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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遭遇》

第十章



“我立刻从医院里写了一封信给伊琳娜。我很简单地写了写,怎么当了俘虏,又怎么带着德国少校逃回来。嗐,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像孩子那样吹起牛来的?我忍不住告诉她说,上校答应要奖赏我……

  “有两个星期,我除了睡就是吃。他们每次给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数很多,不然,如果让我尽量吃的话,我会胀死的,这可是医生说的。我完全养足了力气。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却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了。家里没有回信来,说实话,我开始发愁了。根本不想吃东西,晚上也睡不着觉,各种古里古怪的念头尽在脑子里转……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维奇写的。唉,但愿老天爷不要让人家也收到这样的信!……他告诉我说,还在1942年6月里,德国人轰炸飞机厂,一颗重型炸弹落在我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巧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在原来的房子那儿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坑……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我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连夜又回城里去了。临走以前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志愿上前线。就是这样。

  “等到我心松开了,血在耳朵里冲击的时候,就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怎样跟我难舍难分。这么看来,她那颗女人的心当时就预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见面了。可我当时却推了她一下……有过家,有过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来慢慢经营起来的,可这一切都在刹那间结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想:‘我这悲惨的生活会不会是一场梦呢?’在战俘营里,我差不多夜夜——当然是在梦中——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不要为我悲伤吧,我很坚强,我能活下去的,我们又会在一块儿的……原来,两年来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谈话呀?!”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种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嗯。老兄,咱们来抽支烟吧,我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抽起烟来。在春水泛滥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和煦阳光的春风依旧那么懒洋洋地吹动干燥的赤杨花,云儿依旧那么像一张张白色的满帆在碧蓝的天空中飘翔,可是在这默默无言的悲呛时刻里,那生气蓬勃、万物苏生的广漠无垠的世界,在我看来也有些两样了。

  沉默很难受,我就问道:“那么后来呢?”

  “后来吗?”讲话的人勉强回答说:“后来我从上校那儿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一个星期以后就来到了沃罗涅日了。我走到我们一家住过的那地方。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静。唉,老兄,我实在难受极了!站了一会儿,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车站。在那边我连一小时也呆不下去、当天就回到了师里。

  “不过。过了三个月,我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洋洋啦:阿纳托利找到了。他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子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处,他是从邻居伊凡·季莫斐耶绍奇那儿汀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倍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已经获得大尉的称号,指挥着一个45毫米反坦克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强多啦。我又为他感到骄傲得了不得:不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还得了那么多光荣的勋章。尽管他老子只开开‘斯蒂贝克’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子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还在前面呐。

  “夜里醒来,我常常作着老头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一句话,尽是些老头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纳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儿子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5月9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高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转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项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土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沃罗涅日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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