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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十三章



列车傍晚才开到。别洛卡明斯克车站上的人,平时是会安安静静上车的,一点也不乱,现在因为等得大久而疲惫不堪,同时又觉得他们平日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一下子起了很大改变,于是就怒气冲冲地向车厢门口的小梯子冲去,造成了拥挤和混乱。

  薇拉和阿纳托利本来要上有卧铺的车厢,可是小梯最高一级踏板上站着一个列车员,他的手伸在背后拉住关着的门上的把手,嘴里喊着,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

  阿纳托利也喊着什么,手里挥舞着车票,可是后来知道这没有用,就拖着薇拉向另外一节车厢奔去。

  他们终于挤进一个塞满人的普通车厢。

  他们是最后爬上来的——一个劲头不小、穿斜纹布雨衣、提着一只小手提箱的很有力气的家伙抢在他们前面跨上了踏板。阿纳托利正扶着薇拉爬上那高高的车厢踏板,竟被他轻轻推开了。

  当他们终于挤上车时,空位子已经没有了。甚至连上面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可是这并没有使阿纳托利和薇拉吃惊。他们每一个人都乘过拥挤人多的车。

  不,这班车另外还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不知是因为车上不开灯所以有点昏暗呢,还是因为人们彼此紧紧挤在一起而特别安静呢,或者是因为不论阿纳托利,不论薇拉都不明白的迹象呢,总之他们两个一下子觉得走到了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世界的门口一一一个阴暗的沉默而惊慌的世界。

  过了几分钟,就象平日上车以后那样的情景,人都“坐定”了,“适应”了,过道里也空了。阿纳托利就从车厢走过去找空位子,可是,再一次看清全都坐满了,他就回到薇拉这边来。他们只好站在通过台门口的过道上,女列车员一一一个中年以上肋女人,手里拿着卷起塞在皮套里的小旗子,要他们走过去,找个什么地方坐下。

  阿纳托利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车上没有座位,但是女列车员打断他的话头说“普通车厢,位子是不给人保留的,”然后劝他们把东两放在一个座位底下,而他们自已应该象“人人都知道”的那样安顿下来,只是别站在门口。

  阿纳托利顺着过道走去,把自己和薇拉的手提箱拿在身前,尽量不碰到已经躺下的人伸出座位的脚。终于他想也不想地去问一个躺在下铺上的男人,可不可以把手提箱放在他的铺位底下,他听到了简短的回答“来吧!”就把手提箱塞进去,直到这时候他才看出铺上睡的就是那个穿斜纹布雨衣抢着上车的家伙。他就那么躺着,雨衣也没有脱,头枕着小手提箱。

  阿纳托利感到狠恼火。要不是这个混蛋,他和薇拉本来可以有个铺位。而现在他们只好在过道中站一夜了。

  他对薇拉说:“就站在窗口这儿吧,薇罗奇卡。这位公民很客气,允我们把东西放在他的铺位底下。”

  阿纳托利用讥讽的口气特别强调了“公民”和“允许”这两个词。

  车开动了。已经过了—两分钟,听到了一个因不满而提出要求的男人的说话声:“列车员,为什么不叫开灯?”

  人们嘘他,有谁不乐意地干笑了一声。

  “灯是不会开的,这可不是在和平时期坐火车!”

  “我看这倒也算件……新鲜的事儿……”第一个人的声音音嘟囔道:“这是玩打仗的游戏……这儿离前线足足有一千公里呢,他们倒要……”

  车轮的响声盖住了人声。

  阿纳托利和薇拉站在过道里,靠近那蒙着一层灰尘的窗放璃。闷得难受。阿纳托利打算开窗,可是这时车厢的列车员正好走过说:“别开窗。禁止开窗。”

  “鬼才弄得清楚……”阿纳托利生气地说,“灯不好开,窗也不好开……真是胡闹……好象前方就在旁边似的。傻子才信你……”

  “托利亚,既然有这个规定,”薇拉调解似地阻止他再说下去。

  他不讲了。

  窗外,昏暗中只看见别洛卡明斯克最后的几座小房子向后退去,扳道员的木亭子也过去了,于是森林开始了。

  薇拉想到还在不怎么久以前她也是这样靠窗站着,这些房子、亭子、森林也是从她跟前掠过去的——只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

  可是那时候,森林、亭子、房屋都在夏天的阳光沐浴下,显得光明、快乐,而现在车窗外面的一切却使薇拉感到陌生,惊慌不安,隐隐充满了危险。

  她转过脸来低声问阿纳托利,这不过是为了听见他的声音:“你觉得怎么样,托利亚,头疼吗?”

  “什么头疼不头疼……”阿纳托利生气地回答。

  “咱们很快就到家了……”薇拉这样说,她只是为了好歹要说几句话。

  “对,对。站着不到七个钟头,我们既要到家了,”阿纳托利没好气地同意说。

  “可也……不能怪人家嘛,托利亚,有什么办法呢,”薇拉说,碰碰他的手。

  他忽然觉得不好意思,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你原谅我吧。我实在是恨自己。弄得这么愚蠢、荒唐,生这场傻病,乘这班挤死人的车……否则现在早到……”

  他不说了。

  “那位姑娘可以坐下了,”他的背后忽然有人说。

  阿纳托利猛地回过头去。这就是那个穿斜线布雨衣的家伙说的。现在他已经是半躺着,弯着胳膊支着头,脚垂在地板上。

  “谢谢,不用客气啦,我们行啦,”阿纳托利挖苦地回答。

  “我并不请您坐,”那个人冷冷地说,姿势没有改变。

  “谢谢,谢谢,”薇拉连忙插嘴,“我们本来是一起的。您请别费心。”

  “客气嘛要在上车的时候表现出来,”阿纳托利还不肯罢休,“别推推搡搡,好象……”他一时说不上来,思索着合适的话,“好象赶集一样……积极性要到前线去表现……”

  这最后一句是脱口而出的,连阿纳托利自己也想不到。

  “据我看,您也还没有超过兵役年龄,”那一个平心静气地回答。

  ‘这不是您的事,”阿纳托利嘟嚷了一声。

  “当然,”穿雨衣的人冷冷地同意道。

  接着他忽然站起来,把手提箱靠壁侧立着,接着坐下,手臂搁在箱上,说道:“你们两位坐吧。”

  “我们已经问答您……”阿纳托利才开口说,那个坐下去的人却用命令的口吻打断他说:“我说你们坐吧。地方够的。”

  突然一道狭狭的窄光一闪。原来这人手里拿着一支手电筒。他照照铺位上空出的地位,然后又一点不讲礼貌地把电光从阿纳托利和薇拉身上掠过,关了手电筒。

  “咱们坐吧,托利亚,”薇拉和解似地低声说,“既然这位同志这样表示好意……”说罢又十分轻声地加了一句:“不是要整整一夜在车上吗……”

  ……现在他们三人坐在铺位上:穿雨衣的人、薇拉和阿纳托利。他坐在最外边,仿佛表示他不想和这家伙打什么交道。

  他们坐着不作声。对面铺位上睡着一个女人,头下枕着自己的包裹,盖一件大衣。

  月亮上来了,从车窗里看不见,不过沿铁路两边伸展出去的森林,已经不再显得那么阴暗了,树木都看得清楚。车上也明亮些了。

  很静。有些人躺着睡觉,有些人在过道里一声不响地坐在手提箱上。

  这种时时被车轮的响声所打破的寂静,使薇拉感到沉闷。她垂着头想打随睡,但是睡不着。她很想喝水。

  那个穿雨衣的人转过脸去看窗外,依旧把手臂支在手提箱上。现在薇拉能够看清他的半边脸了。那是一个尖瘦的脸,在突起的颧骨上皮肤紧绷着,看样子有四十岁光景。

  他忽然朝薇拉掉过脸来,伸手到口袋里掏出—只大苹果。

  “要吗?”他问,一边把苹果递给薇拉。

  “不,不,做什么您……”她喃喃地说,偷眼看了一下阿纳托利。他坐着不动,头垂到胸前,好象睡着了。

  “拿着吧,”穿雨衣的人依旧用那冷淡的无所谓的声音说,他把苹果放在薇拉的膝盖上,又转脸去看窗外了。

  她拿了苹果,再看看阿纳托利,便咬了一口。苹果是多汁的,薇拉越来越觉得口渴。她便急急忙忙地吃着。

  “你们是大学生吗?”身旁的人突然问,没掉过脸来。

  “是的,”薇拉轻轻回答。

  “是列宁格勒人?”

  “是的。”

  “叫什么名字?”

  他那简单枯燥的问话里,既显得威严,又显得冷静。他依旧不看薇拉。

  她回答说:“薇拉。”

  又犹豫不决地补上一句: “他叫——阿纳托利。”

  接着只不过是为了礼貌关系,问道:“您呢?”

  “克拉夫佐夫,”穿雨衣的人简单地说。

  这一次他回过头来。现在薇拉能够看清楚他整个的脸了,一张严厉、讨厌的脸,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右边眉毛下有一个伤疤。

  薇拉吃完了苹果,现在手里拿着吃剩的苹果核,不知道往哪儿丢。

  “放这儿吧,”克拉夫佐夫忽然说,碰碰薇拉的手。她觉得他的手指又干枯,又冷冰冰。

  他拿了那苹果核塞在装在窗畔壁上的一个烟灰缸里。

  “是出来度暑假的吧?”克拉夫佐夫问,这一次薇拉听到他的口气里好象有些讽刺的味道。

  “对,”她回答。

  “时候不对,”克拉夫佐夫说,不知是指责呢,还是惋惜。

  “有什么办法?”薇拉急忙回答。“没料到事情就变得这样乱哄哄的。而他,”她又偷眼看看一动不动坐着的阿纳托利,“他又害过病,我们就耽搁住了。他得的是肺炎。”

  “你的丈夫?”

  “不,您真是!我们不过是……一起走的……”

  “我明白啦,”克拉夫佐夫简单地说。

  “薇拉,咱们换一下位子,这儿空气好些,”阿纳托利忽然用有些僵硬的声音说,于是站起身来。

  薇拉觉得自己脸红了。阿纳托利的做法在她看来是不礼貌的,不通人情的,可是她还是顺从地站了起来。他们互换了位子。

  现在阿纳托利坐在克拉夫佐夫和薇拉中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瞧着对面的墙壁,他的整个神情显出他依旧不要和身旁同座的这个人打什么交道。大家都不开口,只听见车轮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克拉夫佐夫把两只胳臂搁在装在窗前的小桌上,好象打磕睡了。

  “托利亚,”薇拉小声说,“你干吗这样?你这是得罪人呀!”

  “他心里大概不好受,”阿纳托利耸耸肩,又补充说:“碰到机会……就来调情……”

  “真是胡说八道!”薇拉还是那样小声地说,一面不满意地离开了阿纳托利一点,她又看看克拉夫佐夫,想知道他是否听见这些话。可是这个人好象真的已经睡着了。

  “薇拉,”阿纳托利低声说,一面向她移近一点,“别生我的气!”

  她不作声。

  “我知道我的态度很不好,’阿纳托利小声继续说,“可是你要了解我”…我非常难受…”非常痛苦……我好象觉得大家都把我看成……嗯,一个逃避的人,你明白吗?……站台上那个伤兵……他就是瞧不起我:他是对的。我不能忘记他…”仗已经打了一个多星期,可是我……你一定也替我惭愧吧?”

  他说得很轻,几乎是耳语一船,有时还说不上话来,但是他的声音里听得出痛苦和委屈。

  薇拉有点可怜他了。她抓住他的手,把手掌贴在自己面颊上,匆忙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不,不,托利卡,你怎么啦?你怎么会想到这一层去!我不是不知道,这都是为了我才会碰到这许多麻烦,只是为了我,是我傻,是我糊涂,小心眼儿,可这也是因为我爱你,爱得我甚至设法儿说,我老是怕失掉你,不过这话我可说不出口,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从我们认识的那会儿起,在船上的那会儿起,你记得吗?我一直感到害怕……”

  她知道她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知道这一切在现在打仗的时候不合时宜,知道她说这些话好象她还是生活在那个善良而光明的旧世界里,可不是,明天他们也许真的就会分手,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他活着,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讲这种事真是可笑,荒唐……

  托利亚的手掌被她按在自己的面颊上越按越紧,她觉得他的手掌湿了,这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哭了。

  “薇拉,薇罗奇卡,用不到哭呵,别哭啦,”阿纳托利连声说,他的声音里也有些哽咽。他用手掌擦擦她的脸,用另一只手搂住她紧贴在怀里,他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拥挤而昏暗的、烟气弥漫的车厢,忘记了周围可能有看见和听见他们说话的人……

  这时候附近忽然响起一种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车厢猛地晃了一下,窗外冒起一团大火,一霎时那亮得使人受不住的火光,照得车厢里什么都清清楚楚,响起一阵尖锐的呼啸声,好象螺旋拔塞器往耳朵里直钻似的,还有什么东西象冰雹似地连连打在车顶上,玻璃窗打破了,碎片叮叮当当响。

  列车突然猛力一冲就停住了,行李架上的东西咕咚咕咚地滚下来,人们大喊小叫——这一切连成一种声响,接着又是一声爆炸……

  “下车!快!大家都下车!”一个不知是谁发出来的洪亮的命令式的声音说,薇拉被阿纳托利紧拉住手,在把过道堵塞起来的箱子、包裹中间挤过去,她听出这是克拉夫佐夫的声音。

  他们从吓昏了的人们中间挤向门口,耳朵里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可是这哭声又被一阵可怕的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嗡嗡声盖住了,他们终于挤到通过台那里了,可是从后面挤上来的人把他们一推,就把他们推出去了……

  阿纳托利和薇拉跌倒了,从那高高的路堤上向下滚,身旁的人也是跑的跑,摔倒的摔倒,滚的滚,在他们的头顶上,上面低低的天空中,嗡嗡的响声响得使人受不了……

  一直到了路堤底下,躺倒在湿粘粘的泥拧中,阿纳托利和薇拉才看见被火舌包围起来的车厢怎样在燃烧。

  “薇拉,薇拉,咱们跑吧!”阿纳托利一边喘着气一边喊道。他跳起身来,抓住薇拉的手,用力一拉,他们就向前直奔,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滑倒在泥坑里,钻过了灌木丛,眼前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只有一个想法:跑呀,跑呀,尽可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但是他们没有奔跑多久。又听见头上那个越来越响的嗡嗡声,就是这个他们以前从来没听见过的可怕的声音迫使他们脸朝下伏到地上,后来又听到一阵机枪扫射的哒哒声,可是再过一会儿,什么都静下来了。

  阿纳托利抬起头来。薇拉躺在他旁边,离她两步远还有一个女人。她也是脸朝下躺着,身上穿一件罩衫,跌倒时罩衫给揭了起来,露出她那两条粗胖的隐隐看得见静脉的光腿。

  “薇拉,起来吧,飞机走了!”阿纳托利说,为了给她也给自己打气,声音已经提高了些。

  “我们得走了。他们可能又飞回来。”

  他看看两步以外躺着的那个女人,又说道:“起来吧,没有事了。”

  但是那个女人没有动。看样子她吓得还没有醒过来。

  “起来吧!”阿纳托利又说,碰碰她的肩膀。

  他觉得碰到了什么湿粘粘的温热的东西,直吓得把手往里缩,叫道:“薇拉,她……死了!”

  薇拉克制住心里的害怕,摸摸那个女人的头,她的手指摸到了一团稀软而温热的血糊。

  这时候又听见远处有飞机的声音。

  于是他们两人——阿纳托利和薇拉——又跳起来飞跑……

  ……一直跑到薇拉不能再跑,跌倒在地上,他们才停下来。阿纳托利劝她勉强再走下去,但薇拉说她再也跑不动了。

  阿纳托利蹲下跪在她身旁,拿手帕给她擦那给泪水和污泥弄脏了的面孔。

  他们现在是在一片小树林的边上。从这里已经看不到列车,可是天空里还映着火光。

  静下来了。他们不再听见爆炸声、刺耳的嗡嗡声,也听不到人们的喊声。

  “这是空袭,明白吗,空袭!”阿纳托利吃力地喘着气说。

  薇拉不作声。她也喘不过气来,同时也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留心听阿纳托利说的话。空袭?对,这当然是空袭。她在电影里看见过空袭是个什么样子。可是现在碰到的完全不象电影里讲的那样。

  薇拉轻轻地、好象害怕她的声音会被什么地方隐藏着的敌人听到似的问道:“我们怎么办呢,托利亚?”

  “不知道……咱们得走,走到看见人。也许这儿附近有个村庄。”

  “我走不动了,”薇拉诉苦说,“我这腿好象不是自己的了。”

  “我们歇一会儿,这样你会好过一些。”

  “我浑身都被汗湿透啦……”

  直到这会儿他们两个才明白他们什么也没有带,他们的手提箱留在车上了。

  “是呀,事情真糟,”阿纳托利慌了说,“我也是全湿了。”

  “你又要害病了,”薇拉不安地说。

  ‘嘿,胡说八道!难道现在还要想到这些事吗!”

  阿纳托利已经镇静下来,已经从震惊中恢复正常。他朝四周看了看。黑夜快完结了。如果天空不是突然被乌云盖住,再过一小时天就大亮了。

  但是现在他们被昏暗包围着。阿纳托利看看表——时针指着一点半。

  他们坐在被露水打混的草地上。不远处看到一片小树林,全部是白色的、长得很密的细桦树。在什么地方还有青蛙的叫声。列车停着的那边火光熄灭了。

  “听我说,托利亚,”薇拉犹疑不决地说.“也许我们应当回到那边……火车上去?那儿总会有人……我们的东西也许没有丢……”

  “你发疯了,”阿纳托利厉声回答,“他们又会飞来的,我们应该歇一会儿继续往前走。不过现在时间还太早。再过一两个钟点天亮了,我们一定会碰到什么人。我们到底不是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而是在离列宁格勒没有多远的什么地方。”

  他们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工夫。

  “托利亚,这是怎么回事,”薇拉不知是问,也不知是想着就说了出来,“他们怎么……一直就飞到这儿来了?前线不是离这儿挺远吗?”

  “不知道,”阿纳托利停了一会儿回答,“也许……”他的声告听来不大响亮了,“也许,这几天里有了什么变化?”

  他们又不作声了,他们被这种可怕的推想压住了。

  “这么办吧,”阿纳托利终于说,“咱们到那边树林里去。否则咱们坐在这里……目标太明显了。”

  薇拉顺从地站起来,他们一同向小树林走去。

  阿纳托利在前面走,费力地挪着两条腿。皮鞋上沾着泥块。湿透了的裤子贴在两条腿上。薇拉一声不响跟在他的后面。她的鞋后跟路已经折断了,她把鞋提在手里,光着脚走。

  “什么人?”

  阿纳托利吓得哆嗦了一下,站住了。这声音是从树林里传出来的,可是却好象是从底下,好象是从地底下发出来似的。

  “是我们……”他慌慌张张地回答,这时候便看见一个躲在密密的青草丛思的人。那人用一只手支撑着半抬起身子来,这时薇拉和阿纳托利认出是克拉夫佐夫。

  他躺在草地上,身上依旧穿着那件藏青斜织布雨衣,只是现在雨衣上沾满了泥、树叶和草梗。

  薇拉快步走向克拉夫佐大,轻快地甚至高兴地喊道:“是您?是您吗?!”

  “是我,”克拉夫佐夫平静地回答,又躺到草地上。“你给我弄根棍子来,”他朝阿纳托利说。

  “什么?”阿纳托利不明白。

  “弄一很棍子来,”克拉夫佐夫厉声重复道,“折根树枝。粗一点的!懂吗?”

  一小时以前,假使这人敢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并且还“你”呀“你”的,阿纳托利得好好地顶他回去。

  可是现在他乐于听从任何吩咐,不管是谁吩咐他的。阿纳托利不知道这人要棍子干什么,并且他也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快步走到树林深处,过了几分钟就抱着一根大树枝回来了。

  他看见克拉夫佐夫仍然躺着,而薇拉弯着腰跪在他身边。

  但这并没有使阿纳托利觉得奇怪。使他惊奇的是放在克拉夫佐夫身边的那个他记得很清楚的小手提箱。这个人能在这样大的风险里保住自己的手提箱,在阿纳托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薇拉看到他以后,说道:“克拉夫佐夫同志腿上受伤了。”

  树林里十分阴暗,阿纳托利看不清伤处,只看见克拉夫佐夫一条路上的裤腿卷起来。

  “没关系,”克拉夫佐夫说。“棍子拿来了吗?”

  “拿来了,拿来了,”阿纳托利连忙回答,把那根树技放在面前。

  “这根枝杈只好赶牛,”克拉夫佐夫不满意地说,“我要根棍子。喂,当拐杖,拄着走,懂吗?”

  看到阿纳托利不知所措地不作声,又补充说:“行啦。把它一折两段吧。能用就行了。”忽然又问道,“你们谁有火柴??”

  “火柴?要吸烟吗?”阿纳托利殷勤地问。“可惜没有。没有火柴,也没有香烟。我不会吸烟。”

  “您的伤口要包扎,”薇拉说,“不过我们什么也没有。东西都留在车上了。也许您那个小手提箱里……”

  她伸手要去开那个人造革的角上包着铁皮的小手提箱。

  “别动,”克拉夫佐夫突然厉声说,薇拉吓得一缩手。

  “我不过想在那里面,”她难为情地说,“找一条手帕或者衬衫……您别害怕,我是学医的,我会包扎。”

  克拉夫佐夫冷笑了一声。

  “得了,既然是学医的,那就给治一下吧,”他用一种跟他那冷淡平静的腔调不大相象的讥讽口气说。‘把手提箱挪过来点,薇拉。”

  她把手提箱拉到他身边,原来是很轻的,她想把它打开来,可是克拉夫佐夫用手把她推开,坐起身来,弯身伏在手提箱上。

  昏暗里只听见咔嚓咔嚓开锁的声音。

  “拿去,”克拉夫佐夫说。他又盖上了箱盖,递给薇拉一件白色的东西。

  她把那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个白色的长方形东西摊开来,说道:“是件衬衫。一件簇新的衬衫!”

  “不用管它。撕吧。”克拉夫佐夫说。

  但是她力气不够,撕不开衬衫。阿纳托利帮着她撕才撕开来。

  “伤口要洗一下才好,”放拉说,又俯身去克拉夫佐夫腿上看,“就是没有什么好洗。也许您有花露水吧?”

  “没有,”克拉夫佐夫直截了当地回答。

  “洗干净就好了。把伤口周围洗一洗。有泥粘在上面。可是连水也没有。”

  “有水!”阿纳托利连忙说。“十步以外有一条小沟,或者是个什么水池。我看见过。”

  “水池?”克拉夫佐夫再问一声。“深吗?”

  “我……我不知道,”阿纳托利不知所措地回答。

  “托利亚,拿这个去湿上水,”薇拉说着把撕下的一片衬衫递给他。

  “再看看池子深不深。拿棍子量一量!”克拉夫佐夫加了几句。

  阿纳托利莫名其妙地接过棍子。

  “喂,快一点!”克拉夫佐夫命令道。

  阿纳托利走进树林里面去了,薇拉惊奇地望望克拉夫佐夫。觉得他好象跟不久前一块儿坐在火车的长椅子上那个人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他是平静的,冷淡无情的。

  可是现在这个克拉夫佐夫完全两样。假使他显得惊慌害怕,不知所措,薇拉倒不会奇怪:出了这么大的事,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这个克拉夫佐夫她却觉得是容易生气的,凶恶的,不容人反驳的,他对他们的态度就象对孩子,对小学生一样。

  “您觉得痛吗?”薇拉问。

  “怎么讲?”

  “我问您腿痛不痛。”

  “啊……别说啦!”克拉夫佐夫只是把手一挥。

  薇拉不说了。过一会儿阿纳托利回来了。

  “棍子探不到河底!”不知为什么他高兴地喊道。他把棍子扔在地上,把湿淋淋的碎布递给薇拉。

  她跪在地上,小心地给克拉夫佐夫腿上伤口周围的皮肤洗干净。

  “这是子弹打的?”她问。

  “学医的人该认得枪伤,”克拉夫佐夫嘲弄地说。“不是什么子弹打的。是碰在尖利的铁器上了。大概是个丢在地上的旧犁铧。那么,阿纳托利,你说那池子很深?”

  “探不到河底!”阿纳托利急忙重复道。

  “是这样吗,”克拉夫佐夫满意地说。用两手撑住棍子站起来,痛得皱起眉头。

  “拿着手提箱,”他吩咐阿纳托利,“到你说的水池那儿去。”

  阿纳托利拿起手提箱就要上前去,可是克拉夫佐夫低声喝住他:“一块儿走!”

  克拉夫佐夫用力拄着棍子,拖着那条受伤的腿,走得很慢。他们走了好几分钟,才走到水池边。

  周围尽是断树残枝,桠桠杈杈的尖树枝。

  克拉夫佐夫对着平静而浑浊的水面打量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对阿纳托利说:

  “扔吧。可要扔远一点,扔在那水池当中。懂不懂?”

  “什么……要扔掉?”阿纳托利惶惑地问。

  “什么,什么!”克拉夫佐夫学着他的声音说。“手提箱要扔掉。来!当中点儿。有力气吗?”

  “可是我真不懂……”阿纳托利才开口,克拉夫佐夫不让他说下去。

  “扔吧,”他命令说,“来,快点儿。一!……”

  阿纳托利不由自主地服从他,手里紧紧抓住手提箱先往后甩去,然后再使劲一挥,就抛到水里去了。

  只听得扑通一声,手提箱就消失了。

  克拉夫佐夫有好一会工夫望着那荡漾开去的水圈。

  “水池很深,”阿纳托利说,直觉地感到克拉夫佐夫听到这话一定很高兴。

  “水池,水池……”克拉夫佐夫讥讽地重复说。“这不是水池,这是泥潭。有一个一吨重的炸弹掉进去的泥潭。懂吗?”

  ……他们在池边站了好一会。后来阿纳托利和薇拉胆怯地望望克拉夫佐夫,好象是等他说明究竟,但他不作声了。似乎他根本忘记了有他们在这里。

  克拉夫佐夫望着那池水出神,他颧骨上的脸皮似乎绷得更紧,右边眉毛下的刀疤也显得更深了。

  阿纳托利瞅着这个奇怪的人,既觉得钦佩,又觉得讨厌。他本能地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虽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时他还感觉到,自己在薇拉的眼里已经给比下去了。阿纳托列毫不怀疑,他和克拉夫佐夫相比是已经输定了。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往哪里去,可是,根据种种迹象看来,克拉夫佐夫显然是知道的。光拿手提箱这桩神秘奇怪的事来看就充分说明这个人的行为不同寻常。他是谁?也许是个可疑分子?那手提箱里有什么呢?也许是偷来的东西?……但是阿纳托利觉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向克拉夫佐夫何听这件事。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在心底里他是怕他的。

  可是,有克拉夫佐夫在这里,阿纳托利又觉得放心些。他直觉地感到可以依靠他。不管这人是谁,总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居民点。到了那里就可以不管他了。以后的问题就比较简单,只要打听清楚他们离开列宁格勒有多远,附近有没有火车站或公路就行了。

  薇拉想到克拉夫佐夫时也觉得有些困惑不解。她觉得他这人是奇怪的,不同寻常的。但最使她担心的还是他的伤。腿上裂着一个大伤口,应该马上洗干净,然后注射抗破伤风血清。但是这一切只有等他们到达最近的一个村庄才能办到。那里当然应该有一个卫生站。而托利亚也得马上量量体温,也许给他拔拔火罐预防一下。卫生站里一定有火罐的。肺炎可不是闹着玩的。得催克拉夫佐夫快点走。告诉他不能再浪费时问了。不过,她总感到奇怪,他有这么厉害的伤还能支撑下去。得扶着他走。架着他的两只手……

  “您觉得怎样……”薇拉才胆怯地开口,他就拦住她的话头,威严地然而声音不高地说:

  “小声!”

  薇拉和阿纳托利困惑不解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紧张地仔细听,这才听到远远传来一阵低沉的响声……

  “这是什么?”阿纳托利不安地问。“你听到吗?”

  “听到,”薇拉轻轻回答。

  “我听不出这是什么声音。”阿纳托利接着说。“这声音我好象听到过,可是想不起来。好象是什么东西倒塌了,或者是瀑布的声音。”他询问似地看看克拉夫佐夫。

  “走吧,”克拉夫佐夫突然说,陡地一转身跌倒了。痛得他的脸都变了样。

  薇拉奔到他身边,抓住他的手臂想扶他站起来,一面急急忙忙说:

  “您看,您看,不是作痛了吗?当然是要作痛的!开头总是不觉得痛,后来就完全觉得了。托利亚,你过来呀,托利亚,我们扶他站起来……”

  阿纳托利正站在那儿伸着脖子听,竭力要听出那远处的响声究竟是什么。他相信,已经听到过这种声音,而且不止一次听到过,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听到的。

  现在他连忙从树林里奔到克拉夫佐夫这里,托住他的另一只手臂。

  “放手,”克拉夫佐夫推开他。

  他们困惑不解地把他放在草地上。

  克拉夫佐夫用专注的眼光看了一下他们周围的树林,换了一种比较平静亲切的口吻说:

  “看来我得稍稍歇一会儿了,好吗,青年人?养足了力气,咱们就走。你们是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的,对不对?再说,时候还早。人家都在睡觉。这个地方好,很静。休息一下吧?”

  这时他带着央告的笑容看看薇拉和阿纳托利。

  “可是您的伤口……”薇拉才开口。

  “由它去吧,”克拉夫佐夫又是微微一笑,“不过伤口也就会好起来。现在疼得好一点了。怎么样?坐下来吧。”

  他们顺从地坐在他的旁边。这人所起的突然变化,使他们既是放心又是担心。

  “唔,这才好,育年人,这才好,”克拉夫佐夫连声夸奖。“那么,你是叫托利亚?”他问,虽然早已问过阿纳托利的名字。

  阿纳托利点点头。

  “在哪里读书,托利亚?”克拉夫佐夫又问。

  阿纳托利局促不安地耸耸肩。他自己正要向这个人提出几十个问题来,首先要问他,这儿离前方几百公里,德国人的飞机是怎么来的,可是他没有作声,克拉夫佐夫的态度起了变化,把他给弄糊涂了。

  他回答说,他在民用工程专科学校学习。

  “我知道,”克拉夫佐夫点头说。“那么,是去度暑假的时候病了?”

  “他生的是肺炎,”薇拉插嘴说。

  “哦——”克拉夫佐夫若有所思考地说。“那没有什么,可能生病例是件好事。”

  薇拉惶惑不解地抬起眉毛。

  “您这是什么意思?”阿纳托利奇怪地问,又用比较坚决的口气说:“因为害这场该死的病,我就没能到军事委员部报名。”

  “唔,可见是不巧,那么,晚些去就是了,”克拉夫佐夫带着和解的笑容说。“我告诉你,我碰到过一件事。有一次要我去出差。我是在商业系统工作的。到了莫斯科车站,没有车票——软席票没有,卧铺票没有,只有普通车。唔,我可也不傻,不能挤在那种装牲畜的车上。可是不管你怎么讲,非走不可呀——这是责任重大的公事呀,可以这样说吧。我马上跳上出租汽车,到了飞机场。运气不错——买到最后一张票!上飞机还有一个钟点,来吧,我心想,到餐室去喝它二两,再来点儿下酒菜,忽然听见广播里喊道:‘克拉夫佐夫公民,请到售票处来一下,’于是我就到售票处去。你猜是怎么回事?要我把飞机栗让出来。我问是什么理由。你们想想,那个女售票员开玩笑说这张票是保留票,她把票子错卖给了我。我回答说: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吵开了。可什么结果都没有。她说,要么你把这张票让出来,把钱收回去,要么你就留住做个纪念品,反正凭这张票不让你上飞机。我可不在乎这个,拿了钱,回头再到莫斯科车站,谁知连普通车的票也卖完了。得了,只好第二天动身。就是这么一回事!……”

  阿纳托利和薇拉糊里糊涂地听着这个在目前的情景下很不对劲的荒唐故事。

  当克拉夫佐夫讲完时,阿纳托利耸耸肩问:“那又怎么样呢?”

  一会儿克拉夫佐夫的脸又疼得扭歪了。可是在他的脸上马上又浮起一个狡猾的微笑。

  “结果是,”克拉夫佐夫沉思地说.“那架飞机坠毁了。报纸上登过的。不知道吗?这就是——运气……”

  “我不明白,”阿纳托利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等一等,”克拉夫佐夫打断他的话,“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俗活说运气是不生眼睛的,子弹可就更没有眼睛啦。假使你头一天上了前线,说不定你已经活不成了。现在你还活着。这还不清楚吗?”

  阿纳托利的脸气得通红,握紧拳头大声说:“您是……胡说八道!”

  “托利亚,你干吗要这样,”薇拉插嘴说,虽然她听克拉夫佐夫说的这些话心里也不自在,“不过是跟你说着玩儿的!……”

  “我不爱听这种玩笑,何况是这种时候。”阿纳托利更激昂了,喊着说,“我告诉您,我是一个团员……”

  “—— —— ,”克拉夫佐夫讥笑道。“难道团员是不要命的吗?人家说,就连党员也不敢拚着命往上冲。能够多活一天就是一天,小伙子——谁也不肯撒手就走的。当然,他得有头脑。”

  “得了,原来是这么回事,”阿纳托利坚决地说,站起身来,“我明白您的活了。还在别洛卡明斯克的站台上,您把我们从车上推开的时候,我就看出您这人了。现在我完全清楚了。从头到脚都看透了!叫别人上前方流血,让您在商业系统里搞鬼把戏,后来把手提箱扔到水里去?我就向来看不起那些怕死鬼,我……”

  阿纳托利已经收不住了,他越说越激烈,说了好多气人的话,竭力刺激着躺在他脚边的这个人。他一边把他痛骂,一边感到满足,好象这样可以使自已相信,他又找到了立足的地方。尤其是薇拉也听到了这些话,达就使阿纳托利更加满意。

  “是呀,是呀,”他喊道,“我看不起那些怕死鬼,他们跟大家一起喊什么‘假如明天战争’,一到战争真的开始了,就躲到角落里去了!我要是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那……”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说得接不上气来就住了口,沉重地喘着气,接着又好象下结论似地坚决说:“我们走吧,薇拉!”

  克拉夫佐夫一直注意地听着阿纳托利说话,那一眨不眨的细眼睛紧紧盯住他,没有一次抢着说,也汉有用手势拦住他的话。

  直等到现在,他听见了阿纳托利最后几句话,他才抬起身来,恶意地笑一笑说:“这么说,是要把我抛下啦?”

  阿纳托利不作声,把脸转向一边。

  “就是团员也不该把负伤的人丢下不管呀,”克拉夫佐夫教训人似地说。

  “您不算负伤,”阿纳托利看也不看克拉夫佐夫,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您其实是临阵脱逃,无意之中碰伤了腿。”

  “不错,”克拉夫佐夫同意说,“可是,我一个人可走不到。难道就把我扔了吗?”

  “不,托利亚,不能这样,”薇拉说,“我们应该把他送到……虽然,”她回身对克拉夫住夫说,“老实说,我对您那些议论也……觉得奇怪。”

  “我们就算讲好了,”克拉夫佐夫和解地说,又躺下了。

  薇拉和阿纳托利两个人站在别洛卡明斯克车站的站台上。

  阿纳托利生病以来,已经过去十天,在整整这段时间内,薇拉都守在他的床边。从列宁格勒接二连三地给她来电报。她回电说:“有病,不重,日内即回。”亲戚生气了,要薇拉马上回到父母亲那边去,免得他们不放心,她却不动身,几乎日夜守在阿纳托利的床边。

  过了一星期,阿纳托利觉得好些。白天晚一点试试起床。到第十天上他们就决定走了。阿纳托利给父母去了一个电报,说他就回来。薇拉头天晚上买好车票,也发了一个电报回家去。临别时亲戚们对她很冷淡。这会儿一大清早,阿纳托利就和她立在站台上等车了。

  这个小小的安静的木板站台,似乎很少改变。只有车站四壁上,现在贴满了命令、通告和宣传画。

  总动员令,戒严令,灯火管制令,发售火车票新办法的通知,附近的防空洞在什么地点的通知,“打倒法西斯主义!”“消灭敌人!”的宣传画。

  但是其余一切似乎都照常。维修车辆的工人,穿着油得发亮的工作服,一手拿着注油器,一手拿架着长柄铁锤,不慌不忙在铁轨间走着。远处有几个旅客孤零零地坐在手提箱上。太阳已经出来了,但这里看不见,天空没有一丝云,蓝得耀眼。

  薇拉和阿纳托利也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

  “好象没有打仗似的,”薇拉心事重重地说。

  “哼,这儿要谈打仗还早呢!”阿纳托利打起精神回答。

  “你觉得怎样,有热度吗?”薇拉问,一边伸手去摸阿纳托利的额头。

  他不高兴地让开了,说:“算了吧!谁现在还会想到热度不热度!”

  “那你现在想什么?”

  “问得好糊凃!我想的是早点儿到列宁格勒,到军事委员部去。我早就该这么做了。”

  “可是你害过病!你有证明。”

  “说得倒好!”阿纳托利恼怒地耸耸肩。“‘瓦利茨基同志,开始动员的时候,您在哪儿?’‘您瞧,我病啦。不巧在河里洗了一个澡。这是证明,请您瞧一瞧……’”

  他现在憎恨一切:恨薇拉,他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恨这场病,病把他因在床上,最主要的,还是恨自己。

  他既感到痛苦,又觉得害臊,因为在星期天,他不是第一批,不,不是第一个一听到莫洛托夫的讲话就到军事委员部去的。

  他似乎觉得,不论那些远远坐着的旅客,甚至还有薇拉,都是既感到困惑不解又红又带有几分惋惜地望着他,望着他这个穿着便装,穿着一双在河边上沾上的污泥、水藻没有擦去就那么干了的皮鞋的高大而结实的小伙子。

  可是薇拉想的却完全是另一件事——她想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她简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她想的是现在到底会怎么样,怎么样……

  她懂得:发生了一件空前未有的大事,一件人们一再向她提醒的,在许多讲演、文章、书本、歌曲和电影里年年都在警告着的那件大事……正因为这样,生活现在要改变了,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不同于以前的生活了……究竟变成什么样子呢,薇拉却想象不出,但是她知道,同这一切比起来,她个人的命这是那么微不足道,即使想到它也是荒唐的。

  还在不久前,当听到芬兰战争的故事时,薇拉竭力“臆想”自己参加了战争,想象着自己上了前线的情形。

  但是现在她想的是别的人:想到母亲、父亲、阿纳托利——想到的不是关于他那看来毫无来由、毫无意义的良心责备,而是他当前的处境和今后的前途。薇拉在过去这些天里,为了照看阿纳托利的病,简直没有工夫考虑。自然,她也象阿纳托利借住在那里的那一家人一样,整日想到战争,时刻等待着新的消息,留心听无线电广播,邻室墙上就装着一个盘子似的黑色小喇叭……

  她到底没有“具体地”想到战争,她觉得战争真是一场落在她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庞大而无法认识的灾祸。

  而使阿纳托利不安的却又是另一件事。他并不把战争看作一件对所有其他的人隐隐地包含着许多现在还不能猜想到的后果的可怕的东西。阿纳托利根本没有想到达一点。他所有的想法都被一种痛苦的感觉挤掉了:人人都写过、说过的这件可能要发生,和勇气、英雄精神、忠诚之类都有关联的大事,现在终于发生了,可是他阿纳托利一开始就置身事外。

  他想的不是当前严重的考验,这种严重考验总是必然与战争相伴而来;他想的也不是死,那是每次战争中每一个在前线上的人都随时可能碰到的;也不是想到战争会把他和薇拉拆散。

  他感到痛苦的是身上没有穿军服,也怕回到列宁格勒时有哪个已经穿上军服的朋友,遇见他还是穿着这副别别扭扭的老百姓衣服……

  再下去该走什么路,阿纳托利并没有什么怀疑,他很清楚该怎么走:到军事委员部报名,然后上前线。一刹那间他想到母亲会怎样哭。至于父亲又是什么态度;阿纳托利却想象不出。自然,老头儿不至于掉眼泪——他是不会伤心的。但是阿纳托利想,父亲有怎样的反应,毕竟是值得关心的。归根到底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送过儿子去死。

  阿纳托利心里第一次想到这个“死”,倒也并没有给这个词添上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在忧闷之中仍旧有一种自豪感。

  他偷眼看看薇拉。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一年以前他根本没想到薇拉会送他上前线。他知道薇拉爱他爱得发昏。看出这一点,使阿纳托利把自己看得更高。他想象着现在站在站台上的薇拉,靠近一列过几分钟就要载着他往西去的火车的情景。他有点怜惜她。他想象着这一列火车——跟那电影院银幕上描写战争的片子里经常看到的一样——没有卧铺,也没有货车,里面挤满了红军战士,充满香烟的烟雾,手风琴的声音,站台上则是哭哭啼啼的女人……

  他默想一种能够领略种种危险和功勋的乐趣的新生活。这里面能有薇拉的地位吗?……未必有。

  然而他还是对她表示怜惜。怜惜她而又怨恨她,正是她在这十天内看到他这样毫无办法。

  赶快到列宁格勒去吧!现在已经不要等很久了。

  “过十五分钟车就到,”阿纳托利看一下手表说。

  “对,还有十五分钟,”薇拉也看了看表跟着说。

  有一个样子很奇怪的人在站台上慢慢走着。他身穿灰色的病人服,下面露出塞到袜统里的白衬裤,戴着一顶船形军帽。右手用纱布包扎着吊在胸前。

  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走到托利亚和薇拉的身旁时忽然问道:“喂,老乡,那儿有卖啤酒的亭子?”

  他的声音是嘶哑的。

  “什么?”正在想心事的阿纳托利问他。

  “什么,什么!”穿病人服的学着说。“我问你哪儿有啤酒卖?大伙说——这儿车站上有卖啤酒的亭子。”

  阿纳托利本想不客气地回答说现在还谈什么啤酒,可是一下子和那人目光相遇,陡的清醒过来,知道面前站的是一个伤兵,是从战争中来的。

  “您是……从前方来的吧?”他急忙问。

  “从姑妈家里吃了油饼来的,”那人粗鲁地回答说,他那颧骨突出、没有剃过的脸作了个怪相。

  “怎么样,我们在揍法西斯匪徒吗?”阿纳托利又问,他的口气听来是豪壮的同时又是讨好的。

  “暂时是他们打我们,”那人回答,吐了一口唾沫。

  阿纳托利想阻止这个讨厌的人,阻止这个分明已经惊慌失措的人,但是再看一眼他那用纱布吊着的手,却又改变了主意,慌忙问道:

  “那……是为什么?”

  “老弟,你没有到过前方,原因就在这里,”那个穿病人服的人眯着眼睛,侮辱性地恶意地笑了笑,回答说,又吐了一口唾沫,于是在地板上拖着他那双分明不合脚的嫌大的平底便鞋,走过去了。

  薇拉看到阿纳托利苍白消瘦的脸立时变得通红。愤愤地望着那个去远的穿病人服的人喊道:“既然不知道,那就别说啦!”

  这句话听来有点愚蠢,甚至很可伶。

  那个人回过身来,嘲弄地用打量的眼光看了薇拉半天,然后冷淡地说道:“行啦。守住你的那一位……别让他跑了。”

  ……这时候站台上人越来越多。来了几个军人,女人们带着大小包裹,用绳子和皮带捆着,男人们提着皮包……

  可是列车还没有来到。从列车该到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人们站在站台上注意地向那铁轨似乎连成了一条略可分辨的线的地方看,希望看到火车头冒出来的烟。

  但是火车还是没有来。

  ……我忽然想让这班车尽可能迟些来。因为车不来,我和托利亚好象还是过着旧日的生活,车来了,我们就要走上一个前途茫茫的惊心动魄的旅程,我们也就不能在一起了。

  我想起不久前我还坐在那个“顶楼”里考虑我究竟爱不爱托利亚。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虚伪的,也是愚蠢的。因为在这几天里我已经真正明白,我是多么受他。一直到你害怕失掉这个你所爱的人时,你才真正爱他,这是多么荒唐,多么令人气恼!……

  可是火车还是没有来。

  天色大亮,乳白色的浓雾渐渐消散了。太阳出来了,但躲在云后面看不见。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水池中浑浊的水而上起了一层  。

  克拉夫佐夫依旧脸朝上躺着。阿纳托利疏远地站在几步以外,转过身去,他的全副神情显出在他看来克拉夫佐夫已经不再存在。薇拉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地轮番用左腿或右腿站着,一会儿看看阿纳托利,一会儿看看那个躺在草地上穿着撕破的、沾满泥巴的斜纹布雨衣的人。

  “既然这样,”阿纳托利终于说,“得走啦。我们把您送到最近的有人的地方。到了那里以后,我希望您没有我们也行。”

  他说这话时,眼睛依然不看克拉夫佐夫,说完捡起旁边地上的棍子,扔到克拉夫佐夫身边,于是板着脸对薇拉说:“我们来把他搀起来。”

  “谢谢,”克拉夫佐夫依旧和好地说,一面试着站起来。他的脸又痛得变了样,但马上便笑了一笑说:“这儿顶多走五百米就有人了。行啦,年青人,帮帮残废人的忙吧。”

  阿纳托利和薇拉互相疑惑地看了一眼:这个怪家伙怎么加道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既然知道,那他为什么到现在一直不讲。

  后来薇拉把棍子塞到他手里,和阿纳托利一起把他搀起来。这样慢慢走着,又走到那熟悉的树林边。

  忽然阿纳托利看见一个人。那是个有大胡子的男人,他穿着长靴,宽大的监色衬衫的下摆撒在裤子外面,手里拿着一把斧子。他在那长长的草丛中走着,慢慢向林边走来。

  阿纳托利第一个看见了,高兴地喊起来:“喂,同志!”

  穿蓝衬衫的人拾起头来,看见这几个走近前来的人,便站定了,晃着手里的斧子。

  阿纳托利朝他奔过去,一边奔,一边问:“请问,同志,我们这是在哪里?”

  那人把阿纳托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转过眼来看站得稍远的薇拉和克拉夫佐夫,然后再望着阿纳托利回答道:“你们是在地上,小伙子。”

  “我知道,”阿纳托利忍不住地说,“我们是从火车上下来的,火车遭到敌机空袭,我们要到列宁格勒去,可现在不知道是在哪里,离列宁格勒远不远……”

  “哦,哦,”大胡子慎重地应声说,一边向还站在一旁的克拉夫佐夫和架着他的胳臂的薇拉走去。

  阿纳托利跟在后面,边走边说:“您是怎么啦,难道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您不是本人?不是集体农庄庄员吗?”

  大胡子一声不响地走到克拉夫佐夫和薇拉面前用专注的目光盯着他们,后来冲着克拉夫佐夫问:“是子弹打伤的吗?”

  “不是,”克拉夫佐夫回答,“是碰在铁器上了。”

  “他这是裂口伤,”薇拉连忙插进来说,“要马上送到卫生站去,这儿附近有医院或者卫生站吗?”

  “怎么会没有,”大胡子仍然用安详谨慎的口气回答,“集体农庄里什么都有。卫生站也有……”

  他一面说,一面盯住克拉夫住夫的脸,突然出人意外地说道:“原来是您碰到了麻烦事,克拉夫佐夫同志。”

  薇拉和阿纳托利对看了一眼。

  “您怎么认识我?”克拉夫佐夫问,挣脱薇拉扶着他的手,吃力地拄着棍子向大胡子走近一步。

  “怎么不认识,”大胡子拿斧子敲敲那厚油布长靴的硬帮帮不会弯曲的靴筒,回答道。“我认识您,您也一定认识我。我姓若金。克列皮基村的若金。听说过这个村子吗?”

  静了一会儿。

  “这就好了,若金,”克拉夫佐夫说,用两只手拄着棍子。“如果这儿是克列皮基村,那只要抬抬腿就到村苏维埃了。到列宁格勒也不远了。对吗?”

  “从一方面说,克拉夫佐夫同志,这话是对的。从另一面说——可又怎么说呢,”若金一字一顿地慢慢地说。“我想来捡些树枝回去。听说这儿夜里刮过一场大风……苏维埃政权禁止我们伐木。可是假使不是我们砍的,那就……”

  “你下回再来捡树枝就是了,”克拉夫佐夫打断他的话,“可现在就到村苏维埃跑一趟,让他们派一辆大车来。”

  “您那么着急吗,克拉夫佐夫同志?是不是就要?”

  又是一阵寂静。现在克拉夫位夫和若金面对面死死地盯着对方,眼不错珠儿。

  克拉夫佐夫首先低了头。他有一会儿朝自己的脚下看,仿佛细看着那茂密的野草里的什么东西,后来转身对阿纳托利说:

  “你走开,托利亚。你也走开,薇拉。我们要谈几句话。”

  阿纳托利本想反对,说根本没有谈话的工夫,假使他克拉夫佐夫和这位若金到底有什么事,那就让他们去干,他和薇拉可要先走了,留下若金给他领路……

  但在这时他和克拉夫佐夫的目光相遇了,他看到,或者不如说他感觉到在克拉夫佐夫的面部表情和眼神里,有一种使他默默地服从的东西。

  他和薇拉向小树林那边走了几步。

  “这算什么意思?”薇拉轻轻地间,心里有些慌。

  “只有鬼才知道,”阿纳托利尽可能装得无所谓地回答,“说什么废话!总而言之,我们至多等五分钟,否则我们自己走。现在这位克拉夫佐夫到底有人送了。我们没有他也能找到路。你听到他说吗?从这儿到那个村庄最多半公里。”

  薇拉不作声。天空飘着几片镶着白边的黑云。风把长长的草吹得伏到地上。树木呼呼作呐。一只鸟儿在哪里的树上吱吱叫着。

  “你想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薇拉尽量要象阿纳托利那样说得神气十足,满不在乎地问。可是她办不到。

  “弄不清楚,”阿纳托利耸耸肩回答。“这个若金有点儿奇怪……说话有些儿象……叶皮霍多夫的口音……得啦……他看手表了。谈好了,我马上就对他讲。”

  但这时若金转身向那边去了。可是克拉夫佐夫还是站在那里,依然拱着背两手拄着棍子。

  阿纳托列和薇拉跑过去。

  “怎么样,”阿纳托利问。“你们的生产会议开完了?我们总可以走了吧?”

  “还得等一会儿,”克拉夫佐夫回答道,姿势不变,好象在想别的心事,“大车马上就来了。”

  “我们既然靠近村庄,要大车干什么?”阿纳托利大声说。

  薇拉责备似地望望他。

  克拉夫佐夫突然挺直身子,逼视着阿纳托利,发号施令地说:“青年人,我们回到树林里去。”

  不等回答,也不要旁人帮助,克拟夫佐夫头一个在前面一瘸一瘸地向树林走去。

  “又胡闹什么!”阿纳托利恼怒地说。他站着不动,还拉住薇拉的手。

  “青年人,跟我来呀,”克拉夫佐夫还是固执地说,可是没有回过身来。

  “托利亚,跟他去吧,”薇拉低声说,同时胆怯地跟在克拉夫佐夫后面走了一步。

  “这个侦探小说总该结束了吧?”阿纳托利大声说。“对我讲清楚,我哪儿也不去。……”

  克拉夫佐夫停住脚步.回过身来说:“跟我走,阿纳托利,马上我都讲给你听。”

  他们跟着他走了。刚走到树林深处,克拉夫佐夫便站住了,背靠在一棵树上,抬喊阿纳托利过去。

  “我要和你谈一谈,托利亚,”他低声说,又重复道,“和你谈谈。让薇拉去散会儿步。”

  不等阿纳托利回答,他对着薇拉稍稍提高一点声音说:“您别生气。不过是我们男子汉之间谈几句话。”

  阿纳托利走近前去,捞着掩饰不住的厌恶望着克拉夫佐夫。

  克拉夫佐夫等他走到紧跟前,小声说道:“这儿有德国人啦,托利亚。”

  一开头,阿纳托利听不懂这话的意思,后来他觉得好象是克拉夫佐夫在开玩笑,挖苦他。他正要指斥克拉夫佐夫是怕死鬼,是惊惶失指分子,可是一看到他的眼睛里的表情,便说不出来了。

  克拉夫佐夫凝视着他,甚至是很严厉的样子。现在阿纳托利面前好象站着另一个人,完全不象刚才躺在草地上狡猾地笑着讲自己的趣事的那个人。

  阿纳托利觉得两膝发抖。

  “您……这是真话吗?”他不由得放低声音问。

  克拉夫佐夫不作声。

  “这儿怎么会有德国人?”阿纳托利继续问,心中暗暗抱着一个希望: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弄清楚,他没有真正理解克拉夫佐夫所说的话的真正意思,马上一切都可以弄清楚了。“我们不是差不多就在列宁格勒附近吗,对不对?昨天我刚听过广播,战事还在塔林附近进行……”

  “不知道,据说附近的什么地方就有德国人,”克拉夫佐夫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克列皮基村是还没有德国人,我们现在就到那儿去——若金就赶着大车来。可是先茨村——离克列皮基村五公里的先茨村——今天夜里已经被占领了……”

  “怎么样,你们谈完了吗?”薇拉从远处喊。

  “再等一等!”阿纳托利指点口吃地说,没有向她这边转过身来。

  “那么,托利亚,现在你注意听我说吧,”克拉夫佐夫说,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一种和善的,甚至是诚恳的调子,“我可以信任你吗?”

  阿纳托利不知所措地眨眨眼睛。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还没弄清楚刚刚听到的话,可是已经相信,明白,他们又遇到一个更可怕的灾难了。

  克拉夫佐夫突然把手搭在阿纳托利肩上,把他拉到身边。

  “那么,我可以信任你,”他说,几乎是和阿纳托利脸碰脸,“还在我讲飞机失事、你骂了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可以信任的……那些瞎话都是我编出来的。那么,听我说吧。 可能我们得分开去列宁格勒。也许你要比我早到那里。要是这样,你进城第一天,立刻就上铸造厂大街去。到大厦去。懂吗?给通行证办理处挂个电话,要他们接图利科夫少校。记住了吗?图——利——科——夫。就说是克拉夫佐夫让你来的。他会给你弄一张通行证。等你看到图利科夫,你就告诉他:货物运到,商店按时开张。’懂吗?你重复一遍!”

  “……商店按时开张……”阿纳托利微微动着已经发干的嘴唇,机械地重复说。

  “不对!”克拉夫佐夫忽然恶狠狠地说,把阿纳托利的两肩都捏得发疼。“你漏掉‘货物运到’四个字。”

  “不,不,我记得!”

  “很好。你真行,”克拉夫佐夫放下手,显然很轻松地说,“这还没有完。你姓什么?”

  “我姓瓦利茨基。”

  “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建筑师。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建筑局工作。”

  “不妥当。你姓……阿维洛夫。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阿维洛夫。”

  “很好。你的父亲死了。一九一八年死的。他是个军官。你知道他是被肃反委员会枪毙掉的。懂吗?”

  “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阿纳托利气忿地叫道。

  “你的父亲——阿维洛夫,当过军官,参加过阴谋活动,在一九一八年枪毙了,”克拉夫佐夫不理阿纳托利的气忿,慢慢地重复着,“你是在儿童保育院里养大的。你恨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机关。你不会忘记你的父亲,虽然关于他的详细情形,你自然是一点都不记得的。那时候你出生才不过一年。他的情形你是从叔叔那里知道的。你叔叔在五年前死了。记住了吗?”

  “可是……可是要我跟谁说这些话呀?”阿纳托利沮丧地问。

  “对德国人,”克拉夫佐夫爽快地回答,“假使必要的话。证件带在身上吗?”

  “证件留在火车上了。放在手提箱里。”

  “那你就这样讲。”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你懊悔没有第一天就上前线。你现在就当你是在前线吧。我的话完了。对薇拉可一字别提。唔……别提图利科夫。”

  “您……您不相信她?”

  “百分之白的信任。可她是个女孩子,可能……经不住。你可是个男子汉。懂了吗?……现在记住最主要的吧: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到列宁格勒,和图利科夫通一个电话。这是最最重要的!怎么样,能完成任务吗?”

  阿纳托利正在沉思而没有出声。说也奇怪,现在他不觉得害怕了。或者不如说,完全相反。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务使他充满了自豪感。最近几个小时里所经历的一切,以及近几分钟内所知道的这些事,在他的脑海里,现在一概都靠后了。在他看来,克拉夫佐夫是什么人已经清清楚楚。想到从这一刻起他阿纳托利也参加了只有最经得任考验、最忠实的人才被吸收进来的重要的秘密工作,心里不由得产生了新的力量。

  关于附近有德国人的事实,实际上他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不是他所经历的两次可怕的时刻:先是在火车上,后是在狼狈地恐惧地逃跑中,那么眼前所有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就是描写这次战争的小说或电影的一段极好的情节。

  至于他阿纳托利,当然还有薇拉,一定能够到达列宁格勒,他觉得是没有疑问的。象许多列宁格勒人那样,他熟悉铸造厂大街上那座灰色的石头房子——大厦。他已经在想象着自己如何孤单单一个人悄悄走进这座房子,如何轻轻地向电话里说——冷冷的不多的几句话:“是图利科夫少校吗?我是从克拉夫佐夫同志那儿来的。有件紧急的事……”

  是的,他是一切都能做到的,一切都能准确完成的。现在他不只是一个穿便装的小伙子,大学生。他有重要的秘密任务……

  “我都明白了,克拉夫佐夫同志,”阿纳托利坚决地甚至庄严地说,“一切都保证完成。”

  “嗯,这样就很好了,”克拉夫佐夫满意地说,显得很轻松了。“现在我们叫薇拉来吧。薇拉!”他高声叫她。等她走到面前时,他很镇静地说:“薇罗奇卡,情况有点儿复杂。传说德国人在附近空降。不用说,他们就要被消灭,要不了多少时候。我们只好到克列皮基村等这段时间过去,那里没有德国人。就是这回事。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只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唔,也是为了防备万一,就是你以前不认识托利亚。你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后来又一起躲飞机。懂了吗?”

  薇拉不作声。她站在那里发楞,她已经失去原来的口才了。

  “就是这么回事,”阿纳托利郑重其事地说,“克拉夫佐夫同志说这些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这里用不到着急。即使德国人真有什么空降部队下来,那么过几小时就会被彻底消灭。咱们暂且到那个克列皮基村去一去,吃点儿东西,你也好换换衣服……”

  阿纳托利不再说,因为他看到薇拉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一点用不到惊慌。你到底不是一个人!”他甚至生气地呵斥她了。

  薇拉顺从地点一点头。

  阿纳托利不再说话。他觉得薇拉眼里的恐惧也传染给了他,而且是去不掉了。他留神细听,又听见了那个远远的奇怪的响声。

  “我想起来了!”阿纳托利忽然高声喊道,又好象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似的,小声说:“我想起来了。唔……这个声音,是坦克的声音!节前我在家总听到这个声音。每年五月和十一月!他们为大检阅排练的时候。这是坦克!坦克!”

  他不再说话,他给自己的这种猜想吓呆了。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念头,又大声说道:“既然是坦克,可见,那是我们的,不是吗?”

  “我也是这样想,”克拉夫佐夫心不在焉地低声回答,“可还是要提高警场。”

  “您听我说呀,”阿纳托利困惑不解地说,“这真有点儿荒唐,我们干吗要到那个克列皮基村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儿树林里过一天,甚至再过一夜!假使说到吃,那我可以一天一夜不吃东西,薇拉也可以受得住,对不对,薇拉?”

  克拉夫佐夫没有作声。阿纳托利现在讲的这些话,他是早已想到了,而且心里早已有了回答。不,他可不主张叫这两个城市青年留在这里,留在这片树林里他们是束手无策的,也不能让他们通过部分已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到列宁格勒去。本来可以三个人一起去试试,可是他克拉夫佐夫瘸着腿连几十米也没法走。

  “好吧,”阿纳托利又说道,“假使德国人到克列皮基村来,那怎么办?”

  “那时候集体农庄庄员会把我们藏起来,”克拉夫佐夫回答。

  “藏起来?”阿纳托利掩饰不住担心,问道。“您了解若金这个人?”

  “对。我很了解他,”克拉夫佐夫慢慢地说。

  他只能回答到这里。因为要把全部都说出来——就要说到十年以前的事情,那时他克拉夫佐夫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曾经以消灭富农阶级司令部一名省特派员的身分没收了若金的财产,把他全家发往西伯利亚。

  全部都说出来——那就等于承认,他克拉夫佐夫也不知道若金回到本村是否是获得了宽大,或者仍旧还是一个敌人。假使他是一个敌人,他就会更加仇恨:这种仇恨会促使他一有机会就把克拉夫佐夫出卖给敌人,或者也会使他更加害怕,怕德国人从这儿退走后受到惩罚。

  但是这一切克拉夫佐夫都不能说。他托付阿纳托利这个小伙子的事情,是在目前形成的情况下不得不托付的一件事。其余一切都和这件最主要的事没有关系,而且只会使这两个青年心里害怕。他留神听了一听,听见渐渐来近的大车的轮子声,便精神抖擞地、几乎是快活地说道:“得啦,看来车派来了。走吧!”

  他吃力地拄着棍子,向前跨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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