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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五章



他们是经过后院来到村里的。那就是说:不是走那条和村里唯一的街道相衔接的主要乡间土道,而是从后边穿过那片荒地来的。

  若金在那高高的向日葵向外探头探脑的篱笆旁边勒佐了马,这时克拉夫佐夫就说:“领青年人到屋子里去吧。”

  “那么您呢?”薇拉吃惊地问。

  “我马上就来。我拄着拐棍还能跑到哪儿去呢?”克拉夫佐夫半躺半卧在大车上。露出温和的微笑回答。

  若金默默把手伸进篱笆空隙,摸索着推开了那扇低矮小门的门闸,说:“好,请进去,到我们这儿作客吧。我这就来,”他冲口向克拉夫佐夫说了一句。

  阿纳托利和薇拉犹豫地跟着若金向那幢几乎隐没在苹果树丛中的房子走过去。

  若金登上台阶,一脚踢开了那扇没有锁上的门。

  “请你们在门厅里等一会儿。我这就来,”他说,接着就轻轻地掩上了已经走进来的阿纳纳托利和薇拉身后的门,走开了。

  他们四面望了望。门厅里凉爽而阴暗。紧闭着的那一扇门显然是通正房的。大圆木垒成墙上装着一个带龙头的泄水槽。在泄水槽下面的凳子上放者一个脸盆。门厅的尽头看来是一道通往楼上去的很陡的扶梯。

  阿纳托利和薇拉没有说话,一面留心听外边的动静,等克拉夫佐夫回来。

  然而,门再打开时,他们只看见若金。

  “他到哪儿夫了……”他们俩几乎是向时说出口,但是若金不等这句问话说完就回答:

  “克拉夫佐夫同志吗,上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啦。人家不愿意受挤。所以,就让你们暂时住在我这儿啦,这可是克拉夫佐夫同志决定单独住开的。他在克列皮基村里认识的人可多啦!他还叫我向你们回一声哩。瞧,就是这么回事。”

  他不慌不忙、有声有色地说着这些话,很难看清他这会儿是不是在暗自冷笑。

  “可是我们是要待在一块儿的!”阿纳托利差一点脱口说出这句话,但是一想起克拉夫佐夫的吩咐,他就及时煞住了。

  若金指了指扶梯说:“还等什么呢?请上去吧。”

  “请问您,”薇拉胆怯地说,“是真的吗,据说德国人……”她一句话没说完就给咽下去了。

  “如果不是胡扯,想必总是真的吧,”若金这次回答时,已经毫不掩饰地冷笑了一声,“可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说到这里,他两手一摊,仿佛是向自已提出问题。“只要人家有力量,战争是可以不必等你批准就发动的嘛。请问,你们是哪一民族的呀?”他突然这样问道。

  “我们是俄罗斯人,”阿纳托利赶紧回答。

  “这就好。再说,如果你们是共青团员,那谁也不会追问你们什么啦……你们和克拉夫佐夫同志挺熟?”他紧接着问。

  “不,不,根本不熟!”阿纳托利抢着回答。“怎么会熟呢?我们一道乘火车。在一个铺位上。后来列车给炸毁啦……”

  “啊,对啦,”若金豪不犹豫地、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表示同意,“难怪克拉夫佐夫同志不承认他认识你们啦。这就对啦,”他重复了一句。“那么现在请跟我来吧。”

  于是他首先移动缓慢而沉重的步子登上扶梯。不一会他们已经到了顶楼里。一道宽阔的亮光从敞开着的门外照射在地板上。地板上满是没有扫干净的干草。角落里准了一些破烂布。一扇小窗子被严严地钉上了木板。

  若金让阿纳托利和薇拉走到前面去,自己仍旧站在门口。接着他说:“喏,听我说,年轻人,”他的口气这一次听来冷冰冰而认真,“现在就是这个情形。你们得暂时留在这儿。等女主人从地里回来了,我就会送来一些吃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们让人看见的话,那可对大家都不方便。不论是对你们,或者是对我。所以,你们就在这儿待一会儿吧。如果是需要出去,比如要去上厕所,现在地板上跺一跺脚。喏,这么着——最好是声音别太啊拉。”

  “可是……可是德国人准会被消灭的呀!”阿纳托利激动地说。

  “那当然可能罗,”若金又象原先那样一本正经、字字分明地说,“不过还是小心为妙。再说,我可得为你们向克拉夫佐夫同志负责呀。他严格地命令过我。克拉夫佐夫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可是不爱开玩笑的。”

  “听我说,”阿纳托利着急地说,朝若金走过去一步,“我要问您……您既然是本地人,总应该知道……这儿有咱们的军队吗?德国人怎么可能会……”

  他没敢把“到了这儿”几个字说出口,就给咽住了。

  “说到军队,这我可说不上来,我没有看到过,”若金应声回答。“至于怎么可能这样,那么你们最好还是去问那些德国人。如果这样的话……”

  “难道您认为……”薇拉刚要往下说,已经激动得压低了声音。

  “小姐,这些事还是让那马去想吧,”若金突然粗鲁地打断了她的话,“马的脑袋大,就是为了想问题的。至于我们,反正有苏维埃政权给我们去想的。谁应当怎样生活呀,谁应当干些什么呀。我们对这一套都习惯啦。嗯……那么,祝贺你们乔迁之喜。”

  他忽地扭转了身,跨过门槛,随手紧紧关上了门。立刻听见扶梯在他沉重的脚步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阿纳托利和薇拉不知所措地、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几道细狭的亮光,从钉在窗子上的木板缝里射进来。他们的眼睛逐渐对这朦胧的光线感到习惯了。阿纳托利在窗底下那堆破烂布里乱翻了一阵,找出了一条硬帮帮的破褥垫,把它摊在钉了板的窗底下的墙跟前。

  “坐下吧,”他向薇拉说,接着首先坐倒在褥垫上。

  但是薇拉依旧站着。

  “坐下吧,”阿纳托利又说了一遍。

  她坐下了。

  “你没有看出他在笑吗?”薇拉小声儿惊讶地问。

  “笑?谁在笑呀?若金吗?什么时候?”

  “就是说德国人消会被消灭的时候。再有,他谈到了克拉夫佐夫,口气有点古怪。”

  “难道他谈到了克拉夫佐夫的什么事吗?”阿纳托利警惕地反问。

  “是呀,当然谈到的。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啊,谈到了命令,”阿纳托利故作镇静地说。“嗯,不过看来他就是这副样子。可能就是这副流氓相……你到底坐下呀,站着干么!”①

  (前文,薇拉已经坐下,这里又要她坐下,前后矛盾。原文如此。)

  她慢慢地向褥垫蹲身坐下,把腿盘在身底下,把背靠在墙上。

  “你不想吃什么吗?’阿纳托利问。

  “不。你呢?”

  “也不想吃。这可奇怪呀!咱们上一顿至少是在十二小时前吃的。那么,想睡吗?”

  “不。”

  “我也不想睡。一点儿睡意都没有。可是咱们整整跑了一夜哩。”

  “你没有发烧吧?”

  “哪里就这么容易发烧!……”

  他们坐在那里,仿佛事先约好似地互相提出了一些和他们所遭遇的这种危险完全无关的琐碎问题。他们俩都要听见对方的声音,他们俩都害怕陷入沉默。

  尽管顶楼里又闷又热,他还是问她可觉得冷吗,跑的时候没有跌伤了腿吗,这会儿坐得舒适吗,又一次问她想吃东西吗,或者想睡吗,而她却问他可头痛吗,不觉得热吗,不想躺一会吗。

  但是,最后所有的这类问题都提尽了,于是他们俩都不说话了,都害怕正眼向对方看一看。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都静静地留心听偶然从远远什么地方传来的孩子的叫唤声,狗的吠叫声,大车驶过时发出的辚辚声。

  薇拉首先忍耐不住了。她向阿纳托利移近点儿,几乎是耳语般问:“托利亚!……照你看来,这一切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一句耳语把他吓倒了。他故意提高了声音答道:

  “结果还能怎样呢?德国人即使现在还没有被赶走,他们迟早总是要被赶走的。我完全相信他们已经完蛋啦。你记得那时候咱们在森林里听见的枪炮声和那种隆隆的响声吗?可是这会儿呢?周围都静下来了,我相信,”他以更爽朗、更坚定的声音接着说下去,“这完全是一场虚惊。充其量德国人只能投下一批伞兵敢死队。那也不过是要制造一些恐慌罢了。你倒想想,这么一小撮德国兵,在这儿列宁格勒附近被我军四面包围了,还能够干出些什么来呢?真的,他们一开始就注定要被歼灭的。当然,咱们不妨谨慎小心,咱们还得在这儿待上几小时,但是我相信,只要到今天晚上,至迟明天早晨,咱们就可以回到列宁格勒啦。”

  薇拉不再说什么,但是阿纳托利觉得他的话已经使她放了心。

  “可是克拉夫佐夫会在哪儿呢?”薇拉突然问。

  过一问使得几乎已经出了自己的话放下心来的阿纳托利重新回到忧虑重重的现实中。他已经忘了克拉夫佐夫,忘了克拉夫佐夫托付他的事情,并且不愿去想这一切。那一列惊心动魄地熊熊燃烧的火车,那些吓得发狂、顺着路堤纷纷向下滚的乘客,还有和克拉夫佐夫的那一次谈话,以及克拉夫佐夫本人:他把这一切都从自己的记忆中撵走了。

  他要安慰薇拉,要采取一些措施,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更需要的是恢复那种习惯的宁静心情,重新回到那种根本不需要他作出任何重要决定的境界中。

  这时候阿纳托利仍然一切心中无数。他不知道德国人究竟是否直的离这里很近,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跑到列宁格勒去,也不知道薇拉今后该怎么办……

  然而,在他仍然不了解的一切中,最不了解的却是他阿纳托利自己。因为自从懂事以来,他一直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勇敢的、坚强的、能指导别人的人。可是现在,生平第一次在这样复杂而又危险的情况下,他突然看出自己并不能作出任何聪明的决定,只是梦想一切都会自动地逢凶化吉,重新恢复原先习惯的状态……

  “他为什么离开咱们呢?”薇拉又问。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说不定他这儿另有熟人吧。”

  “可是他为什么说,我们不应当承认大家过去是认识的呢?假使万一……”

  他不让薇拉说完,就把她这句话打断说:

  “这不过是一个最起码的防备万一的办法罢了。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独自承当……不要牵累别人。”

  “那么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我什么也不认为,”阿纳托利已经有点恼火地说。“只是因为你问我,所以我回答。”

  薇拉怔怔地瞅着他,阿纳托利在昏暗中虽然无法辨认出她眼睛的表情,但是觉得她是带者恐惧和嗔怪在看他。

  这使他感到惭愧。他搂着薇拉说:“别紧张,千万别这样!我相信一切危险都会顺利结束的。”

  “你……不会丢掉我吧?”

  这一问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阿纳托利紧接着就领会到,他现在已经成为薇拉唯一的希望和主要的依靠了。他有点可怜她,同时由于意识到自自能在另一个人的生活中起这样有决定性的重大作用而感到骄傲。

  他越发紧紧地抱着蔽拉,一面心里想,这一来他再也不能丢下她不管啦,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用生命的代价去保护她,使她不遭到任何危害。他越是想到这一点,就越是相信他自己,相信自己有力量和决心去应付他们可能遭到的一切。

  这感情充满了阿纳托利的整个身心,终于迸发了出来。

  “薇罗奇卡,亲爱的,一点也不用害怕,我永远陪着你。”他这样说,这些话是自然而然冲口而出的。“咱们永远在一起——不论是在这儿,或者是回到了那边。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你对我是多么重要啊!可不是,你在别洛卡明斯克那儿说得对,你说……你记得吗?……说真的,当时我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永远爱你,以为那只是一时的……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永远知道,不可能跟第二个人,我只有跟你永远在一起,等我到前线去,你就守着我,我给你写信,每天写信。”

  他还要反复地住下说,但这时门外传来了什么人沉重的脚步声和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声。

  薇拉——下子从阿纳托利身边闪开了,他也提心吊胆地向前探出身子,但随即轻松地舒了口气,因为门推开时,他看见出现在门口的是若金。

  他微哈着腰免得脑袋碰上那低矮的门楣,然后一步迈上了顶楼说:“喏……给你们带来点儿吃的。”他把一个瓦罐放在地板上,把一大块面包递给阿纳托利。“牛奶和面包。乡下人吃的。今儿不做菜啦。这种时候哪顾得上说做菜……”

  阿纳托利默默地接过了面包。

  蔽拉跪着欠了欠身,胆怯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吗?您听到什么……坏消息了吗?”

  若金没有立即回答。他在门口把脚倒换了一下,然后说:“小姐,要预先说这句话这可难哪!一件事是坏是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嘛。比如,猫玩弄耗子,猫儿高兴,耗子可就伤心啦。要知道,世上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嘛!”

  他沉默了一下。

  阿纳托利和薇拉指望他再说几句什么,解释一番,但是若金却只是说:“那么还是照原先的约定。安静地坐着。如果需要上厕所,就垛跺脚。这样,跺三下。”

  他扭转身,跨过门槛,又随手紧紧关上了门。楼梯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

  “怪呀,”阿纳托利小声说,“怎么处处都显得很古怪……”

  “吃一点吧,托利亚,”薇拉悄悄地说。

  他摆了摆手。

  “不行,你一定得吃点儿!”薇拉坚持地重说了一句。“这样会把身体饿得十分虚弱的。可别忘了你是生过病才好。”

  阿纳托利耸耸肩膀,不知不觉地从那大块面包上掰下了一小块,放在嘴里。面包新鲜可口。多少天来他第一次感到饿。他拿起那细脖子高瓦罐儿,喝了几口。牛奶是热的,有点儿甜味。接连几分钟,他一直津津有味地边吃那面包边喝着牛奶。

  饥饿的感觉逐渐消失,这时阿纳托利想到了薇拉。

  “现在你来点儿,”他一面说一面把瓦罐向她递过去。“得啦,别再推啦……”

  她依着他双手接过瓦罐。凑近嘴边,喝了一小口。

  接着她就把瓦罐放在地板上,抱歉地说:

  “我不想吃,托利亚……真的一点儿也不想吃。不想吃,也不想喝。”

  “可是这怎么行呢?咱们差不多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啦!”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问的话她也许是不加重视,也许是没有听真。

  最后,好象她自己也对她那些话和那种揣测感到惊讶似的,于是慢吞吞地说:“我可明白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啦……我什么都明白啦。你呢?”

  阿纳托利哆嗦了一下。刚才那一会儿,他正在享受吃饱后舒适的感觉,他什么事都不愿意考虑,只想忘掉一切,闭上眼睛****着或者打个盹儿。

  “你要说的是……”他刚要说下去。

  “对,对,托利亚,我要说的正是这个,”薇拉肯定地说。“这个若金他是知道一些消息的。可是我不敢直截了当地问他。”

  “可是……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阿纳托利激动很大声说,同时跳了起来。“如果真的是……他们……嗯,他们……”他害怕说出“德国人”这几个字,就结结巴巴起来,“如果他们就在这儿附近,那他怎么能那么镇定呀?!他也是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呀,他们对他和对咱们不是同样危险吗?!”

  薇拉没有作声。

  “不对,你误会啦,”这时阿纳托利已经更镇定地接下去说。“这个若金不过是说话的样子显得狡猾罢了。好象存着什么坏心眼儿似的。此外,我还觉得他好象有点跟咱们开玩笑。喏,你瞧,城里青年人呀。享受惯了的呀……而他呢,就象从前人们说的那样,是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坐下,托利亚,我要你挨着我。”

  他依她的话又在褥垫上坐下来。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薇拉仍旧那样出神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这会儿想的是什么。这是第四度性。”

  “什么?”阿纳托利拉长了声音诧异地说。

  “是的,是的。我记不起那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是胡伯特·威尔斯写的呢?还是……是这样,它讲到那扇小绿门。一个孩子忽然发现墙上有一扇小门。他走进去,立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后来他回来了。可是等他再要到那儿去时,小门已经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

  “我不懂这里有什么联系……”阿纳托利摸不着头脑地问,但是薇拉打断了他的话:

  “咳,你怎么会不懂呢?瞧这不是挺简单嘛!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呀,它是存在的!是从古到今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就在这附近什么地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不过这个世界,象故事里所说的,是光明的,是美好的。可是咱们这会儿却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看来,咱们的世界,就是咱们以前一直生活在里面的那一个,也在这儿附近的什么地方,可就是没法走进它里面去。既没有墙,也没有栅栏,就是没法回到那里去。”

  阿纳托利耸了耸肩膀,不高兴地说:“亏你还有时间来谈哲学。那一个世界,这一个……我已经对你说了,咱们很快就可以回到列宁格勒。”

  “你相信会这样吗?”

  “慢着!”阿纳托利喊了一声,又跳了起来。他想要用一些什么语言和动作驱散那又一次向他袭来的恐慌。他开始踏着那些沙沙作响的干草,快步来回走着。

  “听我说!”他终于在薇拉面前站住说,他觉得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满怀的恐惧了。“既然你以为……既然你相信……他们能够来到这儿,那么咱们就得想一些办法!……这可多么愚蠢:坐在这儿等着,一直……嗯,一直等到他们来,你瞧,这是多么愚蠢!”他恼怒地大声说,好象他们来到了这里只是为了她薇拉,而他们不得不躲在这里也是由于她的缘故。“我可不准备象只耗子似的藏在这儿!这是胡闹,简直是荒唐:离列宁格勒不过百来公里.可是……”

  “你意思是要走?”薇拉打断他的话。

  “是呀,当然罗!这会儿立刻就走!”

  “可是叫们往哪儿走呢?向右,向左?还是一直向前?”

  “咱们又不是小孩儿!有的是人,咱们可以问路嘛!”

  “可是,如果咱们落到了……他们手里呢?”

  一刹那间,阿纳托利想象出一幅可悄的景象:一些身穿外国制服和手持武器的人向他们走近了,他仿佛听见了德国话。他的嘴唇干燥了,他用舌头舔了舔。

  “那咱们到底怎么办?”他压低了声音说。

  “坐下,托利亚,”薇拉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不在旁边,我就没法待下去。坐下来,把脑袋枕在我的膝盖上,喂,枕着呀,这样我感到舒服一些。”

  他在旁边躺下了,把头枕在她的膝盖上。薇拉的裙子扯破了,阿纳托利觉得他的腮帮子触到了她赤裸裸的大腿。薇拉把一只手按在他的头上,慢慢地抚弄着他的头发。

  “一切都会变好的,托利亚,一切都会变好的,”她声音单调得象唱催眠曲似地重复说,他的腮帮子触到血气旺盛的温暖的皮肤时的感觉,薇拉说话的声音,还有她所说的话,这一切都使得阿纳托利安静下来。

  “咱们必须等到夜里,”薇拉好象是在谈一件道理十分清楚的事,她还是低声而镇定地说。“既然要走,最好是等到天黑。也许到那时候一切都明白了……我相信若金马上就会来说附近已经很安静了,我们可以出去了。”

  “连你自己也不相信你这些话,”阿纳托利说,然而他这样说多半是要逗她继续讲下去。

  “不,不,我相信!难道我看不出来,你是在为我担心,但是又瞒着我吗?我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你是会十分镇定的。那时候在火车上确实是值得坦心的,因为咱们可能会死的呀。可是现在?……瞧,只要再过一两小时就没事啦……”

  她不停地说,轻声重复着这些使人感到宁静和安慰的话,于是阿纳托利就觉得昏昏欲睡了。

  他感到非常疲劳,腿觉得十分沉重,眼睛闭起来了……

  仿佛是谁从他身体里面猛推了他—下,阿纳托利惊醒了过来。四周一片漆黑。

  “薇拉!”他惊慌得大叫了一声。

  “轻点儿!”他听见有人回答。

  他急忙微微抬起身子,伸出双手,触到了她的肩膀。她的背紧贴着墙壁坐在那里。

  “我……好象是睡着了,”阿纳托利不觉放低了声音说。“你呢?你也睡着了吗?”

  “是呀,”薇拉低声回答。“你听……”

  这时他听见了隆隆的响芦。这正是他早先在森林里听到的那种既象铮铮震鸣、又象辘辘作响的低沉的隆隆声。隆隆隆声来自远方,仿佛是从地心深处发出来似的。

  他们一动都不敢动,一声不响,呆呆地坐了一会儿。

  后来,他们听见了枪炮声。起先这些声音听来很远,象圣诞节拉炮在爆裂。又过了不多一会儿,什么地方响起了机枪的哒哒声,但他们并没有马上弄清楚这是机枪声,而是紧张地留心听这象玩具噼啪作响又象铜鼓频频敲击的声音。

  突然间,透过那窗上钉的木板的缝隙,射进了一道道光线。它们不象是日光,而更象是红铅笔画的线条。

  阿纳托利和薇拉象受了催眠术似的,紧张地盯住这些一时没有消失的光线,但紧接着又射进来了另外一种光线,这—次是绿色的,而远远什么地万又传来了好象敲鼓的声音。

  阿纳托利忽地扑向窗口,揪住一块木板,就把它往下扳。

  “你这是干什么,托利亚,干什么?!”薇拉惊叫起来.紧紧抓着阿纳托利的肩膀,下死劲把他从窗口向旁边扯。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看看,”阿纳托利重复说,一面把薇拉的一只手从肩上摔开。他用力去拉一块木板,看到木板微微动摇了,就把手指伸进迸裂开了的空隙里,也不顾指甲碎裂,双手出血,就把木板向自己这边拉。最后,木板动摇了,他把它猛他一拽,木板就咔嚓一声响脱落下来,于是窗口露出了一道宽宽的空隙。

  他们俩紧贴着空隙,一看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就怔住了。各种色彩的线条,缓缓上升,在天上爬行——红红绿绿,仿佛是一个无形的人用一支巨大无比的铅笔把它们画在黑暗的天空。

  “这是什么,托利亚,这是什么?”薇拉凑近他耳朵小声问。

  阿纳托利不吱声。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

  这时他们听见一种新的声音,高空中远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有一个孩子玩的、但又是十分巨大的气球叭地一声爆裂开来,于是突然间一切都被白茫茫幻影般的光芒照亮了。

  这会儿他们一切都看见了:对街木头房屋的挂上窗帘把里面遮得密不透光的窗户,小园里的向日葵,装有辘轳的井,每棵树都历历可辨的树林……

  阿纳托利和薇拉马上从窗口闪开去,因为他们俩都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就会象这些房屋、树木、井、以及被高耸在井上的辘轳悬吊着的水桶一样,被人家从四面八方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就在这一刹那,天空中的光消失了,一切都沉没在黑暗中,又听见远远的枪炮射击声,还有那又是铮铮地、又是辘辘地作响的低沉的声音。

  “就是他们,托利亚,就是他们!”薇拉紧偎着阿纳托利轻声说。

  他竭力稳住自己说:

  “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也许是咱们的军队!”

  “不……不,这是他们,”薇拉重复着她好不容易才说出来的话。

  阿纳托利又留心听。但是这会儿不知怎的四周一下子都静寂了。坦克的隆隆声听不见了,枪炮的射击声也没有了。

  “你瞧,”阿纳托利勉强保持着他那教训人的口气说,“一切都安静啦。准是咱们的军队正在全部歼灭这伙……”

  薇拉不吭声。她仍旧紧紧拉着阿纳托利的手,向自己身边拉过去,即使是一刹那问觉得他不在近旁都使她感到恐惧。

  万籁俱寂,这样又过了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就在这漫长得象永远过不完的几分钟里,薇拉回想了她的全部生活。那只是一个晋通苏联姑娘所经历的时光不长和平淡无奇的生活,但现在薇拉却感到这种平淡的生活是那么不平凡,那么光明而愉快,同时又是一去不复返的了,就象她的童年时代一样,就象那少年先锋宫里灯光灿烂的巨大枞树一样……而她在那突然变得遥远不可及的——虽然昨天她还享受着的——美好生活中所作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充满了重大意义的。少先队员集会,共青团员会议,甚至薇拉从前感到沉闷无聊的那些活动,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十分重要的了,没有这些活动她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学校里那些教师的脸,那幢她所住的房屋的正面,那份折叠得

  很整齐、仍旧散发出油墨气味、放在已经摆好早餐的桌上准备让爸爸看的报纸,还有那些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的游行,那条载着阿纳托利随波荡漾的小艇:所有这一切,在薇拉脑海中不依顺序但特别清晰地漂浮过去。

  可是后来一切都变得纷乱混杂,虚无缥渺,只留下了模糊的轮廓,仿佛回忆的是一场刚才看到但此刻已经忘掉一半、怎么也记不起来的梦。然而,尽管色彩黯淡了,明亮而绿油油的草雕萎了,高远无极、蓝得发亮、象孩子玩的气球般天空蒙上了灰色的迷雾,但你梦中见到的一切仍然朦胧地呈现在你眼前,正在召唤你到那里去,到那似乎离开很近但也许永远消失了的世界去。此刻在薇拉的想象中,这个世界就是亲爱的故乡列宁格勒。它好象是一般巨大的飞船,连同它那些尖顶桅杆和堤岸般的甲板,越驶越远,在白夜中漂浮过她的面前。

  接着一切都失去了踪影,一切都隐没在黑暗里,于是薇拉觉得现在白己和那以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相隔不知有几千万里了。怎么才能回去呢,往哪儿走呢?要是能够知道就好啦!

  然而薇拉不知道。薇拉仿佛觉得有一堵没有门窗的墙将她和她唯一可能的生活隔开了,而现在作为她与过去生活唯一的活的联系就是阿纳托利了。

  “你知道刚才是什么吗?天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火光?”最后薇拉问。

  “不知道。最后的那个肯定是照明弹。可是先前的那个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啦。大概它是一种信号弹吧。”

  “可是我这会儿觉得,它就是那个世界……那个就在咱们近旁但是咱们没法看见的世界……托利亚!”她突然使更大的劲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我老是想到,咱们永远、永远回不去啦!”

  “别说啦!”

  “不,我偏要说!也许,这就是咱们待在一起的最后几小时,最后几分钟了!你为什么还不许我说呢?为什么要我一声不响地坐着等下去呢?为什么呢?”

  “可是你究竟想要……”他刚要说下去,但是薇拉打断他的话:“不,不,你什么都别说,你别开口,让我说,我……我有许多话要向你说,有许多话……如果将来咱们不能在一起——啊,不能在一起!——我希望你知道,你就是我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人,而以前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怕谈到我的爱,怕你,不相信这样会纳我带来幸福,可是现在我懊悔,为自己懊悔,我一直在问自己,究竟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为什么……”

  她还想要说什么,但是这当儿寂静仿佛一下子给打破了,四下里响起了类似人群的喧闹声,东西的碎裂声……

  阿纳托利扑向窗口,凑近空隙,看见几辆摩托车沿着小街靠近房屋疾驰过去,强光的前灯照亮了街道,车上坐着头戴钢盔、身穿灰绿色陌生军装的人。

  “这是他们呀,薇拉,这是……德国人呀!”阿纳托利恐怖地叫了起来,他从窗口跳开,跑到墙边去,然后背紧抵着墙呆住了。

  ……他不记得这样呆呆的站了多久——一分钟,十分钟,还是半小时。只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清楚地听到下面什么地方传来了德国人的大喊声、摩托车的排气声、孩子的啼哭声。

  又过了一两分钟,听见极近的地方有德国人的说话声,接着就从楼底下那边传来了敲门声、喧哗声、脚步咕咚咕咚的声音和楼梯咯吱咯吱的声音。

  突然房门敞开了,一道手电筒的白光直射到阿纳托利眼睛上,他把眼睛眯起来,而等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只看见离开他不到两步的地方站着一些头戴钢盔的人。

  那个站在前面的,把电筒的光射向薇拉。她坐在那儿,身体蜷作一团,脑袋微向后仰,而那道光就在她身上探索着,从光腿上溜到脸上,又从脸上溜到光腿上,仿佛是用它那锐利的锋芒扎刺着她似的。有一个德国人大声发笑,接着他们就七嘴八舌地交谈起来,他们的话混合成一片充满外国口音的、充满恫心地吼叫,随后那个站在前面的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人就把他的电筒递给另一个站在旁边的人,很快的问薇拉走过去一步。

  阿纳托利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他跳了起来,扑过去拦那德国人,可是这家狄甚至一眼也不看就一脚把他踢开,他在地板上直打滚,痛得喘不过气来。

  阿纳托利忍著胯间的剧痛又大声叫喊,爬了起来,但就在这当儿,两个德国人揪住了他,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把他向门口拖去。

  ……阿纳托利被他们沿着街道拖过去,猛力拉上了一个两层台阶的雕花门廊,然后推进一间屋子里。

  阿纳托利起先在强烈的光线下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而等他重新睁开眼睛时,就看见自己正对面墙跟前摆着一张桌子,一个高大个子、浅色头发穿着军服的德国人坐在桌子后面。在桌子上摆着一顶高帽顶的军帽。桌子两旁站着另一些穿着同样军服的德国人。

  这种场景使阿纳托利忘记了薇拉。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憎恨,考虑到自己必须坚持不屈,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以及无法自卫,急于要决定采取什么办法——所有这一切思想和感情,刹那间控制了整个阿纳托利。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材矮胖、满脸雀斑的德国人对阿纳托利说:“向前三步走!”

  阿纳托利没有一下子听明白这句话是向他说的,仍旧楞头楞脑地站在那儿。但就在这时候,什么人在后面猛推了他一掌,他向屋子那一头摇摇晃晃地迈了几步,还没有走到房间中央就摔倒了。

  “站起来!”满腔雀斑的德国人大喊。

  阿纳托利慢慢地爬起来。他的眼光无意中停在空桌上那顶孤零零的军帽上。他觉得它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简直象一个跟癞蛤蟆把身体鼓得膨胀起来一样的鲜蹦活跳的耸起全身羽毛的生物。他仿佛中了它的催眠术,再也无法把眼光从它上面移开了。

  “瞧着少校大人!”又听见满脸雀斑的德国人的声音。

  这时侯纳托利正睁大了眼睛,竭力去辨别那高高翘起的军帽帽檐下边的标志,最后才看出那个爪子里抓着卐字的鹰,因此他没有立即照着去做,也没有立即认出这些人当中谁是少校。但是让他考虑的时间可不多。—个阿纳托利看不见的人在背后伸出了手,拿大手掌托住了他的下巴,一个急促的动作使他抬起了头。

  “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官就是丹维茨少校,”雀斑脸又吃力地咬准着每一个字说。“他命令你只许说实话。不然就枪毙。你明白吗?枪毙!”

  阿纳托利觉得所有的这些话都是从远远什么地方传来的——所有的这些活,除了“枪毙”两个字而外。这两个字在他耳朵里轰的一声响起来。仅仅几分钟前阿纳托利还在想,尽管那是莫名其妙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想,但毕竟是想到他应当如何坚持到底,如何在敌人面前保持尊严,如何照他一向想象的那样临危不惧,可是现在这一切想法都被恐惧掩盖住了。阿纳托列知道他马上就要给枪毙了,只消再过一会儿,一切都完结了,他不再活在世上了。

  “不,不!”他大声喊。“让我说实话。我说实话!”他重复说,这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是在模仿那个满脸雀斑的德国人而把音说错了。

  雀斑脸俯身凑近那个坐在桌后面的军官肩上,向他悄悄说了几句什么。那军官连头都不扭过来就应了一句。

  “你认识这个人吗?”雀斑脸又转过去问阿纳托利。

  阿纳托利向那些站在桌子旁边的德国人茫茫然地扫了一眼。

  “瞧那边!”雀斑脸命令说,伸出了他那长长的食指。

  阿纳托利一扭身,看见了克拉夫佐夫。他站在靠近房门的墙跟前,拄的正是阿纳托利不久前在森林里给他拗下的那根拐棍。克拉夫佐夫满脸是血。一刹那间他们的眼光相遇了,阿纳托利觉得克拉夫佐夫正亲切地、甚至带着鼓励的微笑在看着他。离开克拉夫佐夫大约两步,若金耷拉着他那双几乎长达膝盖的手,站在紧靠门的地方。

  阿纳托利又把眼光移向克拉夫佐夫,突然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意识到克拉夫佐夫似乎是在鼓励他争取生存,吩咐他无论如何要活下去。

  一分钟前,阿纳托利心中不知怎的又是恐惧,又是由于自己不能够也不可能克服这种恐惧而羞愧,可是这会儿,他的思想却变得十分明朗了。他要活下去,只想活下去。他仿拂是落到了一个黑暗明湿的、可怕的井底,但是却看见上面高高地露出了一小片蓝天。这个天是确实有的,是确实存在的,阿纳托利准备爬出去,攀着那布满了粘液和苔藓的滑溜溜的井壁爬,一心只想爬出去。他准备哀求、乞怜……而且并不因此感到羞愧.因为他想到他似乎是配合了克拉夫佐夫的行动,是获得了他的赞许,于是,也就不再感到羞愧。

  他又向桌子那面转过身,但这时候坐在椅子上的少校已经站起来,从桌子后面走出来。他个子很高,紧系着皮带的腰部十分细瘦。少校不慌不忙地踱到阿纳托利跟前。满脸雀斑的人步步紧跟着他。两个站在墙跟前的土兵稍稍提起了他们黑油油的冲锋枪。

  满险雀斑的人,又把阿纳托利扳转去面向克拉夫佐夫。这时候他们两人就面对面站着,而少校和满脸雀斑的翻译则站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你认识这个人吗?”翻译问,把手指头指向克拉夫佐夫那边。

  “我们……我们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阿纳托利含糊不清地回答。“一同上路……是偶然碰上的。”

  他迟疑不决地朝克拉夫佐夫的眼睛瞧了瞧,又一次感觉到对方正带着同情甚至鼓励的神气看他。

  “是呀,是呀,是在火车上,”阿纳托利这时已经口气坚定地重复说了一退。“可是碰到了空袭,列车着火,我们就跑散啦。后来又在森林里碰到了。完全是偶然碰上的。”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说得比较流畅一些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翻译再一次问,又伸出他那长手指指着克拉夫佐夫。

  “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阿纳托利赶紧答复,他又一次因为自己的声音非常自然和随便而感到惊奇。

  “他们在森林里待过,大人,一直在一块儿,”至今没有开口的若金突然发话,接着向前迈了一小步。“一直在一块儿,”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人同一个姑娘。”

  “啊,当然罗,”阿纳托利抢着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们说过,我们问路……”

  “那姑娘是谁?”满脸雀斑的人又转向阿纳托利,厉声打断了他的话。

  这时候那些押着阿纳托利来到这只的德国人当中,右一个走到翻译身边,问他轻声地,嘀咕了几句,但是脸上带着微笑。翻译也笑了笑,接着就轻声叫了一声:“哦一哦!”但是阿纳托利觉得这一切都象是在迷雾中进行,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使德国人相信他是在说实话。

  “我们是在火车上,在火车上认识的,我老实对你们说,”阿纳托利又重复了一句,“后来一起逃跑。我们……”

  他把话咽了回去,又提心吊胆地想到薇拉被盘问时会讲些什么,她是否记住了应当否认早先就和他阿纳托利认识的。

  “说下去!”雀斑脸命令。

  “是,是,当然,”阿纳托利毫不怠慢地说,由于谁许他说话而提起精神。“我去别洛卡明斯克度假期,您明白吗?她呢——她叫薇拉——也去那儿,您明白吗?不过我们以前是不认识的,是在火车上认识的……车上人很挤,您明白吗,我们碰巧坐在一个铺位上……”

  “你是什么人?”

  “我吗?我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阿纳托利唯恐来不及地回答。“在列宁格勒一个学院里读书,三年级……”

  “是布尔什维克吗?是共青团员吗?”满脸雀斑的人插嘴。

  “不,怎么会呢!”阿纳托利激动地说。

  雀斑脸向少校说了儿句什么,少校应了几句,然后走近阿纳托利跟前,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说:“很一好。”

  阿纳托利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听到的言语中最乐意听和最动听的一句。他感觉到一分钟之前那一小片高不可及的蓝天移近了。

  然而他估计错。刚刚亲切地柏着他肩膀的少校,冷不防一个反手打在阿纳托利下巴上,急声急气、哇啦哇啦吆喝了几句什么。

  “少校大人肯定你是说谎,”翻译说。“你和这个干肃反工作的是同伙。你是他的帮手。”

  “可是我……可是我……谁是干肃反工作的呀?”阿纳托利绝望喊起来。他害怕死,死亡临头的恐惧使他的喊声流露出真正惺惑不解和无能为力的情绪。

  这时候若金又说话了。到此刻为止,他一直双手握着那顶揉成了一团的便帽,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旁边。他是这个样子站着,肩膀下垂,诌媚地耷拉着脑袋,他把便帽放在齐肚子地方,用粗大的手指轻轻地盘弄着它:在这些举动中包含有一种阿纳托利以前所不习见的新的成分。他只是在戏院里,在上演古典戏剧的舞台上看到过这样俯首帖耳地站着的人,也就是革命前某些老式农民向地主低头哈腰的姿势。阿纳托利虽然十分惊慌,但是仍旧不由自主地、自然而然地注意到若金这种古怪的戏剧性变化。

  “这么说来,年轻人,您是不认识克拉夫佐夫……同志的罗?”若金低声敛气、甜嘴蜜舌地说。“可是他对我们家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他。自从他把我们的兄弟押上大车,打发到远地去,到现在已经十年啦,可是我们仍旧记得……”

  他把眼光移向一动不动地站着的克拉夫佐夫身上,接下去说道:“可是,长官公民,该死的特务,你还记得吗?我们家的女人是怎样哭哭啼啼,孩子们是怎样追赶着大车的吗?”他的声音强硬起来了,提得更高了:“我抄起了斧头去跟你拼,

  你是怎样捆了我的双手,怎样下命令把我的家私从家里拉到集体农庄庄员家里去,你没有忘记吧?”

  他使劲攥得那紧握着便帽的双手露出了青筋,同时向克拉夫佐夫那边跨出了一步。

  “哈尔特!”(德语:站住!)少校喊了一声,若金不动了。

  阿纳托利觉得自己在浑身颤抖。他恐惧地意识到,克拉夫佐夫和这个满腔怒火的大胡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而这股仇恨仿佛正在波及到他阿纳托利身上,使他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这时他和克拉夫佐夫的眼光又碰到一块了。

  现在除了一双眼睛而外,在克拉夫佐夫那张满是血污的脸上已经什么都辨认不出了,但是这双眼睛仍旧带着鼓舞的神气坚定地瞅着阿纳托利。于是,他转问满脸雀斑的人,哽哽咽咽,连哭带说:“可是,长官大人,长官大人,相信,相信我的话吧,我不是说谎,不是说谎,我压根儿不认识这个人,我头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他。如果他是肃反工作人员,那我可恨死他啦,您要明白,我不能饶了他,因为他们枪毙了我的父亲,枪毙了他,我说的不是谎话,我说的是实话,是实话,是实话!……”

  少校略带着迷惑神情望了望满险雀斑的人,当雀斑脸用德语很快地说什么时,少校惊讶地抬了抬眉毛。

  雀斑脸翻译完了,又向阿纳托利转过身去。

  “你父亲什么时候被枪决的?”他直盯住阿纳托利的眼睛,生硬地问道。

  “您要明白,要明白,”阿纳托利仍旧哽咽着说,“我说不出准确的日期。但是我知道,从我叔叔那里知道,那是在革命年代。好象是一九一八年吧……他们判了他搞阴谋破坏……在军官中搞阴谋活动……后来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我……”

  “你姓什么?”雀斑脸仍旧象刚才那样用威胁的生硬口气打断了他的话,

  “阿维洛夫,阿维洛夫!”阿纳托利急急地问答说。“连身分证我都可以给您看,可惜落在火车上了,因为碰到空袭,东西都给烧了……”

  “这情节倒很有趣,”雀斑脸已经变得软化一些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接着他用德语向少校很快地说了些什么。

  少校默默地听着,然后涅不在意、生硬急促地吩咐了几句。

  “少校大人说你讲的都是谎话,”雀斑脸说。“你是青年一代的肃反工作人员!”

  “不是,不是!”阿纳托利叫喊起来。“我仇恨肃反工作人员,我要打死他们,我怎么会是肃反工作人员,我……”

  他再也想不出要说的话,紧张得接不上气来。

  少校和翻译之间开始交谈。

  “他们在谈什么呀,谈什么呀?”阿纳托利胆战心惊地反复问自己。“咳,我怎么听不懂这些话呢,我在学院里不是学德语的吗,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天呀,大概他们耍枪毙我啦!德语‘枪毙’是怎么说的?好象是‘erschieBen吧。”他十分紧张地竖起耳朵去听那德国话,唯恐他们说出了那个可怕的字,但是所有的话听来都是陌生的。

  突然他象被灼痛了似地打了个哆嗦。少校说的正是那个字。是的,是的,他说的是“”。这样说来,是要枪毙他了。立刻,马上!……

  “听着,”雀斑说,“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考验。你说你是沙皇军官阿维洛夫的儿子吗?”

  “是呀,是呀!”

  “仇恨肃反人员吗?”

  “仇恨的!”

  “那么德军给你一个为父亲报仇的好机会。把这个人枪毙了。”

  雀斑脸—面说,一面解开右边腰里挂着的手枪皮带,拨出手枪,笑着把它递给阿纳托利。阿纳托利几乎是机械地接过了手枪,差点儿掉在地上。枪的分量很重,枪口很长,有着起棱的阔柄。

  阿纳托利战战兢兢地瞟了瞟那手枪,又看了看雀斑脸。但是看来这个满脸雀斑的人误解了他眼光中的意思。他说:

  “这是一支巴拉贝伦枪(自动速射手枪),德国造的武器。这是自动枪。一点儿不费事。只要手指一扳动,就……叭地!”

  他把食指向克拉夫佐夫那边一伸,同时舌头叭哒一响。

  阿纳托利双手握着那支沉甸甸、冷冰冰的手枪,呆楞楞地站在那儿。直到这时候,他才最后意识到人家要他干什么。“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阿纳托利心里激动地说。“必须做相反的事情,完全相反的事情;把手枪瞄准那个少校,然后扳动扳机……”但就在这一刹那,他想到,如果他这样做,他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想扔下手枪逃跑,向门口扑过去,或是从窗口跳出去,无论哪儿都行,只要能够逃走!

  但是无处可逃。门口有兵守着,窗子关上了。

  哪怕是向旁边迈出一步,那就是死,阿纳托利一想到这,他脑门子上就冒出了冷汗。

  “Schell!I”(德语:快!)少校突然喊了一声,仿佛用鞭子抽痛了阿纳托利。

  阿纳托利楞头楞脑地瞪着前面,耷拉着的手里仍旧握着那支手枪。

  少校说了几句德语,雀斑脸就转向阿纳托利接着说:“你是一个坏透了的骗子。你不是沙皇军官的儿子。少校大人命令收回手枪。要枪毙你。还给我!”

  他伸出手去。

  “不,不!”阿纳托利避开那只伸出来的手,惊慌地喊起来。接着,他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做什么,就猛地把手枪平举到胸前,向克拉夫佐夫转过身去。

  这时候克拉夫佐夫把头一仰,声音嘶哑和粗暴地说:“喂,开枪呀,畜生,开枪吧!我不知道,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东西,白匪的余孽!开枪呀,军官的孬种!打死我吧,该死的软骨虫!”

  阿纳托利害怕地听着他的话。这是你能向一个苏维埃人说出的最轻蔑、最侮辱的语言。阿纳托利仿佛觉得被一条砭肌刺肤的细皮鞭抽在脸上。他每听到一句不象是克拉夫佐夫说出来、而象是他用力喊出来的话,就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他现在要立刻大声叫喊说,这都是谎话,谎话,说他从来不是,永远也不会是白匪的余孽,说他是一个正派的苏维埃人,是一个共青团员……然而,他立刻被自己这种想法吓倒了,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就等于死亡。在最初的片刻中,他茫然无主,甚至全部忘了人家在森林里对他说的话。但他一明白克拉夫佐夫是继续在进行一场赌博,进行一场不是为了贪生而是为了拼死的可怕赌博,而他阿纳托

  利可以在这场赌两个获救,他就立刻感到轻松了。他握着对准克拉夫佐夫的手枪站着,而克拉夫佐夫则不住地说:“窝囊废!胆小鬼,连动一动指头都害怕!只要有机会,我不用手枪也能要你的命!喂,等什么呀,熊样的,鬼杂种?……”

  “我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呢?!”阿纳托利太阳穴里的筋接连跳着,他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怎样把枪柄越握越紧,下意识地感到只有凭了它才可以获救。可是克拉夫佐夫还是骂不绝口。他把他的拐棍扔在一边,朝着阿纳托利走近一步,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血,显出更加凶狠地接着喊道:

  “喂,打呀,开枪呀,命令你开枪嘛!……”

  他好象就要摔倒似地摇摇晃晃地向前撞出去,直瞪瞪地向阿纳托利看了一眼。他们的眼光相遇了,阿纳托利仿佛觉得,克拉夫佐夫的那双四周都是血斑和创口、眼皮发肿因而半闭着的眼睛深处的什么地方,正隐藏着一种没有说明的祈求。

  但这并不是为了求生。阿纳托利觉得,克拉夫佐夫仿佛正在用他的眼睛,以及那紧抿着但已经碎裂的嘴唇向他说:“开枪吧,喂,开枪吧,托利亚,别害怕!没有别的办法啦。必须这样做。是我命令你的。不用害怕,开枪吧!”

  这时候阿纳托利从眼角里看见,站在旁边一点儿的少校正慢吞吞地解开了手枪皮套,从它里面拔出了一支螺钿装饰晶晶发亮的小手枪。他把手枪向阿纳托利对准,大声说:“快!……”

  就在这时候,阿纳托利眼睛眯缝起来,手开始哆嗦,他不去瞄准,也不知这是向哪儿射出去,就狠命地扳动了他的手枪扳机。

  轰地一声枪响,后坐力十分强烈,阿纳托利让手枪落到了地上。

  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只看见克拉夫佐夫大叉开着双腿躺在地上。他惊骇地望着这个躺着的人。他没有感觉到,也没有意识到,刚才听见的枪声轰鸣和现在看见的一副景象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只是用呆板停滞的眼光瞅着,但这时已经不是去看克拉夫佐夫,而是直瞪着前面,害怕低下头去。

  “打得不准!”雀斑脸叫了起来,这一次他的话使阿纳托利感到真正高兴。

  “我没有打死他,没有打死,甚至没有打伤!”他心里轻松愉快地说。‘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摔倒的:是他的拐棍承不住重量折断了呢,或者只是因为他的腿又累又痛发软了呢,但是这不能怪我,不能怪我!”

  这时候听见若金的声音:“让我来,大人!我会的……”

  他不等回答就走到阿纳托利跟前。拾起了他手里落下的那支巴拉贝伦枪,不知为什么用自己的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拭干净了它,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卧倒着的克拉夫佐夫的脑袋瞄准,开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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