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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四章



伏罗希洛夫和华斯涅佐夫视察了民兵师后,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给召到了师部,他在师部里得知他己被免去民兵师里的职务,应该回到列宁格勒他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那天,师的两个团正在包围敌人投下的空降兵,师长哪有工夫去管瓦利茹基的事。何况已经接到了方面军军委委员调离瓦利茨基的命令,师长就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对瓦利茨基的反对,他不乐意地并且简单地作了答复。

  不知所措的、满心感到委屈的瓦利茨基急忙去找科罗廖夫。但他也无能为力。科罗廖夫向瓦利茨基解释说,命令他离职不是因为他瓦利茨基在民兵师里不起作用,而是为他的生命安全着想。

  “让我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吧!”瓦利茨基提高嗓门叫道。“何况,我的生命并不比成千上万别人的生命更宝贵!为什么要对我表示这种侮辱性的关怀呢,我应当感谢谁呢?”

  科罗廖夫认为不必对他隐瞒,命令是根据华斯涅佐夫的坚决的指示而发布的,华斯涅佐夫认为让这样一个有名的专家去冒生命危险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必要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求通过师的通信枢纽站立即打电报给华斯涅佐夫,向他提出坚决的抗议。

  科罗廖夫反对说,在军队里不讨论高级指挥员的命令。

  可是科罗廖夫明白,这个老头儿被迫“退伍”,心里是多么痛苦啊,于是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地用呢称说:

  “你别难过,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你在列宁格勒也有事可做的。要知道,现在你是个士兵。叫你去打仗——你就得去打仗,叫你到后方去——你也得执行这个命令。我也是这样嘛:叫我去打仗——我就去打仗。明天叫我回厂——我就一声不吭回去。这是战争嘛。”

  使瓦利茨基激动的倒不是科罗寥夫的这些话本身,而是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同情与友好的态度。他本来以为,他与科罗廖夫之间隔着一堵墙,科罗廖夫决不会原谅他的儿子的行为的。何况,科罗廖夫心里还把他当作一个旧贵族呢。

  现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明白了,他错了;明白了,这堵墙不再存在了。他象年轻人一样激动得跟伊凡·马克西莫夫握起手来表示感谢。他想把科罗廖夫拉过来拥抱,可是他立刻就因为这种他觉得是过分的感情冲动而害怕起来。

  科罗廖夫把瓦利茨基的手握了一会儿,一边难受地望着站在面前的这个高高的穿着显然不合身的红军军服、脚登一双厚油布高统靴的人。他了解这个老建筑师此刻的心情,他的道路突然跟自己的道路相交叉了。

  象往常一样,一看到瓦利茨基,他心里就痛苦地想到薇拉。并且惊讶地发觉,他对阿纳托利的父亲没有丝毫敌意。

  不但如此,科罗廖夫还觉得,现在薇拉的命运并没有使他们分离,却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他放开了瓦利茨基的手,轻声说:“请你向彼得堡致敬……大家都在为它而战斗。别难过,你不是到塔什干去,列宁格勒同样是前线。”

  第二天,瓦利茨基又来到了列宁格勒。

  一辆一吨半卡车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送到了期塔乔克街,他得从那里搭市内交通工具才能到家。

  瓦利茨基费力地跨过卡车的拦扳,沉重地跳到了马路上。一个同车的红军战士从卡车上递给他一只不大的手提箱和一件军大衣,说:“祝你一路平安,老大爷!”并向他挥手告别。

  一吨半卡车开走了,可是瓦利茨基,这个身材很高、举止笨拙、怪模怪样的人,头上戴着一顶陆军船形幅,帽子底下露出了白发,身上穿着一件几乎连胯股也没盖住的军便服,一只手提着还是革命前保存下来的已经破旧了的鳄鱼皮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一件弄皱了的军大衣,仍然悯然若失地站在马路当中。

  他很久没有上列宁格勒的这个遥远的郊区来了,现在他环顾四周,一个劲儿想找到电车站。他发现有一队卡车笔直向他开来,他赶忙走到了人行道上。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忽然感到一阵可怕的疲劳,他在民兵师时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啊,原来他这个习惯于舒适的、生活上用不着操心的典型城里人,对于军队生活却根本不觉得艰苦。

  他在掩蔽部里和大家一样,不脱衣服,把防毒面具枕在脑袋下面,拿军大衣盖在身上,在板床上睡觉。他在前沿监督构筑工事的时候,虽然不止一次听到子弹的嘘嘘声,可他涟想也没有想到过其中一颗子弹会夺走他的生命。

  瓦利茨基在民兵师里精神上很安定,从战争爆发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觉得,这种安定大大盖过了他在行军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艰苦。

  现在他慢悠悠地走着,费力地挪动着两腿,没有因为重临家乡的城市而感到什么高兴。

  所有—切被抛弃了的、在前线逗留的短时期内不再使他感到痛苦的念头,重又兜上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心头。

  他昨天还坚信,他目前所干的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可现在却又谁也不需要他了。

  “不,不,”瓦利茨基一边在人行道上慢悠悠地走,一边自言自语。“我暂时回到这里来。明天我就要上斯莫尔尼宫去找华斯涅佐夫,要求他让我回民兵师去。他不能够也没有权利拒绝我的要求。我诚诚恳恳地工作,他们没有向我提过什么意见。我的工作是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

  “可是,那次在前沿会见伏罗希洛夫和华斯涅佐夫,对于我的免职也许起了某种作用?不用说,我做出了傻里傻气的举动,跟他们谈话不够恭敬!我的激动是不必要的。但我毕竟没有错,可不是,防坦克壕挖得这么宽,敌人的坦克简直可以把它当作掩体!”

  瓦利茨基想起来了,大家都在元帅面前笔直地站立着,只有他,唯独他一个人情绪激动,探舞着两手,要求增加工程师名额,他牛头不对马嘴地引证了托特列卡和其他筑城学的经典作家的话……

  “难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决定把我免职吗?”瓦利茨基又在心里寻思。“要是这样,这就十分愚蠢、荒唐了!总而言之,我准备给伏罗希格夫写信,假如有必要,就向他道歉。他应当了解,我的动机不过是关心事业的利益,是这种关心促使我跟大家争吵起来……其实,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

  “可是……不,我明天就去找华斯涅佐夫!可这是明天的事,那么今天怎么办呢?再过一小时,甚至更少时间,再过四十分钟,当我跨进家里的门槛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跟阿纳托利怎样见面呢?要知道,自从进行那番解释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讲过一句话。当我准备去参加民兵的时候,阿纳托利甚至从家里溜出去了,他所以溜走,是为了免得跟我告别……而且阿纳托利本人目前是不是在列宁格勒呢?”

  瓦利茨基并不为妻子担心,他临走时,给她留下了足够的钱,他深信,家里什么也不缺。

  ……瓦利茨基从基洛夫工厂高大的厂房跟前经过。一辆辆坦克从敞开着的厂门里缓缓地驶出来,街上充满了功率强大的发动机的隆隆声。在坦克装甲上用白漆书写着“歼灭德寇!”字样。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电车站,他搭上了驶往市中心的电车。

  电车不久就驶到了纳尔瓦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向这座他连最细小的东西也都熟悉的古老的建筑物投了一瞥,想起了从这儿很难辩认的携刻在拱门上的铭文:“鲍罗基诺战役……塔鲁丁诺运动战……马格雅罗斯拉维茨……莱比锡……巴黎……”他忽然觉得,好象他看到的不是斯塔索夫建筑师在九十年前建筑的那座石拱门,而是从前也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另一座拱门——八一四年为纪念战胜拿破仑而由伟大的克瓦仑吉建筑的木拱门——从巴黎凯旋归来的俄军就是从这里通过进入京都的。

  那座拱门瓦利茨基的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当然瓦利茨基本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是从石印画上看到的。

  可是此刻他却觉得,他亲眼见到了这座拱门。战士们正从拱门下面通过,但不是戴高筒军帽、肩上扛着长枪的古代战士,而是戴着船形帽、军便职浸透了汗水、举着迎风招展的红旗的今天的战士……

  “等到战争结束,”瓦利茨基在心里寻思。“是不是要建造新的凯旋门呢,要知道,它的保卫者也将从这条道路回到列宁格勒……可是这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

  有人碰了一下瓦利茨基的肩膀。他马上掉转身去,看见了一个女售票员。

  “您买了车票没有?”

  “车票?”瓦利茨基因惑地反问了一句。“哎呀,对,不错,当然罗,请原谅……”

  他连忙放下手提箱,把军大衣搁在手提箱上,一只手去摸自己的军裤裤袋。

  可是裤袋里一个戈比也没有。瓦利茨基想起来了,他去参加民兵时,把全部钱都给了妻子。虽然到现在时间过了并不多久,可他不知怎的,根本忘记了钱的用处,他已经不觉得钱是有用处的了。

  他发觉身旁站着好几个人:一个领章上缀着一个三角形星徽的中士、一个肩上挎着防毒面具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两个带着“网兜”的妇女,他们都关怀地望着他。

  “请原谅……”瓦利茨基嘟嘟嚷嚷地说,决得脸上涨红了,“可我……我没有带钱!我马上就下车……对不起!”

  “哪里的话,老大爷!”那个中士愉快地说,一边伸手到裤袋里,掏出一个钱币递给女售票员。

  “亲爱的,请!”

  “不,不,哪能要您付!……”瓦利茨基提高嗓门叫道,更觉得难为情了。

  “怎么‘哪能要您付’?”中士那对淡黄眉毛往上一掀。“在战斗中互相帮助嘛!”

  他光对女售票员眨眨眼睛,接着又对瓦利茨基眨眨眼睛,他接过车票,就递给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半打趣半正经地说:“战士同志,咱们战后再算帐吧!”

  瓦利茨基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生平第一遭在电车上由一个陌生人替他付车费。可是除了这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外,他还愉快地感觉到他与这位年轻的中士有着共通之处,并且意识到他们两人都参加了当前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危险的和无上光荣的事业。

  “我很感谢您,”瓦利茨基嘟嘟嚷嚷地说。

  军衔低的显然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军衔高的。因此,中士在声音里不无讽刺地回答说:“为苏联服务!” 但同时他又尊敬地看了一下这个做他祖父也合适的白发苍苍的怪模怪样的战士。

  ……瓦利茨基象年轻人一样轻快地跑上了楼梯,他按了一下电铃。

  “谁来给我开门呀?玛沙?阿纳托利?还是纳斯佳大婶?”他一个劲儿猜想着。

  可是没有人来开门。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停地按着电铃,听到前室里的电铃发出一阵阵凄凉的声音。看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此刻才想起来,他去参加民兵时,带走了寓所的钥匙,于是打开手提箱摸起钥匙来。

  前室里一片漆黑。

  瓦利茨基跑到了餐室,在那张椭圆形的红木大餐桌上放着一张已经泛白的字条,瓦利茨基拿起字条念了起来:

  “我的亲爱的!我写这张字条,是因为恐怕你回来时我还没有回家。请你放心。我很好。只不过在空袭时,我在街上摔了一跤,稍微扭伤了腿。可是人家把我送进了医院。我不肯去,可我独个儿待在家里也不方便。纳斯佳上工厂做工去了,托连卡三天前应征入伍了。厨房里有点吃的——几听罐头,还有熏香肠,你可要吃啊。钱放在餐具橱里你喜爱的那只茶杯底下。我住在医院里,医院在……”

  来到了医院,瓦利茨基这才知道,她的妻子当然是骗了他。她不是“扭伤了腿”,而是负了伤。大腿上中了弹片。医生说,她至少还要在医院里住一个星期……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妻子病床旁边坐了几个小时。她躺在病床上显得又瘦又小并且更苍老了。她没完没了地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是怎样过日子的,睡在哪里,吃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很危险……她还谈到了阿纳托利——怎样收到了通知书,怎样送他到集合地点,莫斯科车站前面的广场上。但没有一句话谈到她自己。

  瓦利茨基听着她的唠叨,好容易忍住了泪水。他忽然对这个跟她已经相处惯的、以致他几乎熟视无睹的瘦小的女人,起了无限怜悯之心。

  当女护士请他离开病房时,已经是晚上了。在回家的路上,瓦利茨基顺便拐进了一家亮着蓝电灯的供应咖啡的“小酒馆”,他吃了两只煮鸡蛋,喝了一杯咖啡。

  家里显得空荡荡、阴沉沉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检查了一下窗上的防空窗帏,开亮了灯,走进了他的书房里。

  他又置身在他已经习惯了的、从前那么喜爱过的东西之间了。

  桌上、画框上、书橱的玻璃上都蒙着一层灰尘。

  瓦利茨基忽然觉得,他什么东西也不想碰一下。他觉得他仿佛来到了博物馆里,那里收藏着各种使他回想起久远的童年时代的纪念品,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对他都是没用的了,变得陌生了。

  他在一把大皮圈手椅上坐下来,解开了军便服的领子,侧耳谛听着。一片寂静。

  “医生说,骨头没有伤,再过一星期,最多再过十天,玛沙就可以恢复健康了,”他寻思道。“她该疏散了,送她到古比雪夫的一个远亲那儿夫。列宁格勒说不定会成为前线。何况我在这里也只是暂时住一阵子。我要努力争取批准我回到民兵师去。

  “阿纳托利在前线。嗯,这很好。没有不可赎的罪嘛。即便对罪犯也常常给他用鲜血来洗刷自己耻辱的权利……”

  瓦利茨基忽然害怕起来。他明白,儿子可能被打死。阿纳托利一旦牺牲了,他就不知道父亲虽然把他看做敌人,却还是疼爱他的。

  “不,不,这是不可能的!”瓦利茨基惊慌地想道。“玛沙说,托利亚答应过,他一知道野战邮局的号码,就写信来。那时他就给他写回信。立刻就回信……”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忽然听见了电铃声,电铃声是怯生生的,并且是那么短促,瓦利茨基还以为这是他的错觉。他侧耳谛听了一会儿。电铃又响起来了。可这次声音稍微长些了。

  “这是谁呢?”瓦利茨基寻思着往前室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检查防空窗帏是不是遮掩得严实了。当临街的窗子透出灯光的时候,地方防空值班员有时会来按电铃或来敲门的。也许是邮递员来了?托利亚来信了?……

  他急忙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姑娘,身材不高,十分年轻,穿着一件白外套,肩上挎着一个防毒面具包: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还在值班……

  “请问,”她犹豫不决地说,“这儿是建筑师瓦利茨基的家吗?”

  显然,由于这一家主人穿着红军制服,她觉得怪不好意思。

  “对。您有什么事?”瓦利茨基问。

  “对不起,”姑娘更怯生生地说。“我想问问……阿纳托利在家吗?”

  瓦利茨基不觉一楞,倒退了半步,舌头舔了一下刹那间发干了的嘴唇,他忽然想到了,于是几乎象耳语似的问:“您……是薇拉吗?!”

  “是的,”她声音同样低沉地回答说,“我是薇拉。”

  “你瞧,你瞧,”瓦利茨基寻思道,他的两鬓突突直跳,“这就是报应嘛。她亲自跑来当面责备阿纳托利啦!……是他害了她,把她撇下了,出卖了!……”

  “他……上前线去了,托利亚上前线去了!”瓦利茨基慌忙说。

  “托利亚上前线去啦……”薇拉重说了一遍,好象是一阵回声,并且几乎听不清地补了一句,“那么……请原谅……”

  她慢慢地掉转身向楼梯走去。

  “我干了什么事呀,我这个坏蛋,卑鄙的东西,”瓦利茨基忽然头脑清醒了,“这个姑娘可不是回来了,从那边回来了吗?……她获救了,她活着,可我……”

  “看在上帝的面上!”他叫道,一边向楼梯口跑去。“薇拉!您上哪儿去?!请您进来,上我家里来,请吧,看在上帝的面上!……”

  薇拉回过头来。她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穿红军制服的老人是谁啊,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您……是托利亚的爸爸吗?”她终于问。

  “是的,不错,一点也不错!”瓦利茨基慌忙回答说。“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到我家里来,我要跟您谈谈。”

  薇拉犹豫不决地朝门口走回来。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把一切都告诉您,”瓦利茨基重复地说,一边帮着薇拉从肩上卸下防毒面具,脱下外套。

  他领她到了自己的书房里,让她坐在圈手椅上。

  现在瓦利茨基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薇拉只要说一句话就足以便阿纳托利名誉扫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薇拉面前忽然觉得完全手足无措了。

  “我知道,你们怎样落到了德国鬼子手里,”瓦利茨基终于说。“阿纳托利全都告诉我了。您回来了,运气多么好啊……请您告诉我,后来,当德国鬼子把阿纳托利抓走的时候,您怎么样了。您是怎样得救的?”

  薇拉打了一个哆嗦。

  “我不愿提这件事!”她叫道。“我一点都不想回忆过去的事!我此刻也不想谈这件事。我不想谈!”

  瓦利茨基站着,不仅是薇拉的这些话,而且还有她的态度的急剧的转变,都使瓦利茨基感到惊讶。

  “算了,”他痛苦地想道,“我何必去管这种事。儿子不替父亲负责。父亲要为儿子负责吗?……我的天啊,她肯听完我的话吗?她此刻在想些什么呢?难道她心里一点也不宽恕他吗?”

  要是他知道薇拉此刻心里想些什么就好了!……

  自从薇拉跟兹维亚金采夫分手以后,她一直在想念阿纳托利。她原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一听到他还活着,住在列宁格勒,她简直高兴极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高兴外,她还感到忧虑和痛苦。她常常想象着他们将会怎样见面,她心里感到害怕。

  薇拉觉得又痛苦又绝望,对自己也感到厌恶。她常常不能入睡,因为她一闭上眼睛,一切又从头开始了。刺眼的灯光使她的眼睛发花了。她觉得有一股德国鬼子呼出来的恶臭味儿直喷着她的脸……薇拉吓得直跳起来。她想逃跑,恨不得撇下自己的躯壳,撇下现在使她感到憎恨的自己的躯壳而逃之夭夭,因为她的身子曾经给那些手碰过了……

  一想到在若金家里顶楼上所经历的那些可怕时刻,薇拉的心头就象翻江倒海——样。她要报仇,只有报仇。在她那安宁的青年时代与今日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已经横着一条黑沉沉的无底深渊。

  薇拉曾对自己说过,她不应该再同阿纳托利见面。她只要知道他活着,获救了,这就够了……

  但是,回到列宁格勒后,她头一天就忍不住了,给阿纳托利打了电话。

  薇拉自己说服着自己,她不是为了要同阿纳托利谈谈才给他打电话,她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机挂上:她只要证实托利亚在这里,证实他平安无事就够了。

  但愿他不知道她已经回来了。但愿他以为她不会活在人世间了,她已经死了,死在德国鬼子那儿了。也许,将来有一天战争结束,她还是会把自己的经过情况告诉他的。可是她应该听见他的声音,只要听见他的声音!……

  薇拉报了一个号码,就呆立着,手里紧紧握着电话耳机,手都握得发痛了。

  没有回声。

  她过了半小时又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来听电话。

  薇拉去找共青团区委。她坚决要求派她到前线去当护士。

  可是区委告诉她,她应当到自己的医学院去,那里的速成训练班还在继续开课。

  在医学院里,女同学们告诉薇拉说,目前还不知道他们要学习多久,他们将来以医生的资格毕业呢还是以助理医生的资格毕业,这得取决于列宁格勒的局势。

  晚上,薇拉又给阿纳托利打电话。他的电话还是没有回音。

  上床睡觉时,她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决定往后不再打电话了。第二天早晨她到医学院上课去了。一回到家里,又打了一个电话……

  第三天,她从医学院出来却不回家,一径去找阿纳托利。薇拉知道他住在哪里。他们在涅瓦大街散步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结她指点过临莫伊卡河的那所房子。

  这所房子只有一个入口,薇拉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所房子,因为门上订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几个别具一格的古老的花体字:“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

  她按了一下电铃,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这个人,心里不免害怕起来,她连做梦也想见他,可是却又最怕在人世间见到他……

  可是没有人来开门。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她暗自反复说,“这样看来,阿纳托利还不在列宁格勒,他的父母大概也疏散走了。可他在那里呢?……”

  万一有人会来开门,她又试试按了一下电铃。门开了,门口却出现了一个穿着军便服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儿……

  阿纳托利的父亲不知从哪一点上认出了她,他的古怪举动使薇拉完全慌了神。

  可是接着她却知道了一件顶要紧的事:阿纳托利平安无恙,可是他不在这里,她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现在只想尽快地离去。

  可是这个老头儿,阿纳托利的父亲,却不让她走。

  瓦利茨基寻根究底地追问,托利亚被德国鬼子抓去后,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这时,薇拉忽然觉得,原来他知道他所经历的那件最可怕的、最骇人的事。她吓得要命,只顾对他大叫大嚷,叫他别问……

  可是瓦利茨基完全搞错了她的意思,因为这当儿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在儿子身上了。

  他声音低沉地、有点儿绝望地说:“我不会袒护阿纳托利。不,我甚至不会请求您宽恕他……”

  薇拉惊讶地倾听着他的话。“他在说什么阿?他不愿袒护谁啊?宽恕?宽恕谁?难道阿纳托利出了什么事吗?”

  她不安地问:“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您在说什么呀?”

  瓦利茨基觉得薇拉不过是宽恕他罢了。他苦笑了一下。

  “薇拉,不应该宽恕他。从我这方面看来,您的这种高尚行为我感到是太残酷无情了。”

  “可我不明白您在说些什么?!”薇拉这会儿口气更坚决地重说了一遍。

  瓦利茨基凝视着她那对圆瞪着的眼睛。

  “薇拉,阿纳托利是我的独子。他是我所疼爱的。可您要要相信,我有勇气骂他。”

  “骂他?”她困惑不解地大声叫道。

  “我要骂他,因为他在那里,在这个地狱里把您丢下了。他自己逃了命,却把您丢下了。”瓦利茨基慢吞吞而又坚决地说,好象在判罪似的。

  薇拉从圈手椅上霍地站了起来:“怎么‘丢下了’?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托利亚想要保护我!他们当着我的面狠狠揍他!接着就把他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逃跑的……可我……我后来得到了集体农庄女庄员们的帮助……她们给我换了衣服,把我藏了起来……”

  瓦利茨基目瞪口呆地站着。他仔细听着薇拉那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把她的每句话都记在心里,竭力想弄清楚,她说的是实话,还是仅仅是原谅阿纳托利,从而现在她在袒护他,为他表白。

  未了,他差不多无声地、满怀希望地开口说,可是对薇拉的真心实意,他还是不大敢相信:“那么,您以为……那么,他……”

  薇拉不由得对这个老头儿感到了怜悯。他站在她面前,满头苍苍白发,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整洁的军便服,显得怪模怪样的。

  她甚至觉得他站不稳了。

  她扶住了他的胳膊。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您怎么啦?您觉得不舒服吗?”

  瓦利茨基握住了她的手,把它捏得很紧。

  “不,不,”他说,“我觉得身体很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他又不作声了,木然不动地站着,眼睛望着什么地方,仍旧紧握着薇拉的手。

  薇拉——正是薇拉!——在为阿纳托利辩护,对他的正直毫不怀疑,这件事此刻在瓦利茨基看来,要比他自己从逻辑上对比重要得多。

  这时,由于满心希望出现奇迹,希望儿子当真是洁白无辜的,瓦利茨基已经无力再对阿纳托利的行为作分析了。除了这种想法:“薇拉,薇拉亲自在为他申辩!在那种可怕的时刻里,她是唯一跟他在一起的人。她在证明他是个好人!……”除了这种想法以外,他什么也不想了。

  “天啊,我的天啊,我是个懵懵懂懂的老糊涂,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专制魔王!”瓦利茨基在自言自语。“以前我怎么敢怀疑他?!我有什么权利怀疑他?我的孩子上前线去了,想到亲爸爸侮辱他,贬低他,指责儿子的行为完全不是正直的人该做的,也许会促使他去拼命。现在我站在这儿,可他在那里冒着弹雨……”

  末了,他把视线移到了薇拉身上。他觉得她又可爱、又温柔、又漂亮……他没有注意到她的脸庞消瘦了,嘴唇碎裂了,一对眼睛狂热地闪闪发光,不,不,她那梳成偏分头的浅色头发又柔软又纤细,跟孩子的一样,两片嘴唇也和孩子的一样,那对噙着泪水的眼睛是世界上最轻信的。

  一种不可克制的愿望使得瓦利获基不由地把薇拉一把拉了过来,拥抱起来……

  一接触到她的头发,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对当年还是幼小的儿子的久远而朦胧的回忆,想起了他那柔软得象绒毛似的浅色头发……

  未了,他突然挺直身子,轻轻地说:“请坐吧,薇拉,我请求您。您叫我高兴极啦。也许,是您……是您把儿子还给了我。”

  他忽然想了起来……

  “薇拉,请您告诉我,”他慌忙说,“托利亚曾经告诉过我,说他接受过一项重要的任务……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半信半疑的。“这件事您也许不知道。”

  “不,不,我知道!”薇拉也是同样慌忙地回答说,她完全能够领会到,对于瓦利茨基,知道自己儿子的一切情况是多么重要。“这个人是我们在列车上碰到的。我甚至还记得他姓克拉夫佐夫!他的确交给了托利亚一项任务,不过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项什么任务。他们都瞒住我,生伯我万一被德国鬼子抓去,可能顶不住……”

  瓦利茨基心头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么说来,这也是真的罗!

  现在他认为,如果在阿纳托利所讲的事情里有某些不合情理的地方,或者有某些自相矛盾的事实,如果,比方说,托利亚一口咬定,他随身带着共青团团证,实际上团证是留在家里,那么这一切在心理上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无故受到怀疑的人总是认为他实事求是地说话,就不可能使人家对他的怀疑焕然冰释,因此,他总是不由得竭力把话说得更加令人可信……

  在这个对瓦利茨基来说是幸福的时刻,他不可能想到薇拉是错的,也不可能想到她本人也并不知道阿纳托利的全部真实情况……

  瓦利茨基感到得意扬扬。薇拉亲口说,阿纳托利是无罪的!要是科罗寥夫此到能够听到她的话就好了!

  “薇拉,您见到过您的爸爸吗?他知道您已经回来了吗?”瓦利茨基问。过了一会儿,他才想到他昨天才跟科罗廖夫分别,他对女儿的情况还一无所知。

  薇拉摇摇头。

  “爸爸不在列宁格勒了。他参加民兵去了,我也……”

  瓦利茨基两手一拍,不让她把话说完。

  “我完全知道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在哪里!我今天才从他的那个师里回来!我可以把地址,就是战地邮局号码告诉您,您应当立刻给他写信!”

  这个怪模怪样的人这么关怀她的父亲,使薇拉很感动。虽然她不相信他们是相识的。

  “谢谢,我全都知道,”她说。“我曾经想从卢加给爸爸打电话,可是电话没有接通。后来他离开了那儿。师里答应一定转告他……”

  “这就非常好,好极了!”瓦利茨基搓着双手说,简直当场就要手舞足蹈起来。“您的爸爸,薇罗奇卡,是个很好的人!一个很公正的人!”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兴高采烈,情绪十分激动。

  他绕着薇拉所坐的圈手椅走了一圈,又抚摩起她的头来,接着还拍拍她的肩膀,高声叫道:“现在咱们喝茶吧!”他说着,就从书房里跑出去了。

  只剩下薇拉一个人了。她深深地坐在那把很深的皮圈手椅上,沉思起来,“托利亚不在列宁格勒,这可多好。要是我此刻就见到他,这就可怕了。但愿他在前线平安无事!但愿他还活着。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这件事一定会过去的。”

  可是他还不知道我活着,不知道我还活在人间!……他怎么能知道呢!我要给他写信。一定要写。他的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我就打听他的地址……他的爸爸……我能不能认为,是我使他这么快乐的?难道我还能使人快乐吗?……

  瓦利茨基拿着两杯茶走进书房里来,脚步跨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茶泼出来。

  他把一杯茶放在写字桌的边上,把另一杯递给薇拉,并且说:“请喝茶吧!”

  她把茶杯端到嘴边,喝了一口。茶热气腾腾的,而且太甜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显然在茶杯里一连放了几匙子糖。

  瓦利茨基在薇拉对面的一把圈手椅上坐下来,又不住地打量着薇拉,忘记了手里的茶。

  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念头:要是薇拉留在他这里,永远留在他家里,这该多好啊!他没有把这一点跟自己儿子的未来联系起来,只是认为要是这个小姑娘每天晚上坐在这里,坐在这把圈手椅上,那该多么好……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薇拉说,“我可不可以把托利亚的地址抄下来?”

  这一问可把瓦利获基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

  “地址?”他反问了一句。“可我还不知道他的地址哩!他答应一到那边就写信来。如果他来信,我立刻就告诉您!您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她迟疑不决地说了电话号码,瓦利茨基把她的电话号码记在台历上,这会儿他却忘记了,他自己也不打算在列宁格勒逗留很久。

  瓦利茨基一边记下电话号码,一边瞧了瞧薇拉。她两眼盯着他正用来记下电话号码的铅笔。薇拉半张着嘴,整个身子向前倾着。

  “薇拉,请您告诉我,”瓦利茨基犹豫不决地问,“您……爱托利亚吗?”

  她默不作声。

  “请您了解我,”他不好意思地继续往下说,“这可不是我好奇,也不是做父亲的监督,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我……我是个缺乏热情的人,根本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说得越来越激动了。“托利亚的全部生活都是在我的身边过的。可是现在打仗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见到他,不,不,我相信他会活下去的,可我,我已经上了年纪啦……我必须知道……我要想象一下他的未来生活……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你们……你们又会在一起的。对吗?”

  薇拉想要说什么,可她的嘴却不听她使唤。她站了起来,向窗口走去。她的两肩颤抖起来。

  “薇拉,薇罗奇卡,亲爱的,您怎么啦?!”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惊慌地问,一边走到她跟前去。这当儿,他忽然记起来:阿纳托利曾经对他说过,远在别洛卡明斯克那边时,他们已经争吵过了。

  “托利亚在那边小镇里,怎样得罪过您,告诉我吧,您心里会觉得痛快些的,告诉我吧!”瓦利茨基又说了一遍。

  “不,不,”薇拉压低了声音说,“他根本没有得罪过我。我简直,我简直难以相信,一切……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瓦利茨基紧紧地握着她那给泪水弄湿的手掌。

  “我的亲爱的姑娘,我是个年纪很大的人了,已经完全记不得我什么时候爱过人,也记不得人家什么时候爱过我。可我熟悉生活。您不愿意说您为什么要哭。可您要相信我一—这会过去的。有个圣人曾经说过:‘这会过去的’。战争一结束,到处又会如火如荼……难道您不知道,你们的一切生活还在前头吗?!”

  “不,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多谢您,可我……只要我能够向他们报完一切仇!我只是为了报仇才活着的。”

  “今天我才从卢加回来,”瓦利茨基声音低沉地说。“我的儿子在前线打仗,我的妻子在空袭时受了伤。我还是满怀希望活着。我把希望寄托在胜利上,就是说,寄托在未来。也许我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可我信心百倍,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胜利会到来的,幸福会到来的!”

  “要是您知道我的遭遇,”薇拉疲倦地说。

  瓦利茨基摇摇头。

  “不久以前,我去找过一个人,对他说,我心里很痛苦,因此,我想上前线去。他回答我说,上前线去不是为了忘掉自己的痛苦,在这样的的候,不能只想到个人。在周围,痛苦是太多了。您要知道,这个人是谁?是您的爸爸,薇拉!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科罗廖夫。他说得很对……”

  “可我看到了甚至在恶梦里也看不到的事情!”薇拉忽然热烈地谈起来。“您可见到过怎样吊死人吗?见到过怎样用枪托揍孩子的脑袋吗?您可听说过,一个发疯的妈妈怎样狂叫着,象狗—般可怕地狂叫着吗?我要报仇!要报这个血海深仇!”

  “薇拉,我了解您的心情。’瓦利茨基费劲地说。“您讲的那些都是很可伯的,我常常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可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亲眼见过这一切的人……我能够体会,您是吃了多少苦头呀!您的妈妈在家里吗?”他问,想把薇拉从这些痛苦的回忆中引开。

  “妈妈在家里,”

  “哦,这就好了,”瓦利茨基满意地说。“可托利亚的妈妈在医院里。她—回家,我就设法送她到后方去……可您,薇罗奇卡,是不是觉得您也是走好些。”

  他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心里忽然浮现出一个念头,如果让玛沙和薇拉一块儿走,怎么样?

  “上哪儿去啊?”薇拉困惑地问。

  “嗯……我说的是……疏散。”

  “不,不,我决不走!……”

  “我知道……”瓦利茨基点点头。“以前也有人向我提过……”

  “现在我该走了,谢谢您,谢谢您的一切关怀,”薇拉说着就站起来了,“时间已经晚了,我可没有夜间通行证。”

  “这样就结束拉!”瓦利茨基心里难过地思忖道。“她此刻就要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玛沙不在家。阿纳托利也不在家。我一个人……”

  瓦利茨基看了一下表,已经十点十分。

  “我送送您,”他突然说。“送您到电车站。”

  他们来到了黑沉沉的涅瓦大街,向铸造广大街走去,薇拉要在那里搭驶往纳尔瓦门的电车。哪里也没有透出一线灯光。只偶尔有一辆汽车遮暗的头灯刹那间闪烁了一下。

  街上行人稀少,碰到的行人都急勿勿地默默地走着。

  “我挽住您的胳膊,行吗?”薇拉突然问。

  “行,行,当然罗,薇罗奇卡,”瓦利茨基感到有点儿纳闷,慌忙回答说。

  他感到了她的手的碰触。她甚至稍微偎着他,仿佛她受到了只有她自己才感觉得出的威胁,要求他的保护似的。

  “也许只是我的感觉?”瓦利茨基思忖付道。

  可是,不。这不是他的感觉。在这里的一片漆黑中,她当真在寻求这个年老的、怪模怪祥的人的保护。在这里,他看不见她的脸庞,看不见她的眼泪。她可以不怕他问长问短……

  他们默默地走到了铸造厂大街。过不多久,就有一辆电车驶来了,只有走得很近时才能识别用蓝电灯照亮的电车路牌。车厢里也点着几只灯光暗淡的蓝电灯。

  “再见,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薇拉说,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她没有跟瓦利茨基握手,只用手掌在他的军便服上温存地抚摸了一下。

  “您往后给我打电话吗?”瓦利茨基问,他用力地说了这句话。“您往后可不要忘记,我只有一个人,孤单单的一个人……不过,我大概不久就要回民兵师去了。仍然……”

  他没有把话说完,电车铃响起来,薇拉走进车厢里去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默默地独自站了一会儿。不知从哪里远远传来了无线电广播的声音。他谛听了一阵。‘敌人已经……”播音员在广播,可是播音员接下去说了些什么,瓦利茨基却没有听清楚。

  他胸中忽然充满了一股炽烈的、吞没一切的仇恨。他想要用双手杀死、扼杀或者消灭那些从可怕的、敌对的恶魔世界里来的人,他们蹂躏着祖国的土地,使他的祖国的土地淹没在血泊里。

  “那么我为什么留在这儿,不到应该去的、必须去的地方去呢?!”瓦利茨基悲观绝望地思索道。“到斯莫尔尼宫去!明天就上斯莫尔尼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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