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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五章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星期的开头,莫斯科的统帅部以及斯莫尔尼宫的军队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才开始摸清德国人最近对列宁格勒的意图。周密的侦察,审讯俘虏,以及首先是德国人本身的行动,都有助于了解这些意图;他们在强渡西德维纳河以后,现在很明显已有几个集团向北方推进:其中最强大的一个集团正直趋普斯科夫,而另一个集团却向塔林疾进。

  然而了解了德国人的意图,还绝不等于能预料到他们的具体步骤。敌人展开攻势时,既可能进攻处于防线中心的卢加,或者进攻其西翼——金吉谢普,也可能试图在诺夫哥罗德地区突破东面防线。此外,也还有这样的可能:德国人把侵占列宁格勒的主要任务交给集结在国境北部的德军与芬兰军队;那个曼纳兴,他虽然牢记着不久前在卡累利阿地峡红军给他的教训,在德国入侵苏联后的头四天,胆怯地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可现在他终于认定,他的时刻到了:六月三十六日,芬兰向苏联宣战。又过了三天,守卫苏联北部国境的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员到斯莫尔尼官去报告,说凌晨三时,在摩尔曼斯克方向,敌人在连续多次的空袭和猛烈的炮轰以后,转入了进攻。

  现在,列宁格勒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改为生产军需品了。五个工厂开始制造大炮,十一个工厂开始制造迫击炮。

  那些在过去制造极其和平性质的产品——从涡轮机、车床到煤油炉子以及小孩玩具的工厂、制造厂、工场和手工业合作社里,人们在屈指可数的几天里,就学会了修理坦克的发动机和飞机的发动机,生产炮弹、地雷和炸弹的外壳,还有喷火器和军用电台。

  六月底,卢加防御地带的前地的工作还只是由抽调到普柳萨河的工程干部和工程兵部队在进行,而到七月初,就有几万名列宁格勒、卢加及其毗邻城乡的居民响应斯莫尔尼宫的号召来到构筑防线的工地上了。

  然而敌人并没有等待。

  七月五日,位于列宁格勒西南三百公里的奥斯特罗夫被德军占领了。本来指望统帅部从内地调来那个新的师,可是结果落了空——七月初,这支部队在奥斯特罗夫地区刚下车,就遭到德国空军和坦克的猛烈袭击,部队撤退了,因而未能进入预定的阵地。

  威胁列宁格勒的危险显得越来越清楚了。又有几万列宁格勒人开到卢加河。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万人在防线的工地上工作——挖堑壕和反坦克壕,建造永久火力点与临时火力点,设置树干 和桩 ,而火车和汽车每天还在把一批又一批新的人员,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凡是能够拿铁棍、丁字镐和铁铲的人,往那里送。

  可是修建工程离开完成依然还是很远哩。

  奥斯特罗夫被德国人占领后的第二天,那个无法把城市守住的师曾经会同莫斯特罗夫歼击营,和该市党的积极分子队伍的战土们一起,试图夺回城市。可是没有成功。德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远超过我军。无论是苏军战士的英勇,还是他们宁死不屈的决心,都无法挽回形势。德国人的一些坦克兵团还是往前冲。

  虽然我们个别的一些分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使敌人势如破竹的攻势延缓一下,却无法挡住他们。

  根据统帅部新的指示,在靠近列宁格勒的外围开始构筑另一个防御地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冒着极大的危险,从北面——彼得褥罗扎沃茨克方面和卡累利阿地峡方面,撤回两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招它们投入到卢加方面。

  可是恰恰就是这里的形势依然很危急,因为德军正是向这里卢加猛扑过来。

  卢加!在这些日子里,斯莫尔尼宫里千百次地重复这个地名——现在不仅党的州委会和市委会设在斯莫尔尼宫,军事委员会也设在这里。同样在乌里茨基广场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半圆形的古老大厦里,也在重复着这个地名。

  现在在卢加河畔那里,已经有五十万列宁格勒人在连续不断地苦干了。德国飞机日夜轰炸他们。人们就在他们刚挖好的堑壕和掩体里躲一下,等到飞机的隆隆声稍一静止,他们就又拿起铁棍和铁铲。

  他们已经知道人民所遭遇的灾难的规模,知道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的一部分以及摩尔达维亚正在德国人的铁蹄下燃烧、呻吟。他们知道,现在这条战线正顺着给鲜血染红的普鲁特河和多瑙河,穿过日托米尔、普罗斯库罗夫和莫吉廖夫——波多尔期基一带。他们亲眼看到红军怎样撤退,因为西北方面军的后撤部队正顺着布雷区留下的几条通道昼夜兼程从西南向北撤退。

  他们竭力不去看,也不去注意那些撤退的人。构筑工事的人们,朝他们投以痛苦和责备的一瞥以后,立刻低下头,用更大的劲把他们的铁铲、了字镐和铁棍往泥里扎。

  他们在敌人的轰炸下,在雷击和滂沱大雨中,一昼夜工作二十小时。抢在敌人到来之前把工事修完!决不让敌人踏进列宁格勒的门槛!这就是那些不到两星期以前,还在故乡的城市里和平地劳动,如今列宁格勒的命运多半要靠他们来决定的人的思想、意志和整个生命所凝聚成的信念。

  将近七月初的时候,在兹维亚金采夫少校指挥下的工程兵营完成了它的任务。正面三十公里、纵深十五公里的一块土地成为一个埋葬敌军的大陷阱。在这个地段的左翼,埋下了重型地雷,随时可以用无线电引爆。只有一条狭窄的、一公里宽的走廊,暂时让从南方和西南方撤退的苏军以及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的居民自由通过。其余的地方全都埋下密密麻麻的地雷;通行车辆的道路都掘毁了,或者用树干鹿 堵住,还有地雷,在敌人的坦克或汽车千方百计想绕过障碍物的时候,地雷就在暗中等待着它们。

  当工程兵营开到这里红斯特鲁吉区时,它的后方还是一片宁静。现在,有成千上万修建工事的人在那里工作。营的两翼那时也是荒无人迹,一片沉寂。现在整个卢加河流域,从芬兰湾几乎直到伊尔门湖,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那些工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在各自的地段上干着跟兹维亚金采夫的工程兵营一样的活儿。

  到七月第一个星期末,在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卢加方向上中央地段所集结的部队面前不仅有防御工事,而且还有密布地雷的前地。

  至于兹维亚金采夫,他连交给他的第二部分的任务也完成了。他和政治副营长帕斯图霍夫以及几个党员战土一起,按地图所标明的,在离卢加不远的几个地点,储藏好炸药,以备这里万一要展开游击活动时使用。

  兹维亚金采夫与帕斯图霍夫在从森林返回营部的路上始终默不作声。

  把兹维亚金采夫送到他的帐篷前以后,帕斯图霍夫说:“少校同志,您大概马上就要写报告了,我找战土们去。”

  “等一下,帕斯图霍夫,”兹维亚金采夫忧郁地回答。“报告我来得及写的。进去吧。”

  帐篷里黑洞洞的。

  兹维亚金采夫点亮了放在埋入泥地里的独脚桌上的“蝙蝠牌”提灯,在铺着灰色军毯的床上坐下。

  “坐一下,”他对帕斯图霍夫朝小凳子摆了摆头,等政治副营长坐下以后,问道:“你在想些什么?”

  帕斯图霍夫把手微微一摊:“该洗个脸。刷一刷衣服。跟战土们聊聊。”

  “我不相信,”兹维亚金采夫忧郁地摇了摇头。“你想的不是这些,帕斯图霍夫同志……”

  兹维亚金采夫认识这个矮个子、大脑袋的人不过一星期多一点,可是他却觉得自从在中罗加特卡遇到他以后,好象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我不相信,一级政治指导员,现在你头脑里想的是另外一些想法,”兹维亚金采夫又说了一遍。

  “什么想法呢?”帕斯图霍夫微微一笑。“任务完成了,时间还早,可以休息两个小时。”

  “就这些吗?可是对于不仅在我们工事前方的森林里,也在工事后方的森林里都要存放炸药的命令,其中包含着什么意思,你没有想过吗?”

  “嗯,想是想到的,”帕斯图霍夫平静地回答。“只是我认为,在战场上应当预见到任何可能性。预一见一到!”他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又补充道:“如果我们对任何可能性、甚至最可怕的可能性也没有预见到,那么人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无论是人民,无论是党都不会原谅我们。此外……有些事情是只应当做,而不应当多说的……”

  “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多么简单呀,”兹维亚金采夫苦恼地想,“这个可以说,那个不能说,他对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现在也是这样……实际上,他当然是对的。在战场上当然要预见到一切——这是一条定理……可是还有难以用语言来说明的实际情况,还有不能以语言公式来表达的痛苦和苦难……”

  兹维亚众采夫没有理由对政治副营长不满。帕斯图霍夫手脚不停地和战士们一起干活,而且承担了最艰苦的体力劳动。

  有一回,兹维亚金采夫甚至想对他说,副营长不应当变成一个普通战士,可是他顿时知道这种责备是不公平的,因为帕斯图霍夫利用干活中的每次休息时间去做他的本职工作。然而帕斯图霍夫能把最复杂的问题归结为普通的、甚至最简单的真理的本领,又使兹维亚金采夫恼火。

  “真想不到,”他心里直冒火,“我们刚才在离列宁格勒一百五十公里的某个地方,在我们亲自构筑的防线后方储藏了炸药。这包含着什么意义,是连小孩子都懂得的。可他却平平淡淡地议论什么预见性的好处,好象谈的是俭朴的战士在行军中随身带着针线似的……当然,他说得对,这件事用不到多议论。但是不想它……”

  兹维亚金采夫不能不想到这件事。

  “可以进来吗?”传来了营值班员的声音。

  一个袖子上佩着红臂章的少尉走进帐篷,报告说从南面撤下来的一个分队的指挥员想见一见这里无论哪个指挥员,可是营长不在。

  “叫他进来,”兹维亚金采夫板着脸说。

  他还没有见到这个带领战士往后方去的指挥员就已经感到讨厌了。

  “我该走了吧,”帕斯图霍夫说着,站了起来。

  “别走,等一下,”兹维亚金采夫留住他。“等一下,政治副营长!说不定,你还得对英雄谈谈预见性的好处理,这你是很行的!”

  帕斯图霍夫顺从地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尉走进帐篷。举手行了个军礼,又马上把手放下,呆呆地站在门口……

  “是逃出来的吗?!”兹维亚金采夫匆匆瞟了他一眼,就说。“最好是把通道封闭起来,让大家都知道:前有敌人,后有地雷!……”

  中尉什么也没回答。

  兹维亚金来夫看了他一眼以后,不由得满意地发现,这个人的外表跟头几天他所遇到的那些后撤的战士和指挥员完全不同。

  中尉瘦得异乎寻常,没刮脸,可是腰带扎得紧紧的,两手持着冲锋枪。他的船形帽上,显然是由脱落的红星所留下的深色痕迹,被用蓝色化学铅笔组粗地重新描过了。

  “从哪儿来?”兹维亚金采夫抑郁不乐地提问。这个问题是这些日子里,他经常向南方来的军人和居民提出的。

  “从里加附近,”中尉回答。他的声音是沙哑的,伤风的。

  “从里加附近,”兹维亚金采夫冷笑一声,向帕斯图霍夫投去一瞥。“我问您,最后一次与敌人接触是在什么时候?我希望你不是从里加逃出来的吧?”

  “不是,我们是从奥斯特罗夫附近逃出来的,”中尉用兹维亚金采夫的口气回答说,同时恶狠狠地、疏远地看着他。

  “用不着恨我,我不是德国鬼子,”兹维亚金采夫说,“对敌人才应当有仇恨。带过什么队伍?”

  “排、连、营。”

  “立过什么功,提升得那么快?”

  “德国人帮的忙,”中尉用原来的口气回答。“打死了连长,我就当了连长。营长打死了,我就当了营长。”

  “最后一次跟敌人作战是在哪里?”

  “在旧国境线上。”

  “那么为什么您现在到了这里呢?!如果在新国境线上挡不住敌人,那么在旧国境线挡住他们也行呀!”想到这场谈话是白费口舌的,兹维亚金采夫就无法抑制他的痛苦,于是大声叫道。

  “少校同志,我现在所以站在您面前,是因为在那里项不住。我没有其他更多的话要对您说了,”中尉回答。

  兹维亚金采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中尉说话的口气很生硬,就象一个该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已做了的人那样。

  兹维亚金采夫从撤退的人当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一部分人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靠上了北方方面军的正规部队,个别人勉强忍着眼泪。另一些人急匆匆地、自相矛盾地议论着德国人数量上的优势,议论着他们的坦克和飞机,而且显然想要得到证实……

  可是这个中尉却完全不同。他好象全身充满着仇恨——恨敌人,恨自己;恨兹维亚金采夫——兹维亚金采夫待在这里后方,却企图羞辱他。

  “您还有多少人?”兹维亚金采夫问,口气已经缓和了些。

  “一个营。”

  “怎么?!”

  “不过这个营剩下的人已经不到一个徘。”中尉冷笑了一下,又补充说:“其余的人都倒下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

  他的声音里有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是这样……”兹维亚金采夫声音低沉地说。“好吧,中尉。现在把您的人肚子喂饱,然后带他们到后方去,重新整编。去吧。”

  “我不是为了口粮来的,”中尉说,站在原地没动。“我有事情要报告。我们那里有个老百姓,是我们在森林里收容的。他曾经落到过德国人手且,现在拼命要往列宁格勒钻。他坚决要求见见随便哪个高级指挥员,说他有个重要任务。”

  “好吧。值班员跟您一起去。让他去带来吧。”

  中尉走了。

  兹维亚金采夫想起帕斯图霍夫一直坐着没开过口。

  “怎么不作声呀,一级政治指导员?最好作一次讲演,讲讲不应该往北逃……不应当,苏沃罗夫可不是这样打仗的……”

  帕斯图霍夫抬起他的大脑袋,好象没有听见兹维亚金采夫的话似的,大声说道:“兹维亚金采夫同志,您怎么可以对他讲这个呢?”

  “讲什么呀?”兹维亚金采夫不明白,一级政治指导员特别以普通的称呼来叫他,尤其使他感到惊讶。

  “就是对那个中尉。你说什么要把通道封锁起来。”

  兹维亚金采夫已经忘记这几句从他心底里冒出来的话了,而且也不明白帕斯图霍夫的用意何在,便说:“用不着在这些无足轻重的话里找碴子。大家都知道,封锁通道还是开放不是由我决定的。”

  “对呀,”帕斯图霍夫表示同意。“不过现在问题在于另一方面。您难道真的不可怜这些人?”

  兹维亚金采夫站起来,头顶碰到了帆布帐篷,急躁地说:“问题不在于可怜不可怜!我是个军人。按军人的方式思想。人民让我念书,给我饭吃,给我衣服和鞋穿,是为了一旦需要时,叫我去保卫人民,抵抗敌人。”

  “如果您不能够呢?要是您做不到呢?”帕斯图霍夫温和地问道。

  “那就——死吧。人死了,就既往不咎!”

  “说得漂亮,兹维亚金采夫同志,话说得多漂亮……那么您把他们当作死人吗?您以为躺倒在地上的人,还少吗?”帕斯图霍夫伤心地摇摇头。“少校同志,请您了解我的意思。我们的道路不同。我和我的营要打到战争结束,您呢,等到任务完成,准会调回司令部去的。我还想到,假使换上另一个帕斯图霍夫站在您的身旁,他也要对您说,不能这样议论人家。哪怕是出于一时气愤,哪怕是情绪不好,都不能!”

  “您听过斯大林的讲话吧,”兹维亚金采夫说。“党号召我们进行歼灭战。要么有敌无我,要么有我无敌。”

  “对呀。这大家都懂。可暂时还在撤退。撤退,兹维亚金采夫同志!”帕斯图霍夫痛苦地重复了一句。“您想吧,为什么呢?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吗?不爱苏维埃政权吗?吝惜自己的生命吗?您可千万不能这样想呀!这几天,我跟几十个撤回来的人谈过话,也明白了……”

  “好吧,既然你了解是怎么回事,那你发现了什么道理,你就谈谈吧!”兹缩亚金采夫暴躁地说。

  “发现了很普通的道理,少校同志,很普通的道理。德国人暂时比我们强。当他们的飞机飞临我们修筑工事的人们的头上时,您倒向天空看一看——十架美塞轰炸机有多少歼击机跟着呵?一架?两架吗?敌人的优势太大了。否则,现在何必在后方埋地雷呢?过些时候,人们会习惯的,会学会打仗的。往后只有胆小鬼才会没有命令而撤退。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胆小鬼,少校同志!”

  “我不懂你的意思,一级政治指导员,哪怕老天爷打死我,我还是不懂。敌人要闯到列宁格勒来了,可你还在找客观原因。”

  “我们决不让敌人闯进列宁格勒,”帕斯图霍夫坚决地说。“不过这‘我们’,不是指我和兹维亚金采夫少校。请你想一想,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后面构筑防御工事,我们的地雷场还有什么作用?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在防御工事后面守卫着,这些防御工事又有什么作用呢?可是现在,我倒想对你提一个问题,兹维亚金采夫同志,为什么他们不逃跑呢?”

  “‘他们’指谁?”

  “就是那些修筑工事的人呀。不知道休息睡觉,手磨起了血泡,头上没有遮盖,大雨浇,德国飞机日夜轰炸,可他们……不走。为什么呢?人们懂得——不,不是一般地懂得,而是他们的身心的每个部分都感觉到,在他们的后方,有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家,他们的整个生活。而离开,就是出卖和背叛这一切。因此我又想,每个战士,无论他站在哪里,当他感觉到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他的家和祖国——他为之活着的一切,就在他身边,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且在离他两步远的身边,那时候他就不会后退。不管他站在部里——反正在他身边,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

  “可是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什么时候呢?!”兹维亚金采夫痛苦地高声叫道。“战争进行了不止一天了,而敌人一直还在进攻……”

  “可是您不觉得吗,这个中尉根本不象我们不久以前所见过的那些‘撤退的人’吗?难道您连这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您问我,为什么不作声?因为没有说话的必要呀。这个中尉十分清楚。他已经念完了大学……现在,少校同志,”帕斯图霍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道,仿佛想以此来强调他们刚才的一番谈话是超出了军人的上下级关系的范围的,“请允许我走吧。”

  他迈步朝帐篷门口走去。

  兹维亚金采夫跟在他后面。当他们雨人走出帐篷,兹维亚金采夫犹豫地、仿佛表示歉意似地说:“嗯,显然,您是对的。不过有时候,人常常会克制不住……”

  “可是要克制住!”帕斯图霍夫断然回答说。“恰恰是在这样的时恢,要克制……”

  他举手行了个军礼,就走了。

  兹维亚金采夫站在帐篷旁边,老远就发现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人,在值班少尉的陪同下,朝他走来。

  这个人穿着便服,浑身是已经干了的沼泽的泥巴,一只脚上穿的鞋子,鞋底脱开了一半,用绳子绑着,走一步就啪嗒一声响,满脸密扎扎的胡子。

  这个人走到兹维亚金采夫跟前,用嘶哑的嗓子说:“指挥员同志,我要尽快到列宁格勒去。我有重要的秘密任务。”

  这些话他说得很急,好象怕别人不让他把话说完似的。

  兹维亚金采夫头一个想法是把他送到师部特工科去。他已经打算对站在近旁的值班员发出相应的命令,可是他又对站在跟前的人瞥了一眼,忽然过他自己也不相信地叫道:“是您!……阿纳托利?”

  那个人后退了一步,眨了眨眼睛似乎想要弄弄清楚他所看到的正是兹维亚金采夫,接着以颤抖的声音说道:“是……是呀!我们本来认识,少校同志!……”

  兹维亚金采夫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就一把抓住阿纳托利的肩膀,好不容易才进出一句话来,问道:“薇拉!……薇拉在哪里?”

  “薇拉!……”阿纳托利反问一句。

  “我问您,薇拉在哪里?您不是和她在一起的吗?!”

  阿纳托利一声不吭,痛苦地考虑着怎么回答。

  自从他在森林里东奔西闯,遇到了一队由一个中尉带领的向北撤退的苏军战士以来,已经两天过去了。难道薇拉就不能象某种奇迹似的,也从德国人手里逃了出来,而且已经到了列宁格勒?……怎么办呢,怎么回答呢?把他怎样想法保护她不受德国人的侮辱,德国人怎样痛打他一顿,把他拖出阁楼,因此他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她后来的遭遇,详详细细说出来吗?

  阿纳托利一声不吭。他回想起,他怎样在德国兵的押送下,在荒寂无人的乡村街道上行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稀疏的枪声,一言半语的德国话,不知什么人的哭泣声……

  ……阿纳托利刚走出那间可怕的木屋,立刻便呕吐起来。他双手扶着篱笆站在那里,耳朵嗡嗡作响,一阵阵呕吐使他身子发抖。

  透过耳鸣声,传来站在他背后的德国兵的说话声:“O,Schwein!O,russisches Schwein!”(猪猡!俄国猪猡!)——不过这一切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了。

  几分钟之前,阿纳托利得意忘形。

  翻译对他说:“丹维茨少校先生赞赏您的行为。他下了命令——您自由了。他放您到列宁格勒去。他命令您告诉所有的人,向您的亲戚和朋友们讲,德国军队很快就要到列宁格勒了。他到那里再去找您。现在——您走吧。”

  接着翻译对一个德国兵说了几句德语,那士兵就走到阿纳托利身边,轻轻推了他一下。

  阿纳托利呕吐一阵以后觉得轻松了一些,他慢慢地走着,背后冲锋枪的枪口轻轻的碰触使他嗦嗦发抖。一阵恐惧又向他袭来。他想,这个跟在他背后的德国人必定是接到命令,把他带到村外,在那里枪毙他。翻译用俄语对他阿纳托利讲的话,是毫无意义的。现在他相信德国人在欺骗他,他们不过是不想听到哭减,不想看到眼泪和求饶罢了!说不定,马上或者稍过一忽儿他背后就会砰的一枪;也许他根本听不到枪声——据说中弹的人是什么也听不到的,只不过感觉到挨了一下,猛烈的一下……

  阿纳托利放慢了脚步,提心吊胆地回过头去,瞟了一眼走在后面的德国兵。可是那德国人却默默地用冲锋枪推他一下,轻声而冷冷地说:“Vorwarts!Vorwsrts!Schnell!”(往前走!往前走!快!) (注:德语的a上面有两点)

  他们走到村子边上。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阿纳托利辨认出德国兵的身影,听出低沉的德国话,冲锋枪手好几次冷不防从树背后闪出来,挡住他的路,可是走在后面的德国兵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话,冲锋枪手就退到旁边去了。

  他们来到乡村大路上。路的两旁是黑洞洞的、潴满了黑水的弹坑;被击毁的歪歪斜斜的卡车残骸堆积了起来。绿色照明弹的火花,在前面远处的什么地方升起又散落。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妇女的呼喊声……

  阿纳托利忽然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在这一刹那他想起了薇拉。

  是的,是的,他直到现在才想起她。阿纳托利自从冲上去救她,肚子上给靴子踢了一脚,又被他们从阁楼上扔到了楼梯上,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想到薇拉了。害怕自己丢掉性命,把他头脑里一切东西都吓跑了……

  直到此刻,一个陌生妇女的痛苦而绝望的呼喊声,才似乎在阿纳托利的头脑里把现在和过去联系了起来,他这才恐惧地想到,孤立无授的薇拉单独留在后面的什么地方了。

  阿纳托利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道理,猛地转身往后飞奔,一直从被这一突加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的德国兵身边跑过。

  他听见严厉的叫喊声:“Halt!Halt!”(站住!站住!);接着是几声枪响,子弹的呼啸声,他在狂奔中跌倒了,他以为他被打死了。

  然而他并没有被打死。追上来的德国兵狠狠地踢了他—脚,一面说:“Auf!Auf!”(起来!起来!)

  阿纳托利站了起来,奇怪自己还活着。他不知道德国兵是朝着他的头顶上开枪的,因为德国兵弄不清楚这个神经质的俄国青年闹什么鬼往回朝村里狂奔,要跑到那里去。

  阿纳托利就抓住德国兵的袖子,用俄语,还夹几句德语,前言不搭后语地、气急败坏地对他说,在那边村子里,还有一个姑娘,无论如何要找到她,把她带走。同时,他一只手抚摸着德国兵的袖子,竭力要平息他的怒气,另一只手把对准他肚子的冲锋枪的枪筒,拨到一边去。

  可是德国兵对阿纳托利的七颠八倒的话显然什么也没有听懂。

  他莫名其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说:“Welches Madchen?Wasfur eine Dummheit!Schweigen!”(什么姑娘?多么傻!住嘴!)(注:德语的U上面也是有两个点的)

  他揪着阿纳托利猛地转向跟村子相反的方向,用冲锋枪的枪托朝他的背脊狠狠地捣了一下。

  他们顺着大路又走了几十米路。前面是长满高高的野草的森林边缘,渐渐明两起来,在这片林边草地的后面矗立着茂密得象堵墙似的、难以分辨的森林。

  “Leg dich him! Krieche!”(躺倒!爬过去!)德国人声音低沉地说。

  阿纳托利趴在地上,笨手笨脚地往前爬去。

  他吃力地爬行了几米,没站起身来,恐惧地回过头去,却发现背后没有人了。

  那个已经看不见的德国兵的声音随风飘来:“Krienhe! Die Russen Sind dort!”(爬过去!俄国人在那边!)

  阿纳托利高兴得忘乎所以,简直想跳起来往前飞跑,可是他又顿时想到,他们可能打死他。他把身子更紧地趴在地上,对着前面那座寂静无声的、黑莽莽的大森林凝望了一会儿,他忽然感觉到,他不仅没有力气站起来,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在一片沉寂中躺着,享受着四周的静谧,同时想到离开自己人只有几十米了,他高兴极了。

  阿纳托利想象着他就要看到俄国同胞,听到俄国话了……他闭上眼睛,把脸贴在柔软芬芳的青草上,他仿佛觉得他已经到了列宁格勒,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父亲和母亲跑来迎接他……

  这时他又想到了留在后面的薇拉。

  “她怎么样了?她怎么样了?”阿纳托利在心里叫道,同时意识到他把她撇在那边,她在另一个可怕的世界里,撇在四维空间里了。开头他是不知不觉地想着这一切。可是后来他的思想有了某种联贯性。于是阿纳托利想象着,他马上就得回答一个可怕的问题:“薇拉在哪里?”

  回答谁的问题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回答谁会想的问题。首先恐怕是回答薇拉的父亲和母亲。要知道在那边列宁格勒,他是必定要见到他们的。必定的吗?……嗯,当然,他应当到他们家去一次,一定要去,在回去的头一天就去!

  可是去干什么呢?把她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把这骇人听闻的事实统统告诉他们吗?他怎样才能使他们相信他无法搭救薇拉,他曾经试图保护她,扑过去搏斗,可是孤零零一个人,赤手空拳,毫无办法……

  但是,也许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也许薇拉已经安然回家了?也许她当时就从这座吓人的木屋里脱逃出来呢?自从德国人搞了薇拉以后,他们已经不需要她了。也许她悄悄从村子里逃了出来,溜到自己人那里,现在正在对她的父亲和母亲详细叙述他阿纳托利是怎样死的?

  想到这里,他感到一阵轻松。嗯,自然,薇拉准以为他们把他枪决了。难道他没有猛扑过去保护她吗?难道德国兵不是当着她的面把他一面毒打,一面拖了出去吗?难道她没听到枪声吗?……

  他依旧活着本来就是个奇迹。薇拉不可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她知道了呢?……

  昨夜的事情突然浮现在阿纳托利的眼前。他使劲眯缝着眼睛直到发痛,脸埋在青草里和泥土里,要想摆脱噩梦般的幻象,可是这种幻象并没有消逝。

  他又看到自己在那间灯光耀眼的房间里。他望着克拉夫佐夫的血迹斑斑的脸,望着他的呆滞而无表情的眼睛,听到了他的话:“开枪呀,喂,开枪呀,畜生!……”

  他看到自己躺在地上,双手颤抖地抱住了德国少校的皮靴,他一遍又红又一遍地体验着死亡的恐惧和受侮辱的羞耻,恐惧地意识到,他变成另一个人了,彻头彻尾变成了另一个人了,成了—个甚至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中也都无法想象的人了。

  阿纳托利忽然觉得,昨夜发生的一切事情似乎已经在他身上打上了一个烙印。往后他在自己人中间出现时,大家都会发觉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他们将会根据他阿纳托利不会知道的特征而发觉这种变化。

  “不,不,我没有打死他,没有!”阿纳托利想喊出声来。

  他意识到,躺在这里,是浪费宝贵的时间;他应当在天亮以前到森林里去。

  可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按倒在地上,于是他躺在冷冷的、潮湿的、挂着清晨露珠的野草上,想道,“我是胆小鬼,我是坏蛋,我是个叛徒!他们当着我的面侮辱、糟蹋了爱我的姑娘。她信赖我,把我看作唯一的保护人。她问我:‘你不会丢掉我吧?’我回答:不会,不会,不会,薇拉,亲爱的!’可现在呢,她一个人在那边,孤立无援,可是我在这里,离自己人只有几米远,还活着,好好儿的,甚至没受伤……我手里有过一把手枪,可我没有使用它,连一个德国人也没有打死过,甚至也没有开枪自杀,我痛哭流涕,当着德国人的面倒在地上乞求饶命,可是接着却朝克拉夫佐夫开了枪,接着又因为我能活下去而高兴,甚至没有设法去寻找薇拉……”

  阿纳托利躺着,全身神经质地哆嗦起来。他时不时地稍稍抬起头来,凝视着那沉默不语、巍然不动的威严的森林,他觉得,似乎有几千双无形的眼睛愤怒地、轻蔑地看着他,而他躺着,到处都看得见他,肮脏,可怜,走投无路……

  有时他想跳起来,跑过去,但不是向森林跑,而是往回跑,向他来的地方跑去,掐住头一个碰到的德国人的喉咙,用手掐死他,用牙齿咬死他,来洗刷耻辱……

  可是他明白璧无,自己永远也不会有力量这样干。于是,他一面心里体味着想象中的洗刷所受耻辱的痛快,一面却继续一动不动地躺着。

  然而,原先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声音,开始在阿纳托利的意识中,先是轻轻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地响了起来。

  “你有什么罪啊,有什么罪啊?”这个声音问道。“难道你能够从暴力下面救出薇拉?当时难道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属于她的,还是属于什么人的?不,你担负着更重要、更伟大的责任——你不是没有忘记克拉夫佐夫交给你的任务吗?就假定你和蹂躏了薇拉的德国人进行了斗争吧。一个人,病后体弱,手无寸铁,去对付几个全副武装、兽性大发的法西斯匪徒。他们头一颗子弹就会把你撂倒。你以为,你的尸体会阻挡他们对薇拉的污辱吗?他们会干脆把你这死人一脚踢开!”

  “如果你冲上去搏斗,那你就太不自量力了。其后的一切就由不得你了。你做了你应做的行动。巧妙地、活龙活现地象克拉夫佐夫教你的那样,逐字逐句地叙述你的来历,你百分之百经受得住考验。现在你责备自已,曾经到手一把手枪,却没有去打死最靠近的那个德国人。即便打了又怎样呢?他们马上就会打死你。克拉夫佐夫反正是注定要死的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自从他遇到若金那一刻起就知道了,他不怀疑这个过去的富农一定会出卖他,正因为这样,克拉夫佐夫才把秘密托付给你。从这时候起,你就只担负着一个神圣的、无可推逶的责任——活下去。你的崇高的职责就在于此。

  “然而你只有胆从丹维茨少校的命令,才能活下来。否则你也早被枪毙了。那时你和克拉夫佐夫一下子两个人都要死掉了。不要拿这种想法折磨你自己了,什么是你打死了克拉夫佐夫。首先,是他自己叫你开枪的。是他自己!他知道,如果不是你打死他,别人也会打死他。但是他明白,如果是你扣了扳机,那么你就能活下去。不一定有把握。也许是百分之一的机会。完全要凭德国少校的高兴。克拉夫佐夫不过提供了这一绝无仅有的机会而已。而你赢得了这个机会。你活下来了。秘密掌握紧拳在你的手里。你执行了命令。

  “何况又不是你打死克拉夫佐夫!你不是闭上了眼睛开枪的吗?确实是没有打中。那是若金打死了克拉夫佐夫。是若金,可不是你。

  “从这一切发生以后,你没有权利再为寻找薇拉而拿自己去冒险了。你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属于她。在你完成克拉夫佐夫交给你的任务之前,你只属于国家。

  “至于以后……啊,以后你要为了这一切向那些该死的德国人报仇!你去参加志愿军,在你回到列宁格勒、完成任务后的头一天,头一个小时就去!你将战斗在最前列。带头去侦察,带头冲锋!……但目前主要是——活下去。回到列宁格勒。到铸造厂大街的大厦。见到图利科夫少校。对他说……对他说……”

  阿纳托利觉得脑门上直冒冷汗。他把见到图利科夫时应说的话给忘了。但立刻就想起来了。他集中他的全部记亿力把那次在森林边缘与克拉夫佐夫的全部谈话重温了一遍,这才回想起来。这几句宝贵的话是:“货物运到,商店按时开张。“可别再忘了,可别忘了,”一—阿纳托利的太阳穴别别地跳动。他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货物运到,……商店…开张……货物运到……商店…开张……”

  当阿纳托利念着这两句魔术般的话时,他心里安定了。这些话给他增添了力量。这些话使他的整个行为添上了另一种意义,另一种色彩。“不,他从来不是胆小鬼!他不过是执行战斗命令罢了。他为了这一点而装假,事出无奈地跟德国人玩了个今人屈辱的把戏。自然,要不是命令,要不是你意识到只有你掌握着确实与某个重大的军事行动的结局有关的国家机密,你就会采取另一种行动了。既然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紧拳着手枪,你是会知道朝谁开枪的。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纪律高于一切。目的可以证明手段。如果克拉夫佐夫复活,他必定也会赞成你的行为。从最初一刻直到末尾,从你嚎陶大哭,竭力迷惑德国人起,直到最后你开枪为止……

  “不,不,阿纳托利,你不是个胆小鬼!相反,你的行动倒象个机智、灵敏而有预见的侦察兵。你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克拉夫佐夫死了,薇拉还在德国人手里——这固然是可悲的,但是,不作牺牲的战争是没有的……

  阿纳托利这样对自己说,渐渐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

  可是只要有片刻想到薇拉,他又感到一阵内疚。不过他立刻把这种感觉压下去。“我毫无办法,’他对自己说,“毫无办法。我有过绝无仅有的机会救她,可是我没有权利去冒险。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的。无论是薇拉,即使她彻底了解了真相;无论是克拉夫佐夫,即使他死而复生。”

  这时候,他相信他将来对人对己都能够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他拾起头来,望望寂然不语的森林——这一次他是毫无惧怕地、毫不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担忧地望了望森林。

  阿纳托利感觉到精力充沛,就使劲地向前爬去。

  他就是这样一声不吭地站在兹维亚金采夫的面前,怀着恐惧和厌恶的心情回忆着所发生的一切,想道:“不行,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什么都不能说。这个兹维亚金采夫热爱着薇拉。他不会原谅我把她撇在德国人那里的……”

  有一刹那工夫,阿纳托利下意识地感到一种男性的骄傲,因为想起薇拉宁愿看中他。但他立刻把这个念头撇在脑后。他望了兹维亚金采夫一眼,知道不能再拖延着不回答了。

  “任务,”他打定主意,“任务!现在的出路在这里,只有这最后一着!”

  “现在关于薇拉,我什么也不能讲,”最后他说,他在说话的语气中暗示,连她薇拉,也以某种方式参预托付给他的工作,“我已经说过,我有秘密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以前

  我没有权利说出任何情况。”

  他压低嗓门,朝兹维亚金采夫凑近一点,说:“我必须尽快到大厦去。”

  “但是你哪怕对我说一句也行呀,”兹维亚金采夫绝望地同时祈求地高声叫道,“她……脱险了吗?……”

  他本来想问:“她活着吗?”——可是这话他没有勇气说。

  “当然,她一切都好,”阿纳托利满有把握地说,他竭力要拿这些话不但说服和安慰兹维亚金采夫,也要说服和安慰他自己。“现在我只请求你一点:帮助我回到列宁格勒去……”

  当一吨半卡车顺路把阿纳托利载到列宁格勒的近郊时,已经是中午了。

  他从车厢里爬出来——在车上他坐在轰隆轰隆响的空汽油桶中间,——现在他吃力地挪动又酸又麻的两腿,慢动吞吞地朝电车站走去。

  在往列宁格勒去的路上,他苦恼地考虑着,他应该先到哪里去:到铸造厂大街的大厦去呢,还是到薇拉的住所,或者在这之前先回到莫伊卡河畔的家里去?

  一方面,阿纳托利知道,也感觉到,只有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过以后,他才能重新获得自信心,也就是说,只有合法化了以后,他才不再害怕正视别人。阿纳托利打定主意一口咬定的主要说法,可以归结为:他从德国人手里逃了出来。他被拖出阁楼以后,就关在一个无人看守的木棚里。他撬开一块旧木板,从里面钻了出来,然后逃进了森林里,在那里徘徊了两天以后,遇到了苏军战士。

  可是阿纳托利不知道薇拉后来的下落,这一情况却使他忐忑不安。要知道,她可能不知怎么一来知道了他们分开以后他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万一薇拉已经回到列宁格勒,那么不先跟她见一面就贸然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那显然是冒险。

  现在他慢吞吞地往电车站走去,还没有最后决定他应该先到哪里去。

  阿纳托利突然发觉,路上遇到的行人都注意地、警惕地朝他看。他没有一下子弄清楚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他的原因在于他的外表;撕破的裤子上沾满了一块块泥巴和干巴了的沼泽青苔,同样污泥斑斑的上衣,脸上好多天没有刮的硬胡子。等到他明白了原因,他立刻打定主意:应当先回家去。

  他想象着他怎样和母亲、父亲见面,洗个澡,换身衣服。他认为,只要到了自己家里,洗过澡,换上了干净的内衣以后,他好象就跟他所遭遇的一切事情,跟不久前的过去,一刀两断了,他能够洗净罪恶,仍旧成为原来的阿纳托利。

  “回家,赶快回家,然后去找薇拉,然后再到铸造厂大街去!……”

  他几乎奔跑着以快步往电车站走去,搭上开往市中心的电车,逗留在车尾的平台上,拿脸贴在玻璃窗上。

  他浏览着市容,城市已经认不出了。列宁格勒已经不是阿纳托利最近几天回忆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了。

  他看到在那些十分熟悉的广场上,摆着一尊尊高射炮,四周用沙袋垒成的胸墙围着;在街头的小花园那边,用粗绳索缚住的好象飞船似的奇形怪状的大气囊,飘浮在离地面三四米高的空中,气囊底下,红军战士们并排地躺在一起睡觉;他看到那些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的纪念像,现在用木板棚子罩了起来。电车好几次赶上一队队战土和身穿便服、却肩扛步枪、腰间束着军用皮带的人。

  阿纳托利仿佛觉得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异国城市,他又开始想到家,想到自己的房间——那里必定是唯一丝毫没有变化的地方,必定是使他觉得自己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的唯一场所。

  在铸造厂大街和涅瓦大街的拐角上,阿纳托利下了车,他挨着房屋的墙壁走,竭力不引起行人的注意,急匆匆地、几乎奔跑着朝莫伊卡河边走去。当他看到熟悉的大门时,他的心别别地跳了。他三脚并作两步跳上宽阔的台阶,就去按电铃。

  ……听到电铃声,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就向前室奔去。这几天来,他一听到电铃声或敲边门声,就自己赶去开门,这使妻子和保姆都感到奇怪。

  这次他也抢先跑到前室,慌忙拨开老式的英国锁,开了门。

  他看着儿子的毫无表情的眼睛惊楞不已地站了片刻,接着忽然响亮地、甚至尖声地叫了起来:“阿纳托利!托利亚!……托利亚!”

  阿纳托利的头脑里乱成一团。他好象在云里雾里,看见母亲和纳斯佳阿姨向他奔来……他突然觉得自己象个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施的孩子。他又到家里了,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阿纳托利一阵哽咽,嚎陶大哭起来。他一边抽搐地呼吸着空气,一边哭着,泪水顺着他那肮脏的、长满硬梆胡子的脸流下来。

  最初一阵,阿纳托利克制不住地想把这些天来他所发生的全都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父亲。

  但是他忍住了,等他洗过澡,不慌不忙地刮了脸,又饱餐一顿早饭以后,他决定在没有去找过薇拉,没有到铸造厂大街去过之前,暂时不忙着讲。因此他借口有急事,答应等他回来以后再详详细期讲他的“历险记”。

  阿纳托利已经朝门口走去,忽然想到身边没带任何证件——公民证和学生征都留在着了火的列车上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从写字桌里找到了公民证的附件,附件上记载着他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瓦列茨基,一九一八年出生,办理过兵役登记,在高等学校毕业前延期服役。现在得找到共青团团证。阿纳托利清楚地记得,团证是和公民证附件一起放在抽屉的左上角的。然而阿纳托利在原来的地方只找到公民附件,却找不到团证。他就急急忙忙地在把抽屉塞得满满的练习本和抄听课笔记的笔记本堆里翻寻,忽然他看到团证就在上面,被一张小纸片遮住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阿纳托利拿起团证,急忙翅阅了几页,满意地看到团费已缴到七月份——临走的时候他预缴了两个月。

  他把共青团证和公民证附件放进袋里以后,匆忙离开了家。

  他去找薇拉,一面使自己相信,她已经回来了,马上可以见到她了。他要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讲给她听,他怎样被严刑拷打,怎样摆脱德国人的魔爪逃跑出来……些话他在心里已经重复了好几追,连他本人也慢慢对自己这种说法信以为真了。他几乎一路奔跑着。这时候他似乎觉得他爱着薇拉,甚至真的愿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她。

  ……阿纳托利飞快地登上二楼,敲了敲门。没有什么人答应他。他又敲了敲门,已经做得很不耐烦了——还是没有人。

  怎么一回事?怎么办呢?没有弄清楚薇拉是否回家之前,他不能走。

  他重新去敲打沉寂无声的门。忽然听见背后有说话声:“您找谁呀?”

  阿纳托利吃了一惊,回转身去,看见邻居的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穿睡衣的老头子,拄着拐杖。他透过滑到鼻子上的老式铁边眼镜,迟疑地打量着阿纳托利。

  “我……我找科罗廖夫家!”阿纳托利赶紧回答。

  “究竟找谁呢?如果找伊凡·马克西莫维奇,那么他在厂里;安娜·彼得罗夫娜出去了,大概上铺子里去了。”

  “那么薇拉呢?”阿纳托利冲口而出,他全身瑟缩着等待回答,好比孤注一掷的赌徒,此刻怕看自己的牌。

  “薇拉?”老头子追问了一句。“她不在。战争爆发前出门以话,,就没回来过。”

  “您……肯定这样吗?”阿纳托利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地问。

  “怎么肯定不肯定?”老头子不满地说。“是说女儿吗?怎么不是!今天早晨我还跟安娜·彼得罗夫娜谈起她呢。”

  “很好。谢谢……”阿纳托利嘟囔了一声;就顺着楼梯飞奔下楼去。

  “请等一等!”老头子用发颤的声音大声地喊住他。“您是哪一位?怎么转告呢?安娜·彼得罗夫娜马上就回来的,等一等吧!”

  他不知为什么还用拐杖敲了敲楼梯平台的水泥地。

  可是阿纳托利已经到了楼下。他怕不巧碰到薇拉的母亲,几乎飞奔而去。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行动呢?”阿纳托利一面在街上走,一面绝望地想。“我回到了列宁格勒,可她却没有回来!……不过我没有任何对不起薇拉的地方。要不然,我会跑来找她吗?我会这样急切地想见她吗?……我是爱她的,爱她的呀!”阿纳托利心里重复说。

  也许,在这时,他确实爱着薇拉,因为想起她时,阿纳托利不仅会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也会想起和平时期的情景,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明朗和单纯。对他来说薇拉是通往过去的桥梁。

  阿纳托利每走一步,越来越觉得他需要这样的桥梁。因为他在列宁格勒的街上走开始觉得有点儿不自在了。他觉得自己跟那些身穿军服、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在高射炮旁边发楞的人格格不入,和那些穿了上衣或者军便服排成队伍在街上走过的人也是格格不入的……

  是的,整个这座城市都挖了避弹壕和堑壕,用沙袋和木板筑起了街垒,房屋的墙壁上贴满了战时招贴画——所有这一切,阿纳托利觉得都是令人悲观的,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暗中怀着敌意的。他试图劝慰自己:过两三天这种感觉就会消失了,等他今后的命运确定以后,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也会适应目前列宁格勒的生活的,可是,尽管想到这一点,他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象个无处栖身的人。

  直到阿纳托利最后来到面朝铸造厂大街和伏伊诺夫街的一幢灰色大楼跟前,直到这时候,他才轻松地叹了口气。他找到一扇接着“通行证室”狭长黑牌子的大门,推开了笨重的门。

  他走进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墙壁漆成灰色。门对面的墙上开了几个小窗洞,周围用木头护窗板半掩着。另一边墙上安装着几只黑色扁平的电话机。

  阿纳托利走到一架电话机旁,拿起耳机,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总机,”——阿纳托利就勉强抑制着激动的情绪,胆怯地说:“请给我接团利科夫少校。”

  阿纳托利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出来,已经是傍晚了。

  一切似乎比他原来所到之想的要复杂些。他以为,事情只消几分钟——他复述一遍克拉夫佐夫所说的话:“货物运到,商店按时开张”,——就完了。

  他想好了一套入情入理的说法,似乎排除了另外提出问题的可能。他和薇拉是在村子里与克拉夫佐夫分手的。他们分别到农民的家里去借宿。夜里德国人突然进村。他被他们从农民家里拖出来,扔进扳棚里。但那板棚是旧的。他拆下一块木板,逃了出来,从屋后溜进森林里……

  但是阿纳托利不得不对图利科夫、后来还对一个穿便服的人,详详细细地讲了他和薇拉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遇到克拉夫佐夫的,接着还不得不把他所讲的一切写成书面材料。

  然而就这样,事情还没有完哩。图利科夫少校,一个上了年纪、蓄着唇髭的人,与其说是个肃反工作人员,不如说更象个工人,他要阿纳托利在地图上指出与克拉夫佐夫相遇的地区以及他把手提箱扔在河里的地点。然后他们又要他根据记忆画一张发生这些事情的地点的草图。

  不过这一切总算顺利地结束了。

  图利科夫提了握阿纳托利的手,感谢他的协助。随后问道:“以后干什么,阿纳托利?参军吗?”

  “当然参军?”阿纳托利轻松畅快地高声叫道,同时又立刻想到,利用这机会请他帮忙弄一张新的公民证倒也不坏。于是,这时,他自己对自己的说法也信以为真了,他说,虽然按照克拉夫佐夫的指示,在那边森林里毁掉了他的公民证和学生证,可是共青团证他藏在上衣的夹层里,还是保存下来了。

  说着这些话,阿纳托利就从衣裳里掏出一本灰色的小册子,放在图利科夫面前的桌子上。

  少校拿起团证,翻了一翻,慢吞吞地说:“保存得很好……”

  阿纳托利的心跳动得更加剧烈了。“也许我不应当拿团证给他看,”他想,“应当只提一句,而不拿给他看,因为很可能他忽然想到鉴定一下,看我是否把这张团证正在身边藏过……我又何必讲起我毁掉了其他证件呢?应该说是在火车上给烧掉了……”

  “保存了共青团证,好样儿的,”少校几乎是扬扬得意地说,一边把证件递给阿纳托利。

  阿纳托利高兴地一把拿过证件,接着就请他帮忙弄张公民证来代替已经毁掉的。

  图利科夫点点头说,他会帮忙的,并记下了过去给阿纳托利发公民证的民警分局的电话号码以及他的学院的名称。

  图利科夫已经伸出手来准备告别了,可是这时候,阿纳托利为了一切都那么顺利地结束而感到高兴起来,脱口而出说:“如果薇拉回来……请帮帮她的忙。”

  接着他马不停上因为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而痛骂自己。

  但是这句话对图利科夫却显然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别焦急,小伙子,一切都会顺利的!”他说,甚至还拍了拍阿纳托利的肩膀。

  阿纳托利在回家的路——已经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了。他大胆地搭上了电车,坐到涅瓦大街,不再偷偷地挨着墙根走路,而是迈着充满自信的步伐,从容不迫地往莫伊卡河边走去。

  又是父亲替他开了门。阿纳托利愉快地朝他点点头,对吩咐开午饭的母亲说,他过一会儿到餐室来,一边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脱上衣——天气很热呀。

  他脱去上衣,解下领带,解开领子,卷起淡蓝色衬衫的袖子,满意地照了照镜子。

  “没什么,”阿纳托利顾盼着自己的身影,心里暗暗地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

  这时,父亲在门口出现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走进房间,小心地掩上身后的房门,低声对儿子说:“听着,托利亚,我想问你……那个姑娘……薇拉……她也平安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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