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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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第五章



……我站在车窗旁边。列车逐渐慢下来了,眼前出现我所熟悉的别洛明斯克的景色:扳道员的小亭,山岗上的校舍,短栅环绕的体育场。

  想到过几分钟就要到了,我是多么愉快,多么高兴,明天一早,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里一觉醒来,我要在床上久久地一动不动地躺着,半睡半醒似的,听那个漆着彩色花纹、细长而有点生锈的链子底下垂着钟跎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我要听鸡叫,听大车走过的辚辚声,听懒洋洋的卡哒卡哒的马蹄声——听听所有这些亲切、朴实、令人安慰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列宁格勒是永远听不到的。

  以后是两个半月安静的、无所用心的生活——暑假。真是太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考试、阿纳托利、兹维亚金采夫和他打来的电话铃声、父亲、母亲、图书馆、解剖学、那股子会往皮肤里钻的药品气味——碘酒、福尔马林和石炭酸混合起来的气味,还有那种经常时间不够,老是忙忙碌碌碌无的现象——一切一切,都过去了。

  列车马上就要靠站,我一到站台上,就会看见玛莎姨妈和叶高尔姨夫,他们会照例站在站台中央,大钟的底下,玛莎姨妈机警地注意列车右边下来的人,叶高尔姨夫注意左边下来的人;他们一看见我,就会拍着手奔过来迎接。这一套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已经习惯啦——去年是这样,前年是这样,大前年也是这样,我已经一连几年来这儿过暑假啦,——从读中学起就来,现在我可是个大学生了。

  那么,住上两个半月,什么也不想,手里不用拿一本书,早早地起身,在安静温柔的兹那门卡河里洗半天澡,午饭以后睡上一觉,晚上去看看电影,把一年半年前在列宁格勒放映过的旧片子再看第二、第三遍,早早地睡下,第二天早上被车轮的响声和鸡叫声唤醒……太好啦!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前,从卧铺上拿了手提箱,告别过同车的人,就向车门走去。

  啊,不用说,以后的一切情形都象我预料的那样出现了:只有一眨眼工夫,我已经迎着玛莎姨妈和叶高尔姨夫跑过去,我抱着箱子在站台的地板上跑,边跑边代妈妈和爸爸向他们问好……叶高尔姨夫接过我的手提箱,照老习惯抬起箱子往肩上一搁——他从前当过搬运工人,——就这样,我们三个沿着荒凉的站台朗车站旁边的小广场走去,那里有一辆公共汽车停在终点站等侯乘客。

  我不住声地不知说些什么,仿佛我现在不是二十岁,而还是十四岁,在那一年,我头一回没有妈妈陪着,独自来到这儿,可是叶高尔姨夫却跟向来那样,时不时插进来问上一句半句:“母亲可好?”“父亲可好?”“彼得堡怎么样啦?”

  突然间我站住了,好象在地上生了根似的。那边,在站台远远的那—头,阿纳托利正站着呢。他一手拿着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白色雨衣——这件雨衣是我们一起在商场买的。

  他站着,我也站着。玛莎姨妈和叶高尔姨夫都莫名其妙地朝我者看:走得好好的,可是突然鞋底好象在地板上粘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们在华沙车站告别,才不过是昨儿晚上的事,他明明对我说,他要到索契度暑假,他连我在别洛卡明斯克的地址也没有问,我还感到生气呢,虽然我心里倒觉得轻松:因为我想念阿纳托利想得有点儿累了……

  可是他……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我们在车站告别的时候,他早已买好了这趟车的票,而且他的手提箱准是在我们见面之前就送上了车。

  瞧,阿纳托利站在站台远远的那一头望着我呢,仿佛我们没有分过手。我又是生气,又是高兴。“秋天见,秋天见。”——他昨天说的时候好象过分镇静了,甚至显得冷淡,原来,他装作无所谓的原因是在这里!

  “你怎么啦,薇龙卡?”叶高尔姨夫惊讶地问。

  我回答说:“不,不,没什么……这鞋跟不知怎么回审,卡在板缝里了。”

  我们顺着站台一直走。阿纳托利还是一直站着不动,后来他却漫不经心地把那件卷起的雨衣从手臂甩到肩上,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地迎面走来,轻轻地来回悠晃着小手提箱。

  我的眼光避开去,尽量不朝他那边看,可是我马上认识到,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现在这一套该多么傻,我就索性掉过头来对着他看。

  到了我们相隔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纳托利装出一副很诧异的样子,睁大了眼睛,放下手提箱,演戏似的喊道:“薇罗奇卡?!这可真是巧遇啊!……”

  我觉得我的脸红了,一步也迈不动。

  玛莎姨妈和叶高尔姨夫也站住了,满心疑惑有话要问似地一会儿望望我,一会儿望望他。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你好,托利亚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察觉到这句话也说得幼稚、不自然,有点儿呆板。连忙补充说:“我来介绍—下,这位是阿纳托利……也是从列宁格勒来的。”

  我这些话说得实在太不象样了,简直就是孩子话。可是,不叫我这么说,这时候我又怎样来讲清楚我们原来是认识的呢?

  阿纳托利鞠了个躬,也就是那么点一点头,这时他那柔软的头发披了下来,他就很快抬起手把头发往后一掠。

  “经过一番苦修以后,决定到这个上帝保佑的小城来休息一下,”阿纳托利用过分随便的口气说,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说明,还是在对我的亲人说。我们都还站在站台上哩。

  “哦,哦,”过了半晌,叶高尔姨夫才对他说,“好吧,您有亲戚在这儿,还是有朋友在这儿?”

  “不,根本没有!”阿纳托利把手一挥回答。“就是因为同学们都打算去索契,我呢,就来了个新花样。我把地图往桌上一摊,拿手一指,就指着别洛卡明斯克。好吧,我想,这地名很美……”

  “哦,哦,”叶高尔姨夫连声应道,“您打算在这儿长住吗?”

  “还没有定!”阿纳托利随口答道。“今天六月二十一,就是说,有两个月零十天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

  “原来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叶高尔姨夫重复着说,一面把我的手提简搁到肩上。“没什么,我们走吧,要不,等汽车就得等半天。”

  我好象觉得,他和玛莎姨妈故意走在前面,走得很快,我和阿纳托利跟在他们后面。

  “你恨我?”他低声问。

  “我才不恨,”我生气地说,“不过……这到底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做的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为的是要看见你呀,”阿纳托利回答说。

  “你今天就回去吧!”我犹豫不决地说。

  “我不干。叫我到哪儿去?到索契?看那些花花公子跟女妖怪在浴场游泳?”

  我不想瞒人,所有这些话我听来是很高兴的。可是我还是不动声色。我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不象话!要知道,他们是我的亲戚。玛莎姨妈是我妈的姊妹。你拿指头在地图上一戳!……怎么,你当他们是孩子?”

  “这有什么不象话?”他耸耸肩膀反问我,“我认识你也不是今天一天了。我就上你们家里去过。你妈也认识我。现在我又认识了她的姐妹。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把一切事情并得这么复杂?”

  “你就是头脑简单!”我回答说,可是这也就是我所能想到回答的一切。

  他知道他胜利了,就微微一笑说:“从各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安静的小城市。很象托尔若克。”

  “这跟托尔若克有什么关系?”

  “得啦……《裁剪工……》你可记得?和叶高尔·伊林斯基一起。”

  “我一点不记得,”我咕嘟着嘴说。

  “我到底爱不爱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我问自己。

  ……我们和阿纳托利刚刚分手。他跟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一起来到这里,来到这所四面的栅栏新漆成绿色的熟悉的小房子。他老是跟着我们转来转去,不住口地絮絮叨叨,一定是感到不好意思,想指此来遮盖遮盖。

  我也激动得很厉害。

  当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托利亚,你打算住在哪儿?”这句话刚要出口。

  可是这当儿,叶高尔姨夫猛地把我的手提箱放在地上,回过身来对阿纳托利说:“嗯,我们到家啦。您打算怎么样,也住在附近?”

  我看见阿纳托利分明感到不好意思,他红了脸,含含糊糊地回答:“不……我这不过是……陪着来的。”

  “这么说,您没有住的地方罗?”一直到现在没开口的玛莎姨妈忽然过问了,她提出这个问题时显得相同情。

  “就是嘛!”阿纳托利这会儿已经有劲地大声说,甚至有点近乎蛮横的样子。“可以说,我是个没有身分证的流浪汉。”

  “流浪这件事现在可不时兴了,”叶高尔姨夫用教训的口吻说;“那可是让自己白吃亏。要是住的地方有困难,那玛利亚会帮忙。听着,玛利亚,你把这个青年带到杰尼索夫家去,去年他们好象招揽过避暑的人。

  “啊,行,行!”玛莎姨妈忙碌起来,一切就这样顺顺当当解决,使她感到很高兴。“这就走!杰尼索夫家,他们离这儿不远,过去不到三条胡同就是。我们这就来把薇罗奇卡安顿好……”

  “薇罗奇卡没什么要安顿的,”叶高尔姨夫拦住他说,“她是来到家里。什么都会给她弄得舒舒齐齐的。你快走吧,别磨蹭啦,人家青年人刚下车,保管也要休息休息……”

  我们分手了。阿纳托利走的时候,大声对我说,他要在晚上七点前后来。

  ……现在,我坐在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头就要碰着顶板,法国人把这种小房间叫做“顶楼”。我又向自己提出那个老是伤脑筋的问题:我到底爱不爱他?

  我这“顶楼”不超过八平方米,一张柱顶镀镍的铁床,两张凳子,一个床头小柜,小柜上有一个养花的长须水罐,靠床一面墙上挂着壁毯——一群天鹅在海洋上浮游,保伐王子身穿长袍,脚上是翘起的尖头皮靴,站在岸劳,看着天鹅。

  我坐在凳上,看着窗外。

  天色还十分明亮,时间可剩不了多少了——已经六点零几分。

  我的东西早已打开,用衣架挂起来,我把衣架分别挂到墙上三枚钉子上,于是整个墙都遮没了。

  现在我坐在窗前,臂肘支在窗台上,两手托住头,留神看着街上的人在做些什么。

  街上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事情。人们不慌不忙地走着去干自己的事,偶尔开过一辆汽车,更多的是两轮马车和四轮大车——现在这种车在列宁格勒已经看不到了,一个顽皮孩子骑着玩具自行车吱溜吱溜飞快地冲过去了——这就是街上的全部活动。

  我坐着,我要想一想,在这儿别洛卡明斯克,是多么好,多么安静,什么事也不用做,什么地方也不用忙着去,明天也是这样,后天也是这样,好多好多天以后还是这样。

  好象给自己做催眠术似的,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所有烦躁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是平静无事的休息,但是我明明知道,一切早就不是这样了。

  从我看见阿纳托利站在站台远远的那一头的那分钟起,我觉得,一切就已经变了。

  ……我们是在去年“送别白夜”的时候认识的。偶然遇见,没有人给我们介绍过。我不爱在外面交朋友,虽然我也知道,这事本身还不算一件坏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群同学看完电影以后,到公园里去,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我忽然想要划船。我们一起走到游艇站,可是售票处的窗口站着队。尽管队伍并不长,只有四五个人,可是离开游艇站关门已经没有多少工夫,分明是轮不到我们了。

  同伴们劝我放弃这个念头,到咖啡馆或是餐厅去。

  可是我站着不动,硬说我要划船,虽然自己知道这是毫无理由的任性逞强。

  同学们都生气了,说我破坏大家的兴头,说我们呆在这里要弄到既去不成咖啡馆,也到不了餐厅。可是我仿佛着了魔。我知道他们的话是对的,得到船的希望无论如何是没有了,可我还是象只鹦鹉似地三番四复说:“我要等。”

  “那你等吧!”未了有人狠狠地大声对我说,接着他们大家就走上扶梯上去了。

  我知道同学们不是说着玩,过一会儿就真的会只剩我一个,我正要喊住他们,紧跟着跑过去,这时候我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喂,姑娘!船等着您上来呢!”

  我看看两边,想看见这个走运的姑娘,可是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和您说话呢,戴蓝帽子的姑娘!请上船吧,这是您的船!”

  我真的戴着一顶蓝帽子。我朝下看看水面,只见码头边漂来一条小舶,船舷轻轻一碰木桩,船上一个高个子阔肩膀的小伙子,上身穿着一件蓝衬衫,底下是灰色法兰绒裤子,把两脚叉开站着,稳住身子。

  我犹豫不决地走下去,来到码头边。

  “这是您的船,”他笑着说。这时他的身子晃了一下,他就用一只手抓住木桩,使船紧靠码头,又把那一只手向我伸过来。

  我拿不定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慌慌张张转身要走,可是问学们已经走得没影儿了。

  “瞧我上去!”——我狠一狠心说,一步跨上那条在水面上摇摆不定的小船。

  ……一切就从这儿开始。有时候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候很少见面,但是一星期里不见面,或是不通电话,这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

  有一次,我想把阿纳托利介绍给父亲,可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我父亲是个枯燥乏味的人,不爱讲话,对待人有一种老派的、僵硬的、只他一个人明白的标准。连我也觉得奇怪,象他这么一个人,一个老党员,参加过多次革命战斗,竟然一点也不想让生活过得快活点。有时,我看着他想,他简直就象一个记账的,而决不是一个工人干部,大车间的工长。而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每天早上,不管是平常还是节日,他总是在那个时候起身,分秒不差;报纸要折得四四方方地等着他看;只要他没有看过,不管是我,不管是妈,谁也不敢碰,下班回来了,饭菜得先在桌上摆好,菜汤呢——第一道他差不多总是喝菜汤,得象刚开的水那样沸烫……父亲不相信医生,有病,他就拿些草药来治,这些草药用纸包着,总是有母亲藏在食橱的单独—层……

  有些关于父亲的事,我已经对阿纳托利谈过了,因此他来的时候,应该说是有所准备的。准是这样,所以他决定奉承奉承父亲,有意谈几句革命。当时,他好象说过,“我总觉得遗憾,我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总觉得十分可惜……”

  父亲皱起眉头,一直不开口,这时阿纳托利就问父亲,他是否亲身参加过冲击冬宫。

  父亲冷冷地回答了几句,说那天夜里他连冬宫附近也没有到过,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交代的任务,他在纳尔瓦门一带站岗,守卫军械库,什么事故都没有碰到。

  阿纳托利开始旁征博引,大谈特淡,说问题不是那天夜里这个人在什么地方,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参加了共同的革命事业。接着他问父亲站岗的时候想到些什么。父亲象平常他生气的时候那样眯缝着眼睛,回答说,那天夜里天气忽然大冷,他想的是同志们会不会想到给他送老羊皮袄来。

  总儿言不之,他们话不投机,我就向阿纳托利提议去看电影。

  我回来的时候,父亲还没有睡,他问我:“怎么,这就是追求你的人?”

  我觉得很窘,我回答说,第一我不爱听这个庸俗的字眼,其次,我不懂他为什么看不中托利亚。

  “谁告诉你我看不中?”父亲接着问我,耸耸肩又补充道:“他就是话多。今年几岁?”

  “二十三岁。”

  “好吧,磨练磨练,能过得去。”父亲冷笑着说。

  我感到委屈,就说,托利亚不是那种爱罗唆的人,不是娇生惯养的娃娃,他是个大学生,未来的建筑师,他在学院担任共青团团委委员,既然向来总要这么办不可,那他想来谈谈也不过是出于礼貌关系。

  “哟,哟,那么说,是他想给我点面子……可我这傻瓜却不懂,”父亲又眯起眼睛说。

  “我看你呀,好多事都不懂,”我有点恼火了,说完就扭过身去。

  我本来以为父亲会马上生气地喝住我,因为,如果我跟他或者跟母亲讲话缺少应有的尊敬,他是受不了的,可是这回却不是这样,他出乎意外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拉我回过身去,对着脸注意地看了一会,然后走进自己房间里去了。

  这时候我可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他不过是怕失去我,怕有那么一天我和阿纳托利一走……但愿他能够知道!……可不是吗,我还从来没有对他老实说过我爱阿纳托利,爱他……又怕失去他!这件事,我甚至对自己都害怕承认呢。

  ……突然,好象有个什么东西推了我一下似的,我吓得看一看钟:六点半。他答应七点来。还有半小时!……

  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我干吗要拿这些可笑的、想入非非的问题;“我到底爱不爱他”来问自己呢?难道我会不知道;当我向阿纳托利发脾气的时候,甚至装作没有他倒会好些的确时候,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要自卫,哄骗他一下,不让他看透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什么事都肯替他去干。

  当我在站台上向他发火的时候,当我要自己相信已经被他腻烦死了的时候——那都不是实话,那是我在骗他,也是在骗自己。

  实情是,我怕失去阿纳托利。我知道我会失去他,因为他迷恋我是不会长的。他绝对不会想到把他的一生和我这结在一起,而且这也是有理由的。他聪明、漂亮,又是列宁格勒一个著名建筑师的儿子。他的留意,不论哪个姑娘都是引为得意的。我算得了什么呢?真所谓毫无特点,毫无才能。而且,正象父亲时常提醒我的,“没有苏维埃政权,”就进不了大学的门,一辈子只好当裁缝,或者当个女佣。

  如果阿纳托利离开了我,不再和我见面,大概我会轻松些。我该劝劝自己,我应该使自己相信一定会这样。

  不,大概我不会使自己相信……我不是试过了吗?我曾经设想,没有阿纳托利这个人,根本没有,同时我还竭力劝说自己,没有他,我倒会轻松些,好受些。

  但是我劝不住自己。不管是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有阿廖沙·兹维亚金采夫在身边的时候,都劝不住。

  话说回来,我和阿列克赛是难得见面的。我不乐意跟他见面。他来电话的时候,我常常不去接。尽管他到我们家来过两三回,偶然也和他一起去看戏。不过次数不多。可是他老是不断来电话……有时我真想对他说:“不用来电话了,阿廖沙,不用了!……”

  唉,当然我自己也有错。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思。我们是在同芬兰白军战争结束以后不久认识的。我想尽可能多知道一点这次战争的情形。我要设想,如果我参加了这次战争,能不能忍受得住。我听他讲故事,同时力图想象,仿佛这—切都是亲眼目睹的。于是我觉得,这种情景我绝对忍受不住——寒冷、大风,在每个雪堆后面都有死亡的危险。

  可是阿廖沙.他对这一切有充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我和他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关系。开头,我连想也没想到这个。这只是在公园里的长情上,他要拥抱我的时候,我才明白……

  是的,当然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应该马上就告诉他,这充全是另—回事,我们的关系应该只是朋友关系,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关系……

  可是我总好象说不出口,我怕得罪人。母亲是看中他的。有一次,我照例要地去接电话,如果是阿廖沙打来的,我要她回说我不在家,这时她生气了。她说,“我马上什么都谈给他听:我说你撒谎!叫他下次别再来电话了!那么好的一个人,少校,有自立的本领,又没结过婚!不管哪个姑娘都……”

  我只是用一笑来回答,我知道——阿廖沙,他是个好人。可是,阿纳托利给我把所有的人都挡住了。我爱他,而且老是害怕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了。我怕他一去就不回来……

  ……但是他没有走掉。他来了,到别洛卡明斯克来了。

  我又看—看钟,急忙跳起身来,勿勿忙忙地换衣服——过十分钟他就该来了……

  他们坐在电影院小放映场里看电影,这部片子他和她已经看过好几次。

  片名叫《彼得》。一个姑娘的风趣的故事。那是一个天真的现代灰姑娘,她依靠时势命运的安排以及她自身的诱惑力,追求到了幸福,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性格有些轻浮、年轻而漂亮的医生结合在一起。

  一切情形,正和外省小电影院里所常见的一样。当男主角和女主角接吻的时候,坐在前几排的顽皮孩子很响地吧哒着嘴,当片子突然断了时,所有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一起顿脚。

  大家都目不转暗地看着那小型银幕上一桩桩事情的搬演,银幕上展示了忙碌的异国生活,那大小商店照得见人脸的玻璃橱窗,那漂亮的小汽车的明晃晃的玻璃窗,那路旁行人搽得雪亮的皮鞋,都反映出这种忙碌的异国生活。

  探戈早已成为苏联各舞场和饭店里历久不衰的节目,当女主角改扮男装,滑稽地跳着著名的探戈舞,乐声传来时,阿纳托利把他的大手掌放在薇拉的膝盖上。

  她浑身一抖,但没有把腿挪开,也没有拿掉他的手,她甚至没有小声说一句通常说的“不要”。她简直不能这样做,她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她又是愉快又是惊恐,比那时在列宁格勒惊恐多了,因为在这里,在这个小城市,真正只有“他们俩”,好象和整个世界隔绝了。

  薇拉犹豫不决地把自己的手掌按在他的手背上,她还不知道是要推开这只手呢,还是相反,好象是要回答他的抚摸。但是,一经感觉到他手上的温暖后,她知道,要不再感觉到这种温暖,已经毫无办法了。以前常常是这样的。在电影院的黑暗里,他拥抱她,在分别时吻她,但那时候安全感总没有离开过她。

  可现在一切似乎都不同了……

  电影终于放完,场子里的灯光亮起来。他们出来走到街上。电影院附近还聚集着许多人,等侯看下一场。

  “这张胡闹片子已经是看第三遍了,”阿纳托利说,“就是第三遍看来也是挺有劲儿的,简直到了叫人恼火的地步。你看过几遍了?”

  “我也是第三遍了,”薇拉回答。“那个女演员芙兰契丝卡·迦阿尔演得很不坏。不过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发生在德国。”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说的是这整个生活……而且人们都那么和平、风趣、善良……”

  “我看这部片子不是在德国拍的,而是在奥地利拍的。”

  “就算在奥地利吧,报纸上写着,那里也并不怎么好。不过……你知道我现在正想些什么?万一是我们把它多少夸大了呢?”

  “什么意思?”

  “也许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还没有触及……怎么说呢,还没有触及全国人民?有的地方在捣毁东西,打人,折磨人,可是老百姓没听见,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生活。会不会是这样?”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人民的生活,”阿纳托利带着教训口气说,“严格说,这部《彼得》无非是一部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影片罢了。他们是要散布幻想,好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幸福……”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你的问题是很容易的。低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和流行性——就会犯严重错误。”

  “我可没有犯严重错误,”薇拉捞着善意的讥讽说,“我不过是想知道会不会这样。一面发生了可怕的、不同寻常的事,一面却过着平静的生活。两者之间好象隔着一堵墙。”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生活永远是……”

  “看来你这话不错,”薇拉打断他的话说。

  大街上,人们正在闲逛。两旁的人行道上,人们慢慢地走着,做汽水的发生器旁边和卖克瓦斯水的大桶旁边,围着一大群人,有些人碰到了熟人,就在人行道上站下来,让所有其他闲逛的人得绕一个弯儿走过去,孩子们在人丛里乱窜,嘴里含着棒糖,只留一根细木捧在外面,一个看不见的大喇叭不停地向城内播送音乐——杜那耶夫所基的歌曲编成的杂锦曲……

  现在他们从打靶场前而经过。打靶场就在人行道后面不远的一片空地上,那一个个被灯光照亮的五彩缤纷的靶子,看上去很象木偶戏台。

  栏杆边围着一群孩子。

  “我们来打靶吧?”阿纳托利忽然提议说。

  “干吗孩子气呢?”薇拉想,可是阿纳扎利已经把她往栏杆那边拖去,那栏杆近看却是个大柜台,和店铺里的柜台很相象,阿纳托利说:

  “你没见过我打枪吧?从来没见过?现在你可以看看了!……”

  阿纳托利把一张一卢布的钞票递给那个坐在柜台后面高凳上的人,说道:“全买了吧。要玩就玩个痛快。”

  那人站起身来——薇拉发现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在近旁地板上放着的一个大纸盒里掏了一阵,掏出一把灰色的小铅弹撒在阿纳托利伸出来的手里,接着就把枪递给他。

  “喂,给你打什么呢?”阿纳托利问,猛地一下子就把那支枪折过来,装上子弹。“打个兔子吧?”

  薇拉朝靶子望去。原来十米以外的那里,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世界,过着一种特殊的生活。一个法西斯党徒在那里龇牙咧嘴,胸口有一个蜘蛛网似的黑“卐”字。一只免子翘着尾巴,撒开四腿急急逃跑。一只褐色的熊用后腿站着。一只苍鹰在蓝天里展翅飞翔。一群野鸭在那绿得不自然的芦苇上面飞着。马赫诺老爷在一旁跳着果百克舞。

  “别打兔子,还是打那个法西斯党徒吧,”薇拉说。

  “打倒法西斯主义!”阿纳托利愉快地答应一声,举起枪来。

  静下来的孩子们紧张地望着他。枪声一响,法西斯的“卐”字——心——就翻一个身跌落下来,倒挂在这个穿草绿色军服的人的肚子上。

  阿纳托利把枪放下,转过脸来笑着对薇拉说:“嗯、现在打什么?不过我知道,”他大笑说,“你希望我打阶级敌人。”

  他再装上子弹,举起枪几乎没有瞄准就放了一枪,那毛毵毵的马赫诺头上戴的土耳其式的羊皮高帽倒向一旁。

  “真行!”聚在栏杆边的那些孩子们当中有一个欢呼道。他们把阿纳托利围得更紧了。

  “嗯,现在打什么?挨个儿打下去吗7……”他问,“还剩下八粒子弹。”

  “我说,还是逛去吧。脑子里叫这些枪声闹得嗡嗡直响,”薇拉说,她老实承认,她是完全孩子气地可怜这些制作粗糙的熊、兔子、飞鸟,这些东西现在都成了阿纳托利的靶子了。

  “那子弹怎么办?”他不知所措地问,

  “子弹给这些孩子吧。他们也想放放枪,对不对,孩子们?”

  “这主意好!”阿纳托利喊了一声,用手指指放在柜台上的一堆子弹。“来吧!”

  好多双孩子的手比闪电还快向柜台扑来……

  “你看怎么样,”当他们走出打靶场时,阿纳托利笑着问,“本领不错吧?”

  “上帝保佑,你这种本领永远也不要用上,”薇拉低声象老婆婆似地伤心说。

  “你是指什么?”阿纳托利马上严肃起来说。“‘假使明天发生战争呢?’可惜的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是连你那位少校都是再三向你强调的,”他说最后这一句时不免带些讽刺。

  可是薇拉没有注意到这句讽刺话,她突然想到近年来人们讲到“战争”时,后边总是跟着“不可避免”这几个字。

  这好象是互相缝合在一起的一句话:“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好象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她不记得有哪一次报告,哪一篇有关国际局势的社论不提到战争的危险性。许多现代小说、影片、最流行的歌曲,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大家都已听得耳熟了,所以即使明天忽然宣布战争开始,那是谁也不会感到突然的。

  “你怎么不开口?”阿纳托利问。

  “我不知道,”薇拉回答。“大概是想到了战争吧。万一还是打起来,那真可怕。我觉得只是现在我们才真正开始生活。父亲常常这样说。妈妈也这样说。一会儿是经济破坏,一会儿是饥饿,一会儿是凭票供应……这样没有,那样买不到……现在可不同了。”

  “唔,他们那些橱窗里的日用必需品可真不少,’阿纳托利说。

  “你说的是电影里吗?大概不错吧。不过我想象不到,我会象他们那样生活。你呢?”

  “我蔑视这种生活,”阿纳托利深信不疑地回答,“麻木的小市民。今天的生活和昨天的没有什么不同,明天的生活又和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一切都象一条狭窄、浑浊的小河里的水一样慢慢流着……你可知道,”他压低声音说,“我有时倒愿意战争快点来。”

  “怎么,你疯了?”

  “不,不,一切我都明白……仟何战争都是一场灾难……可是我觉得在战争中我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岗位。怎么样?我会射击……”

  “别说啦!”

  “当然,这一切说来有些……愚蠢,”阿纳托利说。“可我还是……嗯,怎么对你讲呢,我向往真正的战斗,去冒危险……我知道这说来有些孩子气。我说的可是真心话。我有时觉得等我大学毕业,一切都会过去了。那时候所有重要工程都已经建设成功,主要的事业已经完成……你只要想一想多少事已经错过了:共青城,没我们的事,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特卡,没我们的事,策聂伯河工程呢,也没我们的事。所有主要的,都没有我们的事。可是战争没有我们可不行!”

  “你别说啦!”薇拉又说道。

  他沉默了。

  薇拉也就不再说。可是阿纳托利最后的几句话却触动T她的心事。她想:“万一战争发生了,那会怎么样?”

  ……在这一刻以前,她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地想到过这件事。要不是近来发生的事情,她一定不会想到“战争”是什么意思。在薇拉读过的书里,看过的电影里,常常提到战争——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可是第一次大战早已过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参加这次战争的似乎完全是另一种人,和薇拉生活在当中的这些人不问。她只是在照相册里的旧照片上看到过他们,有的是短訾,有的是长须,穿着今天谁也不穿的衣服……还有这些人所居住的城市和乡村,那些挂着私营老板大招牌的房屋,那些街道以及好象吹了气鼓起来的那些滑稽的警察的笨拙的身体,那些头发蓬乱穿草鞋的农民一一这一切在薇拉看来都象在演戏,她觉得这—切离开她部十分遥远,好象从历史教科书上谈到似的。

  国内战争对她说来比较近一些:父亲就参加过内战,家里时常提到它。但就连这次战争在薇拉的心目中也是无影无踪,十分遥远的了,正象另一个她也是只从书本和影片上了解的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里,流浪儿们睡在熬柏油的大铁锅里过夜,车站上挤满了背着口袋贩卖粮食的人,装货的列车顶上爬满乘客,布琼尼的马队雄赳赳地飞驰而过,白卫军军官在拷问被俘的红军以前,殷勤地打开烟盒请被俘人员抽香烟……

  不久前在卡累利阿地峡发生的事件,使薇拉看到“战争”这个字的具体轮廓,因为现在不是某一个她还不大熟悉的城市,而是她的故乡,也既是今天的列宁格勒每夜沉没在黑暗里,昨天还在她周围的人后来都上了前线……

  任何一件不幸的事,人越想得深,失去的东西也就越多。现在薇拉正经历着第一次正式恋爱,想到又一次战争很快而来的后果就是她失去阿纳托利,她就觉得战争的可怕,不能忍受。

  几个月以前,她那么坚决、那么详细地向阿列克赛·兹维亚金采夫打听不久前一次战争的情形,也许,正是因为她不由自主地想知道,她能不能就在战时也不跟阿纳托利分离,他到哪里,她也到哪里。

  至于阿纳托利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要上前线去,这一点薇拉是不怀疑的。

  ……这一会儿,阿纳托利不知是宜觉地感到薇拉的惊慌,还是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坚信不疑地说道:“大体上说,最近不会发生战争。”

  “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薇拉急忙问,这时候她最愿意听到的就是能够消除她那突然袭来的惊恐的那种话。

  “因为希特勒现在不敢侵犯我们,”阿纳托利坚信不疑池回答。

  “父亲不久前参加过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薇拉压低嗓门说,“会上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是为了提高警惕!我们前不久也召开过共青团会议,一个团政委来讲了话……但是对于每一个懂得政治的人来说,暂时不会发生战争是明显的。你看到塔斯社的消息吗?”

  “是的,我看到过,”薇拉低声说。

  “可不是!这种东西不会随便发表的。”阿纳托利很有把握地说。

  他挽起薇拉的手臂。他的口气坚定的话,他的抚慰,使得薇拉安静下来。说真的,她何必自寻烦恼呢?何必去议论什么战争呢?这里跟战争有什么关系?一切是安静而和平。阿纳托利就在身边。前面是许多美好快乐的日子……

  “我们往哪儿去?”薇拉问,他们已经走出大街,在一条向下斜的灯光很暗的小巷里走着。

  “到河边去,”阿纳托利好象非常随便地应道,“那儿有一条很美的小河,白天我已经在河里痛痛快诀洗过一阵。兹纳缅卡河,你知道吗?”

  她还能不知道!那平静、可爱的小河。从这里下去一百米左右,然后向右拐弯,再向右拐一个弯,就到了。只是那里的河岸又高又陡,再走过去一点,就是平缓有沙的斜坡了。

  薇拉偷眼看一看表,十点半。

  “听我说,托利亚,已经不早了,”薇拉说,她的声音突然带着央求的调子,其至是诉苦似的。

  “那又怎么样呢?”阿纳托利愉快地接嘴说。“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没有人要怕……” 他走在薇拉前面一些,拉着她的手。

  他们走完了柏油路,现在是在昏暗中走着那崎岖不平的河岸……

  他们走向黑暗,走向陡峭的河岸。薇拉认识这条路,过去几年她独自不止一次来过。但那是在白天,而现在是夜里了,天空又没有星,风越吹越紧,忽然觉得有点冷起来。

  “我们上哪儿去?”薇拉又问道。

  “到河边去……坐一会,”阿纳托利回答,他的声音听来忽然是低沉的,带着内心的激动。

  突然他停下说:“就在这儿吧!”

  他一蹲身就坐在地上,拉一下薇拉的手,她也坐下了,膝头被—根什么多刺的树枝扎得发痛,他立刻抱住她紧紧地向身边搂。

  “不要……托利亚!”薇拉一面低声说,一面轻轻地把他推开。

  “要的,要的!”她听见他嘶哑的声音。阿纳托利大声喘着气,仿佛刚经过一阵令人乏力的长跑。“我可等得不耐烦了,你要了解,我不耐烦了,你要么不爱我,要么不相信我……”

  “不,不,我爱你,我相信你,”薇拉低声说。

  但他没听见她,她也听不见自己,她的心直跳得压倒了世界上一切一切的声音:她眼前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感觉不出,只有他的手,他的手掌,他的手指,这一切现在似乎覆盖住她的全身,她身体的每一部分。

  猛地她感到害怕了,这是一种新的、她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害怕,这种害怕是不知不觉地来的,同时预示着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到来。

  “托利亚,托连尼卡,等一下,等一下!”她喊。

  突然她觉得自由了。一刹那前她还仿佛被关在笼子里,仿佛四面是无形的灼热的高墙。现在好象墙倒了,一阵凉风吹透她的全身……

  “很好,”她听到阿纳托利疏远的声音。“很好。就这样吧。由此及彼,完全正确,完全合理。这就叫做爱情……”

  他仍旧在这里,在她身边,可是他说的话好象是从遥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似的。

  “不,托利亚,不,”薇拉难过地说,“你不对。我爱你,我没有比你更亲近的人,我简直怕你会一走了之……”

  “我一走了之?”阿纳托利困惑不解地反问,薇拉这时候觉得他激怒地耸耸肩。“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不,不!”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好象拦住他不让走。“你不了解我。我简直是怕这样,我怕,你到底会了解我的!……”

  薇拉突然觉得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卡住她的喉咙,她抽抽噎 地哭起来了。

  “薇拉,薇罗奇卡,你怎么啦,你怎么啦?”阿纳托利连声说道,不知是惊慌,也不知是同情。“好啦,原谅找吧,我们用不着勿匆忙忙……”

  “不,不,”薇拉订断他。“让一切要来的来吧,来吧,我不要你以为我怕你,以为我还指望别的什么,让一切要来的来吧,来吧!……”

  她用两手搂住他的脖子,痉挛地朝身边拉。于是重新又感觉到他那又变得很大的手掌怎样盖住她全身……

  突然一道亮光照得薇拉眼睛发花。两个小伙子就站在她旁边,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小手电筒。

  薇拉由于这一意外猛一推阿纳托利,除了那刺目的强烈的荧光以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一阵很响的,故意很响的无耻笑声。

  可是接着这笑声忽然中断了,因为阿纳托利向那个站得离他较近的小伙子扑去。手电筒落在地下,现在它在地上象一只大萤火虫。在铺展在地上的亮光中,草茎不自然地变得粗大起来。他们一言不发地殴打着,但时间并不久,接着薇拉就听到跌倒的响声,水的泼溅声,跟着又是一阵笑声,这阵笑声是短促的,断断续续的。

  “托利亚,托利亚!”薇拉喊。

  手电筒的光又射向天空,然后又折向一旁,向下照射,于是薇拉看见阿纳托利站在水里,水没到膝盖。

  “托利亚,托利亚!”她绝望地叫唤他,直到此刻她才发现两步以外便是悬崖,她跳起来移步向悬崖走去……

  一个小伙子粗鲁地抓住她的肩膀,带笑说道:“我能够顶他的缺,姑娘!他已经浑身湿透了……你要他干什么?……”

  “我就来教训教训你,混蛋!”下面传来阿纳托利的声音。

  接着又听得跌下去的声音。看来是阿纳托利想由那陡岸爬上来,可是他一滑,又跌下去了。

  那两个人放声大笑。

  薇拉没有看见他们的脸,只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无耻的笑声。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回过身来一扬手,想给那个小伙子一个耳刮子。可是没打着——小伙子轻轻一让,又把电筒光从阿纳托利身上掠过去——阿纳托利现在失魂落魄地站在岸下那狭窄的水边,身上水直往下流,——接着电筒光又射到薇拉身上。

  “放了她吧,基尔嘉,”第二个小伙子懒洋洋地说,“我还当是个头等品,原来是个……会叫的黄雀。”

  手电筒的光一下子灭了,薇拉只听见那些树枝怎样在渐渐去远的脚步声下面噼啪作响。

  “把你的野男人挂在衣架上晾晾干吧!”传来已经遥远的声音。又是一阵笑声。以后就静寂了。

  “托利亚,亲爱的,你怎么样?”薇拉喊着。

  她听见他那缓慢的在浅滩上噗哧噗哧踏响的脚步声。

  “托利亚,等一等,我马上就下来!”薇拉也是差点儿要哭出来说,她一面徒劳无益地想在黑暗中找一个好下去的缓坡。

  沉默。没有任何回答。只有下面那远去的噗哧噗哧的脚步声。

  “托利亚,托利亚!”她再一次拼死命喊。

  阿纳托利没有回答。他恼羞成怒了,一声不响地沿河岸飞快走去。

  下雨了。冷风越刮越紧。阿纳托利在岸边走着走着,慌不择路,他要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

  她拿稳第二天早上他一定会来。但是他没有来。薇拉知道阿纳托利住的地方,可是要自己去找他,这可办不到。

  她一夜没有睡好。她好象觉得现在还是仍旧站在那无情的电筒光下面,四面都可以看见她,没有掩护。

  想到阿纳托利时,她便觉得他又是可怜,又是可恨。她知道他很不好受:半条腿站在水里,身上粘满水藻,还要受两个流氓不住的嘲笑。

  他都是为了她才受这场气恼……

  是的,她很了解:激怒,男子的自尊心,孤立无援的感觉,尴尬讨厌的局面……但是他怎么可以半夜里把她一个人撇在河岸上,就走了呢!……如果那两个小伙子再回来呢?……

  是的,她怜惜他,怜惜自己。只要一想起发生过的事情,薇拉就害臊得脸上发热。

  “他会来的,”她心里说,“不会不来。不会不知道我这时候的感情。他会来的!”

  但是阿纳托利没有来。

  ……薇拉等了他—早上,后来沉不住气了。她心里说要上河边去洗澡,便把游泳衣穿在衣服里面,把东西——浴衣、橡皮帽、毛巾塞到手提包里,出了门,可没上河边去。她自已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径直朝阿纳托利住的那条街走去,指望会偶然遇到他。

  不,没有迟到。她从远处朝阿纳托利住的那座房子望了望;昨天他们看完电影在街上逛时,他还指给她看过——小小的单层木头平房,根据身边有发黑的自来水龙头这是很容易辨认的……

  她站了约二十分钟,看定那房子,可是那两层台阶的雕花门廊里没见过人,没有人走进这小房子,也没有人出来。

  薇拉耳朵里听到远远的响声,好象啄木鸟啄木时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才听出这是街头的扩音器在报告标准时间。

  她不由地看一看手上的表。十一点差一分。才十一点!……这时她稍稍放心了些。时间还早。用不着这样着急。也许他是刚刚起身,或者甚至还睡着。也许他不多时以前才出门,彼此错过了。

  薇拉掉转身来往回走。但不是到河边,是回家去。她想到阿纳托利对可能正好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来,便加快脚步,急忙赶回去。

  现在那看不见的扩音器盟在放送一支歌曲。一个男声正在用心唱着:“心爱的城——市可以安安静静睡了……”仿佛那个歌唱家不是用喉音,而是用腹部来的声音在歌唱。

  “这是多傻呀,无线电广播在这儿一天响到晚,”薇拉生气地想。只是现在她才会有这个想法。昨天她就简直不去理会从大喇叭发出来的声音。现在她终于回想起过去几年这儿整天有广播,从早上一直响到半夜。看来这是规定好的。歌曲、讲座、戏剧——一个一个接着来……

  十分钟之后她又在自己房间里了。不,谁也没有来过,谁也没有问起过她。

  薇拉心里一动:“他走了!”今天一清早他就回列宁格彻了。这儿个月来她担心的那件事情,到底发生了。他厌倦了,他走了。他咋天还在河岸上就决定要走了。薇拉看看表,十二点缺一刻。他不在这儿了。她闷闷地去床上躺下,把脸埋在枕头里,让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可是那手电筒的亮光好象一道利剑似地穿透了她的枕头.照得她眼睛发花。

  每一个人在一生之中,由于特种不同的原冈,总是要受些痛苦,一切痛苦都是相对的,痛苦的真正深度,只有在经过比较以后才能够知道。

  假使薇拉多少能够想得开些.想到眼前就要有一场灾难,这样她现在所感觉到的一切就不会觉得是痛苦,而甚至是欢乐了。

  是的,就连这初次向她袭来的爱情的震动,她也是应该当作幸福来接受的,因为这还是发生在“那个”生活里,还是发生在那些日子里,这时候,天空在她看来是晴朗的,生活的秩序是理智的,始终不变的,而提到所谓全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和困苦时只是指的过去年代,将它们跟已经远去的国内战争、武装干涉、经济破坏联系在一起而言的。

  虽然全国人民的生活,包括作为千百万人当中的一个的薇拉的生活,绝对不是没有乌云的——人们对这种生活的复杂和矛盾,将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才试图加以认识和解释,——可是对于薇拉来说,对于和她同时代的千百万人来说,这个生活却是被涂上了创造的光明色彩的。

  人们的服睛里反映出头几个五年计划的火光。他们为社会集体而自豪,准备为共同事业而作出牺牲,认识到自己站在以新的正义的原则来改造世界的战士们的最前列,这一切就决定了他们的行动……

  生活变得比较好了,比较愉快了,这一点是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同意的。

  不,这还不是丰盛的年头,人们还缺少许多东西。但是上了年纪的人能够比较。他们眼看着配给制过去了,那些只点缀着装了橡实做的咖啡的罐头以及整只火腿模型的空橱窗跟着不见了,那一清早就要去排的无穷无尽的购买面包和马铃薯的长队也没有了……生活变得好一些了。

  生活变得愉快一些了,青年人首先感到这一点,他们挤满在那数不清的舞场里,挤满在到处都有的咖啡馆里。夏天晚上,人家窗口飘出唱机的歌声,音乐台上有爵土乐队演奏……好象会永远这样下去,生活会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偷快。

  虽然近来在这种感觉个,越来越多地混杂着同战争威胁连在一起的惊慌的感觉,但是这没有压倒也不可能压倒人们的信心,他们深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一些,更光明一些,更富裕一些。

  薇拉也这样想,也相信会这样。

  她还不能拿什么来和今天这小小的痛苦作比较,所以她便觉得这痈苦是很大的,无法补救的。

  “我也走吧,”薇拉心里说。“我也回列宁格勒去。我在这个寂寞、庸俗、残忍的小城市,没有什么事情好干。”

  “可是,假使他还没有走呢?”她又抱着希望想。“不,反正都一样。那就是我走。”

  她跳起身来,急急忙忙摘下挂在活动衣架上的衣服。接着从床底下拖出那只空手提箱,打开箱子……

  听见下面开门的声音,这难是玛莎姨妈从菜场回来了。可不能教她上楼来看见薇拉在收拾东西……

  薇拉呆在那儿不动。让冯莎姨妈只当她不在家吧。让姨妈做家务,生炉子,闹得锅盆碗盏叮叮当当响吧。这样,在一片忙乱声中就可以把东西收拾好。

  可是下面暂时还是静悄悄的。

  无线电广播声从街上飘进打开的窗口;“别洛卡明斯克建筑工程学校开始办理招生手续……”

  “建筑工程”,这又使她想到阿纳托利——他不是在民用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吗。他现在一定已经坐在火车上了,

  “建筑工程”,这又使她想到阿纳托利——他不是在民用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吗。他现在一定已经坐在火车上了,早上七点三十分从别洛卡明斯克开出的一班车。薇拉向来是坐这班车回列宁格勒的。好象还有一班车稍晚一点。她今天就坐这班车走。不,不是为了在列宁格勒看到阿纳托利。她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水远不会见到他了!她会控制自己的。明天就开始温课,准备下一学年开学。图书馆是夏天好,阅览室里一半空着……

  仿佛要嘲笑她似的,大喇叭里放出一支朝气蓬勃的雄壮的歌曲。是大合唱,歌词是很难听清的,可是那一段叠唱“上路……上路!……上路!”却唱得既清楚又拢得人心神不定。

  “没什么,上路就上路呗!”薇拉痛苦地自言自语着,从床上拿起一件连衫裙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

  楼下传来了听惯的响声——斧子劈木柴的响声:玛莎姨妈准备引火柴生炉子,——接着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烧饭家伙放在炉灶上的声音……

  无线电广播不响了,可是薇拉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她急忙地往手提箱里扔着连衫裙、衬衣、游泳用品,满肚子闷闷不乐,决心忘掉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忘掉这个人,忘掉这个她的一切欢乐和疑惧的源泉,却从这里划一条线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如果有人现在对薇拉说,再过两分钟,不,再过一分钟,不但是她薇拉,就是这广阔无际的国家里千百万人,也都不得不在过去的生活下面划一条线,而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惊慌的、可怕的、前途张茫的新阶段,那薇拉只会惶惑不解地耸耸肩膀。

  她专心想着自己的心事,手里机械地整理着东西,竟没有听清楚那犹如怒潮压下来的广播员开头说的几句话,

  “注意!……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苏联各地电台同时转播……”

  ……跳到街上,薇拉倒吃了一惊。没什么变化。太阳照耀着。商店的门开着。一个穿了已经不新、有些揉皱弄脏的白罩衫的卖冰淇淋的人,坐在手拉车旁边的凳上。不错,如果薇拉有工夫仔细看看街上,那她是会发现变化的,街上的人都站在人行道上不走。他们的头部掉过去向着扩音器发出声音的那一面。莫洛托夫在讲话。但是薇拉甚至没有听他讲完。关于德国人进攻苏联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提到了。

  她朝阿纳托利住的那座房子奔去。“也许他还在那儿,还没有走!”——她的太阳穴卜卜直跳。这样他们就应该在一起!这种时刻他们应该紧靠在一起。他们的所有争执——和这降临在一切人头上的可怕灾难比较起来,不过是胡说八道,是胡闹,是芝麻小事。他们应该马上一起回家,回列宁格勒。

  薇拉奔到那小小的平房已经是气喘吁吁了,她一下子跳过两层台阶,就去推门。

  门关着,薇拉举起两手咚咚咚地敲门。门终于开了,门里站着一个中年的胖女人,手里拿一条毛巾。

  “对不起,我想打听一下……”薇拉用一种由于奔跑和激动变将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阿纳托利……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可住在你们这儿?”

  “谁?”女人慌张地问,薇拉觉得这女人虽然眼睛朝她看,但却什么也看不见.

  ……阿纳托利躺在一个象储藏室的小房间里,这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额上盖着一条折成狭条的毛巾。

  “是你?”阿纳托利说,没有掉过头来。

  “你怎么了,托利亚?”薇拉吃惊地问。

  “没有什么。大公牛得了肺炎。”他疲倦地、狠狠地说。他呼吸沉重,声音嘶哑。

  还没有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薇拉便坐到椅子上,拿手摸摸他额上盖的毛巾。毛巾是干而热的。薇拉拿去毛巾,用手按按他那发烫的汗湿的额角。

  “你的热度很高,托利亚!”薇拉喊了一声。

  “高不到哪里去,”阿纳托利笑笑说,“医生说三十九度八。扶我一把,我就起来……我知道你会来帮我的……”

  他把手按住薇拉的肩头,就要坐起来。

  “不行,不行,躺着吧,这么高的热度,不能起来,”薇拉坚决地说着,便把他的手从自己肩上拿下,“你得躺着!”

  “你……你看你说的什么!”阿纳托利喊道。“难道你没听过广播?!我得马上回列宁格勒!”

  “我们明天走,”薇拉说着,把他的肩头按到枕头上去。“明天你的热度退了,我们就走。”

  “你喊房东,让她把我的衣服拿来,”阿纳托利不理她的话,说道。

  薇拉走到隔壁房间里。那个女人现在坐在桌旁,低着头,薇拉又觉得这女人的心已经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对眼前的东西,照旧什么也看不见。

  薇拉走回来,不知所措地耸耸肩。

  “反正一样,”阿纳托利说,“我得……”

  他没有说完,就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手脚不住颤抖。

  “我得走……”他用勉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这不算什么,我得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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