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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四章



在那些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只有泛泛之交的人看来,这位老建筑师性子偏激,脾气固执.自尊心过分强——总而言之,是不能与人融洽相处的。

  瓦利茨基也有少数朋友,尽管一致表示“费奥多尔性子难缠”,但都认为他既有才能而又正直,只可惜他是一个最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可不是,看来很难想象出一个人比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建筑学院士更“不合时宜’的了。在二十年代里,在结构主义思想普遍为建筑学家所倾倒的时期里,瓦利茨基和科尔布泽②是有私交的,一向看重他,并且曾多次收到这个法国名流亲切地签名赠送的书籍,可是出人意料,他竟然会对这位外国的创新者,尤其是对那些刻意模仿他的苏联人发表了尖锐的批评。

  瓦利茨基生性暴躁。他无论批评一个什么人或一件什么事,不管什么样的话都说得出口;那些最热心带头宣扬科尔布泽风格的人,那些宣扬建筑缺乏个性的盒子式住房,即建筑那些跟历史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完全背离的所谓“未来城市”的人,都被他叫作猴儿、学舌的鹦鹉、不学无术的庸才。

  在他这种批评的基调中,是包含着正确的见解的,他认为:科尔布泽的主张,尤其是在国外实现他的设计方案所采取的实践,并不能够在数经兵 的我国国内,至少不能在最近几年内,作为进行建设的根据。瓦利茨基深信,当我国建筑工程材料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而在所有经济部门中部经常感到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将更多资金投入这项工业时,如果贸然依照科尔布泽的主张行事,那么势必只能得到一些虚有其表、生搬硬套的特点,而实际上就会造成一批建筑不牢固、对居住和工作都不方便、既不暖和受不舒适的房屋。

  瓦利茨基的同行,尤其是那些青年人,都对他抱有反感。这不仅是因为瓦利茨基批评时总是采用了那种出口伤人、挖苦辱骂的形式。主要还在于另一个原因。原来在那已经变得退还的岁月中,很多人都深信:“美好的未来”不仅已经在望,而且是近在咫尺,近得几乎象现实生活中紧接着“今天”就是“明天”一样。

  他们相信,这个“明天”的到来,其迟早只取决于对旧传统破坏的速度,所以,单凭自觉自愿的努力,就能在极短期间创造出一种新文艺、新画术和新建筑学。

  对瓦利茨基的批评是尖锐的。他们开始把他轻蔑地称为“宗派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墨守成规者”,说他不理解新的社会时代需要一种和它相适应的新的建设形式。

  然而,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当科尔布泽已经遭到唾弃,而他那些最坚定的信徒也已经被宣布为形式主义者时,瓦利茨基却突如其来地朝相反方向来了一个急剧的转变。

  在列宁格勒建筑师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建筑学中占优势的新兴流派,他说这是“伪古典主义”、“华而不实”、“穷汉摆贵族派头”。

  瓦利茨基再三说,我们一古脑儿忘了国外建筑学的经验,包括科尔布泽的原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而目前这样做是更加情理难容的,因为经过这十年我们国家已经变得无比富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对方给了瓦利茨基“应有的回击”。

  那是一个人们在任何性质的辩论中都趋向极端的时代;任何有关专门技术问题的意见倘使不和一些政治评价相结合,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模棱两可,是机会主义。而看来瓦利茨基不幸确实是生性如此:他不但促使那些不同意他的人反对他,而且促使那些同意他的人也反对他,于是他就被牢牢地加上一个“形式主义者”的头衔,并且被认为是一个坚持错误观点的人。

  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很器重瓦利茨基。他是城市建筑师老前辈之一,也是那些久负盛名但已经故世的俄罗斯建筑学大师的一个学生。瓦利茨基在列宁格勒以及国内其他城市所设计建筑的几幢房屋,在专门学术文献中都曾被提到。

  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瓦利茨基不但作为一个建筑师,就是作为一个建筑工程师,都有渊博的学识。然而,同时他担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形式主义者”的恶名,而且还是一个坚持一己之见、缺乏自我批评的人,这一点也已成为定论。

  瓦利茨基的名字一经变得不受人欢迎后,从此就只有在做报告的时候,通常只有在谈到苏维埃建筑中外来影响方面的时候,才被人提到。

  瓦利茨基已不再建筑房屋了。他不再接受那些吸引社会注意的关系重大的设计了。在列宁格勒的苏维埃机构内以及党内,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高等技术专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严重不问政治,甚至心怀不满、意图对抗,因此不值得过分信任的人。人们对瓦利茨基虽然相当尊重,但同时又是冷淡的。

  然而,老头儿却一再被邀去参加各种各样“内部的”技术咨询和鉴定,他还列名于某些委员会里。而他的著作也获得很高的报酬。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的外表,跟他那为人不合时宜的名声再合拍也没有了。他身材高而瘦削,老是穿一件浆得翘起来的白衬衫,系一个“蝴蝶”领结,配一件深蓝色上装,显面是那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背心。他在这件背心口袋里放着一只表壳很大、系着纤细的小金链条、显得古色古香的金表。

  瓦利茨基留着浓密的花白头发,有着一张颧骨突出的脸,两片嘴唇轻蔑地紧紧抿着。他的手是修长的,纤细的手指紧紧包着一层淡黄的皮肤。

  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和他的妻子、儿子以及保姆纳斯佳婶婶,住在其伊卡河边那幢早在革命前他自己设计建筑的房子里,住在那幢五间房的大住宅里——这所住宅并没有被征用过,也没有紧缩过,因为他们获得了一张保护证书,这是那个其名字象征着众所公认的权威和最高的公正的人所签发的。

  瓦利茨基的妻子是一个性情温和顺从、身材矮小的半老女人,名叫玛利亚·安东诺夫娜;他的儿子就是二十三岁的土木工程学院大学生阿纳托利。

  费奥多尔·瓦谢里耶维持奇对他妻子一直漠不关心,难得注意到她是否在身边,而对这个自己到了四十四岁才有的儿子却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小心隐蔽着的慈爱去怜爱他。

  跟他妻子不同,他甚至在儿子小的时候就从来不对他亲热,然而,假如托利亚病了——这情形确实很少见,—一他就会焦急得坐立不安。

  儿子长大成人后,父亲难得想到跟他进行一次多少近于严肃的谈话。

  儿子那神经常保持的乐观精神,以及他对体育的爱好,即所谓反对智力的活动,使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感到恼火。在吃饭的时候,阿纳托利几乎每说一句话,都会引起父亲冷嘲热讽的反驳。

  然而,瓦利茨基却是十分钟爱他儿子的。虽然在表面上,他却千方百计不让阿纳托利甚至猜到这种爱。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为人孤僻,他认为除了八面玲珑的处世方法以外,人世上最可恨的就是多愁善感,他是不让任何人触动他的心灵的,而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放,他从来不试图窥探阿纳托利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的种种思想。他只是远远地注意着他,期望儿子的生活能象他喜欢说的那样,“朝正确方向”发展。

  这就是说,阿纳托利应当在学校里用功学习,然后考进大学,等到能够独立生活时才结婚。这是一条最低纲领,对于实现这条纲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自已是责无旁贷的。

  当阿纳托利中学毕业、向父亲说他打算去投考那所培养建筑师的学院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又象讽刺又象表示冷漠地耸了耸肩膀。但是他心里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习惯的姿势。他看到儿子在绘画、制图和数学方面的优良成绩,早就暗暗感到高兴了,而每次当他发现儿子站在自己那些摆满了专题科学书籍和各种画册的书橱跟前时,他也感到心满意足。

  建筑学是瓦利茨基唯—顶礼膜拜的神祗,他认为只有它才能在世上屹立长存。他因为自己的这种情绪能够传给儿子而感到愉快。

  然而,他对他的神祗是如此狂热,如此虔敬,他把自己当作这个神祗的祭司,所以,即使这个新皈依者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也不能立即相信他的动机是纯洁的。

  “我不劝你这样做,”当阿纳托利克制着感情,仿佛在有意无意间提到准备献身于建筑学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阿纳托利也那样简短地问。

  “现在这一行里搀进了很多政治因素,”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回答,把他的薄嘴唇微微一撇。“我担心,在你这一辈子里未免过分側重政治啦。还是去学医吧。或者是去学物理。比较更有前途,也少受干扰。”

  这回轮到阿纳托利耸耸肩膀,不屑计较地冷笑了笑。他知道父亲对许多事情都感到不满,他多少带着嘲笑的想法看待这种态度,但是从来没有跟父亲争吵过。

  阿纳托利是共青团员,在学校里大家都认为他能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但说来也奇怪,在这方面正是由于他父亲的丑名起了很大作用。也许连阿纳托利自己都没有觉察到,他正在千方百计努力表明他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要使周围的人都相信他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他逐步地,说得更确切些,就是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既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机会做出什么惊人出众的事情,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完全根据他所发表的言论而定。正是由于这一信念,所以每逢他的同学们要去集体农庄抢收土豆,或是要去参加“民警协助会”大队,和民警一起去“有流氓闹事危险的”大街上执勤时,阿纳托利总是列名在这批人中间:管理管理分配调度,同时发表几句理应关照的话,然后“听取人家汇报。,而不是和另一些人一起被分配调度,然后自己去作汇报。

  这样看来,一个人要为自己树立好名声,单凭言论就完全足够了。

  阿纳托利读书成绩优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时也说得妮娓动听,头头是道,接近他的人都认为他这个小伙子头脑明,性情快乐,同时坚定沉着,而他本人也逐渐相信自己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物。

  老瓦利茨基有时候取笑他儿子这种“坚定立场”,管它叫感情的狭隘和理智上的容易满足。然而他心底里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完全不愿意儿子重走老子走过的那一条充满惊慌不安的、自尊心备受打击的生活道路。

  ……关于战争爆发的消息,瓦利茨基不象国内大多数人那样在中午获悉,而是在稍晚一些时候才知道的,因为他最讨厌无线电广播,他的住宅里没有收音机,说到要在墙上装一个当地转播站奇形怪状的乌黑盘子一样的扩音器,那么就是要他死,他大概也是不肯答应的。

  在这一个六月里的星期天,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同他的一向沉默寡言的妻子一起吃完早饭,就走进了自己的书房,紧紧地关上了门,在一张老式乌黑木书桌跟前坐定,然后潜心一意地看起书来。

  这并不是工作,而是休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正是逢期天才让自己这样休息的。

  他只要一想到,休息时竟然可以不坐在书桌跟前,而是在什么谢斯特罗烈次克海滨浴场,或者在岛上公园里那些沿林荫道地步的人群当南消镕,他就会觉得这是野蛮的。

  还在昨天傍晚,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持奇就为了度过这个星期天而摆开了那本沉甸甸的维特鲁维阿①的《建筑学十书》,这部意大利出版的豪华本还是他一九一○年在罗马买到的。

  昨天,当他的眼光顺着书房中一列靠着墙壁的书橱排得满满的书脊溜过去时,单单落在达部古典作品上。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起,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翻阅这本书了。他把这本附有多幅彩色画片的沉重的书抽了出来,放在书桌上,预感到明天就能够享受到的愉快。

  星期天,他从容地吃完了早饭,走进了书房,在一张皮面已经磨被了的圈手椅上坐定,用已经习惯的动作关断了电话机,随手翻开了昨天摆开的那本书,然后专心致志地欣赏着那古希腊罗马圆柱式构成部分的平面团:什么柱檐呀,腰线呀,柱头呀。不一会儿,瓦利茨基的思路就朝着他习惯的方向展开了。他最珍惜建筑学中那种既适应需要又和谐对称的特点。于是他又照例愤愤不平地想到那些现代建筑物,认为它们那种柱子和柱顶完全不适应需要,已经变成趣味庸俗的无聊装饰品了。

  午后,将近两点,正在埋头看书的瓦利茨基只听到从书房紧闭着的门外面传来了妇女的惊扰声。他困惑不解地、不高兴地蹙紧了眉头,等候吵闹声平息下来,但这时房门一下子笔直地打开,玛利亚·安东诺夫娜和纳斯佳婶婶跑进屋子,哽咽着,抢着你一句我一句,一面哭一面说。

  直到这时候,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瓦利茨基才从刚从店里回来的保姆口中知道,人们都在纷纷谈论无线电广播中关于战争的什么演说。

  怒气勃勃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向两个女人大声吆吃喝,叫她们住口。他肯定这是纳斯佳婶婶把什么话缠错了。最近几乎没有一篇政治评论不提到“战争”这两个字,再说德国实际上已经在西方打了差不多两年的仗——很可能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人没有听明白无线电例行广播的意思,于是……

  总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持寄不许两个女人再说下去。

  两个老太婆,多年来已经养成一种对丈夫和主人百依百顺的性格,这时仍旧哽哽咽咽,连哭带说地向门口走去,但是玛利亚·安东诺夫娜刚走到门口,就突然转身向丈夫扑过去喊道:“托利亚!托连卡可去外地啦!”

  这还用说吗,瓦利茨基又不是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儿子星期五刚向他辞别,当时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在哪儿度暑假,也许是在南方,也许是在列宁格勒附近,但一经在什么地方“住定下来”,就会立即告知他们。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再一次呵斥妻子,说阿纳托利不是小孩.然后就把她撵出了书房。

  瓦利茨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就走到窗口,打开窗子,向街上望出去。他看不出任何反常的景象。大街上的人并不比夏天任何一个星期天更多。一辆辆“埃姆”牌和“吉斯”,沿着从这儿窗口可以清楚地看见其中的一部分的旧涅瓦大街疾驰过去。在莫伊卡河和涅瓦大街(瓦利茨基是从来不用“十月二十五日大街道”那个冗长的街名的)的拐角上,那个卖花亭里的买卖做得挺热闹。

  “战争?”瓦利茨基自言自语。“真是胡说八道!有这样的战争?!”

  他决心继续看书,回到桌子跟前坐下,但接着就改变了主意,拿起电话耳机。电话里没有声音。瓦利茨基忘记一早起就把电话关断了,他每次在书桌跟前坐下用功以前都是这样把电话关断的。

  他扳动装在墙上的小胶木开关上的小杆,一听到表轨声,就拨了一个老朋友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奥西米宁医生的电话号码。

  他多年前就认识了这位跟他同年龄的人,经常跟他争吵,但又由于这个人好找别人碴儿和唯独重视自己而喜爱他。

  从前,还在革命之前,瓦利茨基去找私人开业的内科医师奥西米宁看病。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后来有一次奥西米宁说:“这样吧,费奥多尔,你还是另请高明吧,从今以后,我可不当你的大夫啦。你不再相信我的话。先知在本地是不受人尊敬的。再说,你需要的是一位带棍子的先知,这样你才不敢不听他的。我告诉你,你害的是初期高血压症,可是你把我的话只当耳边风。闲话少说,如果是玛刮亚·安东诺夫挪找我,我会来你家喝茶的,至于医你的病,那还是请别人偏劳吧。”

  于是就这样了。他们常常碰头,但难得有一次不是抬了杠才分手。总而言之,其原因是由于奥西米宁实在太了解瓦利茨基的为人了,他早已辨认出他性格中那些别人甚至猜想不到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执瓦利茨基在冷漠甚至傲慢的外表下面巧妙地掩盖起来的一种容易冲动的情绪,还有,由于目前所处的环境,瓦利茨基同样更竭力加以掩盖的一种渴望投入工作的热情。

  奥西米宁医生是一个 夫,跟他的孙女列诺奇卡一同住在一所小住宅里。列诺奇卡是他那个同芬兰人作战时牺牲的儿子所遗下的女儿。列诺奇卡的母亲生下她两年后就离开了丈夫,从此音信 然。十四岁的列娜给爷爷管理简单的家务,—个不住宿的保姆每星期来他们家两次。奥西米宁老早就不再私人行医,即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没有象许多其他的医生那样重新私人开业.而最近这几年则是在瓦两里耶夫岛上的一所医院里主持院务。

  ……而今天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午后将近两点,瓦利茨基拨好了奥西米宁的电话号码,听到了那熟悉的发颤的声音,就无法再保持镇静,也没心思寒喧问好,劈头就问:“喂……有什么新闻吗?”

  “你怎么啦,疯了吗,费奥多尔!”奥两米宁又气忿又激动地说。“你居然有时间来开这样无聊的玩笑!”

  “这么说……”瓦利茨基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突然把声音放低了说,“这么说,这是真的吗?”

  “怎么,你耳朵给棉花塞住了吗?”奥西米宁气呼呼地接着说。“到底也该有个分寸………”

  “对不起,”瓦利茨基打断了对方的话,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有抱歉之意,“我简直不相信……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

  他挂上耳机,小声说:“这么说,全部是真的罗。战争。”

  他觉得他的心跳得急促而沉重,就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

  后来,他站起身,脱下那件保存了多年、沉重和柔软的、呢已经磨损的睡衣,走到那架高高的立地穿衣镜跟前。

  他对着镜子,用枯干瘦削的手指聚精会神地系上了“蝴蝶”领结,好不容易才把那浆得绷紧的领子弄平服,于是穿上背心和深监色上装,走出书房。

  玛利亚·安东诺夫挪一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就向他赶过来,他一言不发地把她推开去,一直走向大门口,提起了那很竖在角落里的胡桃木粗手杖,走上大街。

  他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可去的地方。他只想从突然陷入的那种茫然无主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个儿很高、身体有点僵硬、老式打扮的瓦利茨基,目不斜视地沿着大街走去,一面把手杖在人行道上轻轻地敲着,把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抬得高高的。

  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了无线电广播声。他并不把脚步加快——在任何情况下,瓦利茨基总是用同样的速度走路——一直向传来这些声音的地方走去。

  他走上涅瓦大街,拐向右面,然后沿着这条大街一路走去。他很快就明白了,原来那扩音器的声音正是从无线电广播大楼那条胡同里发出来的。

  一群人拥在胡同里,默默地倾听着有点象大留声机喇叭的扩音器从三楼敞开着的窗子里发出的洪亮的声音。

  瓦利茨基没有挤到人群里去,而是独自站在一边。他紧张地留心听扩音器传出来的那些话的涵义,竭力领会它们的真实意义,竭力把某些词语和声调弄清楚,但愿它们能够证实他心内还在勉强燃烧着的一线希望,希望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某一条措辞不妥的新闻报道。然而,冷酷无情的语句从上面纷纷落到下面静静地、呆板地伫立的人群身上,他那莫名其妙地怀抱的希望经过短短的几分钟,就在它们的压力下粉碎了。

  可不是,是战争爆发了。并不是那种年复一年地象一个幽灵、象一片明影、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想象中的战争,而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真实的战争:广播员讲德军已从南方、西方和北方,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全面发动了突然的进攻……

  后来,他停止报告了,但是人群仍旧没有散去,瓦利茨基惊慌失措,心情沉重,也站在那里不动。

  广播员重新报告,瓦利茨基没有立刻听明白这是在重复广播刚才报道的新闻,说的都是同样的话,等到听明白后,他就吃力地挪动膝部僵硬的腿走开去。

  他又走上涅瓦大街,然后不知不觉地朝着跟自己的家相反方向的阿尼契科夫桥走去。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朝前走了没多远,看到国家银行的墙跟前聚了一小群人,他就走过去,停住脚步,仗着自己个儿高,从人家头上望过去,就看到一张显然刚贴上还没有干的文告。

  他看完了这种红色铅印的文告,原来它们就是刚才无线电广播的那些话。

  文告最后的几句话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也就是刚才广播员所报告的新闻最后的几句话。

  瓦利茨基闷得透不过气来,他把头转动了一下,竭力要把紧勒着脖子的浆硬的领子松一松,这时在近旁玻璃橱窗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也许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外表显得有点过时,跟四周的人全不一样。他那认真系好的蝴蝶结的宽阔的两头,好象挑战似地翘了起来,浆硬的衬衫从背心前襟里面鼓了出来,理得很整齐的白发仿佛是神像头上的光轮耸立在脑袋上面。

  瓦利茨基转过身,向自己家里走回去。

  吃午饭时,玛利亚·安东诺夫娜又谈起阿纳托利,但就是这一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也仍旧用短短的三言两语说得她不吭声。

  然而同时,瓦利茨基却不能够也无法不想到儿子。他脑海里突然掠过了这个念头:从阿纳托利开始会自己思考时起,直到今天,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发展得不很自然。

  阿纳托利过的是他自己那一套生活,这种生活不是经常能够得到父亲的了解的。父亲偶尔也想把这种生活打听清楚。有时候儿子的房间里聚集了一伙同学,其中有姑娘,也有小伙子,但那时瓦利茨基只是把书房门关得更紧一些,不让那喧闹起哄的笑语声以及惹他生气的留声机声传进屋里来。

  但是有那么一回,一阵好奇心突然冲动了他。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一群群大学生,喝潘趣酒,唱“让咱们寻欢作乐”,还有那些高等女校学生,以及其他种种加今己成绝响的东西,于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想去瞧瞧现在青年人是怎样作乐的。

  那天傍晚,阿纳托利房间里聚集了一伙他的大学同班同学。瓦利茨基一走进儿子的房间,那里就突然静下来了。大概,他那样着意修饰,穿着一件浆得笔挺的衬衫,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架势,在那一群身穿短袖汗衫和翻领衬衫的毛头小伙子当中显得十分不相称。他们就那样僵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只有那个留声机,由于没有人想到去关上它,继续放出一种结尾处重复的旋律。

  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瓦利茨基的外表使小伙子们发窘而已。这些大学生都是学建筑学的,他们当然知道老建筑帅的盛名,所谓先发制人,他们多少是存心要跟他闹闹别扭。

  对这一点瓦利茨基可能已经推测到了,也可能直觉地感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是他首先“找碴儿”,他含讥带讽地问他们“这会儿究竟在学些什么”。

  但是学生们尽管心里也承认老头儿肯定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他们却毫不退让地跟他顶撞,这时候老头儿心里就觉得根不是味儿。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没有一个人需要自己,只好嘟囔了几句,走出去了……可是现在他忽然想到,假如这会儿真的需要跟儿子话别,那么不论是他还是阿纳托利,大概都想不出有什么重要的话需要叮咛。然而这念头只是一刹那在瓦利茨基的意识里出现,他很轻易地就把它排遣开了,因为,在他看来,所有刚才发生的一切都绝对不是真实的。

  瓦利茨基的一切思想,一切感受,仍旧和昨天联系在一起。他这一生中,还不曾发生过这样一种涉及他个人的特殊事件:这种事件促使一个人不但相信,并且感觉到他今后将进入他一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还感觉到昨晚不仅象平时那样把昨天和今天分解开来,而且还象一条火线那样把人所赖以活下去的一切:感情、希望、憧憬、他周围的一切,都给割裂了开来。

  因此,妻子近于歇斯底里的激动情绪,惹得瓦利茨基很生气,他认为这样激动是没有理由的。

  他过去一直以为,战争是一种相隔遥远和无法捉摸的东西,是“那儿”曲什么地方发生的一件事情,不论是他或者是他的“全家”,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会跟它有直接的关系。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当然也由于战争而想到了阿纳托利。然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相信,他儿子再过两年就要从学院毕业,他是不会被征入伍的。他仍旧下意识地把战争想象成为一种类似一九一四年发生的事件,那时不仅是在大城市里,即便是在离前线百来俄里的地方,生活都过得跟寻常和平时期没有两样。在瓦利茨基看来:所谓战争会把它可怕的魔爪伸到彼得堡这儿来,这种想法是违反常规的。

  因此,阿纳托利不会遭到任何危险。既然如此,妻子这样淌着眼泪地诉苦就是无理取闹。这些诉苦的话只能损害阿纳托利的身分,因为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娃娃,是一个宠儿。谁只要在实际上,或者在费奥多尔·瓦酉里耶维奇的想象中损害了他本人的、或者是他家属的,也就是他“全家”的尊严,那就会引起他强烈的抗议。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用老学究谆谆诲人的口气向妻子解释,说阿纳托利去的地方并不是北极地带,而是一个有居民的地方,相信那里总有无线电广播,而他听到了战争消息,一定会赶回来的。

  但是玛利亚·安东诺夫娜还是放心不下,她一想到儿子会被派往前线,就怕得要死,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对这一点就不能原谅她了。虽然他心里相信阿纳托利不会应召入伍,再说这场战争在击溃德国兵以后很快就会结束,但是他仍旧气忿忿地说,他的儿子不是窝囊废,不是胆小鬼,他已经二十三岁了,再不会事事都要依赖妈妈了。

  这番话又惹得玛利亚·安东诺夫娜重新痛哭起来。瓦利获基向她历声吆喝:“不许哭!”接着就走到他书房里去了。

  傍晚,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奥西米宁忽然来到瓦利茨基家。他说不能久坐,因为他主持的那所医院里一小时后就要开全院紧急大会。

  瓦利茨基默默地瞧了瞧他那位衣服臃肿、脑袋光秃、气喘吁吁的朋友。突然出现一种类似良心受到责备的感觉,因为着样子奥西米宁已经接受了什么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可是他呢,这会儿却还是坐在自己书房里,就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于是正象往常在这种情况下那样,瓦利茨甚又企图求助于他那嘲笑的办法,但他每一次都忘记了,对奥西米宁使用这办法是毫无用处的。

  “我说,当然罗,缺少了你可不行呀,”瓦利茨基说。“顺便问一声,还没有授给你将军头衔吧?”

  “我是二级军医。”奥西米宁冷冷地说。“可是你呢?”

  瓦利茨基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还提这个呀,我已经六十七岁啦。这屋子里一支独一无二的枪是阿纳托利的。那是他五岁时候玩的。”

  “别给我扮小丑啦,费奥多尔,”奥西米宁说。稍停他又加了一句:“再说,我深知你的为人……”

  瓦利茨基立即觉察出最后这几句话里带有轻蔑和埋怨的味道。但这一次他可要反击了。他带着挑衅神气直冲着他朋友那对相距相近的眼睛瞧了瞧,然后大声说:“我为人正大光明,安德烈!我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

  大概奥西米宁不仅从这几句话思听出他的自尊心受了损伤。也许他还觉察出话里含有懊恼和痛苦,于是他觉得瓦利茨基可怜了。他温和地说:“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的,费奥多尔。”

  沉默了片刻,后来首先打破这沉默的还是奥两米宁。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都会很快结束的,”他故意避开了涉及私人的话题。“听说咱们大队的空降兵已经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降落。不过这件事暂时还是保密的。”

  但是瓦利茨基过分顾及自己的面子.以致没有重视奥西米宁的宽宏大量。他刚握住那只向他伸过来的手,就马上把它推开了。在奥西米宁眼中显出自己慌乱无主和面子扫地,这件事可是瓦利茨基不能忍受的。

  “可对谁保密呀?”他问这话时,已经恢复了习惯的讥讽口气。他豪无理由去怀疑这空降兵的真实性,何况,他心里也深切希望相信这些话。然而,看到奥西米宁耸肩膀,他就更加执拗地重复他的问话:“可对谁保密呀?对德国人还是对咱们?在我看.不论是出于前者也好,或者是出于后者也好,都不见得有什么意义。”

  “啊,当然罗,你是伟大的战略家和兵法家嘛!”奥西米宁嘲笑着说。他再没有其他的活可说,因为实在不能为保持这样的秘密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然而今天瓦利茨基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特别使他生气。他生得肩宽背阔,秃脑袋滴溜滚圆,就那样坐在圈手椅上,气忿忿地蹙起了淡白色的眉毛。

  “我既不是战略家,也不是兵家。”瓦利茨基说,由于看出他的挖苦话已经达到目的而感到满意,但是他不敢再进—步把奥西米宁惹火,“我不过是运用逻辑,按理推想罢了。”

  “再过几天就能打垮德国人。”奥西米宁大声而坚定地说。

  “看来是如此,”瓦利茨基表示同意。“希望咱们会打仗就好啦。无论如何,总比造房子强。”

  他不应当说这句话。至少今天不应当说。奥西米宁站起来了。

  “这是什么话,”他说,接着,也许是和瓦利茨基相交多年来第一次用显然不高兴的眼光向他瞧了瞧,“我不喜欢你这种口气。肯定已经有不少人在前线牺牲,可这时候你却坐在圈手椅上,摆出一副教授的架子高谈阔论……”

  “可是我已经六十七啦,还有什么让我干的事情?”瓦利茨基冷笑道。“当士兵吗,我稍许老了一点儿;当将军吗,瞧,跟你一样,人家又不会委派我;我又不是医生,不会给肚

  皮打补钉,所以,唯一剩下来给我做的事,就是高谈阔论!我不明白,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我已经说过了,看起来我们一定会胜利……”

  “看起来吗?!”

  “我的天,你别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热心的青年团员吧!可不是,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战争究竟是战争,总要有几分……”

  “你认为希特勒……”

  “慢着!你知道我对这伙先生毫不同情。我所仇恨的一切,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他恶意煽动群众,代表黑暗势力,一句话,真所谓是一个反动分子。”

  “正因为这缘故,他注定了要灭亡!”

  “这样的论断真够天真。你简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安德列!如果你能够象研究你的病人的有病的心脏和肠胃那样研究历史,那你就会知道,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时期里,野蛮人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能够顺利地压倒无比高级的文化。所以,红胡子①就被现代德国人尊奉为民族英雄了……”

  注 ① (红胡子:德皇菲特列一世的绰号)

  “你这个人喜欢卖弄自己,费奥多尔,”奥酉米宁说,“可是这会儿我根本没有工夫。我要到医院里去啦。希望你别跟阿纳托利谈论这一套会引起误会的话吧。”

  “阿纳托利不在家。他休养去了。’

  “他今天该回来啦。”

  他这话又触到了瓦利茨基的痛处。

  “这不用你操心!”他傲慢地说。

  奥西米宁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留下了瓦利茨基一个人。也许是多少年来头一次吧,两人短暂的会晤给瓦利茨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奥西米宁的那句话,“你这个人喜欢卖弄自己,费奥多尔”,这句话在另一个时候是不会引起他注意的,但这一回不知怎的却刺痛了他。

  他竭力回亿,再三思索那些话是接着什么话头引起的。不错,不错,原来他说了几句有关历史的话。也许,那些话所起来很愚蠢吧。然而他终究是对的呀。无论如何,哪怕是在最严重的形势下,你也不能,并且也不应当阻止一个独力思考的人去讨论,去分析,去对照事实呀。

  可是,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势,那就是……

  瓦利茨基试着不去想这件事情。他望了望那座落地大钟。时针指在十一点上。已经是夜里了。他走近窗口,向大街上望出去,街上静悄悄的,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不过人极少一一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过路人。

  “很难想象到什么地方正在打仗,”瓦利茨基心里想。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远远传来无线电广播声。费典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把头伸出窗子,留心听了听。他辨不出广播员在说些什么,但觉得他是在执意重复同一句什么话。

  广播声终于静息了。片刻间一片寂静。突然一阵尖锐刺耳的惨叫划破了沉寂。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起初还以为那是一辆“急救车”在不远的地方疾驶过去,是它拉起警号叫人让路。

  但是,这种象螺旋似的钻进空气、耳鼓和墙壁里的巨响,并不象通常有救护车驶过时那样越来越近,而终于消失。

  它仿佛是来自四面八方,充满了整个空间。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站在窗口,困惑不解地瞅着那些近旁的街道,竭力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

  突然那钻心的声音静息了。一会儿工夫周围一片寂静。接着他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叫唤:“喂,那边的人!马上熄灯!听见没有?”

  瓦利茨基向窗外探出头去。对面房子的墙跟前站了一个穿着便服、袖子上戴着红臂章的年轻人。他看见瓦利茨基,叫得更响了:

  “空袭警报!你们您么啦,耳朵聋了吗?马上熄灯!要不然……”

  接着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

  瓦利茨基望了望对街房子的窗户,只贝没有一个窗子里是有灯光的。

  他急忙离开街口,把灯关了,然后走进另一间屋子。他在整个住宅里走了一边,把所有房间里的电灯都给关了,然而白夜的光仍旧透进了窗子。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看到妻子在饭厅里的沙发上睡熟了。他不去惊醒她,轻手轻脚地回到了书房里。

  这时他听到远远什么地方传来低沉的袭击声。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瓦利茨基慌忙赶向窗口,只看见一道苍白的、依稀可辨的探照灯光正顺着灰白色天空向上爬。一转眼工夫又出现了另一道光。于是它们俩开始缓缓地在天空中爬着,后来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罗马数字“X”,接着又彼此分开,然后又再一次会合,但这时都却刀口剑锋般在高空的什么地方互相轻轻地碰了一下。

  远远又传来震天动地一声响,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机枪声。这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看到在探照灯光交叉的地方,能够勉强辨认出一个银光闪闪的小点子。这个小点子也在天空中慢慢地、非常缓慢地飘浮过去,就象被巨大无比的钳子夹着一路曳引过去似的。

  又过了不多久,突然一串串五光十色的虚点线——有红的,有绿的,从下面屋宇墙后的什么地方向上空升起……

  有些红绿点线好象要划破淡灰色的天空,顽强地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从而越来越近地逼向那个飘浮在进行拦截的探照灯光的刀口中的银色光点。

  突然间,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响起了轰隆隆的炮声,好象就是从瓦利茨基住的那幢房子的屋顶上打出去似的,天上迸发出一朵朵白云,空气中散发着焦臭和火药气味……

  瓦利茨基慌忙关上窗子,跑进饭厅,因为玛利亚·安东诺夫娜还有在睡觉。她把脸埋在泪湿了的枕头里躺在那里。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留心听了听她那勉强可以辨出的鼻息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唤醒妻子,将她领到另一间窗子朝着院子的房间里呢,还是让她去睡,免得她担惊受怕,遭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痈苦?

  他端起一张椅子,把它轻轻地放在妻子身边,坐了下来,仿佛是保护她避开正在逼近的危险。但这时候一切都静下来了。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呆呆地坐着留心听,时时提防着再一次枪炮齐发。

  然而枪炮声没有再发作。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对突然降临的寂静还是信不大过,他唯恐惊醒了妻子,于是放慢步子,踮起脚,回到书房,打开了窗子。

  直到现在他才看见,在那条空荡荡的、仿佛死寂的涅瓦大街上,有八辆汽车停在街心里,仿佛给钉住了似的。

  天空明净空旷,寂静无声。瓦利茨基仿佛觉得自己是这座突然死寂僵化的城市中唯一活着的人,于是感到害怕起来。

  这时他又听到远处无线电广播声。广播员又在重复那同一句听不真切的什么活。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后来话声停了,突然一切都象古老的睡公主神话里所说的那样复活了。

  一些汽车开动了,仿佛直接从房子墙背后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人,远远传来了电车的轧轧声和隆隆的响声。不过空中仍旧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辛辣而刺鼻。

  瓦利茨基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疲劳。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继奇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近沙发,也不脱衣服就躺倒了。

  ……天快亮时他醒过来,看见自己和衣而卧,吃了一惊,唯恐妻子走进屋子,知道了夜里出了什么事情。

  他急忙爬起来,走到饭厅里,高兴地看到玛利亚·安东诺夫娜仍旧熟睡末醒,于是悄俏溜进卧室,脱了衣服,上床睡下。

  他心事重重,一直睁着眼躺到早晨。

  八点钟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起来了,他穿好衣服,给妻子留下了一张条子,说他早饭前回来,然后走上大街。他急切要知道,经过这一夜,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故,出现了什么变化。

  然而,从各方面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街上跟平时一样,仍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看不出什么破坏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惊人变化的迹象。

  他沿着涅瓦大街缓步走去,很快就感觉到,他昨夜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墙上还不曾贴出他可以从中获得消息的早报,“也许这不过是一次防空演习吧?”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心中暗暗这样希望。

  他感到迫切地需要去跟什么人谈一谈,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霎时间他打定了主意:上建筑局去一趟,到了那里就可以知道全部真相了。

  平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是难得到这个他担任顾问的单位去的。单位同意他在家工作。碰到必要的时候,他们跳打电话给瓦利茨基,谈一谈要瓦利茨基参加的一项什么鉴定工作的细节。那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就在局里待一会儿,看一些必要的参考文件,而多数则是把它们带回家里来。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从来不主动上建筑局去。近几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以外,他总认为没有必要去跟其他人接触。他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生活在这个他早在革命前去国外旅行时所搜集的许多书籍和雕塑品所构成的天地里,生活在这个四壁挂满了彼得堡名画家的画、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的大住宅里。这些图画,有的是早先作者赠送给瓦利茨基的,有的则是他自己购买的。

  他的作息时间是一经排好就永不更动的。家里人谁也不敢打乱它。比如,打电话给他,只可以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其他时间他是不接电话的。理所当然,除了上面召唤,也就是特别邀请。否则谁也没法叫瓦利次基上建筑局去。

  ……这会儿费更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缓步走完了那几条他早已熟悉、但一向厌恶的走廊。他一路上遇到的人,多数见了面都认识,只向他点点头,就匆匆地走过去了。

  别人不先找他谈话,而要他去叫住人家,瓦利茨基可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违反了他的规距。有两三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看见了面熟的人,也确实是稍许放慢了脚步,然而谁也没有仔细注意到这一点。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当时虽然不乐意那样做,但仍旧决定到罗斯利亚科夫的办公室里去一趟——这是局里的领导人之一,他因为觉得这个人只想追求名利,专会无事生非,所以不喜欢他,然而逢到要答复咨询的问题和作出各种鉴定时,又不得不和他见面。

  瓦利茨基没有敲门就推开办公室的门,他跨过了门槛,看见罗斯利亚科夫坐在桌子跟前,身边围着一群人,其中有的已经穿上了军服。罗斯利亚科夫一见瓦列茨基进来,就停止谈话,抬起了头,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仿佛觉得对方是带着厌烦和迷惑的神情向他瞧了瞧,好象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来到这里。瓦利茨基说,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嘟囔着说,“对不起,我待会儿再来吧”,接着就赶紧退出了办公室内。

  他又沿着局里几条走廊踱了一全儿,不时向几间屋子里张了张。没有人请他进去,没有人问他什么。他身材颀长,腰板挺直,也不顾天气那么热,仍旧穿着蓝色斜襟的上衣和浆得笔挺的衬衫,就那样茫茫然地在那儿徘徊。

  看来,战争,还有昨夜发生的事情,已经使瓦利茨基和人们大大疏远了。以前他们对他是敬而远之,现在他们对他索性不加理会了。然而早先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到这种疏远总是相信那是由于自己的名声大,自己的知识高超,而现在他却突然感到自己是受到轻视和被人侮辱了。

  他走上大街,看到刚才自己在局里的那会工夫墙上又贴出了一批新的宣传画和布告。一张布告上说,德国法西斯空军昨夜企图袭击列宁格勒,但敌人遭到巨大损失后已被击退了。并排还贴了一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的命令,动员依次排列的各军区应服兵役者入伍。名列第一的是列宁格勒军区。

  瓦利茨基急急忙忙看完了命令,它上面说,凡出生于一九0五年起至一九一八年止、有服兵役义务者,都应动员他们入伍。

  “……至一九一八年止,”瓦利茨基又把命令的最后一行读了一起。这一来他就感到他的膝盖发生了一阵从来不曾有过的抖嗦。接着他自言自语道:“不用说,托利亚已经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了。但是他可以延迟到毕业,因为命令上并没有提到取消延期的办法呀……”

  瓦利茨基觉得有人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听见有人说:“让开点儿,公民!”

  他向旁迈开了一步。

  一个女人,一只手提着一个桶,另一只手的腋下挟着一卷纸,站到他刚才站着的地方。

  她把桶放在人行道上,从桶里拿出一把刷子,开始把胶水刷在墙上紧靠最高苏维埃命令的地方。

  接着她从纸卷中抽出一张,转过身向瓦利茨基说:“喂,公民,给拿一拿!”

  他立刻明白了,这是要他帮忙。于是两人展开了原来是一幅很长的彩色宣传画的纸卷,把它牢牢贴在墙上.那女人又在宣传画的正面刷了刷,向它聚精会神地瞧了瞧,于是提起桶,捡起剩下的纸卷,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

  瓦利茨基仔细地礁着那幅宣传画。上面画的是一个水兵,身穿蓝白条纹衫,头戴无檐帽,两条飘带随风飘动,一只举起的手握着手榴弹。图下面用红色大字题着:“保卫祖国!”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完全是不自觉地看出了宣传画的缺点——水兵的一只手大得很不相称,而向上挥起的姿势也不十分自然。

  他顺着人行道一边走一边读已经播出的昨天战报——其中有早晨的,也有晚上的。瓦利茨基和许多老年人一样,对久远以前的事都记得很清楚,他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发表的战报。

  不对,这些战报上没有提到现在战报上列举的那些居民点和方向呀。

  从各方面看来,战争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俄国土地上进行哩。

  就是这一种形势使瓦利茨基突然感到一种由于痛苦的感情,由于自尊心受到侮辱,由于急于提出抗议所造成的但暂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纯粹是情绪上的激动。“这怎么行?是谁容许这样的?什么缘故?!竟然有这样的事,刚打了两天仗,德国人已经到了我国土地上。到了俄国土地上?这可真是……这可真是岂有此理!”

  他立刻带着习惯的厌恶想到,指挥我们军队的,大概就是跟那一伙多年来一直轻视瓦利茨基院土的才华、学识和经验的人一样的庸才。

  这念头显然给他带来了痛苦,然而多少也使他感到满足。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向家里走回去。

  他刚喀哒一声扭动钥匙,推开大门,出现在门口,玛利亚·安东诺夫娜就朝丈夫赶过来。她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夜里真的发生了空袭吗一一—因为她在沙发上睡熟,什么都没有听见;城里遭到了破坏吗?托利亚夜里没有打电话回来吗?

  瓦利茨基竭力保持平静,回答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什么空袭,不过是发出了防空演习警报,而发表和谈论那空袭的事也只是为了要大家保持警惕。至于阿纳托利,他并没有打电话回来,这肖定是因为他已经动身回列宁格勒,今天或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后来费奥多尔·瓦两里耶奇农在摆好了菜肴的桌子跟前坐下,无精打采地吃完了饭,就走进了他的书房。电话机一点没有声响。

  傍晚,他勉强憋着一肚子越来越厉害的委屈,打电话给奥西米宁,准备把自己对他的想法全部说给他听。但是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不在家。

  奥西米宁的孙女列诺奇卡回说,爷爷一清早出去了,还没回来,在电话里关照过午饭和晚饭都不要等他。

  瓦利茨基再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这一次是打到他在医院里办公的地方。奥西米宁没有立即来接电话,人家去找了他一会儿,然后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

  “怎么,你不能打个电话来吗?”瓦利茨基象往常那样,也不打个招呼就这样问。

  “忙呀,典奥多尔,忙得很呀!”只听见匆忙的回答。“你总明白……”

  奥西米宁最后的一句话,不知怎么更加惹恼了瓦利茨基,他挖苦地说:

  “啊,当然罗,我还能不明白吗!大概,你到底当上将军了吧?准备把队伍拉出去打仗吗?”

  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接着,这一次就好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又听到了奥西米宁的声音:

  “忙呀,费奥多尔,忙得很。好些人在等着,对不起……”

  瓦利茨基础且不把耳机放上托架,继续把它紧握了一会儿。奥西米宁的话听来象是挑衅,又象是侮辱。他好象赶开一只讨厌的苍蝇那样挥手不去听它。奥西米宁两次重复说他忙,这是些表示什么呀?是要再一次强调他跟他瓦利茨基完全不同吗?是强制他参预了现在发生的事情吗?是表示缺少了他就不行吗?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走近书橱,随意抽出了一本书——这是安德烈·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开始翻阅它,想这样可以安静下来。但是他没法安静。他耳朵里老是听见奥西米宁的声音,听见他最后的这句话:“忙呀,忙得很,好些人在等着……”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气忿地啪地一声合上了那本书,把它往书橱里一塞,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怯生生地敲门。他吃惊地转过身去。这个时间,无论是妻子,是儿子,或是保姆,是谁也不准去打搅他个人独处的宁静的。

  瓦利茨基不去回答敲门声,径自走向房门跟前,猛地打开了门,看见了纳斯佳婶婶。

  “你要干什么?”他不高兴地问。

  “有人找您哪。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她放低了声音胆怯地回答。

  “谁‘找’我?”瓦利茨基加重语气提高嗓门反问。

  “我不知道。一位公民嘛。他说姓科罗廖夫。”

  “科罗廖夫?”瓦利茨基摸不着头脑地追问了一句。“他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纳斯佳开始唧唧呱呱不停地说,“他从街上走来,在门口揿铃,我就开了门……他说有要紧事……”

  “啊,别说啦,”瓦利茨基气忿地打断了她的话。“请他进来。”

  他走回到书桌那儿,转过了身,等待地看着门口。”

  不一会儿,一个陌生人在门口出现。瓦利茨基困惑地打量着这个身材也许比自己更高一些、年纪已经相当大的男人,只见他穿着一件破旧了的老式上衣,上衣的翻领微微翘起,还穿一件多半是洗了无数次而蓝里泛白的衬衫,系一条拧得象根绳似的领带,他明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头儿,于是冷冷地问道:

  “请问有什么事?……”

  “我姓科罗廖夫,”陌生人说,“名叫伊凡·马克西莫维奇。”

  他说完了这话就不再开口,好象认为单凭他的尊姓大名就足以向瓦利茨基说明什么似的。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耸了耸肩膀,又重复了一句:“那么,请问有什么事?……”

  科罗廖夫站在门槛上,用冷淡的眼光朝屋子里四下望了望——几块沉甸甸的丝绒窗帘,一盏大青铜枝形吊灯,几张皮面沙发椅,几口书橱,——然后又盯住了这时正呆呆地站书桌旁边、显出孤僻和高傲的瓦利茨基。

  “我……为了女儿,”科罗廖夫突然声音嘶哑地说。

  “对不起,谁呀?”瓦利茨基确实是莫名其妙地追问了一句。

  “我女儿……薇拉……”科罗廖夫重复说。

  “可是我……可没有这份荣幸……”瓦利茨基刚开始往下说,但是科罗廖夫这一次突然口气严肃和冷峻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谈什么荣幸不荣幸?我本来想跟您儿子谈谈……”

  开头瓦利茨基一点儿也不明白。但紧接着他就觉得脸上发烧了。“已经遭到的那些事情,难道还不够我受的吗!”他又惊慌又厌恶地想道。难道他应该去听一件牵涉到他儿子的下流事不成??!是的,是的,肯定是的!

  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多么可鄙啊!最使瓦利茨基痛心的是,偏偏要他在现在这种时刻去听这种事情。

  局里的人那样接待他,奥西米宁在电话里那样匆忙和冷淡地谈话,而这会儿又传来了这一件肯定是下流的事情,这一切在瓦利茨基心里象乱麻似地纠结在一起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感到,只要再过一分钟,他就无法克制住自己了。他要向这个一直站在门口、显得完全和这里气氛不协调的人大喊,要撵他出去,追着他吆喝,说这件事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受人讹诈,阿纳托利已经是成年人,因此……

  虽然瓦利茨基是一个暴躁而又傲慢的人,但是,逢到关键时刻,他所受的教育有时仍旧会占上风。就是现在,他也终于忍住了那些已经要冲口而出的话,他全身抽搐地咽下了一口唾沫,含含糊糊地做了一个手势,一面说:“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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