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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六章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生平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想要改变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更亲密,更诚挚。

  可是他的儿子阿纳托利也是生平第一次竭力要使这种关系维持原状,也就是说,仍旧是冷淡的、缺乏某种诚挚和信任的关系。

  父亲很想弥补过去的疏忽,得到阿纳托利对自己的好感,把儿子当作朋友。瓦利茨基痛苦地意识到,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过错,多年来造成的僵局不可能在几天之内改变,他拼命想拆毁他跟儿子之间那堵存在已久的培。他没有料到,最不愿意这墙墙轰然倒坍的,正是阿纳托利本人。

  假如战争不发生,瓦利茨基可能永远也不会要求同阿纳托利建立新的关系的。但是现在,正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孤独、无用,饱尝由此而来的痛苦和自卑感的时候,他把满怀希望的目光投在儿子身上。

  瓦利茨基得知阿纳托利光荣地经受住了战事的最初考验,感到很高兴:他不仅摆脱了德国人而安然回来,同时还完成了一项秘密的、极其危险的任务。

  瓦利茨基还为姑娘的平安无事而感到高兴——她的命运曾使他深感不安。

  从科罗廖夫那里得知儿子跟着薇拉到别洛卡明斯克去以后,瓦利茨基对阿纳托利是大不满的。一想到他儿子卷进了一种浪漫主义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中,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恼火极了。当然,对于任何怀疑他抱着阶级门第偏见的企图,他都会忿然加以否认。可是一想到建筑学院士瓦利茨基的儿子阿纳托利竟会找一个工人的女儿做“对象”,这就使他的自尊心大大受到损害。

  可是,由于日子一天天过去,而阿纳托利迟迟没有回来,瓦利茨基忽然发觉,他不仅为儿子而担忧,也为那个素不相识的姑娘而不安,由于机缘绕的安排,他的儿子如今对她的命运已经担负着道义上的责任了。阿纳托利回来后,他自然要立即问到薇拉。

  回答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满意:姑娘已回到列宁格勒,她平安无事。

  现在已没有什么事情使瓦利获基感到扫兴了。他因为重新得到儿子而感到幸福,他千万百计地尽力让儿子了解这份心情。

  要是父亲能够早一些并且在另一种情况下改变对阿纳托利的态度,那么阿纳托利也许会感到高兴。可是现在,这种转变却成为他的沉重的负担,因为在他和父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新的无形的障碍——谎言。这道障碍是阿纳托利在回到家里的最初时刻就筑起的:他隐瞒了在克列皮基村所发生的事情;谈到薇拉时又撤了谎。

  想到他给父亲的答复极不恰当,他很快就感到不安。当他父亲告诉他同科罗廖夫谈过话以后,他就明白了这一点。要知道,如果科罗廖夫已经到这里来过一回,那么就会来第二回——那时谎言就会给戳穿!不过,从他对父亲说薇拉已经平安回来之后,阿纳托利不敢再编造新的说法了。

  至于同母亲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焦急。玛利亚·安东诺夫娜想到儿子安然无恙地回来,就觉得很幸福了。

  但是同父亲的关系就要复杂些了。知道儿子的安然无羌还不够,他想获得儿子的心。

  阿纳托利也知道这一点。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起初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闭关自守,竭力少跟父亲见面。

  然而恰恰是儿子的闭关自守。促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更执拗地想要赢得儿子对他好感。

  他一次又一次地让阿纳托利重复他的“历险记”。听到儿子的行动是怎样机智勇敢,在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不象一个娇生惯养的儿子.而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他显然得到了特殊的快乐。

  这时阿纳托利懂得了,正是用这个办法,他才最轻易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才能防止某种怀疑的产生。因此他一次次越来越乐于讲述自己的功绩,捏造层出不穷的、有时他自己也没有察觉是自相矛盾的细节。他只注意一点,不要再提到薇拉。可是父亲因为觉得他终于赢得了儿子的好感而高兴,却没有去推敲细节。

  虽然,阿纳托利避而不谈薇拉,瓦利茨基似乎也觉得奇怪。但是由于他眼前一心只想看到儿子好的一面,他把这解释成为是阿纳托列不愿大肆张扬自己的私事的很自然的愿望。

  另一个痛苦的念头却使他越来越难受。那就是他想到不久以后免不了要分别。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每次替儿子开门时,总是希望阿纳托利立刻宣布要上前线去了。他怕听到这句话,同时又希望听到这句话。

  报纸和电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要求房屋管理所替他安装一个“无线电转播点”,现在,扬声器的黑色小喇叭已经挂在他书房里的一张皮卧榻上面——每天报道着层出不穷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敌人向列宁格勒推进,己抵达普斯科夫城下。成千上万的志愿兵从各工厂、机关和学院一批又一批赶赴前线。越来越多的修筑工事的新队伍紧急赶往卢加防线——那里的工程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设想他的儿子除了站到列宁格勒保卫者的最前列以外,没有别的岗位。尽管一想到,他可能因此失去阿纳托利,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最初几天,遇到儿子从学院回来,瓦利茨基因为想到离别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而感到快活和轻松。

  但后来这情况开始引起他的不安。这不安还是模模糊糊的、无意识的;如果有人认为,他的儿子是在竭力逃避上前线,瓦利茨基就会觉得这种想法是荒唐的,是令人感到侮辱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想法开始一天天地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头脑里,要摆脱它也越来越困难了。他竭力使自己相信,他的不安是毫无根据的,阿纳托利在大庭广众之间,又没有躲避着什么人,何况,据他说,他在学院里还在搞重要的工作哩。

  然而同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也知道,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如果确实想上前线去,的确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挡他……

  阿纳托利在回到列宁格勒以后的第二天就到他的学院里去。阿纳托利在五年级读书,学校里几乎看不到他的同班同学。虽然并没有动员他们——暂时留下来念完书,——许多人却志愿上前线去了,另一些人给派去修筑工事。一般说来,留在学医里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主要是那些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宜服兵役的人。

  共青团团委会里只剩下一个副书记,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镜片很厚。

  他看到阿纳托利很高兴,压低声音说,大家都知道他了,因为“那边已经来过电话”,然后气愤而又苦恼地诉说,他由于这副该死的、度数深得难以想象的眼镜,已经两次被军事委员部“卡住”了。

  副书记建议阿纳托利在团委会里工作,因为一个人确实“干不了”。

  工作也确实多。要把参军去的和参加民兵的共青团员注销,协助校长办公室编造疏散人员的名单,每天分派大楼的值班人员,在顶楼上设立夜间岗哨,检查消防器材设备……

  学院里迅速传开了一种传闻,说阿纳托利属于某一类“特种登记”的人,说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完成了重要任务,同时又保存了自己的团证,他刚回来,得到了短期休假的权利。

  在家里,阿纳托利被不安和不样的预感包围起来。可是在学院里他却充当英雄。因此他尽可能少回家,何况他的工作有的是——够他连日带夜干的。

  要不是想到薇拉,他也就逐渐完全放下心来了。

  阿纳托利没有再到薇拉家去过,他怕跟她的母亲见面,更怕和科罗廖夫本人见面。但他经常打电话去,希望听到薇拉的声音。

  可是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就是听到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声音。

  碰到这种情况,阿纳托利常常一声不吭地挂上了耳机,只有一回他忍不住了,装出另一种声音说,请薇拉听电话。

  “薇罗奇卡不在家!”她的母亲有点儿心情紧张地回答。“您是谁?谁找她?”

  阿纳托利这一回又默然挂上了耳机。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纳托利却还待在列宁格勒。如果问他为什么,他准会回答说他在等待,等他补领到公民证,那时他就要力争派他上前线去。

  可是阿纳托利在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他不想离开列宁格勒,何况报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令人不安了。

  只要一想到他在那边前线,又会遇到德国人,他们又会向他开枪,想到再没有房屋的墙壁来掩蔽他,阿纳托利的心里就充满了恐惧。“本来嘛,我何必要急于上前线呢?”他为自己辩白。已经落在他身上的种种考验是他周围的人谁也经受不住的。当然,稍微过些时候,他会上前线的。但是现在,他在学院里完成交给他的任务,这样做也就是参加战争了。

  白天,阿纳托利在共青团团委会召集学生,核实各种名单,注销登记,在各种群众大会和集会上,他是逢会必到的演说者。晚上,他领导值班工作——有时在学院里,有时在房屋管理所里。他肩上挎着防毒面具,袖子上缠着红臂章,俨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而是个指挥员了。他以严厉的苛求的口气,号召学院里的值班人员更加提高警惕,斥骂那些住户没有把灯光掩蔽好,斥骂他们企图逃避在顶楼上值夜班。他用自信而居高临下的口吻跟人们讲话,俨然是一个为了打败敌人已经做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工作的人。

  阿纳托利被自己的行动所迷惑,他没有觉察到,那个依旧一听到无论什么铃声就亲自赶来的父亲给他开门的时候,越来越经常以疑惑不安的眼光打量他,就好象等着他回答一个还没有点明的问题,却没有下文一般。

  这件事发生在夜里,阿纳托利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男人问,接电话的可是瓦利茨基同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就说:

  “我是科罗廖夫。您大概不记得我了吧。我为女儿的事曾经去找过您……”

  “不,相反,我当然记得!……”瓦利茨基提高声音说。“我很高兴,总算一切都顺利结束,您的女儿回来了。”

  “我女儿没有回来,”耳机里的声音说,“我打听到您的电话号码,是想问一下……您的儿子回家了吗?”

  “不,他还没有回来,”瓦利茨基回答,心里明白自己说的不是实话,因为科罗廖夫的问题完全是另有所指。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顿时着慌了,含含糊糊地说:“看来,出了什么事了……”

  “是呀。看来,出了什么事了,”科罗廖夫重复了一句,这一次他的声音听起来好象很远的样子。“我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吧。万一……”

  “对,对,”瓦利茨基赶紧说,觉得耳机有点儿烫手似的,“您一定要打电话来……明天就打……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

  “您不用着急,”科罗廖夫说,可是瓦利茨基却觉得他好象昏倒在地,连声音也改变了。“我明白,您心里也不轻松……我以后再打电话来。再见。”

  咔嗒一声,电话线另一头的耳机挂上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木然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手里依旧紧握着耳机。接着,好象害怕这件黑色家伙可能引起什么新的祸事似的,急忙把它扔在电话机的支架上。

  他不知不觉地掏出手帕,揩了揩汗涔涔的脑门。他觉得心里作痛,但又立刻忘记了,不再有痛的感觉。现在一个苦恼的念头把他整个儿都攫住了,一个疑问纠缠不体地在他的耳边作响,“出了什么事情啦?阿纳托利为什么说话不老实呢?”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竭力宽慰自己,使自己镇静下来,冷静沉着地思索所发生的事。那么,虽然那姑娘实际上没有回来,可是阿纳托利却说她已经回到城里了……但是,他们会不会在别洛卡明斯克吵了嘴呢?假定他们吵了嘴,那么薇拉在还没有碰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就会比阿纳托利早些回到列宁格勒来,因而他也就相信她早已在城里了。但是他回到列宁格勒以后,为什么不先打听一下薇拉是否已经在这里了呢?不过,如果他们确实吵过嘴,那倒是容易解释的:阿纳托利没有理由为她担心,他并不想见她。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阿纳托利绝口不提薇拉。年轻人在恋爱时总是互相以过分、偏激的态度去对待对方的行动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样推断着,说得更确切一点,他竭力这样推断着。

  不过,虽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推断有—定的连贯性,有逻辑上的严谨性,却并没有使他感到安心。他心里越是为儿子辩白,就越是强烈地充满不安的预感和模糊的猜想,阿纳托利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跟薇拉的失踪有关,因而他说了一戳就穿的谎话。

  现在,瓦利茨基开始感觉到,阿纳托利自从回家以后,他的举动中总有点不自然。他回想起儿子所说的事情里,每次都出现一些证实他那无懈可击的英雄行径的新的细节,可是从来没有提起过薇拉……

  这些令人忧虑的不愉快的想法是和这样的想法交织在一起的;阿纳托利还待在列宁格勒,而且从各方面看来,他对自己这种去向未定的状态是完全心安理得的……

  前室里的电铃声打断了瓦利茨基的心情沉重的思索。“到底来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道,赶忙朝门口奔去。

  他希望这是阿纳托利回来了,那么现在就让他来回答一切问题,消除一切疑团。

  然而来的不是阿纳托利。站在楼梯平台上的是邮递员,他的肩膀上挎着一只宽背带的大皮袋。他一只手拿着一本狭长的硬纸板封面的送信箱,另一只手拿了一张灰色小纸条。

  “您好,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邮递员以老相识的资格说,“这儿是……寄给您的通知……这就是。”

  说着,他迟疑地把灰色小纸条送给瓦利茨基,同时疑惑而期待地望着他。

  瓦利茨基觉得自己脸都红了,他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几乎是抢过了通知,接着已经准备关门了,可是邮递员带着抱怨的口气急忙说:“可您得签个字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签在这里。”

  瓦利茨基竭力避开他的目光,签了字。他关上门,开亮前室的电灯,慌忙把纸条凑到眼前去看。

  纸条上写着:

  “费·瓦·瓦利茨甚公民:

  接此通知后,请随带公民证及兵役证来波罗的海街二二五号民兵师司令部报到。

  参谋长……启”

  下面是用红铅笔写的笔迹潦草而奔放的签名。

  瓦利茨基站着,反复看着通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总算等到了!”他大声说,接着又暗自补充道:“多愚蠢!自己闹出了一场荒唐透顶的大笑话……”

  瓦利茨基早己打定主意。如果接到通知他怎么办,当然,只好去一次,解释一下,说发生了误会,他六十五岁了,早已撤销兵役登记。

  可是现在,当通知到手以后,费舆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却想:“也许,根本用不着去?……”不过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对自己说,“不,不能这样做……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人家会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懦夫。”

  “或者,干脆按指定地址写封信去,”他又想出个新主意,“解释一下,发生了明显的错误?”然而他又反驳自己:更正错误必须出示公民证!谁也不会因为他信上写着几岁就相信他是几岁……汉办法,只好去一次了。

  瓦利茨基把通知书藏在鳄鱼皮制的旧皮夹里,地想,这下子不会落到妻子或儿子的眼里了。

  想到儿子,瓦利茨基就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阿纳托利对他讲的话。那么,阿纳托利不是到南方去休假的,他讨厌南方,他是到小城镇别洛卡明斯克去的。

  他在那里得了感冒,患了肺炎,发高烧,躺了几天。想到战事起来,而他不在军队里,感到苦恼。等到觉得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就乘火车回列宁格勒来。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肃反工作人员,后来列车被作毁时,从他那里接受了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来到一个小村庄,打算在那儿过夜。当天夜里德国人冲进衬里。德国人抓住肃反工作人员,大概把他枪毙了。而他自己却被毒打一顿,关在堆杂物的屋子里。可是他侥幸从那里逃了出来,然后溜进森林里。他在那里遇到我们撤退下来的战士,就和他们一起到了卢加。

  阿纳托利是这样叙述的。

  每一次当父亲要求他把“这是怎么回事”重说一遍时,阿纳托利就在自己的叙述中增添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德国人痛打阿纳托利,原来是因为他徒手和他们搏斗。他能够从扳棚里逃出来,是因为他用铁棍把一个哨兵打昏了过去。

  下一次,阿纳托列详细地讲到,他和苏军战士会合以后,有几次怎样手持步枪去参加跟德国人的小接触,甚至还率领战士们去进攻,因而他们可能要给他申请奖励……

  阿纳托利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提到薇拉,甚至也没有顺便提到她呢?”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再三反问自己,此刻他已经认识到,他的儿子辩白的理由是不能够使人信服的了。

  瓦利茨基具有数学的才能,不会因为纯粹出于一时感情冲动的理由就消除已经产生的怀疑,他需要的是具体证据。

  当阿纳托利害病的时候,薇拉在那里呢?为什么这个肃反工作人员把如此重要的任务偏偏托付给阿纳托利,也就是托给一个刚刚相识的人呢?如果阿纳托利是和这个肃反工作人员一起被捕的,而且他又这样反抗过,那么法西斯分子为什么对他又如此宽大呢?……

  薇拉的命运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越来越感到不安。

  ……他就这样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急不可而地等待着儿子回来,心里暗暗希望阿纳托利能够解开他的所有疑团,摆脱那么出乎意料地压在他肩上的沉重包袱。

  前室终于响起了电传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把这看成是期待已久的解脱。他知道,这准是阿纳托利回来了——妻子和保姆她们自己有钥匙,——于是他奔到前室,急匆匆地开了门。

  他没有弄错,来的是阿纳托利。

  他对父亲点点头,慌忙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说,他顺便回来一会儿,还得再回学院去。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以坚定的步伐跟着儿子走进他的房间,一面坚决地说:“我得跟你谈一谈。”

  “以后谈吧,爸爸,以后再谈,’阿纳托列回答,一面脱下汗水浸湿的衬衫,“天那么热,我浑身都湿透了,跑回来换衣服……”

  他从父亲身边走过,往浴室走去。瓦利茨基听到水龙头哗哗的放水声。过了一会儿,阿纳托利出来了,边走边用毛巾擦身,走到五斗橱跟前,拉开拍屉,拿出一件干净衬衣,开始解衬衣的钮扣。

  瓦列茨基留心地看着儿子的结实强壮的身体,他那肌肉发达的宽阔的背,那双给太阳晒得黧黑的手臂上微微颤动的肌肉。

  “坐下,阿纳托利,我们得谈一谈,”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用他从前那威严的、不容反驳的口气说,这种口气阿纳托利已经不习惯了。

  阿纳托利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就竭力拖延时间,慢吞乔地穿着衬衣,然后转过身来,故意装出困惑不解的神气瞟了他父亲一眼。

  “好吧,如果那么急的话,”他迟疑地说,“只不过我很忙。”

  “我想问你,”瓦利茨基眼睛盯着儿子说,“你从列宁格勒带着一起走的那个姑娘,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阿纳托利的眼神发生了一种几乎是难以觉察的变化,可是这瞒不过瓦利获基。不过阿纳托利立即耸耸肩膀,故意装得淡漠地回答:“这你已经问过我了。我也……”

  “她不在列宁格勒,”父亲猛地打断他的话。

  “怎么不在?”阿纳托利故意装作惊讶地反问一句。接着又耸耸肩膀,说:“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比我早走得多。”

  “什么时候?”瓦利茨基一步不放松地问。

  阿纳托利觉得房间里的天花板好象变得低了一些。他已经知道,而且猜到,今天准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呢?莫非科罗廖夫又来过了?……

  阿纳托利既恨父亲把他弄得这样措手不及,也恨自己没有找到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言之成理的回答,他委屈地问:“这算什么,审问吗?”

  “不是。但我想……了解这个对我很重要!”瓦利茨基坚持说。“你们不是一起离开列宁格勒的吗?”

  “好吧,如果了解这个对你是那么重要的话,”阿纳托利含讥带讽地回答,“那就是说,是的。是一起走的。”

  “你在战争前夜到了那个小城市。第二天,就照你说的吧,你病了。对吗?”

  “我有医生证明,”阿纳托利恶狠狠地回嘴。“可惜,医生证明和公民证一起留在火车上了。我不知道亲爹要看它。”

  “阿纳托利,收起你那讽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瓦利茨基严厉地说道。“那么,结果是这样罗:那姑娘撇下你这个病人,独自回到列宁格勒来了。对吗?”

  阿纳托利可没有提防这样的转折。在他的盘算中,根本没有想到要说薇拉的坏话。不过他明白,他自己给自己布下了陷阱,于是急忙想寻找出路脱出这个陷阱。

  “我们吵嘴了,”临了他说。“况且我的病一点也不严重。”

  “怎么是这样呢?你说过,你害了格鲁布性肺炎,一步也不能动……而且,尽管……”

  “那时候我已经好些了,”阿纳托利说。忽然笑了笑,故意装作轻松地说:“我不懂!为什么你忽然对我的……恋爱这样关心?”

  他的这些话听起来是那么做作,那么软弱无力。使费奥多尔·瓦西里邪维奇刹那间对儿子竟做出这么卑劣的事情而感到强烈的羞耻。

  “阿纳托利,”瓦利茨基尽可能温和地说,“我请你对我说实话,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时,他最迫切希望的,就是从儿子嘴里听到明确的、不容反驳的话,一下子消除一切疑虑。

  可是阿纳托利只是神经质地耸耸肩膀,恶声恶气地、挑衅地回答:“我也请你……请你解释一下,这一套是什么意思?!”

  瓦利茨基感到血往他的脸上涌。

  “这是因为,”他眼睛盯住阿纳托利,慢吞吞地说,“薇拉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说她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没有告诉他你在家里,我骗了他。可是他还会打电话来的。那时候我一定得告诉他,你已经向来了,你要明白,我一定得告诉他了!现在你明确回答我,他女儿出了什么事。”

  阿纳托利一声不吭。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走到儿子身边。

  “你应当对我说实话,”他坚持地重复道,“要知道,整个这件事可能一点都不严重,可是你自己的行为倒叫人怀疑到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让我们一起考虑一下……我是你的朋友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看到阿纳托利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好象儿子眼看着就要放声大哭了。

  “我等着,托利亚,”瓦利茨基依旧站在那里,说。

  “嗯……嗯……好吧,”阿纳托利费劲地说。“既然了解这情况对你是那么重要……不错,我们是一块儿离开别洛卡明斯克的。后来遇到了轰炸……”

  他不作声了,仿佛故事断了线索,于是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嗯,那么后来呢,后来呢?”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充满了不祥的预感,迫不及待地问。“德国人进来时,你……你们也在一起吗?”

  “是的,是的,也在一起!”阿纳托利忽然高声狂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歇斯底里的调子。‘可我保护过她!我跟德国人搏斗过,搏斗过,德国鬼子用靴子赐我,用笨重的皮靴踢这儿!”他越叫越响,手按在肚子底下。“他们把我拖出去……关在木棚里……我痛得喘不过气来,呕吐了!……”

  “哦……那么后来呢?”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轻声地问。

  “后来怎么样,我已经对你详细讲过了,”阿纳托利吃力地换了一口气,说。“我醒过来了……拆下一块板壁……天很黑……我从屋后溜进森林里……”

  “那薇拉呢?”瓦利茨基轻声地问。“她……留在德国人手里??”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阿纳托利又高声狂叫道。“他们追我,紧追着朝我开枪!”

  “你以前说,你悄悄溜了出来,没被人发觉。”

  “这我是对父亲说呀,是对父亲说呀,不是对侦察员!”阿纳托利已经掩益不住愤恨的情绪,叫道。

  “对,对,我明白,”瓦利茨基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爸爸,你要明白,我有什么办法呢?”阿纳托利已经用另一种祈求的声调说。“我可不能在到处都是德国人的村子里逛来逛去寻找薇拉呀!这样我一点也救不了她,自己倒反而送了命。何况我还有任务,重要的战斗任务,这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虽然,如果德国人知道了,如果他们发现我藏在上衣衬头里的共青团证的话……”

  “对,对,当然,”瓦利茨基声音低沉地说。这个新编的关于共青团证的谎话,不知为什么不大使他吃惊,尽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夜里,他为儿子而焦虑不安,悄悄走进儿子那间空寂无人的卧室,打开桌子的抽屉,翻起阿纳托利的东西来。当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看到儿子的共青团证,把它打开来,久久地端详着那上面的照片……

  可是现在他把阿纳托利的话当作耳边风。只有一个念头,关于薇拉的念头,引起瓦利茨基的注意。不知是询问,还是肯定,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这么说,她还在那里,还在德国人那里……”

  阿纳托利一声不吭。

  “那么,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不到她的父母那里去一次呢?”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疲倦地问。

  “我去过的,头一天就去的!”阿纳托利急忙地、甚至高兴地回答,好象脚下踩到了一块坚实的土地。“只不过我……什么人也没遇到。”

  瓦利茨基默不作声,竭力领会从儿子那里听到的一切话。对,现在他的叙述中有了内在的逻辑。如果事情的经过真象阿纳托利所说,那么他要救薇拉确实很困难了……

  然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边反复寻思着这件事,一边不由自主地竭力为阿纳托利辩护,但他知道有一个事实,只有一个事实,依旧是确定不移的:阿纳托利把她撇下不管了。把信任他的姑娘留在德国人那里了。他自己逃了出来,却把她撇下了。因而,回来以后,他怕去见她的父母,怕把事情的经过统统告诉他们。他的行为象个胆小鬼。胆小鬼……

  忽然,瓦利茨基的头脑里产生了新的想法。

  “你说说,托利亚,”他怀着希望说,“你对我讲过,你已经到那里去过了……就是说,到格拍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去过了。”他总是用旧的名称称呼这个机关。“我想你把全部情况统统告诉他们了?要知道,也许他们倒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听到她的下落,能够设法营救她?”

  “我把委托我转达的话在那里都说了。难道你是想让他们把我拘留起来,进行没完没了的审问和调查吗?让他们妨碍我上前线吗?……”

  “你当真准备上前线去吗,托利亚?”瓦利茨基无意之间脱口而出地问道。

  “你是说?……我不懂你的问题,。”阿纳抵利吃惊地说,声音里流露着恐惧。

  在这以前,阿纳托利周围的人们,还没有人怀疑他的意图的真诚。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阿纳托利知道父亲识破了他的隐秘的念头,这念头他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甚至也没有对自己承认过,于是他重复一遍说,这一次已经是大声地、咄咄逼人地说了:“我不懂你的问题!”

  “你要明白,托利亚,”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用一种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平静而又超脱的口吻说,“显而易见。我们对生活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如同你所说的……对选择的自由有不同的看法。我开始觉得,对你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临着两种选择。可是我认为,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时刻;没有作第二种抉择的可能,路只有一条。”

  “说这些漂亮话干什么,”阿纳托利结结巴巴地说。“你总不忍心拿着我的阵亡通知书去当英雄的父亲吧?两种选择!你一辈子都善于为自己找到两种选择,我记得,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周围所有的人一天天、一年年在批评你,可你呢?你对这些话好好注意过没有?当然罗!‘你是沙皇,独自过活!’你马上就要象从前一样,坐在你的书房里,锁上门,掐断电话线,千万别让人家来打扰你,然后你第一千零一次出去重读你的维特鲁维阿,可我这时候,却要被人家打死了……”

  阿纳托利喘不过气来,停住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动不动地站着,拱着背,头垂得低低的。临了,他声音低微得勉强听得出地说:“可我已经老了,托利亚,而且我……爱你呀!”

  “嘿,你完了!国王的新论据,最新的论证!原来,你爱我,就得送我去死!你记得去年《鳄鱼》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吗?贝当对那用铁链拴住的法兰西说,夫人,爱您嘛,我已经太老了,但还能够出卖您。’所以,把我往枪林弹雨底下撵!他们已经向我开过枪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瓦利茨基一言不发。他觉得自己被彻底驳倒了,受到了屈辱。仅仅半个钟头之前,他还满以为自已有道义上的权利去责备儿子。他觉得,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这些日子里,他自己已经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唔,可是儿子却提醒他在生活中依然故我。这是报应。

  阿纳托利呢,心里扬扬得意。他头脑里如此及时地想到的论据和说法,无疑对父亲产生了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给了他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他显然设法恢复元气。于是阿纳托利又觉得自己完全正确,无懈可击地正确。判断一个人,应当根据他主要的作为,而不应当着眼于某些细枝末节和随之而来的情况。就当前而言,主要在于他接受了重要任务,而且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他还要上前线去。纵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但他一定要去的。何况,难道他逃避过吗?他是最高年级的大学生,有权利缓期服役。

  他胜利地同时怀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看了看低垂着头、弓着背的父亲,用宽宏大量的口气说:“好啦。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吧。归根到底,我也并不想使你难堪。是你自己谈起来的……”

  他终于扣上衬衫的钮扣,穿好上衣,从袋里构出红臂章,刚朝门口走去,却停了下来,迟疑地说:“如果科罗廖夫再打电话来,那你跟他说……嗯,薇拉先走,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算了……”阿纳托利沉吟了片刻,想到以后如果薇拉回来,把真实情况告诉她的父亲,他又会落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算了,”阿纳托利重复了一句,“你就说,我自己会去找他的,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赢得时间了。归根到底,从科罗廖夫一次也没有来接过电话这一点来判断,他几乎经常不在家,因而,永远可以推托说,很难遇到他…… 因此,阿纳托利已经放下心来,朝前室走去,一面把臂章套在袖子上。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回到自己的书房里。

  “幸亏玛莎不在家,”他疲倦地想,记起来,妻子到女友家去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书房里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书橱和墙上的画,却没有感到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到的快乐。所有这一切,无论是画,是书,是心爱的写字桌,还是柔软的旧皮沙发,他都觉得是陌生而多余的了。他回到餐室,给妻子留下一张条子,说他累了,早些睡觉了。他从卧室里拿了一条床单,在书房的卧榻上铺了一张床,锁上门,沉重地倒在沙发上。

  这样,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受到了第二次打击。头一次打击是他的朋友奥西米宁医生当时在电话中无意中给他的。但是这第二次打击要沉重得多。

  “谎话,谎话!”一想到儿子,瓦列茨基就一再对自己说,“全都是慌话!”

  “但是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呢?”他痛苦地思索着,“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一向觉得他为人坦率,诚实……我觉得,”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心里痛苦地反复说。“可是现在暴露出来了,他没有良心。整个问题就在于没有良心。缺乏那么一种使他敢于正视现实、接受考验的做人的气节。生活嘛,这是直路和弯路的交织。他的儿子走的是弯路,却偏偏装出走直路的样子。他自己是否看清楚了呢?因为不仅可能欺骗别人,也可能欺骗自己哩……”

  儿子既然想到那姑娘落到了德国丘八们的手里,为什么他不痛哭,不号叫,不拿头去撞墙壁呢?

  “选择的权利……两种选择……”我说了些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可不是,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空话,书本上僵死的概念。陀妥耶夫斯基认为,全世界的财富也抵不上孩子的眼泪。哈哈!“陀斯妥耶夫斯基主义”!……可是他总得准备为些什么东西而死吧?!就算他不为信赖他的女人而死,也得让他为共青团证而死吧。“我把它藏在上衣的衬头里……”老天!他的共青团证不是好瑞端的放在桌子的抽屉里吗?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撒谎呢?

  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白……他瞄得很淮,击中了父亲的要害。

  瓦利茨基忽然痛苦得想要把发生的事情讲一讲,跟随便哪个亲近的人讲一讲。他的心里燃起了希望,说不定有什么人会帮助他找出办法,不知怎么一来克服了落在他身上的不幸……可是跟谁去谈谈?跟谁去商量呢?跟妻子吗?不行,这无补于事。而且,向她揭露儿子的真相未免过于残忍了……

  奥西米宁呢?……

  自从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暗示他的老朋友瓦利茨基,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以后,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次也没有给奥西米宁打过电话。

  然而现在他非常想跟这个人见面,他跟这个人有多年的友谊维系在一起,况且奥西米宁也认识阿纳托利,那时阿纳托利还是个孩子哩……

  不用说,尽管时间已晚,奥西米宁还是在医院里的。瓦利茨基拿起电话的耳机,报了号码。回答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我找奥西米宁大夫!”瓦利茨基赶紧对着耳机说。

  “安德烈·格里戈用耶维奇已经不到这里来了,”他听到回答说。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来了?”瓦利茨基因惑地反问。“他在哪里?”

  “请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试试吧。”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慢吞吞地放下耳机。“这是什么意思?”他想。“难道安德烈调动了工作?离开他工作了那么多年的医院?”

  他又拿起耳机,报了奥西米宁家里的电话号码。是老医生的孙女儿列诺奇卡的声音,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你是列诺奇卡吗?我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你爷爷在家吗?”

  “不在,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只打过电话来,”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

  “那他在哪里呀,在哪里?!”瓦利茨基迫不及待地高声叫道。

  “难道您不知道他参加民兵去了?”列诺奇卡困惑不解地说。“难道他没对您说过?……”

  这个消息使瓦利茨基大为吃惊,他楞了一会儿。最后,茫然地说:“对,对……当然……”

  接着就把耳机放在电话机的支架上。

  “怎么能这样呢?”他心里想。“安德烈不是差不多跟我同样年龄吗?……况且他还有心绞痛……”

  这么说,奥西米宁不在家。他上前线去了,甚至没有顺便来告别一下,没有打个电话来……“这么说,在他看来,我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瓦利茨基痛苦地想道.“一片空白、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人物。现在我的周围什么人也没有了。根本没有什么人了。一片空虚。”

  他木然坐了好久。从挂在对面墙上的扬声器的黑色喇叭里,有些什么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留神细听起来。

  广播员说,敌人正冲向普斯科夫与卢加,目的在于占领列宁格勒。接着就详细叙述一个飞行员在全部弹药打光以后,向敌机撞击,两架烈火熊熊的飞机落到德国军队的人堆里……有一会儿瓦利茨基仿佛听到两个声音——广播员的声音和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同时在说话。后来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高射炮的沉闷的射击声。“这是什么?”他疲倦地想。‘哦一哦,飞机。”

  奇怪的是他没有听到警报。

  但是,正当他想到警报时,警报吼叫起来了。黑色喇叭里也传来了声音:

  “公民们,空袭警报!公民们,空袭警报!”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无意地发觉他的书房里没有点灯,其他房间也没有点灯。因此,不必去为遮蔽灯光操心。他走到窗子边,看到涅瓦大街上的交通慢下来了,电车停驶了。人们匆匆地从电车的前面门口和车尾的门口跳下来。行人渐渐消失,仿佛被家家户户的大门和拱门吞噬了.

  “应当到地下室去……”瓦利茨基心里想。“我不去!”他忽然下决心。“我不去!我不想躲避。我瞧不起这些该死的德国人!让他们轰炸吧!我哪儿也不去!”

  又响起隆隆的高射炮声,现在已经近在咫尺。空气中飘来一股焦味儿。

  “我不去,不去,不去!”瓦利茨基站在敞开着的窗子跟前,把他那高大的身躯挺得直直的,带着疯子一般的固执劲儿,高声反复说。

  现在他已经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了。

  ……全家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一早就起来了。刮了脸,悄悄穿好衣服,没吃早饭,就从家里出去了。

  他现在望去的那个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但他很快就找到了要搭的公共汽车,随后又改乘电车。过了四十分钟他来到了一座四层楼大厦跟前。一道宽阔的已经踩坏了的石阶梯通向大门。

  “有意思,不知这房子是谁造的?”瓦利茨基无意地想。他登上台阶,推开从前镶玻璃现在换成了胶合板的门,一步跨过门限,定进一间宽敞的石头砌成的前厅。这里光线昏暗,而且是凉飕飕的。

  瓦利茨基辨认出前厅的墙上挂满了战时招贴画;远处放着一块学校用的黑板,上面用图钉钉着几页用打字机打的文件。瓦利茨基倒换着脚,踌躇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考虑着他该往哪里去,然后顺着楼梯登上二楼,沿着走廊走去,一面仔细地打量那一扇扇紧闭着的房门。最后他看到一扇门,上面钉着一张卡片,用墨汁写着笔迹粗大的字,“参谋部”。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敲了敲门,所到有人说“请进来!”就把门推开了……

  一个穿便服、衣袖上佩戴红臂章的人坐在靠窗口的一张堆满文件夹的写字桌后面,他身子俯在一架老式的、滚筒很大的打字机上,正在用食指使劲地戳着字键,聚精会神地打什么文件。

  “您好,”瓦利茨基说,鞠了个躬。

  那个人正对着键盘举起了手指头,但停留在半空中,抬起头来,询问似地望着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穿蓝色哗叽上衣的人。

  瓦利茨基走到写字桌跟前,把一张灰色的通知书递了过去:“哎哎……请多多原谅!我该到哪里去报到?”

  戴红臂章的人接过通知.大声念道:“瓦利茨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是!”瓦利茨基赶紧说,以为他所熟悉的军语中唯—词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接着,又怕不够礼貌,问道:“请问尊姓?……”

  坐在写字桌后面的人略带几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我姓谢尔盖耶夫。副参谋长。您的公民证和兵役证。”

  “在这里,在这里!……”瓦利茨基的两鬓别别地跳动,“这下子可要拆穿了。”

  他慢吞吞地把手伸进上衣的里袋里,摸了好半天皮夹,终于掏了出来,他从皮夹里拿出公民证和兵役证,放在桌上。

  谢尔盖耶夫没有马上接过来。他推开打字机,从堆在写字桌上的那一叠文件夹里翻寻出了几个,从中挑出一个,打开来,一张张地翻阅装订在一起的文件,一面自言自话地反复说,“那么……费·瓦·瓦利茨基……费·瓦·瓦利茨基……”然后说:‘有了。找到了。”于是拿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公民证。

  他把公民证研究了好久,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又朝着打开的文件夹瞟了一眼,最后他抬起头来,望着瓦利茨基,怀疑地说:“这里有点不对头,同志。我们确实要过建筑人员……在名册里,您登记的是从一八八五年生的。可是按照公民证却是从一八七六年生的。您到底几岁呀?”

  费奥多尔·瓦西里职维奇狡 地发觉,这里的“从”字根本是多余的,换了别的时候,他一定会去纠正那个说“从哪年生”的人。

  可是现在瓦利茨基顾不得语言的规范话了。不仅如此,为了怕得罪谢尔盖耶夫,还学着他的样儿说:“我确实是从一八七六年生的。我六十五岁了,”

  后面那句话,瓦利茨基是用仿佛在招认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的口气说的。

  “可是当时,”谢尔盖耶夫带着更大的怀疑说,他迅速拿起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兵役证,看了—下,然后归结说:“哦,怪不得!您是早就撤销兵役登记了!……”

  他微微笑了一下,合上兵役证,又拿起写字桌上的公民证,归在一起,递给瓦利茨基:“老大爷,让年纪轻些的人去打仗吧。您上了年纪,应该……”

  瓦利茨基突然逼尖了嗓子,傲慢地叫道:“我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我没有要问您,我是什么样的年纪!我……我比您更清楚!我是接到通知才来的。而您,据我看,您没有权利规定年龄资格!我倒确实知道,民兵吸收了跟我同样年龄的人!”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大声嚷嚷,老大爷,”谢尔盖耶夫息事宁人地说。“您来报到,我代表机关表示感谢。一般说来,您愿意打敌人,这是了不起的……不过,您自己也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除了—点,”瓦利茨基打断他的话,“我是根据通知来参加民兵的!请您允许我办理必要的手续吧!”

  “可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谢尔盖耶夫已经生气地说。“您已经六十五岁啦!”

  “斯大林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什么年龄的限制,”瓦利茨基反驳道,对自己能引用斯大林的话很得意,“劳驾您把那篇讲话再看一遍吧!”

  “这跟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有什么关系?”谢尔盖耶夫很不客气地说,同时站了起来。“我不是详细向您说明了吗,不能接受您参加民兵。根据年龄不行!归根到底,”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一点,接下去说,“您可以用其他办法去参加保卫工作,比如说,在大门口或顶楼上值班,注意灯火管制,抢救空袭中受伤的人……”

  “我应该去找谁呀!”瓦利茨基打断他的话,把他那薄薄的嘴唇撅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谢尔盖耶夫不懂。

  “我问:这儿的上级领导人是谁?”

  谢尔盖耶夫耸耸肩膀:“参谋长嘛。但是,我重说一遍,这是根本没有用的!况且他现在也不在这儿。”

  “那么有什么人在这儿呢?”瓦利茨基已经绝望地高声叫道。

  “政治副师长在这儿。但是,我重说一遍,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别费心啦。我在哪儿能够找到……哎一哎……政治副师长?”

  “走廊右边第三道门,”谢尔盖耶夫嘟囔道,气鼓鼓地把打字机拉到身边,用食指戳了一下字键。

  “我很荣幸!”瓦利茨基突然说。他抓起写字桌上的通知和证件,唰地转过身去,他抬起肩膀,挺出胸膛,腿抬得高高的,竭力象军人在检阅中行进那样,向门口走去。

  瓦利茨基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瓦利茨基只消对坐在写字桌后面的人瞥一眼,对他那张刻着一条条皱纹的脸,剪得短短的、刺猬般的头发瞥一眼,就知道战争刚开始时就来找过他、昨天还给他打过电话的薇拉的父亲,原来就是政治副师长。他急忙从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他落到了一种快要惊慌失措的境地,想道:“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溜之大吉吗?”

  可是,正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站在门口,竭力想作出什么决定而没有结果时,科罗廖夫却赶在他的前头了。

  他显然也认出了瓦利茨基,霍地站起来,几乎奔跑着,迅速穿过房间,在他面前站住,声音低沉地问道:“有薇拉的消息了,是吗?您儿子回来了?”

  “瞧不,”瓦利茨基想道,“马上就给将了一军。”

  “您说呀!”科罗廖夫厉声地、不客气地说。因为瓦利茨基还是没作声,他又问道,不过声音已经变了:“她……出了什么事啦?”

  这当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十分敏锐地、极其清楚地领会到,现在,问题不在于他这个谁也不需要的老年人的命运,而恰恰在于薇拉的命运,因而他此刻不能、也没有权利同科罗廖夫谈什么跟薇拉不相干的事情。

  “我的儿子回来了,”他轻声地说。

  “哦,那薇拉,薇拉呢?”

  “您允许我坐下吗?”瓦利茨基问,觉得两腿快要支撑不住了。

  “当然,请坐吧,”科罗廖夫马上指着写字桌旁边的一张椅子说,一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瓦利茨基朝椅子走去。他慢慢地挪动脚步,仿佛要拉长这段距离,使它变得无穷无尽似的。

  他终于坐了下来,抬起了头,同科罗廖夫的目光相遇。

  于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又想到,他带着通知上这里来,是想撂开自己的心事,避开他不想再见面的儿子,可是,他的最重要的义务却是找到科罗廖夫,告诉他应该说的话。

  “您的女儿在德国人那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口气说了出来,免得自己说话拐弯抹角。

  “怎么……还在德国人那里?”科罗廖夫万分震惊地重复了一句。

  “他们回列宁格勒来,可是列车遭到了轰炸。他们就……”

  于是他筒略地然而准确地、丝毫不漏地、象在法庭上宣誓一般,把昨天从阿纳托利的谈话中所了解到的主要情况转述了一番。

  科罗廖夫有一阵子不作声。

  然后,慢吞吞地、仿佛问他自己似的,说:“不过……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过去他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的,他知道地址……”

  “阿纳托列再三讲,”瓦利茨基说,“他一回来马上就去过的,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见到。”

  他本想补充说,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解释是个可拎的搪塞,如果阿纳托利留个条子在门上,他当然能够找到薇拉的父母……但他没有作声。

  “是这样……”科罗廖夫说,“这么说,他没有碰到人。”

  瓦利茨基忽然看到科罗廖夫的大拳头握紧了,脸上流露出严峻而冷酷的神色。

  “我不想袒护他,”瓦刮茨基说,“不过我要请您原谅……要知道,他……简直还是个孩子哩……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这这样的情势……”

  他明白,他说了他不愿说的话,违反了他的本意,有点儿想袒护阿纳托利的味道,就不作声了。

  “情一势?”科罗廖夫恶意地冷笑了一声,使这个他显然不习惯的外国字带上恶毒的讽刺的意味。“那有什么,现在的情势对所有的人都是很不寻常的。”

  “对,对,当然,您说得对!”瓦利荧基说。“我也……不想袒护他。”他说,声音已经轻些了,摇摇头,重复说:“不,我不袒护他……”

  科罗寥夫的两条长胳膊从写字桌上抽了回来。现在这两条胳膊象藤蔓似地蔫然下垂着。

  可是接着他平静而冷谈地说:“好吧。您好象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可是,我还是应该谢谢您到这儿来。到底找到了我。”

  他不作声了。接着眼睛没有看瓦利茨基,却望着旁边的什么地方,用另一种发抖的声音补充说:“我怎么对她妈说呢……”

  他立即克制住自己的软弱,又一次平静而冷淡地说:“好吧。谢谢。嗯,那么——请原谅。事情很忙。”

  他摇了摇头,略微欠了欠身子,没有把手伸给瓦利茨基,然斥拉开写字桌的抽屉,从那里拿出一些文件。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一动也不动。他觉得,如果他站起来,他会一步也迈不动的。

  科罗廖夫从他的文件上抬起头来,皱起眉头,看了瓦利茨基一眼,好象在问,他为什么还在这里。

  这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才说:“请原谅,但我是……为了我个人的事来找您的。”

  “难道您还没有把活都说完?”科罗廖夫迅速问道,语气之中怀着希望。

  “不,不,刚才所说的那件事,很抱歉,没什么可以补充了。只是……您要知道,我们现在见面完全是偶然的……我马上把一切讲清楚,这只要很少一点时间,”瓦利茨基鼓足勇气,慌忙说:“问题是我接到了通知。这……”

  他伸手到袋里,从其他证件中挑出一张纸,抽出来,放在桌上。

  科罗廖夫瞟了通知一眼,这一次已经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瓦利茨基:“您怎么……报过名?”

  “对,对,完全正确,我报了名。不过问题在于……我说的是关于我的年龄。”

  “您多大年纪?”

  “六十五。”

  科罗廖夫耸耸肩膀,说:“嗯,这么说,是谁搞错了。”

  他又看了一下通知。然后把目光移到瓦利茨基身上,他眯起周围是密如蛛网般皱纹的跟睛。

  “应当认为,您报名参加民兵,您这样做……可以说,是为了表表态。现在您接到通知,就感到奇怪了。我们向警备司令部要求调些建筑人员到我们师里来,因此我们就通知了您……嗯,问题很明显,瓦利茨基同志,他们把这张条子结您是出于粗枝大叶。当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参加的时候,您总也明白……总而言之,没有问题了。我们对无缘无故打扰您的家伙,要好好训一顿。通知嘛,您就留在我这儿吧。”

  瓦利茨基脸色发白了。不客气的话语已经要冲口而出,但他强自忍住了。他回想起,当科罗廖夫来打听女儿的消息时,自己曾经怎样傲慢地接待他。当时他活象旧社会的老爷,站在擦得发亮的镶木地板上,四周都是绘画、书橱和贵重的皮家具,反感地看着这个普梯洛夫厂的工人……

  “唉,”瓦利茨基苦笑一下想,‘可以想象,他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不要去找什么人,”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克制地说。“问题在于我确实想参加民兵。可是您的部下——他姓谢尔盖耶夫——坚决拒绝我参加。我知道在您的职权范围内……”

  “公民证和兵役证您带在身边吗?”科罗廖夫打断他的话。

  “带着,带着,当然!”

  瓦利茨基又把手伸到袋里去,觉得手掌心汗漉漉的,掏出证件,递给科罗廖夫。科罗廖夫把证件匆匆看了一眼,就放在桌上,推到瓦利茨基面前,说:

  “嗯,没错。您是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的,没有受过训练,早巳被撤销兵役登记。谢尔盖耶夫同志做得完全对。”

  科罗廖夫所说的话中,最使瓦利茨基感到不快的是“没有受过训练”这一句。他觉得这是侮辱。但是这一次他又忍住了。

  “我是建筑师和工程师,”他保持着一种平静的自尊说,“我相信,你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会……嗯……拼刺刀的,或者……唔……会开炮的人。我到底是个俄罗斯人,而且……”

  “我没有办法。”科罗廖夫又打断他。

  “但是您应当有办法,您一定有办法的!”瓦利茨基高声叫着,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并不坚决,而且无力。

  可是他惊讶地发觉,正是他的高声叫嚷,不知怎么对科罗廖夫产生了影响。科罗廖夫朝瓦利次基稍稍俯过身来,已经不是那么冷淡而疏远地说:

  “您怎么会不明白,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占据着一个位置!您是……上了年纪的人,有名的建筑师。您应当疏散到后方去……您的领导上显然疏忽了。如果您同意,我打个电话给市委……”

  这些话瓦利茨基已经听不下去了。

  “您哪里也不要打电话去!”他尖声叫道,控制不住自己了。“如果您想知道,我已经见过华斯涅佐夫本人,我坚决拒绝到任何地方去!我知道,您很讨厌我的儿子……”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钠 地说不下去,咳嗽起来,然后声音放轻些说:“但是……这反正也没有给您权利……”

  他知道嘴里说的话压根儿不是他心里想要说的,也知道他的话必定使科罗廖夫感到侮辱,就停住不说,低下头,好象准备接受应得的回击。

  然而没有回击。

  “这个呀,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科罗廖夫口气异常温和地说,“这事情现在……不该再提了。我确实很痛苦。是独养女儿嘛……不过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痛苦发泄在别人身上,这个您说得对。何况现在谈的也不是这件事。但是目前正是严重的关头,敌人正在冲向列宁格勒。参加民兵和歼击营的已经有好几万人。还有人想参加……其中也有老人和病人……您倒想想,我们能把他们都吸收进来吗?要知道。前线需要的不是数字,而是人,有战斗力的人。玩弄数字现在不是时候。我倒问您:如果您处在我的位置上,您怎么办?”

  “您多大年纪,伊凡·马克西莫维奇?”瓦利茨基忽然问道。

  “我吗?”科罗廖夫反问了一句。“年纪嘛,我也不小了……不过我的生活跟您的生活大概不同吧。我不是责备您,决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您既然提到,我就顺便说说。整个国内战争时期我都是在前线度过的,就在和平时期,我也几乎有四年手里没有放下过枪——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现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想告诉您;对您想到前线去帮助工作的愿望,我表示感谢。拿好您的证件,安心回家去吧。”

  “我不能回去。”瓦利茨基几乎嗫嚅着说。

  “究竟什么道理您不能回去呢?”

  “假如我回去,那就是说……那就是说,我活着就没有意义了,”瓦利茨基说,声音还是那么轻,仿佛没有听到科罗廖夫的问话似的。

  “哦,”科罗寥夫两手一摊,“这就哪怕打死我,我也不明白啦。”

  “……我一生中所干的事大概未必完全都是正确的,”瓦利茨基说。“例如连教育儿子也不会……我是个很孤独的人。如果现在我不和大家在一起,不到正在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去,那么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幼稚。不过我此刻简直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想说的是,我……我怕想到您会完全拒绝我。对您来说,这个问题纯粹是形式上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简直就不知道今后怎么活下去……”

  他不作声了,心里想:“就这些话。现在我全都说了。说到底了。”

  科罗廖夫不作声。

  “我大概还没有向他说清楚。没有找到能够说服人的话,”瓦利茨基绝望地想。

  “战争是残酷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科罗廖夫终于开口说道,“是残酷而又简单的。上战场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卫祖国。您大概会觉得这是算术,唔……象二乘二一样。可是现在全部关键就在于这道算术。在战争中追求自己——别人就要遭受损失。假如……”

  “对,当然,我懂得,”瓦利茨基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您接下去要说的话:知识分子习气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对,对,我同意,我预先声明,您是对的!但是我已经告诉您的话都是应当对您说的,也只有对您说!因为担任这个职务的正是您,这是命运,是劫数!不过……”他疲倦而失望地挥了挥手,“我大概又说了不是我要说的话了……”

  科罗廖夫笑了笑。

  “知识分子习气这个词儿现在不时兴了,知识分子我们是尊敬的……”接着他眯起眼睛,严肃地说:“您过分爱惜您自己了,瓦利茨基同志。”他用手指头敲了敲写字桌,又用比较柔和的口气补充道:“您确实也发生了不幸的事,这我知道,也看到。只不过就是在痛苦中您首先也只为自己难过。”

  瓦利茨基垂下了头。他已经感觉到,他和这个严峻的、仿佛石头雕刻出来的人之间,无法找到共同的语言,他知道过一会儿他就得走了,毫无结果地走了。怎么办呢,必须控制自己,保持尊严。

  “这么说,您拒绝我罗,”瓦利茨基吃力地、竭力平静地说。“好吧,看来,您是对的……”他沉默了片刻,冷笑了一声,补充说:“一个已经六十五岁、没有受过训练的老头子,大概没有人需要了。”

  有一会儿科罗廖夫默然地用手指头敲边着写字桌。后来忽然问道:“建筑工程您内行吗?”

  “可是……可是这还用问吗!…………我是建筑学院士哩!我造过多少房屋呀……”

  “造房子现在不是时候,”科罗廖夫干脆地打断他的话。“现在不是造房子,而是拆房子。我问您,筑城学您懂吗?就是说,在构筑防御工事、堑壕、永久火力点、障碍物方面的技术?”

  “每一个有基本学识的建筑师……”

  “好,”科罗廖夫又打断他。

  他拿起放在公民证和兵役证上面的通知,看了一会儿,似乎在研究什么。然后拿起钢笔在桌上放着的学校用的“倒不掉”式墨水瓶里蘸了蘸,在那张次纸条的角上写了些什么。他把通知单送给瓦利茨基,一本正经地说:“到建筑科去吧。三楼,到那里去问好了。”

  瓦利茨基接过纸条,看到:“可接纳。科罗廖夫。”下面写着日期。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还想说些什么,可是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声谢谢,就站起来,双手紧捏着通知,慢动吞吞地朝门口走去。

  他在门口停了下来,接着又慢吞吞地回到写字桌旁。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他声音极低地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您的女儿。我想……请您说说,她是什么样儿的?”

  他看到,一阵震颤在科罗廖夫那张严肃、呆板、而且似乎不露声色的脸上掠过。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他声音低沉地问。

  “我想知道。我应当知道。”瓦利茨基固执地重复说。“我要想象一下……见见她……我请您告诉我……”

  科罗廖夫用大手掌遮住眼睛:“个儿不高……一种小个儿……她在学医……”

  他想再补充些什么,可是他不能够。他声音极低地重复了一句:“小个儿……”又不作声了。后来他痉挛地咽了几下唾沫,站起来,走到窗子旁。

  “去吧,瓦利茨基同志,”最后他没有转过身来,说道:“喂,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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