰人突入沃尔霍夫并同德国人会合。

  削弱南方的力量也不行,在敌人占领基辅之后,那里的局势是极为紧张的。

  只有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斯大林只能在以后十分危急的时候才采取,这就是把几个满员的装备良好的基干师从后贝加尔和远东调到莫斯科。

  但谁能担保,德国的暂时还不宣布的盟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得知此事之后,不会突然侵犯苏联的领土?

  ……战争结束后,将军们便转到了和平的环境中,有的退休,有的转业,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做一名历史学家。他们精密统计交战双方各拥有多少军队和装备,就是说,弄清战时每一方极为严格保密的那些数字,同时分析那些结局现在已经一情二楚的战役。

  那时就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莫名其妙地用责备的口气大声叫嚷一连串的“为什么?!”为什么一方既然知道另一方的优势,却不加强自己的力量?为什么某一个军事首长把军队集结在他认为敌人会在那里突破的地方,而当时,正如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的,敌人不过是制造一个假象,仿佛要向那里进攻,而实际上却从南面或北面向前推进?!

  哎,这要命的“现在”!是的,在错误和失算造成之后;在硝烟消散,大炮沉寂,伤亡、俘虏、失踪人员点清之后;在大小战役的结果都显而易见的时候,再来分析这些错误和失算,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事过境迁,现在来谈什么有预见才能还是没有预见才能,谈什么何时该攻,何时该退,该往哪里调兵,该点什么将,都很容易。但当时战争正在进行,由于许多情况不明,要权衡轻重却难得多,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底,苏维埃国家正面临战争危急时刻,更是这样……

  就这样,斯大林同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的第二次会见订于九月三十日举行。

  就在这天的黎明,冯·柏克的集团军群各部队下达了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进攻”的命令。

  一小时之后,“中央”集团军群象一只万头怪物,在隆隆的坦克声中,在几百架飞机的呼啸声中,在一万四千门大炮的轰鸣中,向东方,向莫斯科猛扑过来。

  当斯大林接到关于德国人发动新进攻的报告时,起初他决定将下午两点和外国人的会见推迟,但立刻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武器问题太重要了。

  苏联生产坦克、飞机和大炮的工厂每天开工二十四小时。疏散到东方的企业在铁路站台上卸下机床和装备,到这些企业供应产品,往往只需几天或几星期。可是,仍不能指望我们的工厂在近期内生产出和敌人同样数量的武器。

  是的,斯大林并没有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他并不认为英美会保证供应所缺乏的武器。同英国建立军事联盟的经验和霍普金斯八月的访苏,都说明盟国的军事援助甚至满足不了红军的最低要求。

  但是,斯大林深信现在同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的谈判,可以在战争胜负的比重上,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因此他决定不但不推迟已经约定在九月三十日举行的会见,而且还象昨天一样,亲自参加。

  这次会见很短暂。哈里曼通知说,他现在唯一可以声明的是关于提供有刺铁丝的事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并将立即启运。至于其他的物资和技术援助,明天将从伦敦和华盛顿得到逐条答复。

  下一次会见约定在第二天。

  当十月一日下午六时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来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这一次没有大使陪同),他们已经知道德军开始进攻的消息。

  但是他们觉得斯大林仍然很镇静,举止丝毫没有变化。

  跟前一天一样,他态度从容地向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问了好,请他们坐下,然后自己就坐。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薄薄的红色文件夹。

  “首先,”比威尔布鲁克开始说,“我想为我们使馆工作的缓慢向您表示歉意,并把丘吉尔先生的信交给您。”

  说着,他从西装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厚实的信封,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信,在手里掂了一下,没有看,就把它放在旁边,然后慢慢地说:“昨天德国人在西部战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我们在使馆里已经听到广播了,”比威尔布鲁克说,“老实说,我们还想,您今天除了忙于军事外,不能过问别的事了。”

  “难道我们在这儿搞的不是军事吗?”斯大林稍稍扬起眉毛回答说。

  “当然罗,”哈里曼答道,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文件夹,抽出两张别在一起的纸,交给斯大林。”这是一张清单。我们希望您能把这件事看成美国和大不列颠对我们共同事业的贡献。”

  斯大林接过两张厚实的纸,看了一眼,头也不回,就递给了李维诺夫。

  李维诺夫轻声翻译着清单上写的东西。

  他译完以后,斯大林就说:“那么,你们建议每月提供四百架飞机,五百辆坦克,以及高射炮、反坦克炮和铝等,而要求我们提供大量原科作为交换……”

  “那是我们军工生产所必需的,斯大林先生。”哈里曼回答。

  “当然,”斯大林点点头,“我们满足你们的要求。不过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所提供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备要。”

  他说得很慢,同时心里估量着当前如此需要的第一批五百辆坦克和四百架飞机什么时候才能到达。

  哈里曼按照自己的想法考虑着斯大林为什么说得这么慢。

  “未必如此,斯大林先生,”哈里曼带着不满的声调说,“我们有必要谈谈交易……”

  他突然停住不响了。他的沉默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用一句话甚至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而是因为斯大林突然投向他的目光非常可怕,使哈里曼感到无力再说下去。

  但是刹那间,斯大林的眼睛又只流展出聚精会神、谦逊关注的神情。

  “我们不是在谈交易,哈里曼先生,”斯大林没有提高声调,说,“在交易中谈的是钱。可是现在事情关系到人民的鲜血。除此之外,这些飞机和坦克从海路运到时,已经过去不少时间,而战争是不等人的。”

  “请原谅,我表达得不够确切,”哈里曼有点尴尬地说,“我只是想说,我们决定提供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再多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斯大林聚精会神地看了看哈里曼的眼睛。这一回,斯大林的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特殊的表情,可是美国人却觉得这个眼神在说:“胡说!胡说!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是在胡说。但我—切都明白。明白你们为什么在总的方面决定给我们武器,却为什么给得这么少,也明白你们现在为什么心口不一。”

  于是,哈里曼好象在回答这个眼神,说道:“现在我们还能向斯大林先生提供五千辆吉普车。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们的军人对这种车反映很好。这一项不在清单之内,由我负责决定这一问题。”

  “谢谢,”斯大林说,“吉普车对我们有用。”

  “我们还可以向你们提供装甲汽车……”比威尔布鲁克刚要说下去,斯大林轻蔑地挥挥手。

  “不,这种汽车是耗子笼。我们需要的是三吨卡车。我们自己的一吨半卡车够用了,但需要三吨卡车。”

  哈里曼点点头,象上次一样,在笔记本上写几笔,然后撕下一页,放进口袋里。

  接着他转身向斯大林说:“您非常正确地指出,海路太费时间。为什么我们不把飞机运输改为直接经过阿拉斯加呢?”他站起来,走到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地球仪旁,用手指在上面划了一条从美国到苏联东北海岸的线。“这是一条最近最快的路!那时美国飞行员就可以把飞机直接从空中送到你们这儿。”

  斯大林仍旧坐在那里,他只回过头来看着哈里曼。

  “不,”等美国人回到桌边,斯大林说,“最近的路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您的建议有点冒险,因为它可能促使日本参战。我们还是再谈谈那张清单吧……我们能得到多少装甲钢呢?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清单上列的是……”

  “一千吨。”李维诺夫把清单放在眼前,很快地接着说。

  “对,一千吨,”斯大林重复了一遍。“但是据我所知,美国每年生产五千多万吨钢。”

  “不错,但我们还要向英国供应装甲钢板。”哈里曼连忙回答。“英国也急需坦克。德国人进攻英国的问题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而我们又无力很快增加钢的产量。”

  “增产装甲钢的问题根容易解决,只要掺入适当的加入料就行了。”斯大林说,“这是每一个炼钢工人都知道的事。至于说到德国进攻英国的问题,”他用立即变得强硬的声调接着说,“那么,正在流血的苏联军队已经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

  大家都沉默了。

  “也许,”比威尔布鲁克没有把握地说,“注意到这种情况,建立一种类似联合指挥的机构是否可行呢?……我是想说,我们的总司令都能够制定共同的战略计划。”

  “战略,只是纸上谈兵,是幻想,”斯大林回答说。“我赞成在战场上的战略。既然现在英苏并没有联合作战,那又何必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和人民呢?”

  这时传来了刺耳的电话铃声。所有在座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放着两排电话机的小桌。

  斯大林说了声“对不起”,便不慌不忙地向电话机走去。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紧张地在后面盯着他。他们深信,在他们谈判时从来没有任何干扰的这间办公室里突然响起电话铃声,只能是因为发生了非常事件。

  但斯大林却迈着沉着而自信的步子,象不沾地似的,轻轻走到这个大房间的另一端。响个不停的刺耳的铃声似乎并没有惊动他。他没有加快步子,仍旧从容不迫地走到写字桌边的圈手椅旁,没有坐下来,取下一架电话机的耳机,轻声说:“我是斯大林。”

  后来他用稍大一点的声音问:“距离多少公里?”

  他默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立即向沙被什尼科夫报告。我很快再和您联系。”

  说完,他就把耳机放在电话机上。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没有把手从已经搁在电话机上的耳机那里挪开。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两颊的皮肤也紧缩起来,泛红的麻点更明显了。他出神地望着,看样子,他的思想已经远远地飞出这个房间了。

  哈里曼、比威尔布鲁克和李维诺夫不知不觉也都屏住气,伤佛怕一不小心就会扰乱他的思路。

  突然,斯大林的目光又移到电话机上,这时他才发觉他的手仍旧捏着耳机。他松开指头,放下手,又用自己那种非常缓慢的、轻轻的步伐走回长桌边。

  他在椅子上坐好,然后说:“我们总结一下吧。就这样,每月四百架飞机,五百辆坦克,一千吨装甲钢,四百吨有刺铁丝,五千辆吉普车。那么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呢?”斯大林一边问,一边直接朝着手里一直拿着清单的李维诺夫转过身去。

  李维诺夫很快将斯大林的话译成英语。哈里曼回答说,关于大炮的类型和数量问题,可以由苏联炮兵专家和美英两国的武官、参赞一起决定。

  “同意,”斯大林说,“至于苏联的原料,我们一定按照我们盟国所需要的数量如期提供,我们总是习惯于尽到自己的职责的。”

  “我们一切都谈妥了,我很高兴。”比威尔布鲁克说。

  “虽然我们并非一切都已谈妥,”斯大林乎心静气地说,“但是我也很高兴。显然,不满意的只有戈培尔。”

  斯大林一边说,一边打开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个薄薄的红色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这是昨天的德国无线电报道,”他说。“他们广播说,你们和我之间由于见解和利害关系完全不同而发生了争吵。他们断言,我们找不到共同语言。”

  他冷笑了一下,又说:“也好,戈培尔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个惯于撒谎的人。我们把这条消息译成了英文。”

  他把这张纸递给了哈里曼,哈里曼看了一下,又递给比威尔布鲁克。

  比威尔布鲁克看过后说:“赫斯办不到的事,戈培尔也难办到。”

  斯大林皱起了眉头。

  不论在谈判中,还是在苏英领导人的通信中,从来也没有提起过赫斯的名字。

  五月份,德国人曾报道过希特勒的助手赫斯飞往英国的消息。消息说,赫斯神经错乱

  ,他认为“能促使德英之间达成谅解”,从那时起,这个人似乎消失了。是的。当赫斯飞到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大庄园时,英国政府宣布,他已被拘留。但他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他同英国政府谈判过没有?他是否真的被捕了?……这些情况,斯大林全然不知。

  而现在比威尔布鲁克第一次提起了赫斯……

  “赫斯是怎么回事?”斯大林冷淡地问。

  “他被拘留了。”比威尔布鲁克连忙说,“他曾企图自杀……”

  “他死了?”李维诺夫刚把最后一句译完,斯大林便警觉地问。

  “没有,”比威尔布鲁克摇摇头。“他从楼梯口跳下去,折断了一根肋骨,但没有死。我们认为,如果赫斯不是希特勒直接派遣到我们那儿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是知道希特勒的意图的。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赫斯打算干什么?”

  “是啊,这种疑问自然会产生罗……”斯大林慢慢地说。

  “我是一个坦率的人,”比威尔布鲁克说,“我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汤赫打其纠集一批早就和希特勒互通声气的有影响的贵族。也许他打算靠这些人的帮助,把丘吉尔搞下台……一句话,赫斯指望能在英国建立一个和希特勒和解的政府,并且和它达成共同反对贵国的协议。我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若有所思地重复说:“……达成共同反对我国的协议……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回到桌边,对谁也不看,小声说:“德国人正在进逼奥廖尔。这是我刚才从电话里知道的。我认为,我们无法守住奥廖尔。”

  开始了令人沉闷的、难堪的沉默。

  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同情话吗?表示希望将来的情况会好一点吗?想办法鼓励一下斯大林吗?

  但是,他们这几天来对斯大林的性格都有了—定的认识,他们明白,现在说任何同情的话都是不恰当的。

  “最后,”斯大林终于说,“你们看,我们最近是否应该谈谈这个问题,即怎样迫使德国赔偿遭到它侵略的各国的巨大损失?”

  哈里曼要求李维诺夫再翻译一遍。

  但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李维诺夫头一次翻译的斯大林的话也很准确。

  “您是指……战后吗?”比卫尔布鲁克带着明显的惊异又问了一遍。

  “是的,”斯大林点点头。

  “但是……您不认为,”哈里曼毫不掩饰自己的困惑,高声说道,“首先必须取得战争的胜利。”

  “您怀疑我们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吗?”斯大林盯着哈里曼说,“我——不怀疑。”

  外国人走了以后,斯大林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问他除了叶廖缅科以外,在这一个半小时内还有谁给他来过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列有来电话人姓名和确切时间的名单放在写字桌上。

  斯大林从塑料杯子里取出一支削尖了的蓝铅笔,在那些他要立刻联系的人的名字上打个记号。

  那张长长的名单上所列举的人,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或通话,当他在名单的末尾打上记号时,他看见了一个不熟悉的姓,“巴卡尼泽”。一刹那间他的铅笔悬空停住了。他抬起头来,断断续续地问:“这—是一谁?”然后就在巴卡尼泽这个姓后面打上一个很粗的问号。

  “他肯定说,是跟您认识的……我想……”

  “不用想了,”斯大林嘟嚷着打断他的话,用铅笔一下子把那个没有对他说明什么问题的姓勾掉,把名单递给波斯克列贝舍夫。

  “叫他们来吧。先叫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来,然后叫沃罗诺夫来。再叫叶廖缅科、科涅夫和布琼尼听电话。以后再叫其余的人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拿着名单出去了。

  “巴卡尼泽……”斯大林心里念叨着“巴卡尼泽是谁呢?……”

  一瞬间,他已经不再去想他了。

  ……在古德里安的坦克向肖斯特卡地区地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发动进攻之后,过了一昼夜多一点时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便向苏军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是在十月三日凌层发动的。

  十月三日,奥廖尔失陷。这样一来,布良斯克方面军便被切断。图拉方面情况危急。

  十月四日,斯大林读了希特勒广播演说的译稿,在这篇演说里,希特勒向德国和全世界宣称,东线已开始“最后的决定性进攻”,红军“已被击溃,并从此一蹶不振了”。

  斯大林面临着一个问题:希特勒是不是在瞎吹牛?红军被击溃的消息,希特勒已经不止一次宣布过,在损失了数万军队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对列宁格勒发起未获成功的攻势前,他都这样叫嚣过。这在希特勒已经成为习惯性的一厢情愿的呓语。除此之外,他总是或多或少地把在东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宣布为“最后的”、“决定性的”战役。

  但是,当奥廖尔陷入敌手,德国摩托化兵团日益扩大战果,急速沿公路向东北方向——向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八十五公里处的图拉前进时,最高统帅部里谁也不再怀疑,这次德军进攻的最终日标不是奥廖尔,不是图拉,也不是加里宁,而是莫斯科。

  斯大林召开了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把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莫扎伊斯克地区的防御地带定为西方方面军部队抵御敌人的主要阵线。

  会议将结束时,从总参谋部传来了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在图拉方向,敌人被阻于姆岑斯克。可是,就在十月四月这一天,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敌人出动坦克威胁他的三个集团军的后方。科涅夫建议将这三个集团军调往格日阿次克一线。

  斯大林拿不定主意。他想向科涅夫提几个补充问题,但电话中断了……

  接着,又有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到莫斯科来。莫斯科军区司令部报告说,预备队方面军第二梯队的几个军人坚持说,他们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可见,不仅是西方方面军,就连配置在它后方的预备队方面军也被突破了。

  斯大林听到这些情,立刻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要他说明情况。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总参谋部没有得到预备队方面军被突破的消息,但同布琼尼和科涅夫都失去了联系。

  这时,莫斯科军区空军歼击团的飞行员在例行的巡逻飞行中,发现敌人的坦克纵队和摩托化步兵从斯帕斯—迭缅斯克向尤赫诺夫方向移动。

  斯大林没有立即获悉这一情况,因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不是向他,而是向沙波什尼科夫汇报空中侦察的结果。

  总参谋长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异神情听完汇报,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飞行员搞错了。

  那天天色阴沉,难免搞错,阿尔杰米耶夫犹豫不决:打电话告诉斯大林呢,还是暂时不报告?最后还是决定打电话。

  斯大林下令再派一个分队作空中侦察,核对一下取得的情报……

  夜间十一点多钟,斯大林吩咐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警卫队长说,如果没有从前线来的特急消息,在三四小时内不要打扰他,说完就回到办公室楼下自己的住宅里去了。

  从德国人发动进攻起,斯大林一直在非常紧张地工作。他终于感到如再不休息几个小脉他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住宅里空无一人。那个上了年纪的女管家早就回去睡觉了。她每天到这所全部公家陈设的住宅来两次,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有条有理。斯大林不喜欢这所住宅,总是把它遗忘了,而且几乎没有破坏过住宅里的整洁。

  斯大林走过书房和餐厅,进了卧室。但当他看到那铺得非常整齐的床铺时,便不愉快地、甚至愤恨地朝上面看了一眼,然后猛地转过身,向书房走去。

  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仍然存着飞行员搞错了的希望。但是他已经从痛苦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现在特别注意不要把愿望当作现实。由于同科涅夫和布琼尼的电话、电报联系都中断了,斯大林无法确切了解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最近几小时的形势。虽然如此,斯大林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形势是极其令人忧虑的。

  他看了看表,时针指着十一点五十分。在这个时间里,通常已经响起了空袭警报,德国飞机总是企图在夜间闯进莫斯科。但现在却静得出奇,既不打高射炮,也没有炸弹的爆炸声。

  斯大林把窗帘微微卷起,从低矮的窗口向外望了望。天空几乎是漆黑的,布瞒了乌云。他想,在天亮以前,第二次空中侦察未必能确定什么情况。甚至现在派飞机去侦察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斯大林闷闷不乐地放下窗帘,走近桌子,就在桌边坐下。

  桌子上放着一盒拆开了的“黑塞哥维那之花”牌香烟和火柴。他拿起一根纸烟,吸了起来。

  当着别人面前,斯大林只吸烟斗;他的几万张肖像上也都拿着烟斗。但是,当他独自一人或在亲近的人们中间时,他也常吸纸烟。

  现在,他深深地吸了几口,便把纸烟放在烟灰缸边沿上,吃力地把臂肘支在桌子上;用手掌托着头。

  一片寂静。

  斯大林把这种寂静同前线此时此刻所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这种寂静使他感到抑郁。

  “这些飞行员到底在那儿看见什么了?”他又在想。

  ……当阿尔杰米耶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后,斯大林马上打电话给贝利亚,把他叫来,向他情报系统是否收到过能够证实敌人已经深入列斯伯斯—迭缅斯克东的简报。贝利亚回答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情报。

  他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圈手椅上,戴着圆镜片夹鼻眼镜的小眼睛自信地望着期大林。

  “不,斯大林同志。不!不可能的,”贝利亚说。“大概是飞行员看错了,把我们的纵队当成德国的了。”

  贝利亚看出他的话既没有说服斯大林,也没有让斯大林安心,便立刻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压低了声音,改用格鲁吉亚语说出他的看法,说空中侦察的报告只能是德国特务的奸细行为,他们已经打入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现在正在制造混乱。

  斯大林仍旧聚精会神地、警觉地望着贝利亚,但他没有说什么。

  于是贝利亚便坚定地称,毫无疑问,这是奸细行为。

  斯大林没有吭声,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贝利亚离开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他深信他提到有关隐藏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敌人的话起了作用。他已经在心里盘算着敌人会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口供,特别是想到军区空军司令斯贝托夫上校落在阿巴库莫夫手里时会说些什么。

  但这次贝利亚错了。

  他没有想到,那时的斯大林已经和战前的斯大林大不相同了。

  在战争初期就已认识到自信和失算的可伯代价的斯大林,根据自己痛苦的经验,现在深深懂得,忽视空中侦察的情报会发生什么后果……

  现在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时地看看表,苦恼地感到时间过得太慢。

  他想,是不是再回到楼上去,但是他竭力克制着,强使自己留下来。一切他所能发出的命令都已发出去了……如果同科涅夫和布琼尼尔恢复了联系,会马上到这里来向他汇报;如果莫斯科军区司令部来电话,也会立即向他报告……

  诚然,还有一个问题在等待着斯大林伪最后决定。

  在德军发动进攻的第二天,期大林命今后贝加尔军区司今部准备好调几个师到西方方面军来。要是这几个师已经在开赴莫斯科途中就好了,这是赏识问题。但是除了简单的军事算术之外,还有高等数学问题。他毫不怀疑,从远东调兵过来不会不被日本人发觉,而且对曰本人说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进攻机会了。

  可是另一方面,如果采取等待的策略,延误调兵,便会导致发生六月二十一日夜间那样的悲剧,这科痛苦的想法纠缠着斯大林,使他不得安宁。

  他决定在空中侦察的新情报末送来之前,或者在末恢复同科涅夫和布琼尼的联系之前,还是在书房的长沙发上躺一会儿,先打个盹。可是他又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准备回到楼上的办公室里去。但他还是强使自己留下来。

  他明白,他想上楼去并不是由于迫切的需要,而是由于担忧,由于想离电话机近一点,离那些在二楼紧张地工作着的人们近一点。

  斯大林是一个孤僻的、性格不外露的人,但却忍受不了孤独。他从来没有单独用过午餐或晚餐。用餐时也总是在处理工作。在克里姆休宫的住宅里,在餐桌旁边,在进晚餐的时候,在孔策沃别篮里,在高加索,在索契,在任何地方……斯大林身边那些人也认为在他面前只谈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人在更换着,一些人消失了,又出现另一些人。他自己在选择着那些应该留在他身边的人……

  “我一定要强迫自己休息,”斯大林心里说,“我现在还不需要到楼上去,哪怕休息两小时、一小时也好。”

  他看了看放在墙边的长沙发,却没有动一动。他想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当然,只要他拿起电话耳机,十分钟后晚餐就会摆在他饭厅的桌子上。可是他不想吃。

  斯大林竭力不去考虑工作,哪怕只是一会儿也好,好让脑子得到必要的休息。他想:最好能跟谁谈谈,就那么谈谈,既不下命令,也不听汇报。

  但他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忽然,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姓:巴卡尼泽。在格鲁吉亚,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姓。可是这个姓似乎并投有让他想起什么来。

  三天前,他毫不迟疑地把这个姓从波斯克列贝合夫给他的名单上划掉了。但这个姓并没有完全从他的记忆里消失,而是留在脑海深处。

  “巴卡尼泽……巴卡尼泽……”斯大林现在一再默念着。不,他不知道党中央委员会里、人民委员会里还是将军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不认识的。但某种下意识的感情使他丢不开这个姓……

  最后,斯大林拿起电话耳机,拨了波斯克列贝合夫的号码。他听到助手深沉的男低音,便问道:“听见什么吗?”

  “目前没有什么新消息,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和科涅夫还没有恢复联系。沙波什尼科夫派了两个联络代表到西方方面军去了。佩列塞普金的人正在线路上工作。”

  斯大林沉默了。

  “就是这些事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停了一下,问道。

  “等一等,这个……巴卡尼泽……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吗?”

  “谁?”

  “巴一卡一尼一泽!”斯大林生气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三天前打电话来的那个人。他的名字!”

  “请等一下,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连忙回答,“我马上把名单拿来……”

  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又传来了声音:“他叫列瓦兹,列瓦兹·巴卡尼泽。”

  “列瓦兹·巴卡尼泽……”斯大林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列瓦兹……列卓……对了,就是他!”

  斯大林不自觉地把耳机放在膝盖上。他想起了,他想起了这个人!他总是只叫他列卓,从来没有叫过姓。要是有人问他列卓姓什么,就是在从前,他也得努力去想,才能想得起。可是列卓!……

  从他们初次见面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他们俩曾一块儿在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读书。列卓好象比他小三四岁。是书籍使他们亲近起来的。巴卡尼泽的父亲在公共图书馆工作,所以列卓可以把书借出一两天给索索[斯大林少年时代朋友对他的称呼]看。

  有一次正教中学发现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谢德林的书,从此这些书便被永远禁止了。校长格尔莫金神父和学监阿巴施泽一起追查喜欢读禁书的人。有一次列卓把皮萨烈夫的两本书带进学校,被他们捉住了,他们把列卓关进单身禁闭室,要他供出,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读这种书,如不招供就不放他出来。列卓给关了五天,他总是回答一句话:“只有我一个。”

  后来,他们都住在巴统,列卓终于在那里被开除出正教中学,在曼塔舍夫土厂当车工。他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则领导了保卫被捕的罢工工人的示威游行……

  过了几年,他们又偶然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站相遇,他们两人都被流放,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后来生活又把他们带到巴统,但已经是一九0四年了……

  后来又怎么样呢?……后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受列宁的委托来到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高加索,在梯弗里斯又遇见了列瓦兹,当时他在那儿不知是在革命委员会还是在肃反委员会工作。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索契,好象是在一九三五年。这是一次短暂的,简直是一瞬即逝的会面。斯大林模糊地感到,他的警卫从长总在关心着他不要被那些老朋友们弄“腻烦”了,而斯大林自己也在竭力避开他们。

  从那时起,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忘记了列瓦兹,就象忘记了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所认识的许多人一样……

  ……斯大林留神细听起来。他仿佛觉得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说话声。

  他没有立刻明白,这声音是从他一直握在手中的耳机里传出的。

  他猛然把耳机放到耳边,说:“是谁?……”

  “是我,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他听见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声音。

  “你有什么事?”斯大林不满地问。

  “我好象觉得您没有放上耳机。”

  “那你把它放上,干自己的事去!”斯大林粗暴地说。但马上又补充了一句:“不,等一等!把巴卡尼泽带到我这儿,到住宅里来。”

  “可是,斯大林同志,”传来了犹豫不决的男低音,“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他在电话里说,他的部队在莫斯科郊外改编,大约三天后既要开赴前线了……”

  “找到他,把他带来!”斯大林又说了一遍,“明白了吗?”

  他不等回答,就把耳机放上了。

  他登上二楼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他经过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接待室,从一间专用的门走进了办公室。但就在这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桌子上的小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警卫员在楼下按着信号灯的按钮。

  斯大林的全部注意力又集中在等候空中侦察的结果上。他又把巴卡尼泽忘了,就是记得,他也不会去问命令执行了没有,斯大林的命令从来没有重复过第二遍。

  “要阿尔杰米耶夫!”他对听见铃声进来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命令道。

  过了一会儿,波斯克列贝舍夫又回到办公室,阿尔杰米耶夫到图拉去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副手。

  斯大林拿起电话耳机,问道:“空中侦察有结果吗?”

  “有的,斯大林同志,”他听见了勿促的回答,“我们刚才向总参谋部作了汇报……”

  “你们的飞行员这次看见了什么?”

  他已经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平静而又不慌不忙地提出问题。

  “跟上次一样,斯大林同志,”将军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回答,徒然想克制自己声音中流露出来的不安情绪。“敌人的坦克纵队和摩托化步兵正在沿公路移动。”

  “从哪儿向哪儿移动?”

  “从斯帕朗—迭缅斯克向尤赫诺夫。”

  “队伍有多长?”

  “大约有二十五公里,最高统帅同志,”将军连忙回答,然后又小声补充说:“在他们的前面没有发现我们的部队。”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司令员的助手叶里谢耶夫旅长到波多尔斯克去了,以便组织步兵和炮兵学校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战斗形备。他的任务是,把学员带到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筑垒地域,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敌人的进攻。此外,还命令他紧急集合最高苏维埃军校和军政学院的队伍,他们现在在莫斯科郊外的军营里。此外……”

  “等一下,”斯大林说。他把耳机放在桌子上,拿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记了一点什么。然后站起来,走到会议桌边。那些在跟外国人会谈时拿走的地图,现在又铺满了整张会议桌。

  斯大林挑出一张地图,用铅笔在上面作了标记,回到了写字桌旁边。他没有坐到圈手椅上,又拿起耳机,听到对方急促而粗重的呼吸声后说:“继续说吧。”

  “除了刚才我报告过的那些部队外,”电话里说,“还有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三十三步兵旅的部队也在紧急集合。”

  “您说完了吗?”斯大林问。

  “是的,最高统帅同志。”将军稍微停顿一下说。

  正是这一停顿使斯大林警觉起来。他没有把耳机放上,而是几乎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很慢说:“我问您,这是您所啊报告的全部情况吗?”他没等到回答,又说:‘我想知道全部情况。”

  “斯大林同志,”将军迟疑不决地说。从他的话里听得出明显的胆怯的声调。“如果相信这次出去核对第一次空中侦察结果的航空大队长和飞行员的话,敌人的坦克……已经进入尤赫诺夫。”

  这时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觉得嘴里发干。德国人进入了尤赫诺夫!可见敌人已经绕过了尔热夫一维亚兹马防线……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汇报,’将军又说起来。“我们刚才把这次侦察结果向总参谋部汇报了,但是他们对敌人突破防线的事还一无所知。阿巴库莫夫把军区空军司令斯贝托夫上校叫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了,他已经去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

  将军越说越快,似乎担心斯大林会不听完他的话。但突然又沉默起来,好象被自已的话吓着了似的。

  “您向我汇报了,做得对,我们需要真实情况。”斯大林比刚才更镇静地说,“你们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挡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外面。您明白我说的话吗?集中一切力量,无论如仍要把敌人阻止住。必须赢得五天到七天的时间;直到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开到,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斯大林同志!”将军响亮地回答。

  “还有,把我的命令转告阿尔杰米耶夫,叫他返回莫斯科。图拉的同志们自已知道该做些什么。您也转告斯贝托夫,让他回到自己的指挥所。现在不是和阿巴库莫夫聊天的时候。”

  “但是,斯大林同志,他是被……”

  “转告他,叫他回来!”斯大林把声音稍微提高一些,说完就把耳机放上了。

  然后他从另一个没有号码盘的电话机上拿起耳机,不说自己的姓名,就很不客气地问:“斯贝托夫在哪儿?”

  他听了一会儿那熟悉的声音,然后生硬地说:“让阿巴库莫夫干自己的事去。”这时他已经用气愤的、带有明显责备的口气在说了:“德国人已经进入尤赫诺夫了!”

  他放下耳机,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命令他再试试与西方方面军和项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取得联系。

  可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几乎是马上就回来,并报告说,同科涅夫和布琼尼仍旧没有联系上。

  ……斯大林在办公室里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他的耳边仍然响着一句话,“敌人的坦克……已经进入尤赫诺夫。”

  他用不着再去看地图,就知道已发生的事关系多么重大。虽然尤赫诺夫离莫扎伊斯克防线约有一百公里,离莫斯科有两百多公里,但斯大林并不以此安慰自己:因为从斯帕斯—迭缅斯克到尤赫诺夫也差不多有一百公里。

  他打电话给总参谋部。虽然是大清早,沙波什尼科夫已经在岗位上了。

  “您知道德国人已经进入尤赫诺夫了吗?”斯大林干巴巴地问。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总参谋长回答,在这简短的回答里包含着许多内容:承认所发生的事件的危险性,感到个人的过失,以及一个远不是那么健康、那么年轻的人的极度疲倦。

  “您是怎么估计当前局势的?”

  “我认为敌人已经突破科涅夫方面军,可见科涅夫在坚决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新的防线时,就在担心发生这种情况了。”

  “他给您来过电话吗?”

  “没有。我是通过‘博多’式电报机跟他联系的。可是我知道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这样的要求的,因此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后来电报联系也中断了。”

  “鲍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斯大林慢吞吞地说,他感到要那么从容不迫地讲话是越来越困难了。“您能不能大致告诉我,现在科涅夫和布琼尼的指挥所在那儿?”

  斯大林明白,无论如何必须保持镇静,他善于坚定自己的意志,而这一点沙波什尼科夫却办不到。

  “不知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怪,”他低声回答,“目前我不知道……”这一点我无法向您汇报……我们这儿……还没有同这两个方面军的指挥所取得联系。”

  斯大林放下耳机,走到靠墙的小桌旁。桌上放着细长颈玻璃瓶,他倒了点水,喝了几口。喝水时他觉得难忍的疼痛。此刻他才感到发烧和轻微的发冷。他显然生病了。

  他缩了缩肩膀,用手在脸上抚摸一下,好象想把这来得不是时候的病从身上抹掉。他拿起政府通信长途电话机的耳机,叫后贝加尔军区司令员科瓦廖夫听电话,说道:“请命令那几个指定调往莫斯科的师紧急集合,赶快上火车。”

  他从桌上拿起一个大放大镜和一把尺,俯身在地图上。过了几分钟,又直起身来,在办公室里慢慢地来回踱了几步,按了一下电铃,又回到地图旁边。他没有转过身,便对走进来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吩咐道:“列宁格勒,要朱可夫。如果不在,预先通知让他过两个钟头等电话。”

  “一定完成任务,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还有什么事?”斯大林感到他还没有走,这一次他转过身来,不满地问。

  “巴卡尼泽同志在您的住宅里等您。”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有一会儿工夫,斯大林凝视着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年纪已经不轻、但满头黑发没有一根银丝、开始发胖的人。这人穿了一身军装,佩藏着野战军的没有镶边的保护色领章。

  狂热的会见和依依不舍的告别,都不合斯大林的本性。他跟那些久不见面的人相遇时,就象在继续进行刚刚被打断的谈话一样。而在跟他的交谈者,特别是和最亲近的人告别时,经常只是点点头,或者不客气地转到另外的日常工作上。

  可是现在,斯大林的脸上有一个地方颤动了一下,他低声说:“噢……你好,列卓!”

  “你好,科巴!”巴卡尼泽不很响亮地回答,在他那晒黑了的、已经布满了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他本想向斯大林伸出手来,但斯大林却走过去拥抱他。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斯大林说,“很久了。”

  “是的。很久了。”

  “我们是不是一块儿吃晚饭,或者更确切点说,”斯大林微笑了一下,“一块儿吃早饭?你大概饿了吧?”

  巴卡尼泽摇摇头说:“再过四十分钟,我必须到白俄罗斯车站。我的师就要上车了。”

  “你指挥一个师?”斯大林问。

  “不,我是政委。”巴卡尼泽对军便服袖子上佩戴的红星点头示意了一下。

  “应该问问他这些年来是怎么过的,”斯大林想,“他妻子和孩子身体好不好,他好象有一个儿子……”

  但他无法提出这些问题。他原以为随着列卓的到来,战争会暂时离开他一会儿。可是战争却随着这个身着军装、再过四十分钟就要到前线去的人一起进来了。

  “咱们坐吧。”斯大林说。

  他们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妻子好吗?”斯大林在说出“妻子”这个词以前结巴起来,因为他早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程的,他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就没有见到过巴卡尼泽的妻子了。

  巴卡尼泽有点儿惊奇地瞧了他一眼,回答说:“凯托在一九二九年就去世了。”

  他很想加上一句:“这事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但他没有作声。

  “对,对。”斯大林皱起了眉头。后来又问:“那么儿子呢?你不是有个儿子吗?”

  “他牺牲了,科巴。他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应征入伍了。正好一个月以后,七月二十二日在卢加附近被打死了,阵亡通知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斯大林好不容易克制使自己,没有喊出声来;“怎么,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呢!……”

  但又立刻想到:岁月,岁月啊!

  “为什么你这么久就没个信息呢,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可惜,这些年来你没有和我在一起。”

  “科巴,你相信这样会好一些吗?”巴卡尼泽想问,“难道这样会给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带来幸福吗?”但他没有作声。

  “晤……你一向生活过得怎样?”斯大林又问。

  列瓦兹耸了耸肩,说:“在军队里待过,这你是知道的。一九三七年复员了。”他发现斯大林的眼睛刹那间现出注意的钟情,连忙补充说: “不,不!是由于健康的关系。患了肺结核。你不是知道吗,肺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是的。期大林知道这一点,许多从暖和地区去的流放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都患了肺结核。他自己也是这样。诚然,他战胜了疾病。

  “现在呢?……”他注视着老友的脸,问道。

  “现在我完全健康了,”巴卡尼泽坚定地回答,“战争的第—天,我就作了复查:各方面都通过了。你怎么样呢,科巴?”

  他提出这个问题后,立刻觉得不妥。他有点发慌,连忙又问:“孩子们怎么样?雅科夫好吗?”

  “雅科夫不在了,”期大林闷闷不乐地回答,“大概牺牲了。”

  又开始沉默起来。

  巴卡尼泽望着斯大林瘦削的脸,望着他那斑白的头发,仿佛到现在才完全明白这个人的目前的遭遇。

  “困难吗,科巴?”他小声问。

  “是的,困难,”斯大林望着空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后来他突然转向列瓦兹,直瞧着他,说:“德国人进入尤赫诺夫了。”

  这几个字他说得生硬而清楚,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瞧着列瓦兹,好象想检查一下这几个字会使他产生什么印象。

  但是,巴卡尼泽脸上的肌肉没有颤动一下。

  “他一直是这样的,”斯大林带着待别满意的心情想道。“沉着,寡言,老练。他没有变。”

  列瓦兹听了这可怕的消息;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看了看表,好象在说:“既然如此,我得赶快走了。”

  “别着急,”斯大林说,“来得及的。会把你及时送到的。”

  “但是你有事啊。我恐怕打扰你了。”

  “你没有打扰我。再坐一会儿。”斯大林回答说,虽然他感到和列瓦兹已无话可说,与前线情况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现在都不能使他感到兴趣了。不管是他还是列瓦兹所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会引起回忆,可他哪有工夫去回忆呢。

  然而斯大林又不愿让列瓦兹走。他想两个人默默地在一起坐几分钟。

  “这么说,德国人离莫斯科很近了?”列瓦兹小声问。

  “是的,”斯大林生硬地回答,“而且动员了很多兵力。”

  他又凝视着列瓦兹的脸,而列瓦兹只是表示领悟地点一点头。

  后来,列瓦兹问道:“那么……列宁格勒附近呢?”

  “他们离普梯格夫工厂四公里。如果我们最近不突破包围的话,城里就要发生饥慌。”

  斯大林仍然说得生硬、激烈,似乎揭露可怕的现实,会使他得到某种痛苦的满足。

  “那么南方呢?”列瓦兹用很轻的声音问。

  “敌人在窜犯顿巴斯。”斯大林匆匆回答,好象怕列瓦兹来不及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列瓦兹低下了头。

  “你还想问些什么吗?”期大林问,声音里带着某种挑战的意味。

  列瓦兹抬起头来,注意地望着他,好象在重新确认似的。他终于说道:“是的,科巴,还有问题。在别的情况下,我在提出问题以前可能会迟疑很久,可是现在你我都很忙。如果我没有问你就走了,我会为自己的胆怯而咒骂自己……科巴,回答我,怎么会发生这一切呢?德国人到了列宁格勒城下,并且正在逼近莫斯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沉默开始了。后来斯大林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写字桌旁。现在巴卡尼泽看见的只是他的背影。斯大林平常总是挺直腰身,现在却拱起了背,灰色的上衣在背上绷得紧紧的。

  他挺直身子,转了过来,于是巴卡尼泽看到了他眼中露出的咄咄逼人的光芒。

  “你到这儿来就是要我回答这些问题吗?”他带着威胁的口吻慢慢地用格鲁吉亚语说。

  “不,科巴,不!”列瓦兹仍用俄语说,但显然很激动,也站了起来。‘我不过是问问你。象一般人那样!把你作为一个老朋友……就象一个共产党员问一个共产党员……”

  他补充解释时,声音已经很低了。

  斯大林忽然明白了,他也在下意识地等待着这个问题,可能正因为这样,他才如此冷酷无情地把前线的真实情况都告诉了列瓦兹……

  然而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是如此直率,这对斯大林来说是很突然的。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看也不看站在那里的列瓦兹,后来又在写字桌旁站住了。

  “好吧,”他低声说.“我明白你提出的问题,我决不回避。但首先我也想问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向我们突然发动进攻的有多大兵力?”

  “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见过你的讲话……”

  “那里只说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但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根据侦察结果,和我们作战的德军至少有一百九十个经过严格训练、具有在欧洲作战经验的师,他们的武器有五千架飞机和近四千辆坦克!……”

  “可我们有多少呢?”巴卡尼泽急忙问。

  “少。少得多。”斯大林轻声回答。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斯大林提高嗓门重复道,“你知道战前我们国防工业增长的情况吗?”

  “当然不知道,这是保密数字。”

  “是的,是保密的,”斯大林心里十分生气地说,“但现在这不是秘密了。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少吗?!”

  “就是说……就是说;少了,科巴。”列瓦兹毫无把握地说。

  “少吗?!”斯大林又怀着少有的激动心情大声说:“仅今年半年就生产了两千五百架新飞机,照你看,这少了吗?!和谁比?和德国比吗??整个欧洲都在给它干活。或者和我们十年前的生产比?你回答吧!现在我要听听你的回答!”

  列瓦兹沉默了片刻。

  “这么说,是历史本身注定我们……”他说,可是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蠢话!历史支持我们,而不是反对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进攻苏联的兵力,而我们经受住了。”

  他猛地挥了挥手,喘了口气,比较平静地继续说:“仅在战争的头三个星期里,敌人就遭到了十万人的伤亡。数百计的德国坦克、飞机、大炮被消灭了。”他停了一停又轻声说:“而现在……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的问题再提出来。”

  “是的,我要再提一次,”巴卡尼泽坚定地说。“只是这一次略有不同。你说得对,我们不能跳得比头还高,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苏联飞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小时就被毁掉呢?要知道,这些飞机是在机场上被击毁的,因为飞行员没有接到起飞的命令。这件事情不仅是我一个人知道,科巴,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我遇到的指挥员不是一个……”

  “你一定跟胆小鬼和大惊小怪的人交谈过!”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在你有了作战经验以后……”

  “我已经有了经验!”列瓦兹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斯大林迈了一步,突然激烈地说。“你看这儿!”他扯开军便服的钮扣。“你看这儿!”巴卡尼泽一边吃力地呼吸着,一边重复说。“七月二十四日在西线,在莫吉廖夫附近,我胸部被弹片打伤,所以我有权问今天这条战线的情况!而我的儿子是在卢加附近牺牲的,所以我有权问今天列宁格勒的情况!我们等待战争,准备战争,而战争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压来,第一天就遭到这么大的损失,现在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失!”

  “进攻的一方发动突然袭击总是占优势的。”斯大林轻声说。

  “但是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

  “不都这么简单,列卓!”斯大林很想大声叫起来,但他沉默了。他的目光盯住列瓦兹胸口鲜红的伤疤。这道伤疤一直伸延到白衬衫底下的某个地方。斯大林从战报和司令员的报告上知道,有千千万万指挥员和士兵被打死,而亲眼看见一个人身上的伤疤,从战争爆发以来还是第一次。

  列瓦兹发现斯大林注视着他的伤疤,连忙扣起军便服。

  “怎么向他解释那用三言两语无法解释清楚的事情呢?”斯大林在这几分钟里想。“怎么证明问题不仅仅在于现在已是毫无疑问的失算呢?怎么使他相信,自己曾努力想赢得时间,因此才采取了一切措施,不给希特勒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当时还不是为了争取时间重新装备军队,为了让人民能再过上一年半载的太平日子!……怎么向他证明,当时不相信英国和法国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们在慕尼黑出卖了整个欧洲,给希特勒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难道现在时间容许向他详谈最近几年国际关系中的真实情况、侦察汇报和各使馆报告中的矛盾吗?……而列瓦兹又是否有能力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呢?……”

  斯大林很想对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对这个从少年时代起他斯大林只叫他列卓的人大叫一声,说他只讲悲剧性后果,而不去弄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但我为什么必须在他面前替自己辩护呢?”斯大林忽然想道,“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在四十年以前就认识了吗?他有什么特权呢?士兵的权利吗?可现在有几十万象他这样的士兵和指挥员在战斗,嘴里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在战斗!是朋友的权利吗?但政治并不以友谊的深浅来衡量。再说他现在是不是我的朋友呢?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过面了……”

  期大林知道,为了结束这场使人痛苦的谈话,他只要说出一个刺耳的字,只要做一个手势就够了。但是一种新的、至今还不习惯的感情制止了他,没让他说这个字,做这个手势。

  斯大林忽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认识到,或迟或早历史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孤独地待在孔策沃别墅那些可怕时刻里,也曾对自己经出过,现在列瓦兹又提出来了。这一问题如果不回答,那么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将得不到正确的估价。

  他走过来,几乎紧靠着列瓦兹,声音低沉,但清晰地说:“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列卓。几乎一切。但是……我们有错误。是的,有错误。有过失算。但在对人民讲明以前,必须粉碎敌人。”

  开始了沉默。

  “这就是我想要问的一切,”列瓦兹终于说道。“这也是我想从你这儿听到的回答。其余问题等胜利以后再谈吧。在这方面你是做得对的。现在我得走了。”

  斯大林和列瓦兹·巴卡尼泽分手以后,回到了办公室,立刻又感到自己是病了,嗓子疼得越来越厉害。

  斯大林不喜欢看病,感冒或者有点别的什么不好服,他总是不当一回事,相信自己结实的身体能抗得住。甚至在休养期间,他也极不愿意接受任何医疗检查。这一次他又想把已发作得很明显的咽喉炎不当一回事。

  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逃不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敏锐的眼睛。傍晚期大林的医生来到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斯大林皱着眉头看了看医生,可是他想到,也许医学真的有办法迅速治好他的寒颤与喉痛,便让医生按脉和察看喉咙。

  斯大林对于医生要他停止工作、卧床休息的建议,只是生气地挥了一下手,好象要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他恶狠狠地冷笑着看了医生一限,使医生手足无措起来。可是医生很了解期大林的性格,他知道,只有跟他讲医学常识才能说服他,因此他耸了耸肩膀说,根据脉搏诊断,现在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继续升高,就很可能是重感冒,这一来斯大林同志不管怎么样就只好丢下工作,那就更糟了。

  然而斯大林只同意在喉咙上放上压布,并暂时离开办公室到楼下自己的住宅去,因为办公室的窗还没有糊好,强劲的微风透进来,颇有凉意。

  他吩咐把地图搬到楼下去,所有的电话也转到那里,叫人弄清楚朱可夫到达莫斯科的准确时间,到时候派人到机场去接,并立刻把他接到克里姆林宫来。

  ……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召来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的座机薄暮时分飞抵莫斯科,在中央机场着陆。

  副驾驶员急扩走出座舱,走到坐在窗口的朱可夫旁边,说:“到了,将军同志!”他猛然拉开门鼻,用脚踢开门,哐的一声放下短短的铁梯,然后挺直身子,向旁边跨了一步,请朱可夫下飞机。

  朱可夫站起来,向打开的门走去,从那里吹来一阵潮湿寒冷的秋风。

  他看见了突然显得空荡荡的机场。离飞机大约三十米处停着一辆黑色长轿车,一个穿军装的人从那里向飞机快步走来。

  朱可夫从远处就认出他来了,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局长,好多年来实际上已是斯大林的警卫队长了。他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斯大林身边。

  朱可夫在敞开的机门前站了一会儿,望着快步向他走来的将军.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下舷梯。

  “斯大林同志在等您!”警卫队长说,然后才向他问好,但问好时也不象军人那样先举手敬礼,只是向朱可夫伸出手去。

  虽然朱可夫对这位将军并没有什么反感,可是每当他在斯大林的接待室或孔策沃别墅里遇到这个人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六月二十一日那个兵荒马乱的夜里,就是这个人久久不肯叫斯大林听电活,每想到这里,朱可夫总感到很不愉快……

  朱可夫握了握伸过来的手,简短地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向有礼貌地站在一边的副官转过身去(那副官一只手拿着朱可大的皮包,另一只手拿着一件野战领章上缀看绿色将星的灰色浸胶雨衣),对他说:“把皮包给我,这件东西用不着了,”他向雨衣摆了摆头,“你到总参谋部去,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然后他环视了一下空荡荡的机场。只有远处停着两架伪装起来的歼击机。除了一个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和一面红旗的中尉在“T”字形着陆标志旁边值班外,机场上什么人也没有。

  将军看见朱可夫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便低声向他解释说:“对您到莫斯科来这件事决定加以保密,”他还意味深长地微笑了一下,补充说:“避免多余的耳目。我们走吧,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他又重复说了一起:“斯大林同志在等您。”

  当朱可夫在警卫队长陪同下走进小小的前室时,大约已是晚上十点钟了。

  朱可夫不止一次到过斯大林那儿,有时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有时在孔策沃别墅里,有时在基洛夫街的小住宅里,但是克里姆林官的住宅却一次也没有来过。

  “请等一等,”将军轻声说;然后走进门去。

  虽然现在朱可夫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在即将同斯大林进行的会见上——自从他到列宁格勒去以后,就没有见到过斯大林了,——但他还是带着一种不由自主的好奇心看了看前室里漆成灰色的墙壁和装在门左边的挂钩,那上面挂着一顶他很熟悉的、一半象军帽式样的灰色帽子,帽檐上缀着一颗红星。

  朱可夫脱下军帽,把它挂在离斯大林的帽子不远的挂钩上。他想找个地方放那只胀鼓鼓的皮包,但前室里既没有一张桌子,也没有一把椅子,他只好把皮包靠着墙放在地板上。

  这时警卫队长又出现了,他还是轻声说:“在等着呢。”

  朱可夫以正规军人的习惯动作整了整制服,迈过门槛,大声问道:“可以进来吗?”

  留在室里的将军在他身后把门紧紧关上了。

  斯大林站在铺满地图的桌边。

  朱可夫在这间比办公室小一半的不大的书房里看见最高统帅,感到很不习惯。书房里的摆设和克里姆林宫里的摆设不同,都是当时在莫斯科任何住宅里都可以看见的家具。而且斯大林的喉咙上紧紧缠着绷带,他的样子也和往常不同,在他穿的灰色上衣敞开的翻领上突出地包着一块厚厚的压布。

  朱可夫知道,对身心感觉方面的任何问候都是不需要的,因此他只简短地问了声好。

  斯大林点点头作为回答。然后用手势请朱可夫进来,就向铺着地图的桌子转过身去。

  朱可夫走过来,站在斯大林身边。只要向最上面的那张地图望一眼,就足以明白整个中路的情况了。许多蓝色的直线箭头和扇形箭头突破了防线,从北万、西方和南方指向莫斯科。

  在北方,一些箭头直指加里宁;在西方,指向莫斯科的四郊——索耳恩策沃和库宾卡;在南方,指向谢尔普雷夫、图拉、卡施腊和斯大林诺哥尔斯克。

  斯大林问道:“列宁格勒的情况怎么样?”

  “请允许我把地图拿来,斯大林同志,”束可夫说,“我把皮包放在前室里了。”

  “不必了,”斯大林说,“您就回答问题吧。依您看,德国人在短期内会向列宁格勒发动新的攻势吗?”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虽然他对答复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同日丹诺夫和华斯涅佐夫分析过九月底以前列宁格勒周围的形势。他现在没有立即回答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不但由于他明白斯大林正在等待其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的每个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而且由于他意识到,他的话对于在这里,在中路作出正确的决定具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他们不会发动新的攻势,斯大林同志。”朱可夫终于坚决地说。

  ‘为什么?”斯大林逼视着朱可夫,问道。

  “因为,”朱可夫微微耷拉着厚实的、当中有个小窝的下巴,直盯者斯大林的眼睛问答,“正如我们向最高统帅部所汇报的,德国人从列宁格勒城郊调走了一部分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他们用剩下的兵力是不可能攻下城市的。”

  “这么说……”斯大林慢慢地说,不知他是在考虑这个回答,还是在表示自己也同意,但是朱可夫觉得,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轻松的语调。

  “依您看,”斯大林又说起来,“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使用这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

  “可以认为,在人员补充和物资准备就绪以后,他们将要在莫斯科方面采取行动,”朱可夫回答得更坚决、更自信了。

  “将要吗?”斯大林带着痛苦的、同时也是恶狠狠的冷笑反问道。“也许他们已经对科涅夫采取行动了……请看,朱可夫同志,”斯大林伸出食指,指着地图说,“我们这儿已经

  是这样的情况了,”他沉吟了片刻,又略带挖苦地补充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根据地图判断……”朱可夫开始说,但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我担心地图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了。我们跟西路各方面军已经失去了联系。”

  他猛地把地图推到一边,转向朱可夫,忧郁地说:“我们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地图来了解瞬息万变的形势!”

  他好象在掂量每个字的分量,一字一顿地补充说:“问题是莫斯科。”

  “有什么指示,斯大林同志?”朱可夫问道。

  斯大林好象想证实什么似的,打量着他,慢慢地说:

  “你到沙波什尼科夫那儿去。西路的地图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然后,一分钟也不能耽搁,马上从那儿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就地把真实情况搞清楚。”他特别强调“真实”这个词,“从那儿设法打电话给我。不论昼夜,什么时候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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